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美之间的平等和不平等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近代论文,不平等论文,平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则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超级大国。中美两国间双边关系的平等互利、健康和稳定发展直接关系到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美两国间的交往关系，从1784年算起，迄今已有215年历史了。在20世纪前的近代时期， 经历了早期中美两国基本上平等和友好的交往时期，以及1844年《望厦条约》以来到19世纪末的不平等交往时期。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关系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中美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交往和相互尊重与理解，要求平等发展和扩大美中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却一直是美中关系中的主流。（注：1998年6 月29日克林顿对北京大学师生的讲话时：“在你们建设新中国的同时，美国希望同你们建立新关系。我们要看到一个成就非凡、安全开放的中国，和我们携手为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而努力。我们知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有人怀疑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是否是好事。但是，世界在变化，我们面临着种种挑战，我们了解的这一切告诉我们，我们两国携手合作比分道扬镳要有利得多。”“我们铭记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的牢固伙伴关系。”“美国人民对中国总是怀有非常浓厚的感情，每当我们遇到问题，这种感情会不时受到干扰。但是，如果你们回顾我国的历史，我国人民始终感到，我们应当同中国人民具有密切的关系。我认为，如果21世纪时对美国人民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与中国保持伙伴关系，而不是由于对在我们的国界意外发生的事情持不同意见，而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试图遏制中国，那就要好得多。因此我不希望那样做，我希望建立伙伴关系。”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98年7 月2日。）美中关系的曲折变化，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它也不能被人们忘却或者误导。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重温20世纪前中美关系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和启迪。
早期六十年的平等交往关系
在历史上，有关1492年哥伦布首航美洲前，中国人是否曾经到达过包括现今美国版图在内的美洲一直是个谜（注：罗荣渠著：《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罗荣渠：《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为什么不会有中国的哥伦布》，载《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个谜底的最终解开，无疑需要依赖中美两国和美洲国家研究工作者考古学、历史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求实创新探溯，以及进一步的跨国界、跨学科的研究和考证。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中国人早在哥伦布前曾经到达过美洲，这种文化交往也是没有连续性的。（注：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第37—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据我国美国史研究者的研究，中国人到达北美的实践要早于现今美国版图中的美利坚人来到中国的活动。中国人来到北美最早可以追溯到1571年，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发现了有个别中国造船工人的活动；1599年广州人和南京人已经有了利玛窦绘制的加利福尼亚地图。1781年和1785年也有中国船工和船员先后在洛杉矶和北美大西洋沿岸的巴尔的摩活动，虽然这些人还不能算是美国的移民，也不是中美关系的正确开始。（注：邓蜀生著：《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第208，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陈依范著：《美国华人史》，第10—1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但是个别非连续性的民间联系已见端倪。
1776年7月4日，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诞生了，时值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朝乾隆41年。18年后的1784年2月22日至8月28日，一艘载重360吨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由纽约启航，渡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通过印度洋，驶抵澳门并到达广州黄埔港，成功开启了纽约——广州的航线。1784年12月28日该船又满载中国货物启程回国，并于1875年5月11日回到纽约港， （注：梁碧莹：《茶叶贸易与早期中美关系》，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汪熙、邹明德：《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载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参见[美]周西亚、昆西编：《山茂召少校日记》，波士顿，1947年英文版。并见[美]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牛津大学1926年英文版。）从而架构了太平洋两岸一个最古老的大国和另一个最年轻的最具活力的美洲国家联系的桥梁，开始了早期中美两国的友好交往时期，这一时期大体上一直延续到19世纪40年代初。（注：蒋相泽、吴机鹏主编：《简明中美关系史》，第2—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美两国在这一时期的交往以通商贸易为主，基本上是平等和友好的双边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民间交往的性质。这时的美国正值一个年轻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近代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并迅速成长为美洲地区的经济大国。这时发展平等互利的美中贸易无疑有利于美中两国经济的发展。从1784—1840年，仅美国驶向广州的商船每年平均就有22艘以上。美国输华主要商品以人参、毛皮、棉花和棉毛织品为大宗；而中国输美主要商品以茶叶、生丝、瓷器和土布为大宗。这种贸易关系基本上是平等互利、和平相处的。（注：宋子海：《试论早期中美关系》，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版。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 三联书店，1980年版。）由于美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和国内市场需求的增加，需要加强对华的平等贸易关系，美国政府同时还及时利用了有利于美国对华贸易的大好时机，凭借优质的造船技术，并采取了促进对华贸易发展的保护对华贸易政策，从而迅速使美国在中国的对外贸易排行榜上高踞第二位。
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他的1831年12月的年度咨文中，还专门谈到了对华贸易对于的美国的至关重要。（注：[美]詹姆斯·理查森编：《美国总统咨文和文件汇编（1789—1902）》，第2卷， 1903年英文版。[美]肯尼思·斯科特·赖德烈著：《早期中美关系史》，第78—79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该书被认为是“本世纪分析美国早期贸易的优秀著作。”载[美]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编：《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第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事实上早期的中美贸易在更大程度上是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著名学者泰勒·丹涅特称：“早期对华贸易提供了一个积累资金的手段”，“供迅速发展中的各州的迫切需要之用”。（注：[美]泰勒·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第16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该书被认为“是美国人所写的早期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杰作，称誉史坛近50年。”载[美]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编：《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第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早期中美贸易对于推动美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西进运动”，和向太平洋沿岸的扩张成为横跨两大洋的泱泱大国，和美国日后与太平洋地区的联系和交往，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研究早期中美关系史的中国学者认为，“早期中美贸易，是促成美国向太平洋岸拓殖的唯一因素。美国从偏居北美大西洋之一隅，于短短数十年间，便俨然成为横跨北美大陆，雄踞两大洋岸，更进而发展成为太平洋上的大帝国（1898年）。分析造成美国这种局面的原因，如果说它主要是受中美贸易之赐，亦非过分。”（注：李定一著：《中美早期外交史》，第23—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克林顿总统自首次访问中国的国宴上致词时说，中美“两国之间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的商业关系的悠久历史。我们双方在美国宪法制定以前就有了贸易往来，甚至1773年我们的建国先驱为反抗英国征税而倒入波士顿港的茶叶都是从中国来的。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朋友。”（注：《人民日报》1998年6月28日。）
1814年第二次美英战争结束后，由于美国商人逐渐参与了鸦片走私活动，中美平等互利贸易关系，开始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经济和政策生活健康发展的急剧变化。无庸讳言，由于英国的对华鸦片走私贸易进而演变为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及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清朝社会的停滞不前，改写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蒙受长达百年之久的屈辱和灾难，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国家与中国间的国家关系。大量事实已经表明美商参与了鸦片走私活动，对此故意夸大其词固然失实，但回避这一客观事实，绝非信史。（注：李定一著：《中美早期外交史》，第69—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期间，对日后美中关系发生深远影响的传教活动已经悄然展开。在美国的帮助下，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和从事文化交流工作长达27年之久。1830年首批美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人1830—1847年，美国新教派来华传教士73人，占全部西方国家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总数98人的3／4；到1855年来华美国传教士达110 人。（注：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1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并见顾长盛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们除了传教，还在中国进行翻译、出版、办学与医学等文化卫生事业，对中国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开启了早期中美文化交流的渠道；不过它在文化渗透和政治影响方面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美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引来了迄今众说纷纭的功过是非的种种评说。我国美国史研究老一代著名学者杨生茂教授对此评论说：“传教士引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开启了当时中国面向世界的眼界。这无疑较封建思想是先进的，并可成为近代中国人选择和借鉴的内容，对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也不无促进作用。但是在目的和方式上，传教士并不是将中国引向现代化。他们只能通过‘福音化’达到西方化，而西方绝不等于现代化。”（注：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序，第2—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我们如果从推动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开眼看世界的角度看，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无疑的。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撰写的《美理哥国志略》于1838年在新加坡印行（署名高理文），1844年第二版在香港出版，改名为《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成为中国人最早系统了解美国历史地理和政治的中文书籍。（注：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296—30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李定一著：《中美早期外交史》，第50—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而1848年美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卫三畏出版的《中国总论》，被认为是第一部美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美国传教士把西方的新知识和信息介绍到中国，令长年闭关锁国的先进的中国人耳目为之一新，因而，他们的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美国的崛起和中国的沉沦是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这恰恰是早期中美关系的友好交往时期。早期中美两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相互之间是很不了解，即使通过间接和个别直接的渠道，其了解和认识的深度也是极为肤浅的。但是，中美之间的相互隔阂和不甚了解并不排斥中美相互尊重要求平等交往和了解的强烈愿望。这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当时两国先进人士的有识见地上。新兴美利坚共和国有影响的美国哲学学会第一期会刊发表文章，希望美国能够“像中国那样兴旺、那样富庶”。（注：黄绍湘：《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载杨生茂、林静芬编：《美国史论文选》（1949—1979），第5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对中国表达了仰慕之情，本杰明·富兰克林期望访问中国。（注：杨生茂为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所写的序，第2—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不过美国有学者称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可分为“鸦片战争以前的尊敬时期和其后的轻视时期”。（注：袁明：《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第4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从闭关到开放并不是自觉的而是一个被迫的痛苦的过程。事实上，“中国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勃兴得益于对崛起中美国的最初了解。诚如我国中美关系史研究者所论，“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们——以林则徐、魏源、梁廷楠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比较开明或倾向进步的爱国人士，勇敢地冲破‘天朝’、打破‘闭关’局面，睁开眼睛，了解世界，把探求新知的眼光，投向太平洋彼岸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他们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在中美关系史上，特别是在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是一页开创新时代的珍贵记录。”（注：陈胜瞵（lin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兼论清代闭关政策的破产和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勃兴》，《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2期。并见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第7—20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林氏主持翻译《四洲志》（1841年刻本），魏源著有50卷本的《海国图志》（1842 年），梁廷楠著有三卷本的《合省国说》（1844年），还有余徐继畲著有的《瀛环志略》（1848年）。）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盛赞华盛顿，“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天下为公，锓锓（qin）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亦回与诸国异。”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提倡西洋代议制政治的人。”（注：李定一著：《中美早期外交史》，第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参见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312—33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在他代表中国政府于1953年所刻的碑文称赞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道：“美国决不设置贵族和皇室头衔，也不建立世袭制度。国家事务由舆论公决。”（注：《克林顿在对北京大学师生的讲话》（1998年6月29日），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98年7月2日。）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赞扬和学习新兴资本主义的美国精神的心情。
通过中美关系开始交往时期的历史概述，我们看到尽管中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相异，当时一个是历史悠久的处于衰退中的腐朽封建帝国，另一个则是新兴崛起中的年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大洋彼岸的两个国家可以而且基本上平等相处、互通有无了整整60年光景。中美两国间政治和经济分离，互不干涉内政，开创了两国间友好相处的最早先例。我们有理由记住中美两国曾经共同拥有这段令人高兴的好时光。
19世纪后六十年的不平等关系
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开始了西方列强频繁侵略中国，使中国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备受屈辱和欺凌的过程。中国腐朽无能的封建清皇朝的节节败退，使西方列强竞相宰割中国的神圣主权和领土，且胃口越来越大。19世纪40年代，正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领土扩张时期，得克萨斯地区的正式并入美国，美墨战争中美国取得了墨西哥55%以上的领土并获得了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以及俄勒冈地区的获得，共使美国的领土面积增加了312.028万平方公里， 是美国独立胜利后英美巴黎和约确认美国面积的1.36倍，基本上完成了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陆领土扩张。（注：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第5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这一时期正值美国鼓吹“天定命运”的扩张主义思潮盛行之际，美国对于在远东地区的扩张逐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追随英国对华侵略政策的小伙伴。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将东印度分遣舰队派往广东沿海，根据该舰队司令加尼的建议，美国总统约翰·泰勒于1842年底正式向美国国会提出咨文，要求派遣全权专员来华谋求通商特权。1843年5月8 日凯布莱·顾盛被任命为驻华专使兼特命全权公使，1844年2月顾盛到达澳门后，即与清政府代表进行长达5 个月的谈判； 1844年7月 3日中美双方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协定，即望厦条约。这是中美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注：阎广耀、方生选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1—5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个条约充分体现了美国在华的“利益均沾”政策，它不仅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除割地赔款外的全部侵略特权，并且扩大了领事裁判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并侵犯了中国的领海权。至于条约中规定美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设立医馆、礼拜堂、延请中国各方士民等（注：李定一著：《中美早期外交史》附：《中美五口贸易章程》，第1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虽然客观上有助于两国人民的接触，但是，这是在有损于中国主权的情况进行的，则是不争的事实。（注：乔明顺著：《中国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泰勒总统就《望厦条约》后美国在华特权给国会的咨文中得意地说，该条约“使我们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处于一种显然有利于合众国的商业和其他利益的新地位”。（注：[美]詹姆斯·理查森编：《美国总统咨文和文件汇编（1789—1902）》，第5卷，第2211页，1903年英文版。）有中国学者评论说，“当时在华欧美人士都公认《望厦条约》对在华权益的规定，较之《虎门条约》不仅周详细密得多，而且新增加了许多权利。随后中国与欧洲国家订立的商约，都以《望厦条约》为蓝本。从1844年到1860年为止，十余年间的中外关系的实际发展，几乎完全是受《望厦条约》的规范，这是一般人所常忽视的事实。”（注：李定一著：《中美早期外交史》，第1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此后中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随着西方列强进一步加强对华侵略而深化。1854—1856年美国参加了两次修约活动，要求索取更多的在华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虽忙于国内维护和扩大抑或限制和废除奴隶制的争差别，但仍不忘趁火打劫，于1858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天津条约》。至于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美国为确保在中国市场的利益，曾采取了支持最后统治中国政权者的骑墙策略。（注：阎广耀、方生选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102—17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9世纪后期，美国对华政策既实行同英法等国的合作外交，又强调确保美国的经济扩张利益。（注：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第15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既不是对拉丁美洲事务的“门罗主义”，也不是对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而是酝酿着符合美国利益和具有美国特色的“门户开放”主义。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这时某些扩张主义人士染指中国固有领土台湾的图谋已见端倪。1857年3月10日， 美国驻华公使巴嘉在致美国国务院的文件中公开主张：“如果在加利福尼亚、日本和中国之间开辟一条轮船航线，这里的煤炭供应来源将是最有利的。这些岛屿也许不会长期继续成为该帝国的一部分；一旦在政治上，一如在地理上，同帝国脱离，合众国显然应该占有它。”“如果合众国有这样的意图并且能够为占领台湾作出安排，英国当然不能反对。”（注：阎广耀、方生选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180页， 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美国当局虽然否定了巴嘉的建议，不过发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这一未遂事件，却已经让人们警觉地注意到，台湾问题将是中美两国间关系的一个变数。人们也没有忘记，日本在1874年进攻台湾，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了台湾。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光彩的纵容和支持的政策。中国人民有完全的理由对于一个世纪前的日美勾结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表示严重的关注。（注：蒋相泽、吴机鹏主编：《简明中美关系史》，第67—6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阎广耀、方生选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385—399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丁则民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第331—332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这半个多世纪来，中美关系间的不平等性质日益严重，固然主要责任在于美国政府的对华扩张私利；但是，清末政府的腐朽无能也确实刺激了西方和美国政府的口胃，中国人民一直处于苦难的深渊之中。
尽管如此，中美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却从未中断。这里有必要特别细加说明的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劳工为美国西部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130年前， 美国近代工业化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经过包括中国华工在内的美国各族人民的连续七年协同努力艰苦奋战，终于比预计时间提前七年完工。1869年5月10日，由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向东689英里与由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向西1086英里的两支铁路大军，在犹他准州奥格登地区的普罗蒙特里丘陵处相接，其中承担最艰巨任务的西段主力正是在美国的华工。这一壮举宣告了美国大陆在经济上真正连成一片，标志美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狂飙时期。它预示着美国行将成为面向两大洋的经济大国，同时也充分显示了在美国历史上最初的中国移民潮，对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等美国西部地区的崛起，所做出的永致难忘的历史性贡献。
在美国内战前夕，铁路建设的总长度已经达到30,000英里，占当时全世界铁路总长度的一半以上。 （注：[美] Colleen A.Dunlavy,Politics
and Industrialization:Early Railroa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ussia,Princeton: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但是，美国铁路建设的狂飙时期，却在美国内战以后开始的几十年的时期里。（注：[美]Maury Klein,"The Coming of the Railroad and the End of the Great West," American Heritage of Invention & Technology,10 (Winter 1995)，pp.8—19.）1862年7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建设太平洋铁路法案（注：即"An Act to ai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Railroad and Telegraphy Line frm the Missouir river to the Pacific Ocean,and to Secure to the Govemment the use of the same forPostal,Military,and other Purposes,",Approved July 1,1862.）；1864年参议院提出了对于1862年7月太平洋铁路法案的修正案，并经历了多次讨论和修正。（注：In Executive Document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During the 1st session of the38th Congress 1863－1864.Vol.6,No.1, Message of te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cooumpanying Documents, to the Houses of
Congress,Washington,No.1 Interior.p.597,P.779,P.826,p.858,p.872,p.873,p.877,p.892－893.）经过激烈争论，1864年6月29日众议院终于通过决议。（注：Ibid.June 29,1864,p.678.）1864年7月2日林肯总统正式签署生效。（注：In Joumal of theSenate of America,being te lst session of the 38th Congress,July 1,1864,711;July 2,1864.pp.733－734.p.740.）根据美国国会先后通过的两个太平洋铁路法案，联合太平洋铁路的起点站是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起点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两个公司一个由东另一个由西向相建筑。（注：前引书，《铁路大王斯坦福》，第77页。）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中的最大难题是必须提供坚韧不拔的劳动力。中国移民美国的第一次高潮，是和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开发密切不可分的。特别是50年代前后的加州的淘金地和60年代的建设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建设工地，是中国劳工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主要集聚地之一。根据美国学者柯立芝所著《中国移民》一书的统计，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1852年为25,000人；1857年为45,000人；1867年为50,000人；1873年为62,500人。（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7辑《美国与加拿大华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2—193页。转自柯立芝（Mary Roberts Collidge ）著：《中国移民》（Chinese Immigration），1929年版，附录。罗纳德·田垣（Takaki Ronard）认为：“到1869年，受雇的华人达1.2万至1,4万人，占该公司 所有工人的90%以上，成为修筑大陆西部铁路的主力。”（见田垣著：《一面不同的镜子：美国多元文化史》（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ns），纽约，小布朗图书公司，1993年，第196页，转自梁茂信著：《美国移民政策》，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他们自1851—1852年以来，一直占全州人口的一个相当大的比例。据美国人口普查的记录，加利福尼亚人口总数是92,597人。”（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三辑《美国外交和国会文件选择》，中华书局，1981年，第278页，转自该联合委员会于1887年2月27日第44届国会，第2次会议提交的报告书，第632页。）尽管上面所引的数字有所不同”（注：有关数字和情况还可见成露西（ LucieCheng）、波纳切（Edna Bonacieh ）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亚洲劳工》（ Labor Im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Asian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World War II），加利福尼亚州立伯克利大学出版社，1984年。孔深吾（Kung Shen—woo）著：《美国生活中的华人》（Chinese in Ameircan Life:Some Apects of TheirHistory, Status, Problems and Contributions），Greenwood Press Published Co,1983年。蔡石山（Tsai－Shan Henry）著：《美国华人的经历》，（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6年。Tsai Shih－Shan Henry,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1868—1911,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Fayetteville,1983.Jack Chen, The Chineseof Ameicas,Harper & Row,San Feancisco,1980.Chen,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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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From the Wood—Car to the Coming of Steel,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y Press,1993.
Alan H. Grey," Roads ,Railrways,and
Mountains:Getting Around in the Wst," Joumal of the West,33 (July 1994),pp.44—53.）。但是，中国劳工当时迅速涌入加利福尼亚州和横贯北美大陆的兴建，迫切需要廉价而艰忍的中国劳动力密切相关的是没有疑问的。众所周知，横贯大陆太平洋铁路的西段工程则是由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承包的，它所经过的加利福尼亚州塞拉岭和内华达州一带，高山峻岭绵亘，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塞拉山区冬季常有暴风雪，沙漠地带夏季干燥炎热，施工条件异常艰险，不少白人工人应聘后不久经受不了恶劣的条件而纷纷离去。西路筑路工程，进展非常迟缓，开工两年之久，铺轨尚不足50英里。（注：[美]宋李瑞芳著：《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0—31页。并见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224页。）铁路建设成败的关键取决于筑路工程的速度，而中央太平洋铁路为工程进展的缓慢已陷入了绝境。在无计可施、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公司开始雇用华工，从而极大地加快了工程的进展。中国华工在建设689英里长的中央太平洋铁路时的可歌可泣壮举，已为世人所传颂。（注：本文意在还清历史本来面目，无意贬低美利坚各族人民在建设横贯大陆铁路中的作用，美国的著作认为：“近年来，对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工作由许多议论，并且作了比较，往往赞誉后者。据说其理由是中央太平洋铁路首先要克服内华达山脉这一道难关，在财力和物力方面比联合太平洋铁路一端要克服的困难大得多。然而这是一种误解。”是否误解要以事实为依据，事实上，中国华工遭受历史的精神的“误解”还少吗？参见[美]贝阿德·斯蒂尔编，张禹九译：《美国西部开发记实，1607—1890》，光明日报出版社，176 页。
美国学者马撒·B·米勒（Martha B.Miller）的论文（M..A.）：《中国人和中央太平洋铁路》（The Chinese and the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An example of Labor and Immigr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1989，值得一读。另一本著作可见苏珊·辛诺特（ Susan Sinnot）著：《中国铁路工人》（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Franklin Watts,New York,1994.以及Yen,Tzu—Kuei著：《中国工人和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Chinese Workers and the First transoontinental Railroad of t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nn Arbor,Mich: Xerox
University Microfilms,1977.Young,Alida E., Land of theIron Dragon,Doubleday,Garden City,N.Y.,1978.Sucheng Chan,Asian American: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Twayne,1991.Robert G.Lee," The Origins of Chines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1848—1882," in the Life,Influence and theRole of the Chinese in theUnited States,1776— 1960. Ed.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San Francisco: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1976.Ping Chiu,Chinese Laborin Califomia,1850—1880:An Economic Study,Midison: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nsconsin,1967.有关华工开发西部的研究论文，已有多篇文章论述。例如：朱杰勤：《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和处境》，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杨国梁：《美国华工于中央太平洋铁路》，载《华侨史论文集》第4卷，1984年。王佩莲：《华工与美国西部的开发》，《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等。硕士学位论文有：麦兆江：《论美国工业化时期铁路建设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山大学，1986年；李其荣：《功彰绩伟名垂青史——中国移民在近代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华中师范大学，1987年。）华工的高强度、高风险劳动和他们所得的待遇是很不相称的。他们干的险工，却与白种工人不同酬。华工全部没有人身保险。铁路当局根本不承担对工人家属的义务。
公正地评价中国在美华工建设横贯北美大陆铁路中的历史性贡献，是还清美国历史本来面目的需要，也是推动美中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需要。美国华工的巨大牺牲和艰难付出以及他们所得到的不公正待遇是极不相称。1877年2月27日， 美国国会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向美国第44届国会第2次会议提交。 这份报告现在成了美国当年排华和中国华工贡献于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见证，也是对一份典型的美国式人权听证报告。尽管报告的整个基调充满了对中国华工的偏见，但其中某些内容则明白无误地展现了没有华工就没有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横贯大陆铁路建成之时，就是华工遭受更大迫害之始的这一基本事实。报告前言说：“太平洋方面的资源由于利用中国人的劳力，而正在令人满意地得到开发和发展。在作证的其他人员中，那些雇佣大批中国劳工的人们，和在招运他们入境的业务中有利益关系并且从中赚到钱的人们，一致证明中国人入境的后果是大大地增进了太平洋岸的物质繁荣。”（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三辑《美国外交和国会文件选择》，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9—241页。译自原报告第Ⅰ—Ⅶ页。）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当时来自各方当事人在联合委员会上的证词，它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华工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工程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遭受的不公待遇。（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三辑《美国外交和国会文件选择》，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9—241页。译自原报告第Ⅰ—Ⅶ页。）美国国会联合委员会1877年2月28日在《关于华人移民入境的报告》中写到：“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资源由于有了廉价而听话的华人劳工，已经而且正在以比没有这种劳工时更为迅速的速度进行着开发。”（注：阎广耀、方生选择：《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260页。转自马里恩·米尔斯·米勒编：《美国历史上的大辩论》，中《国会文件——关于华人移民的调查报告和两院议员的辩论经过（1877—1879年）》，纽约，1913年第221页。）1882年4月4日， 美国阿瑟总统曾发表否决《关于执行有关华人的某些条约规定的法案》的咨文说，“如果没有他们，本来是没有人干。”“经验已经证明，东方的贸易对我们国家的繁荣与影响来说，是个关键。中国对全世界开放贸易的最大收益者，莫过于我们自己的太平洋沿岸各州。加利福尼亚州，特别是它的巨大海港，已经从这一来源获得了巨大利益。”（注：阎广耀、方生选择：《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842—1918）》，人民出版社，1990年，转译自[美]詹姆斯·理查森：《总统咨文与文件汇编》，第11卷，第4704—4705页。）
通过当年美国国会对于华工入境修建太平洋铁路等西部开发事业的辩论，不管作证的人们出自何等动机和理由，不管是主张排华论者或是反对排华论者，其中有几点是相同的。第一，都认为没有中国华工，中央太平洋铁路要按期修建成功是不可能的。第二，都认为中国华工承担了横贯太平洋铁路工作中最为艰巨的任务，并且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第三，都认为中国华工比起当时别的铁路员工来说更加勤劳苦干的，他们干得太出色了，因而也是廉价劳动力的最好来源，这正是中国华工最终受到歧视和排挤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第四，认为政府和经营铁路建设部门对于华工的待遇和白人劳工相比是不公正的。
事隔一百多年的今天，我们按照美国自由民主的立国精神，按照美利坚民族的传统精神，按照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倡导的勤俭奋斗的精神，按照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移民国家的一贯政策，按照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公平竞争规则，按照美国《独立宣言》精神所倡导的人权的价值观，中国华工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当之无愧地是建设迈向现代化道路的北美大陆大军中楷模。
然而，对于美中两国人民来说，不幸的事情随之发生。1882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排华法案，（注：有关美国排华活动的论著很多，这里仅例举近年的一篇博士论文：Zhnag,Qingsong," Dragon in the Land of the Eagle:The Exclusion of Chinese from U. S.Citizenship,1848—1943",University of Virginia,1994. Order No.DA9425704.）成了美国现代化历史上、移民史上和人权记录史上可悲记录，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仍不愿以过多的笔墨来叙述这段不堪回首的血和泪的经历。（注：有关美国排华法案及其影响，已有大量中外论著发表，这里不妨再推荐一些论著。 Mary Roberts Coolidge,Chinese Immigration,New York:Holt,1909. Elmer Clarence Sandmeyer,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mia,Urbana:University of Illnois Press,1939. 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1850—1870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Alexander Saxton,The Indispensable Enemy: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mi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1971.Stuart Creighton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ese,1785—1882,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1969.Shih—shan Henry Tsai,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1868—1911,Fayetteville: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1983.）一个要求门户开放的国家，却将自己的门户向中国紧紧关闭，由排斥华工扩大到排斥整个华人；直到1943年10月11日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时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终于要求美国国会正式通过立法，废除一系列排华法令。他说，“国会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通过废除排华法，我们就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使中国人比某些其他东方人占有较优越的地位，但是，他们对荣誉和自由事业所作的伟大贡献，使他们理应得到这种优惠。”“采取这种早就应采取的措施，以纠正过去对我们朋友不公正的行为”。1943年12月17日国会迅速通过并由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美国历史上的耻辱，终于自己开始纠正了。（注：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45 页。）记得吉米·卡特在他担任美国总统时，曾对邓小平说过，“华裔人数之少，与其对这个国家贡献之大，不成比例。”（注：引自香港《明星月刊》1984年8月号《洛杉矶今昔谈》。）我们没有忘记1997年11月初中国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时，谈到“中国同加利福尼亚州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国移民早就来到美国，并为开发西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中国人参加了美国的建设事业。”（注：《人民日报》1997年11月2日，4日。）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6月下旬首次访华时，也高度赞扬了中国移民对美国发展的贡献。他说，“有100 多万美国人可将她们的根追溯到中国。每天，美籍华人作为企业家、建筑师、艺术家和公务员都在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美国而工作。”（注：《人民日报》1998年6月28日。）
回顾130年前这段历史，展望跨世纪中美两国人民交往的美好未来，许多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记取了。第一，美国经济大国的崛起和发展，包含着中国人民开发和建设美国的一份贡献，仅仅认为美国的发展是在美国的白人及其后裔努力的结果是不符合实际的。美国作为自由移民的国家是美国经济发展国家兴旺的一个富有特色的优势，离开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开发，就不可能保持美国继续发展的势头。第二，移民政策是美国经济振兴的生命线之一，中国在美华工在开发美国西部所作了的里程碑贡献是功不可抹的。然而美国某些利益集团恩将仇报，居然以华工威胁美国发展为由，在国会通过了历史上对一个国家居民的排斥法令，从而成了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极大讽刺。美国一些政治家在高喊人权的时候，最好反思以下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第三，中国在美国的几代移民承继了先辈们的遵纪守法、勤奋开发和建设美国的优良传统，对美国不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第四，美国的排华运动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大倒退，对此，美国政治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今天面向跨世纪、面向欣欣向荣的太平洋、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美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共同珍惜来之不易的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交往，并继续加以发扬，这是两国人民和社会各界所应该为之奋斗的。
这里还要说明，华工贡献于美国西部开发的不限于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成。华工还在美国西部加州、内华达、亚利桑那、科罗拉多、爱达荷、犹他和新墨西哥等地开发金矿和其他有色金属；华工参加了修建其他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以及贯通加州南北的太平洋沿岸铁路路；在美国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突破时期，华工通过排涝改造加利福尼亚的低洼地，修筑堤坝、开垦荒地、疏通河道、变沼泽地为农垦地和种植谷类和豆类的良田，通过种植蔬菜瓜果和栽培葡萄、苹果、核桃、樱桃、橙子等果树，使加利福尼亚成为果木园；此外，华工在发展加利福尼亚的捕鱼业、毛纺、制鞋、制帽、烟草、服装、洗衣、餐饮等行业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显然在向华工第一次赴美移民潮中，无论是开矿热、铁路热、还是农业热，华工是近代美国西部发展和繁荣的生力军、近代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桥梁，又是美国西部继续发展的牺牲品。
还要指出，1847年，中国最早的一批留美学生容闳等人赴美学习。（注：见 Yung Wing (Rong Hong容闳），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西学东渐记——记第一个留美毕业的中国学者叙述他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正当美国朝野排华运动刚刚兴起之际，中国政府为求自强和振兴，计划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赴美。1872—1875年120名幼童分四批赴美留学。（注：刘花尔谷（Thomas E.La Fargue ）：《中国早期之百名留美学生》（ China's First Hundred）,Washington State College,Pullman,1942。 曾纪泽：《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李圭（Li,Cui），《舟行纪略》（A brief Account of a Voyage），Vol.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曾国藩、李鸿章联名致书总署（《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 第20－21页，1871年6月27日）：曾国藩李鸿章奏稿（《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2，第46—50页，1871年9月3日）；曾国藩李鸿章所拟之《幼童出国留学章程》（《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2，第50—52页，1871年9月3日）；清朝廷对曾，李所拟详细办法的批复（《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3卷，第1页）；曾， 李关于筹备派遣幼童的言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5，第14—15页，1872年3月1日）；曾，李《挑选幼童几驻洋应办事宜》（《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85卷，第15—16页），并见《应办事宜六条》（曾，李联奏），《李文正公全书·奏稿》，卷19；恭亲王对派遣幼童年龄的意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6，第14页）；曾国藩奏稿（1872年10月10日）（《曾文正公全集》，卷5，第932—934页； 《李文忠公奏稿》（调区谔良回国折，1878年12月17日），卷33，第35页；卷25，第13页；卷42，第26，28页、（1881年12月17日）；卷30，第4—5页等。）这一活动开了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先河，在中美文化交流和教育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从那时起，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今天的一个半世纪中，数十万中国留美学生对于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历史作用。克林顿高度赞扬中国留学生对于推进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贡献，他在首次访华的国宴上说，“我们和每年在美国学习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建立了终身关系，当她们学习我们文化的时候，他们也给我们介绍了中国的文化。”他还提到许多中国领导人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说，“美国人引以为荣的是，许多中国领导人曾经在美国度过一段时光。孙中山先生于1896年至1911年期间曾经6次到过美国，当他获悉他已经成为中国的新的领导人的时候，他正在丹佛市。”（注：《人民日报》1998年6月28日。）
值此中美两国正式建交20周年，致力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之际，对于曾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自己贡献的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来说，我们有千条万条理由相信，中美两国应当从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总结历史经验的教训，高瞻远瞩，携手共进，排除各种干扰和障碍，不断发展中美关系，为跨世纪的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发展和繁荣作出新贡献！
收稿日期：1999－02－10
标签：美国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