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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月初， 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边上构思《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首反修词作的时候，临近的上海文坛不露声色地作出了一个举动：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以及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于元旦这天把上海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座谈会。
当时，一般人不会注意到，正是这个座谈会，拉开了60年代中期文艺界愈演愈烈的批判运动的序幕。
其标志，就是柯庆施给文艺界提出的一个新口号：“写十三年”！他说，“旧社会只能培养人们自己为自己的自私自利思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才能开始树立”。文艺的题材决定文艺的性质，只有“写十三年”的“现代题材”，“才能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思想”；也只有反映建国十三年来的生活，才能是社会主义的文艺。
《文汇报》于1月6日报道了柯庆施的这个讲话。对这种奇怪的提法，一时间，文艺界很是意外，甚至有点摸不着头脑。
其实，柯庆施等人心里是有数的。他们本来就是几个月前重提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的积极贯彻者。同时，几天前，即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华东各省市的第一书记谈话时，也提到：修正主义材料较多，看不完，应该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要多读书。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文工团就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
身为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柯庆施特别用心揣摸来自中央最高领袖的话音。提出“写十三年”，多少是揣摸“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和“反映现代生活，不错”得来的。
更重要的是，“写十三年”，表面是个文艺创作题材问题，但对它的延伸，却是可以别有用心地提出一条“文艺路线”来的。其意不言自明：建国后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少了，反映历史题材的作品多了，写不写现实题材，往大里说，似乎就是对待新生活的态度问题。谁应该对此负责呢？
与此同时，中央对文艺界的情况也开始不满意起来。1963年2 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注意文艺战线——电影、戏剧、歌曲等等。他还举了个例子，说孩子们特别爱看外国小说，看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最近出版了《外国民歌三百首》，印了50万册，很快就卖完了。毛泽东接过话头说，这些孩子们既没有劳动经验，也没有战斗经验，对他们进行教育，光靠家庭不行。他还说，赫鲁晓夫的东西，那些牛鬼蛇神的东西，我看不要怕，让他去演说，让他去出书。那个《外国民歌三百首》，出50万册，最好多出一点。那个《武训传》演了一轮就没有演，可惜许多人没有看过，应该演他几轮。怕那些干什么呀！
而周恩来在2月初出席文化艺术工作者春节联欢会的时候， 则从正面来倡导，他说：“现在是由我们和一些马列主义的政党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三面大旗。我们应该同心同德，自力更生。为此，我们必须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生活关；家庭关；社会关”〔1〕。4月间出席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和中国文联三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时，他把自己的讲话题目定为《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根据当时的形势气氛，他力图用正面提倡来改变越来越受到指责的文坛走势。
文艺界闻风而动，3月16日， 文化部给中央打了个《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里面说，近几年，“鬼戏”的演出渐渐增加，甚至出现了有严重思想毒素和恐怖形象的“鬼戏”。更为严重的是，“新编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宣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但对“写十三年”这个口号，当时，毛泽东、刘少奇都未置可否。相反，周恩来在《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讲话中，还明确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不要只局限在写十三年，还要把近百年斗争、世界革命斗争都在自己作品里刻画出来”。因而中宣部4月间， 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上，对“写十三年”的口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在发言中都指出这个口号的片面性，特别批评了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观点。而与会的张春桥、姚文元则提出“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为自己辩护。这时，有些报刊也发表文章从理论上来阐述“写十三年”之必要。
中宣部的这个文艺工作会议结束不久，柯庆施、张春桥便组织上海文艺界行动起来了。5月6日，《文汇报》发表署名梁壁辉的长篇文章《“有鬼无害”论》，批判新编历史京剧《李慧娘》及廖沫沙1961年8 月发表在《北京晚报》上对这出戏的评论文章《有鬼无害论》。
抛出这篇文章的经过和想法，几年后，身为中央文革要员的江青在一篇经毛泽东修改过的讲话稿中曾这样回忆：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现出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独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级，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力，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2〕
这段“回忆”，显然根据“文革”的形势加上了后来的“思想认识”，但对“文革”前文艺界的不满之情，所述不虚。在另一个场合，她又说；“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了”〔3〕。
看来，在1962年，江青便有些居高临下地对胡乔木、周杨、齐燕铭等人（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副部长）谈她的意见了。碰壁之后，自然记在心里，转而在上海方面寻求盟友。
从50年代初批判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亮相之后，就一直养病的江青，又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出来插手文艺工作的呢？
那个年代关心政治的人大概都多少记得，1962年9月29日， 即八届十中全会开幕的第二天，江青以中共中央主席夫人的名义陪同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夫妇。3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登了照片，江青便跻列其间。“寻常看不见”的“江上数峰青”，就这样第一次政治性地“露峥嵘”了。不过，在她真正跨上政治舞台之前，她首先跨上的是老本行——文艺舞台。然而60年代的文艺舞台，何尝又不是政治舞台呢？或者说，走向政治舞台的最佳捷径，不正是文艺舞台吗？江青如此，姚文元如此，连老资格的康生、柯庆施、张春桥，也都频频瞩目文坛，特别地把心思用在这个舞台上面。
重出“江湖”的江青，正式职务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出来后所做的事情，她曾这样自我介绍：“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毛泽东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盯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是这样做的。”〔4〕
然后，我们不难发现，她对毛泽东文艺决策的影响，绝非像自己说的那样，只是一个“流动的哨兵”。
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文艺界不满的情绪也渐渐明显起来。1963 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集一些人谈话时，他点了一些30年代成名，并在建国后已经受到批判的文化人，如潘汉年、杨帆、冯雪峰、胡风、丁铃、萧军。大概因为后面四个人当年和鲁迅都比较接近的缘故，他说到鲁迅周围也不那么干净。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加上了这时仍在文艺界负一些责任的田汉（中国剧协主席）和邵荃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还说，搞戏剧的，不讲下乡下厂。如此点名，大概是有人不断地给他吹风所致。否则，毛泽东哪里会关注到田汉、邵荃麟这个层次并且同他几乎没有交往的人的现实情况呢？我们还应该记住这样的细节：田汉、邵荃麟是主持全国文艺工作的周扬的直接下属，这些人有了问题，周扬是不是还能像50年代的几场文艺批判“战役”中那样全身而退呢？
上海那篇《“有鬼无害”论》发表以后，全国范围很快兴起大举批判“鬼戏”声势。但文艺界主流还不是一味地批判，而是力求从艺术发展规律和文艺革命化的要求的角度来进行讨论。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关注着这场讨论，看了一些文章，特别注意《人民日报》的反映，但他有些失望，当时似乎没有说什么。可一年后（1964年6月）， 他就鬼戏讨论一事，对《人民日报》进行了批评：说1961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人民日报》一面讲阶级斗争，进行反修宣传，一面又不对提倡鬼戏的事做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还说，1962年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有鬼无害论”。希望报社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下。
《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在报社传达了毛主席的批评，随后组织人对该报在文艺宣传方面的文章逐一检查，结果发现该报于1961年12月28日发表过一篇赞扬鬼戏《李慧娘》的文章，题目是《一朵鲜艳的“红梅”》。毛泽东说1961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大概就是指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有鬼无害”的观点，却大大赞扬这出鬼戏改编得好，并批判过去把鬼戏一律当作迷信的观点。又查到1963年3月，报社文艺部组织了一篇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 送总编辑审阅时，未同意发表。吴冷西解释说，他当时的想法是：“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但不能说所有鬼戏都坏，再说，毛泽东指导编选的《不怕鬼的故事》刚出版不久，禁止一切鬼戏不好。后来报社文艺部将这篇文章转给《文艺报》发表，在文艺界起到了影响。
1963年七八月间，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文化局在北京召开首都戏曲工作座谈会，就如何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以及对于传统剧目中封建性、人民性的理解，对于鬼戏、历史剧、戏曲舞台艺术的革新等问题，作了专题研究。为推动这场讨论，《光明日报》发表了有关资料和大量讨论文章，并于9月9日发表长篇《编者按》，提出，“戏曲的发展方向，是努力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并且用新的观点表现我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艰苦创业的历史”。“遗产必须批判地接收，传统戏曲必须推陈出新，这是我们在戏曲工作中的根本原则”。目前关于戏曲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既包含有方针性质的讨论，也包含有学术性质、艺术性质的探讨”。这个《编者按》是根据周扬等人的意见起草和反复修改，又经陆定一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最后定稿的。
参加讨论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问题。但是，在提倡文化革命的气氛越来越浓厚的60年代中期，重新拿出这个在50年代就讨论过并定出了大原则，还有成功的艺术实践（如《十五贯》）的命题来大规模地重新讨论，这本身就说明，事情恐怕不单单是一个文艺命题，甚至也不是文艺领域本身的问题了。在毛泽东思路中：这个问题虽然过去讨论过，但这几年做得并不好，无多大改变；不光是对待传统文化艺术的态度上存在问题，同时反映出整个文艺界在发展方向上绝非无可挑剔；文艺界的问题，只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毛泽东关注文艺界，只是他关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切入口。
对此，就在《光明日报》发表有关戏曲改革的长篇“编者按”后不久，在9月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说得更清楚：我们在内国反修正主义，实际上也是给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要搞他几年。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美术等等都应该抓一下。有的省已经注意了，有的省还没有注意。过去唱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搞这一套不行。推陈出新，不是出帝王将相、小姐丫环。内容变了，形式也得变。推陈出新出什么？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新形式。“推陈出新”虽然是个老口号，但在毛泽东对文坛的审视下，人们似乎并没有很好的理解它。他希望的是既要有现代题材，又要有现代形式。也就是说，不光是把过去的旧题材旧剧目改编一下就算是“推陈出新”了。
在这期间，毛泽东看了从内容到形式都新的豫剧《朝阳沟》以及一些写新的内容的成功话剧，如《雷锋》和《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每看一场，都上台和演职员合影，还说：话剧是有生命力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个非常好的戏，很动人，写得好，演得好。他提出话剧是有生命力的，首先是因为这两出戏所反映的内容，正是他多年希望在舞台上看到的崭新东西。反观适合表现传统题材的戏曲剧目，离他的这个期望距离自然很大，顺理成章，他就不那么满意了。
恰好，善于揣摸的柯庆施又出了新招，这个新招直接引发毛泽东对文艺界特殊的感慨。导致文艺界最终跨进灾难的门槛。
这年，在柯庆施的推动下，上海开展故事会活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工农兵进行阶级教育。12月，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文艺情况》登了一篇题为《柯庆施同志谈抓曲艺工作》的材料。其中说：柯庆施同志亲自抓曲艺工作，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一个是抓故事员。“柯庆施同志提到，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节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讲故事是上海近年来蓬勃开展的业余文艺活动的一种形式。故事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红色宣传员的作用，这支队伍开始是在农村（市郊各县现有故事员两千多人），现在工厂、里弄都建立起来了。说故事的场所也由生产大队、公社、本单位发展到书场茶楼。……很受群众欢迎。……柯庆施指示文化局，专门就故事员问题写一个报告，由市委批转各级党组织，要大家重视这一活动，并可在城市中推广。”
这个材料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从保留下来的档案中看出，他读得相当仔细，在上面这些话下面都画了着重线。是呵，“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这正是毛泽东近年来反复掂量的大方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来抓用“故事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事情，引起他特别的兴趣和共鸣，进而引发他对整个文艺界的联想，是可想而知的了。
于是，他提笔写了这样一个批示：
“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前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著名批示中的第一个，时间是1963年12月12日。
这个批示写给并不负责文化战线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显然是有深意的。北京和上海，是建国后两大文艺中心，两个城市的一把手都政治局委员，可上海抓得紧，做得好，新招迭出，相比之下，北京则显得墨守陈规，迁就文艺界自身的做法，难免就有点让毛泽东失望了。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毛泽东要说的已不是北京文艺界的事情了，而是整个文艺界的现状。“社会主义改造”在文艺界，“至今收效甚微”，甚至“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 这些话， 如果是在50年代前期说，可能还不算太严重，而说在新中国成立13年以后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因为从1957年以后，文艺界一个接一个地进行了紧跟中央和毛泽东思路的文艺运动，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仍觉得“艺术部门”是个“大问题”，即不适应已经改变了的“经济基础”，说来也让人委屈。
有论者估计，像中宣部文艺处编写的《情况汇报》这种打印的简报，一般是不会送到毛泽东那里去的，这次显然是有人特意提供。这个估计恐怕有些道理。是谁“特意提供”不得而知。不过“重出江湖”的江青这时候主要精力在文艺领域当“流动的哨兵”，给毛泽东提供正面和反面的材料；况且，她同上海柯庆施一拍即合的紧密联系，也是众所周知之事。
彭真，刘仁接到这个批示后的反映，尚不得而知。倒是柯庆施又得风气之先，“再立新功”。不到半个月，他12月25日在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会上讲话时，率先把“批示”的内容大范围地捅了出来。最厉害的是他所作的发挥，把毛泽东说的文艺界的问题上升到了“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他说：“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 15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中央其他领导人和文艺界的注意力从此不得不发生重大变向。
为落实毛泽东的批示，1964年元旦这天，中央书记处总记邓小平主持召集了一个文艺座谈会，周扬在会上就文艺问题作了汇报发言，3 月初开始，中宣部领导全国文联及各协会进行整风。
这期间同时并进的一件头等大事，即全国各地开展的“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央部署这个运动，最关心的是它反对修正主义的性质。运动过程中，陆续有一些话头连绵不断地传到毛泽东耳朵里，让他更加感到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性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必要必性。
有人告诉他：社教运动中还揭发出来不少牛鬼蛇神活动。地主写变天账、反动诗，对子女进行复仇教育。有个地主写的反动诗里有“纸笔千年会说话，子孙万代要报仇”的句子；有个富农为父立碑，把变天账刻在碑上；有的地主用归宗图，就是王佐断臂说书教育陆文龙的那种归宗图教育其后代。还说一个医学院的广东籍女学生，下乡宣传“双十条”时写了一首诗，把山西农村写得灰溜溜的，参加社教运动后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直在研究苏联问题的康生，则向毛泽东反映：我们调查苏联的高薪阶层，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高薪演员、高薪音乐家，这一部分如果不好好改造，就会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还联系中国实际，提到一些文艺家的名字，说他们的收入太高，还说某个剧团已“霉烂”了，再不整，就变成了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成为修正主义的一部分。〔5〕
这些情况，无疑毛泽东是看重的，而在文化意识形态上他最看重的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说，这个方向提倡了很多年了，大家口头上也都这么讲，可实际反对，演起戏来，还是帝王将相。不下农村，不到工厂，写小说，写诗歌，画画，也是这样。〔6〕电影、戏剧、 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的党是工农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该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死也不肯让位，就要用赶的办法。〔7〕要抓理论，抓文教。比如唱戏，就是没有改革过来， 这15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他们根本没有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个修正主义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个地方没有革命。〔8〕
怎么改变这种情况呢？毛泽东的思路是把呆在城的里的文艺家分期分批地“赶下去”。还开玩笑地说要调一团解放军把建国以来一直负责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押下去。又说，周扬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阶级斗争，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9〕
当来访的外宾说起，社会主义国家常常受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电台、音乐和文学的影响时，毛泽东回答：这种影响要逐步加以抵制。我们、你们的国家可以不进口修正主义的文艺作品，不进口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问题还是我们用什么代替它。什么叫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10〕
这些接二连三的愤慨之辞，都出自1964年的五六月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愤慨，但做为政治家，毛泽东还是没有拿定办法采取什么断然措施，原因就像他说的，“问题还是我们用什么代替它”。
此时，林彪也闻风而动，走到前台抓文艺工作了。毛泽东曾说他是善于琢磨大事的。
5月上旬，总政治部组织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本来， 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林彪，对文艺工作一向是不大关注的，并且又长期养病闲居。可在5月9日这天，他专门找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长陈其通，让他们汇报全军会演情况。同时有准备地发表了一个不短的谈话。说了六个问题：1、 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它是思想武器，是宣传工具。2、 部队文艺工作必须紧密配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服务。3、搞好创作，要做到领导、 专业人员和群众的三结合。4、领导上要出题、分任务，统筹安排。5、文艺工作者搞好创作，要有过硬的功夫，即：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过硬，深入生活过硬，练基本功过硬。这次会演期间，许多文工团员抓紧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做到“毛著随身带，有空学起来”。我们要提倡这种精神。6、我们的艺术作品，在内容上必须革命化、战斗化。
总政治部编印的《工作通讯》当即以“林彪同志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为题刊载了他的这个谈话。就像柯庆施大讲“写十三年”，抓故事会配合“社教”等招数引起毛泽东的共鸣一样，林彪的谈话，旗帜鲜明，并且提出一些解决文艺问题（正好是毛泽东不满的一些问题）的具体办法，自然会使毛泽东感到惬意，感到是一种不小的支持。6月4日，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立即写给江青一个批示，让她看看林彪的讲话，第二天去找林彪谈一下，说自己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至于江青第二天是怎样找林彪的，不清楚，但这无疑使她在文艺界的地位又增高了许多，在与上海的柯庆施纠结从而占据半壁文坛之后，又架起了一座同军队、同林彪的联系桥梁。
而这时的文艺界，正在埋头整风。
在当时的情况下，文艺界的整风事实上已发展到搜罗和揭发自身的材料，以印证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一个“批示”的正确，并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结果，就难免搞得草木皆兵、假象环生。比如，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说的“写中间人物”， 便是这次整风中揭发出来当作资产阶级文学主张来批判的。
6月间，中宣部根据文艺界整风中提出的一些问题， 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草稿。其中说到：文艺界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 ……在十中全会以前，各单位都不同程度在存在着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的问题。……对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的作品缺乏热情，登得很少，都登了不少脱离时代，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东西；甚至还发表了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坏东西”。“2、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 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应该鼓励的没有鼓励，应该反对的没有反对。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力的宣传”。“3、 在文艺队伍方面，较多看到他们进步的一面，对他们落后的一面估计不足。忽视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忽视了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长期性”。
报告草稿还检查了文艺机关和工作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1、 文联和各协会的党组不健全，思想不革命化，缺乏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机关衙门化”。“2、在工作人员中，资产阶级作风相当严重。 比较普遍和突出的是个人主义思想，不少人成天只想搞自己的创作图名求利”。“3、有些单位人员复杂，队伍不纯。……不少人历史情况复杂， 还有些人政治面目不清”。
看得出，这个报告草稿等于是文艺界准备向中央交的一份检讨。本来，是准备经核实和讨论后再定稿上送的。但是江青，却急忙将这份题为《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草稿交给了毛泽东。
6月27日，毛泽东读后上面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就是毛泽东“文革”前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
这个批示于7月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中宣部于7月初召开全国文联各协会和文化部负责人会议，提出要贯彻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由此继续向纵深掘进，一直到1965年9月才结束。那时， 给整个文坛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灭顶之灾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在修改定稿了。
正是1963年底和1964年中的这两个文艺批示，对建国以来的文艺队伍和文艺创作，做出错误的估计，并推动批判运动从文艺界延伸到哲学、历史学等各个文化学术领域，从而标志着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注释：
〔1〕《周恩来论文艺》，1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江青1966年11月28日在北京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3〕〔4〕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5〕以上分别是有关部门在1964年3月28日、5月20日、6月11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讲的情况。
〔6〕〔9〕毛泽东1964年5月13 日听取计委领导小组工作汇报时的插话。
〔7〕〔10〕毛泽东1964年5月15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
〔8〕毛泽东1964年6月11日在中央高层会议上听取刘少奇反修斗争报告时的插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