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于动态世界的设计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适合于论文,哲学论文,动态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的意图是要为系统地思考公共政策提供一个指导性的框架。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提供一些想法的概要（进一步研究可参见附录1）。从这个一般性的框架到制定适合于具体时间、地点的政策的细节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一个适当的框架有助于作出明智的选择。
1 世界是一个动态系统
我们的世界的基本性质是，它是一个高度动态的、适应的和自组织系统，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形式和动力学方面，展示出深刻的和时常是突然的变化。婴儿由少数相似的细胞发育而成，进一步发育成为奇迹般地分化了的但仍然是和谐的多细胞的成人；生态学惊人地揭示了DDT聚集入食物链而生态的复杂之网会贬质退化；世界转变成由全球电子信息高速公路组织而成的全球经济。万物遵循的基本框架是由下面这个假说形成的，这假说就是：世界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的、非线性动力学的、复杂的、适应的、自组织系统(a farfromequilibrium,dissipative,non-linearynamic,complex,adaptive,self-ofganising sys-tem)（缩写成FFEDNLDCAS-OS下同）。
每一个生物都是一个FFEDNLDCAS-OS。我们的机能是生化过程中亿万次非线性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对每一个研究过阙、反馈、前馈和许多标志着我们的医疗条件的其他过程（甚至象嗅球中的混沌）的人都将是明显的事情。每一个生命机体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有序的能量和物质流，藉此来维持它的有序（它们是在远离平衡态处稳定的），它们消耗能量来进行它们的生命过程：取代死亡的细胞，维持必要的生化过程（例如激素的产生），通过燃烧产生内热和运动，聚集和排泄废料。我们称这些必不可少的负熵流（这里用的是热力学的术语）为食物，生命机体经常调节它们的行为，在可能之处也调节它们的环境，使之即适应于暂时获得食物，在人的情况下，又保证其以后的供应。对于从事再生产，维持社会地位，以及追求所有其他生活目标，适应行为也是必不可少的。
适应是通过内部的变革来实现的，蜥蜴头部的特殊运动和它的舌头的爆发式推进以捕获一只苍蝇，这是复杂的电化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飞快地发动的战斗需要增加肾上腺素的生产；如此等等。形成所要求的内部重排表现了我们的自组织能力。这里，最复杂的和动态的适应亚系统是神经系统以及它的神经突触的重新联结，它发生的模式比宇宙中的基本粒子有更多的相关性，而学习过程的时间跨度从几分钟到许多年。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以及生命机体间同样复杂的相互作用，也形成各种FFEDNLDCAS-OS，所以，我们可以设想整个人生是形成一个FFEDNLDCAS-OS的巢状系统。
我们研究FFEDNLDCAS-OS是在近二十年才开展起来的；而过去两千年本质上是线性的或可线性化的数学和简单的科学模型，要么是一个“粒子”的模型（以牛顿力学为范式），要么是处于随机相互作用中的许多粒子的模型（以气体的统计力学为范式）。我们研究的这些FFEDNLDCAS—OS都是许多进行着有组织的（但不是僵化的）相互作用的单元组成的系统。我相信，它们的理论和实践等将使绝大多数科学发生革命性变化并改变许多专业；这是独特的二十世纪的科学。现在，它的文献激增着—一在附录2中我选录了一些参考文献，其中既有历史的也有当代的，以供有兴趣探索其思想者参考。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来考察一下文明的故事。对应于每一次人类文明的重大飞跃，能量生产能力有巨大的增加，从而推动人口的积聚、城市的聚集，以及经济和社会角色的专门化。农业革命把大多数植物品种迁出了河床生态系统，从而增加通向人类居住区的能量流（食物流），促使人口过剩，促成城市国家、城市间的贸易和战争，从而促进组织性、促进有最高权威的宗教以及早期的科学（用于土地丈量的几何学、用于预测洪水的天文学）。然后是日益增加外部能量的补助：木材、风力、水力，在中世纪日益扩大城市国家及其活动的规模。以后又有了矿物能源（煤、石油和煤气），从而使工业革命有可能发生，然后是核能和大规模的矿物能源促成了今天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以及组织、文化和科学的全球化。总之，我们的历史的物种动力学看来就像是一个日益增长的、空间上分化的、功能上复杂化的、自组织系统，呈现出与生态系统进化和胚胎发生类似的特征。
从这种一般观点出发，关于人类系统还可以说许多许多；但在这篇简要的文章中，我要集中于理解我们的当前状况。为了这样做，我从五百年前即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论述，因为它标志着人类体制的FFEDNLDAS-OS的基本性的分叉。与传统文化形成明显的对比，西欧的基于市场的、民主的、基于科学技术的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在放大着、自组织着，直到今天，它主导着并改变着整个地球，不论是从好的方面还是从坏的方面。人群生存的秘密在于它们在它们自身之内以及和它们的环境在文化上调节的连贯性，或者，用系统论的术语来说，就在于由它的体制设计所促成的自组织动力学稳定性。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以我们急剧放大着的能力，建构一个实际可行的未来涉及到解决这个最迫切的系统动力学问题：我们需要理解我们文化的设计和动力学，以及设计方法，从而产生前后连贯的设计而不压抑我们的创造能力。
2 西方的变革机
在近代之初，从1600年到1850年，欧洲社会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大多数人类社会共有的抗拒变革的倾向转变到促进变革的倾向。这一复杂的转变包括从君主政体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从封建主义到市场交换的经济转变，从社区的天主教到个人主义的新耶稣教的宗教转变。在市场中，新产品和新工艺带来了经济利益，而在民主制度中，相应的新的有关使选民富裕和幸福的诺言在准市场的选举中带来了政治的利益。新教使得宗教成为一种个人的、私人的事情，它做了有益的工作，在社区的伦理道德和人口流动的意义上，导致前两种利益所需要的变革。这三种变革由开始到成熟花了几个世纪并且是通过社会系统来实现的，甚至在今天，我们仍带有许多中世纪和封建历史的残余。然而，这些变革充分地勾划出近四个世纪的变化，具有系统的自组织适应动力学的意义。
传统变化、中世纪天主教封建主义和其他规范性的中央国家制度都有一个中心的神话，它提供一种关于公共生活的规范性观点，并用这些观点来设计和评判各种活动；与此相对照，对于经济市场和民主政治竞争，则没有全球的、长期的目标，而只支持任何暂时有利的变革。就像更大的生物进化过程一样，西方市场民主是一个二阶系统；我们共有的基本的公共价值观集中于过程（例如个人的公平、权利）而不是结果（以神话为基础的完美所规定的“一阶”目标）。在这种安排中，科学—技术系统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变革诱导器，它连续不断地提供新的观念、能量和变革的技艺和技术之流。在近代，科学—技术系统的这种角色逐渐地被接受了，活动规模持续增加，直到形成今天在运转着的巨大的全球科学—技术系统。
经济市场是西方文化的中心体制，因为，至少在它的简化的理想的自由市场形式中，它极大地聚集了财富和福利，平等地对待一切人而不强加国家的强制（除了一支警察力量以保证它的规则—一基督教十诫中的七诫—得以执行）。理想的市场做一切市场中的个人的集合体认为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多，也不少（在其解放的方面）；市场没有特殊的社会的或政治的规范性的人生观，没有特殊的一组社会目标以限制机会主义地利用变革。市场动力学本质上是一个进化过程，通过新技术产生的新产品和服务所显示的起伏涨落在利益选择下探索局部的适应程度；一个FFEDNLDCAS-OS通过其中的资本流和材料流以促进经济的自组织。就像进化本身一样，市场是有效的革新武器和放大器，但不是平均主义的，它不管其他的目标和巨大的浪费。这为理解任何市场 能达到理想的巨大后果提供一个更为适当的框架（例如：诸如环境污染的消极外在化的创造，不能提供诸如运输、公园，排水系统等公众服务，控制和垄断市场的形成等）。经济市场是复杂的、适应的、强自组织系统，不是标准经济学中描绘的那种简单的线性平衡装置（参见Anderson 1988,Blatt 1983,Foster 1987,Warsh 1984)。从市场观点看，未来仍然是完全开放的。相关地，西方社会的基本体制已经开始日益重新设计经济的发展及其管理；公众媒介和文化是首要的和最成功的事业，正规教育和政治议事日程为经济管理方面的考虑所支配，社会经验分割为专门化的工作，而娱乐设施、自我形象、希望和雄心都用这些术语表示。这和以神话为主导的社会形成惊人的对照，后者对于在商品和服务交换中，对什么是正确的和可接受的有很强有力的社会—文化观念，这些观念是在一个不变的社会秩序中形成的。
有一种真正的动力学、一种真正的“动力机”在西方组织中起作用，它把科学和技术联结于社会，从而到处放大变革、正反馈和前馈环路，支持整个过程的成长：理论为发展新实验提供框架，实验结果反过来为发展更好的理论提供信息，而同时应用性理论为更好的技术提供基础，反过来既为新实验提供新技术（从而促进新理论），又为创造财富提供新基础，而技术的商业开发又为科学提供了另一种学习资料。（这种动态的科学—技术联系只是在上个世纪才彻底地形成，在那以前，技术首先集中于实用工艺和手艺，而科学首先集中于自然哲学；这是科学和技术的性质在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深刻的自组织变革的一个例子。）最后，日益增长的财富反过来又为技术、为进行实验科学研究本身提供日益增长的资源，而这激励了新发现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求。现代西方的系统设计以创造两种联锁的变革机为标志，社会变革机集中致力于经济利益的开发，科学技术变革机集中注意信息利益的开发。这两种伟大的相互耦合的动力机自文艺复兴以来已经复兴并扩大了规模；我们可以把它们一起称作变革机。结果是西方的经济、社会设施和科学的规模、专业化和复杂性稳定增长，现在这部变革机正在改变整个地球，扫除了以往的政治和文化。
作为其后果，在1950年到2050年间，人类将在地球的动态运行方面越过许多重大的界限；例如：
(1)出现一个全球经济系统来支配局部的生产决策并重新安排全球的动植物区系和人类的分布。
(2)由于人口与追求利润对农业的压力增加，全球土壤资源的破坏比它们的补充更快；以人们的寿命为尺度，地球的生态资源的矿物资源被大大地开发了。
(3)创造一个由遗传工程创造的物种和国际基因贸易支配的农业系统；
(4)发展一个可以被亿万人使用的全球信息系统以改变国际金融和贸易，这是一个时常比政府更有影响力的系统；
(5)重大的智力装置出现并增生，它们使用自程序设计、自修改的计算机，它们能变革工业过程并使向宇宙空间殖民成为可行的；
(6)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人类的新的生死条件，和新的生殖关系，从而重新定义人的自我和家庭；如此等等。自从创造了定居农业和城市国家以来，人类重大的重组变革已经加快了频率，其时间尺度从一万年改变到当今的数十年。确实，以全球的规模，在这么短的时期内，其他的物种从来没有引起过这样的变化，而我们自己也从未经历过这么多的基本性的设计变化（参见附录3所列文献）。
由于刚才所说的事实，即我们的活动是杂乱无章和富有破坏性，所以我们人类的状况是大大地复杂化了。但是，关于这些变革，我要强调的不仅是它们的规模和速率，而且还有它们变革我们全球系统的设计和动力学。当全球的土壤的破坏比它的创造要快时，我们是否立即注意到我们已进入了农业动力学的一个新的领域，即土壤资源将对生产强加日益严峻的限制，因为许多生产上的损失是由于非森林化、破坏性的集约农作和过分的放牧，它将对其他许多政策领域产生多重影响。遗传工程产生的植物与动物品种在世界农业中的推广将使大多数其他生物学变革相形见绌。向一个基因种类减少并且日益靠商业界的基因流来支撑的农业系统过渡意味着向一个生物学上和经济上更不稳定的系统过渡，这种系统容易发生日益严重的起伏涨落，从而需要日益复杂的全球性的维护。在所有这些变化中，变革的不可逆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因犯错误所付的代价急剧上升，从而在一开始就受到对预测和获得一个可行的设计的压力。就像我们进入宇间空间一样，这些变化十分普遍地要求我们从面向过去转向面向未来，从被动反应转向主动预测，从简单的行动转向复杂的系统设计。
技术是放大器。杠杆放大力；农业技术放大食物生产过程；电话放大通信距离。我们社会体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技术，即社会技术。它们一直在放大着我们对信息的获取、对环境的变革、工业产品的生产、政治权力的集中以及生活方式的变革过程。当然，一个放大器放大什么不仅取决于放大器的性质，而且也取决于它插入的系统的性质。例如，农业生产技术已经放大了农产品的产出，但也放大了土壤和动植物生长的自然环境的损失，放大了农村社区的变革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如果我们要有明智的技术，我们现在必须关注的是整个系统的设计。
例如，有一些促进市场就业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技术实际上同时却减少了社会福利：当今的汽车和城市设计削弱了邻居的情谊和家庭的结构。汽车通过事故、损坏等等创造了就业机会。城市设计通过使人精神崩溃、社会暴力等创造了就业机会。二者都创造了就业机会，但一般并不产业新的财富，它一般只是把与事故和精神崩溃有关的人们（汽车的主人、家庭成员）和纳税人的财富重新分配给修复它们（或他们）的人（机械师、医生、社会工作者、法官）。也许放大这类技术从而使社会有一持续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机会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一到某个时刻一切都将停止运转。重复说一句，如果我们要有明智的技术，我们现在就必须关注的是整个系统的设计。
西方社会的系统设计显然对全球有深刻的意义。这里是一个例子。传统的部落文化是十分适当地集中注意于维持稳定性。很少能量与信息的增加（很少关于阅读的技术和科学），他们除了适应独立于他们而自行其是的环境之外，别无选择。而现代西方社会，以它们的倾向变革的体制，一旦与这些传统的人类文化相接触，就摧毁它们，因为传统文化面对引进的这些突然变化毫无防御之力。（这种摧毁过程被西方人的贪婪和其他恶习加速了，被传统文化中的们渴望获得技术产品的愿望而加速了，而且不管怎样都会如此。）今天这一过程接近完成，同时实际上也改变了全球的人类文化，或正在把全球人类文化改变为西方变革机的类型。（土著人的真正悲剧正在于这种过程；他们甚至十分难以创造一些体制，与西方制度保持距离从而不致使他们的文化无法保持稳定。而与此相应的全球悲剧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正在消失，其速率正好与我们消灭生物品种的多样性的速率相仿，而我们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品种多样性的知识还正处于婴儿期。）
在我们的乱七八糟的、奇特的、巨大的改变环境和我们自身的变革机中，我们正在竞跑着奔向未来，一直在加快速度，不管是奔向善还是恶，吉还是凶。这一过程由于我们的无知和任性而复杂化了，由于我们自以为高贵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更加恶化了。我们现在的处境要求我们必须设计一个可行的未来。做任何对我们的历史和全球状况的不义之事将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使事态变得更糟。
3 信息，学习和变革机
近来，我们人类对自身和其全球环境的意识有显著的高涨，这是对我们的全球规模的活动的日益增进和对变革的临界线（阈）的日益接近的反应。我们人类现在可以把地球设想为一个地球号宇宙飞船，我们对整个生物圈的动力学以及我们在其中的地位有了某种了解。对我们在空间、时间和生态动力学中的地位的这种见识，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完全是前所未有的。同时我们敏锐地认识到未来是人类用其科技能力组织起来的人造物。在这一代，未来研究在数量和深度方面都经历了爆炸性的激增，并得到了国际的承认。这里，独特的新科学是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紧急计算(emergent computation)、控制工程、生态学、自组织系统论等等。它们一道构成了在我们头脑中慢慢浮现的关于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地球是FFEDNLDCAS-OS的伟大认知的大幅度增长的一部分。下面我将简要地探索这种新的知识状况的一两个方面。
信息处理在任何复杂系统的动力学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是它保持系统内部的连贯性并与环境协调。当任何系统的规模和复杂性增大时，它对有效信息源和信息处理的需求增加得更快。这时人类系统正如同对生物系统和工程系统一样正确，所以，人类文明中的历史性变革总是以人口总数中的日益增加的信息密度的编码为标志是不足为怪的。一旦这些密度超过了现有信息处理通道的容量，新的通道就发展出来了：当农业产生以前的人类群落变得更大时，信息通道就从身体姿势发展到语言；在农业革命前后，当组织城市和城市间贸易的需要出现时，又从语言发展到书写文字，当文艺复兴时期重商经济高涨时，又从书写文字发展到印刷，现在当全球化进展时，又发展到了电子学—光学系统。电子学—光学系统，带有声—视频—印刷接口的计算机—有线电视—人造卫星综合体，正在形成一种有助于在经济—政治体内维持连贯性的外部神经系统，一种现在包围着全球的机器神经节网络。如果我们不能明智地理解并使用这种神经系统，我们将生产一个有缺陷的全球大脑。
发展是由增加容量来表示其特征的，因此既增加了机会，也增加了危险。随着我们接触的能量和信息的上升，人类和全球犯错误的代价也上升了。核动力工厂的失误，或一个全球基因修饰战略的失误比它们的中世纪的对应物：一部水车或一个村落的育种合同的失败的影响要大得很多。我们对设计一个合适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失败的感受要比设计大教堂的彩色玻璃（在中世纪相当于今天的电视）的失败深刻得多。我们除了力图事先理解每一状况并对它设计合适的政策之外，别无多少选择。我们对任何扩张的控制系统处于这种认识论的困境：当我们的活动的规模、复杂性和速率增加时，产生稳定性并支持开放的发展所需的调节信息增加得更加快得多，而且调节信息本身时常是通过产生那种发展而生成的。信息生成和处理比西方经济的增长要快百分之四十以上而且还在增长。当今我们正在迅速地建造一个全球信息处理技术网，集中注意商业“信息超高速公路”，这是我们对全球人工脑的首次尝试。它的设计将是我们未来的中心因素。
(1)作为这种增长的基础，有一个学习方法的革命。老的学习方法是被动消极的观测，不去干扰自然，根据观测到的东西作出概括，并对其预测作出检验。这是只接触比较小的能量和信息的早期人类社会可采用的必需的唯一生存战略，这和天文学相似。因为自然的发展过程独立于早期人类社会。只要环境模式足够稳定和简单，这种学习方法的唯一目标就是经验上精致，特别是在普遍性和精确性方面有所成就。这种方法虽然作为一种初始的训练很有价值，但却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方法。
(2)与消极被动的观测方法同时，有一种同样古老的方法，即通过干扰自然来探索自然并从自然的反应来学习的方法。这就是实验方法。但要恰当地使用这种方法确实需要信息（知道哪里作出干扰并选择哪一类探针）和能量（提供干扰并维持其他条件不变）。只有当文艺复兴时，这种方法才突出出来并得到系统的应用，并且证明是适合于发展科学技术以支持产业革命的。
这种方法比较消极被动的观测有更大的认识能力，其秘密就在于它不仅有能力创造控制条件，还有能力创造通常不出现的条件（例如近无摩擦的运动）。这样，人们就从仅仅是现实的知识，从对给定的现有条件下任意碰到的事情有知识，过渡到可能的知识，即对在变化的初始条件下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的知识，甚至在通常条件下从不发生的事情的知识（例如人造地球卫星）。牛顿的运动定律不仅告诉我们为什么某个现实的抛射体落在它所落的地方，而且它们也告诉我们抛射体能够走的所有可能的轨道。这种方法的重要意义超越了科学。我们用第一种方法能做的一切是使我们自己适应自然。而用第二种方法，难予足够的“有关什么是可能的”这类信息（和足够的能量），通过操纵初始条件，我们能够挑选发生的事情。所以，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方案大大增加了。
(3)这种发展自然地导致更加强有力的设计可能性的方法。既然实验方法揭示了天然地可能的性质与行为（以取代只是现实的性质与行为），那么设计可能性的方法的本质依次就是获得不是天然的可能性，而是在故意设计的系统中才成为可能的事情。你可以研究各种天然的化学制品，但只有在设计的条件下，人们才有可能制造出具有钢那样的抗张强度的特种塑料；你可以研究提纯和铸造，但只有在近乎失重的条件下你才有可能获得高纯度和高的球形度。这种方法的现实意义从人类的宇宙空间旅行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过去没有人类在宇宙空间遨游的事实可以让你在事先作客观的观察，以前也没有到月球旅行的方法可以让你通过对它们作实验的干扰来加以学习；相反我们需要事先理解一切对于我们是有可能的事情，尽管不是天然地可能的，以致我们可以一次成功。这种方法同样可以由当前有关预想地研制第五代计算机、研制新材料的努力而得到例证，也可以从由传统的动物学转移到利用遣传工程预想地设计新生物而得到例证。
用这种方法，我们能够挑选来加以实现的可能性又有巨大的增长。在任何地方，未来属于那些能够把握住从过去（观察，反应）向未来（可能性和设计）转移的人。任何国家，如果不能在未来10年到30年的时间视野中预想地作出计划，它就不再能够在新技术方面参加国际竞争，而只限于生产现有产品的当地的变型。
但是，这些变革的意义远远超越狭隘的技术竞争。我们心须用我们的科学知识去理解我们的环境的种种可能性，从而设计一个优质的未来环境。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新技术中固有的种种可能性并为我们的未来设计一个可行的经济结构。我们心须理解我们的多元文化和社会体制中固有的各种可能性并为我们自身设计一个可行的社会的未来。我们的世界已日益复杂而我们的行动的影响日益增大，不管是为善还是为恶。作为一个物种，如果我们人类不能掌握把复杂性变换为可能性的过程，并由此去设计一个可行的未来，那么我们就将被未来所淹没。那些不能掌握可能性—设计方法的人将永远不能理解并预测变化。他们将经常不断地由于他们的干预的意料不到的后果而挫败他们自身，并且将经常不断地被其他能掌握这种方法的人所挫败。
靠着变革机实现的变革，我们人类现在除了选择一个未来别无其他选择。即使自称不行动，实际上也是选择这样一个未来，即它是现今过程的外推，也就是维持现状。而且，我们人类除了为自己发明一个未来，别无其他选择，因为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的未来也将是一个人造物。尤其是，今天通过外推我们过去的趋向而获得的人造的未来是远远没有吸引力的；我们需要设计并选择别的未来。最后，发明过程本身必须适合于生活的调节复杂性，即它必须能够真正地提供给我们一个未来（而不是匆忙地冲进向后看的镜子中的未来）。有深刻的也有浅薄的创新。在现有的设计中作渐进的变革以产生渐进的进步只是浅薄的创新。深刻的创新要改变设计本身，从而实现新的可能性。只有掌握这种可能性—设计方法才有可能作出深刻的创新。一个适合于我们的未来必须是深刻地创新的。
儿童当然还需要学习观察方法和实验方法的学科，没有绕过这两种方法的捷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教会他们理解这种可能性—设计方法，我们将不能教会他们理解并管理这个他们从我们手中继承下来的地球。在十九世纪的教育模式中，很难集中注意深刻的创新，或者甚至也难以集中注意浅薄的创新。当预期干预和设计结果的规模增大时，这三种认知方法就日益活跃了。当学生从方法1进展到方法3，如果学习是有效的，学生的参预和建构心须增加。相应于这种状况，教师的作用必须从提供信息和权威性的断言转变到提供一种日益灵活的指导框架。以允许学生日益增加他们的探索。与此同时，在已知的东西和接着就能探索到的可能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日益错综复杂和精致微妙。这就向教师的作用提出一种新挑战，要求他们在灵活管理学习进度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也要求在深刻创新式学习中创造师生关系的新模型。确实，深刻创新日益迫使一些分立的学科按照被理解和设计的整个系统的动力学来相互作用。有必要以整合的方式来考虑营养、技术、能源和社会政策等方面以创造一个合理的农业的未来。因此，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教育过程超越一些分立的学科的主宰，但并不放弃日益加深对各个学科的精通，因为这也是深刻理解所需要的。这也是对教育过程设计的进一步的挑战。最后，在各种学习方法中，由于设计干预的深度增加了，对学习过程的产品负责的范围也要增加。这对教师的作用又是进一步的挑战。因为学生需要教师帮助他们认识并整合这些责任，而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机会去把纯粹的认知过程和技术发展以及更广泛的人类价值体系结合起来。
4 自我管理和体制设计
在我们目前的状况中，管理我们自己是至关重要的。（自然界可以安全地留给它自身。）谈到公共社区自我管理实现的程度，这是通过我们的体制来实现的。让我们把体制广泛地理解为任何一套系统的社会关系；所以体制包括结婚、股票交易、殷勤待客、政治传统、权威结构和学校中的工作方式，如此等等。
体制是我们为了实现前后一贯的自我管理的社会技术。我们用体制来管理（或者通过体制导致失败），来构造我们的社会活动，诸如把孩子教育成成人，促进经济活动和制止犯罪等等。这些任务是微妙的；例如，有必要保证：人们享有自由而又不助长破坏活动（考虑一下言论自由与儿童黄色书刊，旅行自由与环境保护），既尊重人们的权利又不忽视人们的义务（考虑一下那些患有爱滋病的人和那些患有轮癣的人。美国的枪枝、所有权和公众安全）；如此等等。此外，随着我们全球活动的增加，我们正在创造人们的多文化库，但我们还没有发展出一种可行的多文化主义。如果我们欣赏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将必须密切注意那些我们将要共享的价值和体制，把这些作为一种宽容的框架。而这需要许多人，不仅是有专门技术的知识分子，而且还需要熟悉各种体制的知识分子。
在这方面，在传统的以神话为基础的社会和现代西方市场—民主社会之间有大量的和基本的体制差异。这些来自前一类社会的是一些一阶系统，即直接由他们作为目标的、以神话为基础的完美观导出的规范真理所调节，而那些来自第二类社会的是一些二阶系统，它们调节他们的变革过程，但不确定任何目标。这些差异总结于图1之中。非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讲还显著地以神话为基础，包括儒家、共产主义、穆斯林和万物有灵论社会等。它们与西方社会的差异不仅仅是不同的文化故事，而且还深入到它们整个的体制和态度结构，并且产生出一些与市场—民主社会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动力学。
市场—民主社会和集体一神话社会对比
图1
基于神话的社会的力量是它们的社会性，这是以实现目标的公共价值和规范为基础的，这些目标给予参与个人以荣誉感、目的和地位并为自我约束的纪律提供一个框架。它们的弱点在于它们对权威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央集权化的固有倾向——因为它们较少对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承诺，并且可以向神话提出赋予权威的要求——也在于它们抑制创造性和好的管理（时常还有责任心），这是大规模中央集权主义所产生的后果。因为中央集权化给那些位于中央的人带来的局限性（或者更坏的缺点）被放大了，并且信息和调节的堵塞增加了，从而产生了闭塞的心态，并且缺少地方创新所必需的地方多样性，并增加了浪费（或者更坏）。而且当要么是不确定性和破坏威胁着社会，要么是权力饥饿症发现中央权威是不可抗拒的诱惑并利用神话来达到它们自己的目的，这时权威主义就开始了，结果是开放性与学习能力和人性的崩溃。当代苏联和缅甸的经验可作为例子。市场—民主社会的力量在于它们的开放性、学习能力、灵活性和公众对相应过程的价值——机会均等、个人自由和反权威主义——的承诺。它们的弱点是缺乏为实现目标的公共的、共享的价值和规范的承诺，结果是丧失了社会性，最终丧失了对生活的尊重。当私人的价值和生活方式增生时，日益丧失了目的，地位和荣誉归结为市场价值评价，冷漠和侵略性的竞争增加，最终社会将其资源挥霍在过分的消费和内部冲突方面。美国和瑞典城市间的差异，例如谋杀率＞100：1可作为一个例子。
基于神话的社会的问题是如何吸取西方的变革机的十分不同的态度和实践，而不过多地丧失社会秩序；这个问题当前在俄国、中国、印尼等国都很突出。市场—民主社会的问题是整合足够的社会价值和实践以导致一个可行的社会过程而不侵犯西方变革机中的自由、创造性和学习能力。我们西方社会结构的许多方面显示出紧张的征兆，它们的标志是稳定性减低，人际和家庭关系的削弱，暴力行为增加，公众的公共价值观的削弱，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多样性的增加，等等。
在这些西方的紧张关系下面，有若干基本的转变；这里指出两点。(1)在整个历史时期，西方的变革机在不断缩小家庭规模，从村落的超级家庭到工业革命发生时期的分散家庭，到上个世纪蒸汽—钢铁时代的高峰时期的三代人家庭，到核时代的核心家庭（即由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组成的家庭——译者注），到现在日益转化为亚核心家庭。与这种情况相结合的是向工作的双亲转移，使用体制化的日托来照顾下一代的人增加了。与这种分化的教养环境相结合，年轻一代空前地有机会接触到我们的开放社会存在的多重价值和生活方式，特别是通过强有力的公众媒介，从而难以强调基本的人格形成过程。(2)同一时期，有巨大的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转移，在工业革命开始时农村人口占90%以上，而现在只有5%左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这是从低复杂性、低经济集中性、低专业化、变化缓慢、空间上分散的、低强度的农村社会经济制度向高复杂性、高经济集中性、高专业化、快速变化、空间上集中的、高强度的城市社会经济制度的转换，这也是从被迫处于从属地位向被迫隐姓埋名转换，从少数普遍化的关系向许多专业化的关系的转换，从自我认同于传统向自我发明转换。
这些转变是真正的非线性的一部分，它们表征了由经济市场产生的空间重组和功能重组，而今天每一个国家都在内部和外部受到经济市场的支配。例如，澳大利亚，在内部发现它日益难以维持干塔斯马尼亚洲的工业或它的农村地区，发现它难以避免世界经济中心从外部把它当作仅仅是一个农庄和采石场来看待。发展中国家内部主要是杳无人烟的农村和迅速扩张的挤满了失业的穷人城市，而在外部它们的原料价格下降；而西方社会面临着日益增加的“结构性”失业的外加负担，因为整个世纪以来非技术性工作岗位正在减少，现在，中产阶级的尊严的工作、半技术性的工作和技术性工作也在减少。这些不同的过程在两类国家中威胁着去产生根深蒂固的和破坏性的社会两极分化，这需要有想象力的领导去加以克服。（这些是Schumacher 50年前预见的后果，参见Schumacher 1975。）这个问题还与发展的更一般后果复杂地相互作用着，由于教育的日益发展，使得那些不能应付复杂抽象工作的人、那些用体力来工作的人难以找到工作。这些人约占总人口的25%，他们掌握很大范围的重要技艺，从动物饲养到艺术作品，从机械技巧到军事技艺；我们不能从社会上或是经济上排斥他们，不让他们工作，但哪里有体制上的替代方案呢？现在，每一个国家必须在这种复杂的动力学中为自己设计一个经济和社会的可行的未来。每个国家（最后，甚至是最大的中心国家）成功的秘密将在于理解并修正这种粗糙的非线性动力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社会通过强调经济战略和个人生活经济战略，已培育了对体制的不自觉性。这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即当由于很好的历史理由，人们日益认识到在市场理性主义和中央权威主义这两个极端设计的解决方案都既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又是实际上不可行的（不能实现他们声称要实现的目标。）目前，我们正面临某种破坏我们的生态和文化多样性的危险，正面临某种危险地执行考虑不周的体制结构的危险，这些体制结构将要么把我们埋葬在市场的混乱之中，要么把我们埋葬在自我愚弄的权威主义的死胡同中。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依赖于境遇(Context)的明智的妥协折中的体制的复合状态，以追求个人自由与社会协调之间的平衡（参见前面的3节），追求经济有效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平衡，追求公众批判与公众赞同之间的平衡，等等。这种系统的设计更像一个大脑，而不像一个机器，是一个由一些比较自主的、有高度适应能力的子系统构成的分布的系统，在这些子系统间仍然如此地相互作用着，以维持足够的全球协调性，并满足管理一个复杂躯体的限制条件。
在未来，理解我们的体制生态学与理解我们的环境生态学同样重要，我们还应该理解体制生态学中的历史性转变，并从人类需要的角度批判地考察它们。当我们发展我们的全球体制网络和全球技术网络之时，我们需要以设计一个智能系统为目标，这一系统既不是没有方向地适应，也不是协调一致而又僵化并在其稳定性中毫无创造性。我们甚至将必须就像我们探索技术的可能性那样去探索各种体制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成为“在体制方面有知识的人”，这将变得日益重要，这就是说，我们应该理解复杂而又脆弱的体制之网，并使得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一个开放的、学习的、而又人道的、民主而又持久的社会的美妙舞蹈成为可能。
5 公共政策：可能性、选择和方法
上面提出的条件也向制定公共政策的理论提出了深刻的挑战。例如，能源决策的尺度和复杂性已急剧增大，到现在：(1)它的空间尺度已伸展到整个地球；(2)它的时间尺度已从年增长为几个世纪；(3)它将在人的一生中就影响全球的资源；而且，(4)某个能源政策方案，例如，燃料电池、光生伏打电能和核聚变能在四十年内是否可供应用将关键性地取决于今天提供的研究经费，取决于十年内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取决于当时适当的法律框架、城市和支持的基础设施的进化，如此等等。
当代的上述四个特征决不是能源政策所独有的。具有任何一般结构的重要性的一切公共政策领域，例如，农业、通讯、交通运输、教育和卫生保健等都显示出同样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发展出一套制定公共政策的普遍系统的进路(approach)具有如此的紧迫感和重要性。
在一个动态适应系统的世界中，政策必须集中注意于系统设计。一项能源政策至少是人类系统中的能量流结构的设计，否则它就很难前后一贯并连贯地可行。而农业—食物政策是营养流结构的设计，交通运输政策是物质流结构的设计，如此等等。可是，经济市场却集中注意各种商品，而政府往往随之不是设计一项能源政策，而是单项的有关石油、煤、木材等等的政策（＝市场的调节反应）。可行的系统连贯性和商品分割的市场的创新和效率间的建设性的平衡是当代最富挑战性的政策问题之一。
设定了长期投资的不确定性和拒绝对市场决策的政治干预，市场倾向于这样一种预测政策方法论：从现今出发，根据过去的趋势考虑不久以后的微小变化，并对这微小变化作出最有效的反应；然后再从那里出发重复前一过程。例如，当今经济学家每年设计对澳大利亚石油生产衰退作出最有效的反应。
这种〔线性〕预测有灵活性的好处；既然承诺是短期的，任何未曾预料到的干预变化可以在下一次增量中加入。但它也有三个缺点。(A)它将沿着最佳途径，小步前进，走向毁灭，正如它走向成功一样。现在设想一下澳大利亚的日益上升的石油进口账单（估计几年内将接近70亿澳元）。在我们评价真正的效率之前，我们必须理解整个系统固有的可能性。(B)即使设想所涉及的是进步（走上坡路），短期的效率无法区分你是在向有巨大价值或只有很小价值的未来前进。如果你必须首先走下坡路（在某个方面效率不高）而最后才能爬到高处，哪你将怎么办？(C)预测设计代表趋势，因而默默地假设了这些是可接受的或无论如何是确定了的。但是，在一个动态的世界，趋势决不会长期持续下去，而且许多趋势是不可接受的。（例如，日益增加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严肃的经济领导典型地与反对过去的潮流有关；与此不同的选择方案是永久的陈腐的老一套。
而且，有关政策问题有一种只注意利用现有资源的倾向，而不重视改变全球的系统设计，例如，首先确认一级能源，然后扩展它们的利用，累积增长的产业和住房为能源供应所吸引。这种进路提供能源供应的个别选择，而把它的使用留待市场中的私人行为来决定。而对拥有非再生能源股票的买卖人的特殊吸引力又必然会影响利用实际上不能占有的能量流的技术市场中的竞争，例如，拥有石油股票的人就会反对太阳能的利用，如此等等。
但是，（继续以能源为例子，）通过系统的重新设计会比仅仅增加现有组成部分的效率有大得多的效率，而这种重新设计总是涉及到有组织的变化，不管是重新组织一个工业实践（例如安装共同发电的装置）还是重新组织城市的生活方式（例如重视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为了发展一项实业使之具有有效的竞争力，在它还缺乏竞争力的初始发展阶段和有关的系统设计变革时期有必要给予支持（例如创造发展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站的条件）。像这样一些政策就需要有在抛弃过去的趋势是适当的地方谨慎地抛弃过去的趋势的能力。
有关这类决策的一种方法论称之为回顾预测法：(1)建构几种未来设计的方案，它们成为几种卓越的、合理地可行的（例如，相对于资本积累或教育改革的速率)选择方案。这一步开辟整整一系列基本变革的领域，从而开扩了在预测一个国家（或一个人）在未来什么是可能的时候的视野。(2)对于每一个方案，工作分几个阶段从未来向后回顾，在每一阶段的起始问一下为了在阶段的末了能得到想望的结果，现在必须做些什么；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得到正确的行动序列，因为关于后一阶段的决策可能显著改变早先的战略。（登月计划正是这样研究和组织的。）(3)在评估了一些卓越的设计方案的可行性、成本与效益之后，选择最有价值的方案，然后及时地向前推进工作以实现该设计。在每一步采用增长效率的方法，但是在系统设计的意义上。(4)为了不致于愚蠢地独断，计划需要定期的评估和修正，以纠正错误并有所创新。而且，在实际的制约条件下，选择一些保持方案有变动余地的计划是慎重精明之举。
作为系统设计的价值自然地适合于未来方案的结构，而政策分析是从未来方案开始的。例如，能源政策方案的建构是按图2所示的方式进行的。分析开始于第三级能源，在这一级，社会所想望的实际产品和服务被决定了，没有人需要能源本身。毋宁说，人们想要的是冬天的温暖的房子、烤面包、洗干净的衣服等等，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一定量的能量。这些能量必须由某种使用特殊一类燃料的特殊装置给出。这些装置属于第二级能源，它们是从对我们制造的产品和作出的服务的实际需要的角度来加以选择的，并从这个观点出发来对这些装置及其燃料的选择加上制约条件。例如，我们可在洗衣机和烤面包机上加上安全性这一制约条件；从污染的角度我们宁可要电器而不要烧汽油的装置，如此等等。最后，二级能源的燃料需求，结合国家对现有一级能源的分析，依次又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一级能源技术。这些选择又受到环境的整体性、安全与外交政策的牵连等等的限制。
关于二级与一级能源的制约条件以及最初社会对于三级产品与服务的选择都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当社会的历史发展变迁了，价值上的优先之点也可以改变，但审慎和洞察力需要这样的设计，在这种设计中追求早期的优先价值应该有预见地不破坏追求后期的优先价值的基础。因此，注意力集中于图2中的规范蓝图的作用。在这个图中我们使这些价值判断明朗化和系统化。
关于能源，有许多竞争的蓝图，关于它们之中的许多部分的优缺点今天正在争论着，例如有关烧煤的电站与核电站以及光生伏打电的对比；因为这些对于环境、财产的所有权和政治参与都有大的影响，更由于它们的系统设计影响，在它们之中作选择是有关公众的基本的（但又是复杂的）价值判断的事情。尤其是，公众价值本身可以时常是相到冲突的，例如，在能源成本和生态可忍受性之间必定总是有某种张力。一个不受约束的市场增长方案的环境后果可以最终破坏其创造经济财富的目标，而公众的强制要求某些绿色方案也可能破他们追求一个人道的和富有创造性社会的目标。明确的蓝图有助于把所有这些时常是受压制的问题公开化，提交民主讨论并让社会理解。
在一个高度动态的、相互作用的但又是有限的世界中，我们的设计，不管它们的细节如何，都需要实现某些一般的公众价值；某些价值如图3所示。提供这类价值的简表只是第一步，因为这些概念有一些歧义性，现在存在的这些概念有许多相互冲突的定义，并且这些性质可以是部分地相互排斥的，
图2
图3
一些制约条件可以阻碍所有可想望的特征一起全面实现，例如，太多的稳定性将阻碍适应性。于是，进一步的价值判断必须被引用来挑选这些特征的功能以使之最佳化，就像价值构成了选择可想望的原始特征的基础。这里只能指出这些事情是复杂的。
现在又有日益广泛的技术来支持学习可能性和设计。计算机就是表示与探索可能性的最强有力的技术手段。未来的方案可以形象地表示并且它们的参数可以任意处理。这就是模拟模型所干的事。尽管这是新近的事并且还在发展当中，它们在科学中现在已是无所不在的了，并且还在继续迅速扩展。利用计算机，多种多样的和遥远的信息源在一瞬间就可以存取。跨学科、跨文化和跨模态的对话，批判的反馈和共行(Concurrence)可以广泛地进行。于是，计算机支持的信息处理独特地能够支持设计可能性的方法。由于同样的理由，计算机需要成为学校课程的中心（虽然并非所有的模拟探索需要计算机化）。可是，要注意计算机技术可能自相矛盾地用来关闭想像力的视野，而只进行教师所蔑视的那些重复的“学习”任务，并且（或者）加强教条独断。一种面向未来的信息处理设计会把技术变换成一种“不可见的”支持框架，并且日益增加学生的能力，并让他们的教师日益起一种辅导的作用，用智慧而不是用权威来领导。很快，只有人类本身将比机器更聪明。所以，我们必须把握我们现在的机会，为我们自身设计一种明智的教育信息处理程序来处理未来，在这种程序中，技术变得“透明”了，因为它在整个人类发展的谱段中，把学习过程解放了。
于是，回顾预测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框架，在其中可以探索各种未来和设计过程的整个范围。在现在的实践中它有一个基础，因为它是我们大家都使用的个人与公共计划过程和直觉部分，而且通常是不自觉地使用的。就像任何其他强有力的工具一样，它也有局限性，这与〔线性〕预测的力量相匹配，也与社会实施的两个方面相匹配，因为它可以用作中央权威控制的工具，也可以用作支持有想象力的、民主选择过程的工具。这说明了，为什么有许多公司和政府实施了将〔线性〕预测和回顾预测相结合的战略。
6 专业的设计
有关能源工程的事情就是设计整个能量流的子系统，从原始输入到废料输出，因为正是这种设计决定了能量流的环境、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因此它也是决定成本与效益的适当单元。）忠实于设计的管理和管理实践的设计也体现了基本进程的价值判断。工程专家是设计的人造物的设计承担者。那些设计不过是人类文明的物质框架，而在那些设计中实现的价值却具有关键的实际重要意义。于是我们可以为工程专家提供一个简单的定义：一个负责设计和管理工程系统的人。这个定义现在可以推广到一切专家，他们个别地和集体地负责设计和管理某个特殊的系统（卫生、营养、教育等等）。
在过去，专家只实现某项被要求做的局部的技术工作，例如，造一座桥，缝合一个伤口，或增加一种谷物产量。现在，他们必须负责设计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或者贡献他们的专业于一个合作的设计。这种转变已经发生。对于医学专业，我们日益要求公共卫生、卫生城市和预防医学，而不只是有病之后进行治疗。我们日益要求我们的水文工程师为整个城市设计污水处理系统，为整个流域设计水的管理，而不仅仅是造坝和安装水管。
专家负责未来的设计，一个称职的管理人是引向预期的未来的引路人。专家的伦理学是设计的伦理学，是好设计的管理。专家是负责的设计者。负责任的系统设计的伦理学是一个仍有待发展的课题。我不相信将有任何简单的、广泛适用的规则，尽管伦理的常识将证明对于特殊的局部的适应有用。我们对于这种活动有一个伦理概念，它足够丰富，对于我们增进着的对复杂系统的理解始终有效，这就是爱。负责的专家必须最终为对社会、对生态、对地球的理智的爱所推动。这篇论文的普遍性最终将必须在对能量和耗能(exergy）设计的好的参照物的详细分析中找到表达，但在这种发展的后面最终必须是反对盲目冲动的理性和反对恐惧的爱。
7 结论：走向一个稳定的、自组织的未来？
按照宇宙的时间尺度，我们的地球当然不是稳定的，而且按照生物学的时间尺度，在任何明显的生物学领域，它也很不像是稳定的。只有在确定的界限内，它又像是连贯地自组织的。而且，稳定性和自组织可以很好地证明至少是部分地不相容的系统性质。正是在这种复杂而又微妙地平衡的系统中我们已经自组织了我们的变革机，尽管设计粗糙，它的力量现在正在改变整个生命系统，我们发现其改变方式既不确定，又损害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生物。我们人类正在和时间赛跑，以便在我们有能力以灾难性地简单化的方式干预我们的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之时，会更快地获得设计的知识和体制程序。
在过去，人类能获得的信息与能量，其规模一般要比我们处于其中并对它进行干预的生物系统的规模小得多。我们过去对系统、体制和专家的预期设计都是一无所知的；幸运的是，在那种无知条件下我们一般能生存下来。可是，在现在，在一个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推到一个位置，在这儿，过去的那种状况已不再可能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终究想要愉快地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开始走上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我们需要发展明智的设计，大脑般地调节我们自己，这种调节既不是支离破碎的，也不是过分集中统一的，而是明智地组织的。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人类能否足够深入地自组织从而能够自觉地避免我们迄今为止还不自觉的人类变革机的自组织的不良后果。
附录1
对西方文化和政策的透视＊
Calabresi,G.and Bobbitt,p.[1978],Tragic Choices,New York,W.W.Norton.
Crossley,D.J.and Hooker,C.A.[1987]Retrospective Scenario Analysis and Government Energy Planning,Toward an Effective Synergy,Energy Systems & policy,Vol.10(No.2),93-115.
Easlea,B.[1973],Liberation and the Aims of Science,Chatto and.Windus for Sussex University Press,London.
Hooker,C.A.[1980](withR.M.Mcdonald,P.Victor and R.van Hulst)Energy and the Quality of Life:Understanding Energy Polic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0
Hooker,C.A.[1984]Design or Perish'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Australia,GE8(August,1984),6-14.
Hooker,C.A.[1992],Philosophy 591:Technology,Environment and Human Values,Part AI,Notes on Systems Eneigetics',University of Newcastle.
Hooker,C.A.[1994],Value and System,Notes Toward the Definition of Agriculture',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to appear.
Polanyi,K.[1968],The Great Transformation,Beacon Press,Boston.
Schumacher,E.F.[1975],Small is Beautiful,London,Sphere Books.
Tawney,R.H.[1962],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Penguin,London.
Ungers,R.M.[1975],Knowledge and Politics,The Free Press,New York.
Vickers,Sir G.[1968],Value Systems and Social Process,London,Penguin.
Vickers,Sir G.[1970],Freedom in a Rocking Boat,London,Penguin.
Vickers,Sir G.[1980],Responsibility:Its Sources and Limits,Seaside,Cal.,Intersystems Publications.
Vickers,Sir G.[1983],Human Systems are Different,London,Harper and Rowe.
附录2
有关远离平衡态、耗散的、非线性动力学的复杂适应自组织系统的精选原始资料＊
Allen,Peter M.[1983],`Selforganization and evolrtion in urbansystems'in Cities and regions as nonlinear decision systems,de.Robert Crosby.AAAS Selected Symposia Series.Borlder:Westview Press.
Anderson,P.W.,Arrow,K.J.and Pines,D.(eds.)[1988],The economy as anevolving complex system.Redwood City,Cal.:Addison Wesley.
Blatt,J.M.[1983],Dynamic Economic Systems,Brighton,Sussex:Wheatsheaf Books.
Depew,D.,Weber,B.and Smith,J.(eds)[1987],Information,Entropy and Evolut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
Dress,A.,Henrecks,H.and Kuppers,G.(eds.),[1986],Self-organisation.The Origin of Order in Nature and Society,Lincoln.
Eigen,Manfred and Ruthild Qinkler[1981],The laws of the game:how the principles of nature govern chance.Translated by Robert Kimber and Rita Kimber,New York;Knopf.
Foster,J.[1987],Evolutionary macroeconomics.London:Allen and Unwin.
Haken,Hermann[1977],Synergetics:An introduction.Berlin:Springer-verlag.
Hooker,C.A.[1994],Reason,Regulation and Realis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Jantsch,E.[1975],Design for Evolution,New York,George BraziLLer.
Maes,P.[1990],Desiging autonomous agents: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biology to engineering and back,Amsterdam:Elsevier.
Nicolis,J.S.[1986],Dynamics of Hierarchial Systems:An Evolutionary Approach,Berlin,Springer-Verlag.
Odum,H.T.[1971],Environment,Power and Society,Wiley-Interscience,New York.
Pagels,Heinz[1988],The dreams of reason.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Peacocke,A.R.[1983],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ysical chemistry of biological organization.Oxford:Clarendon.
Pines,David[1988],Emerging synthesis in science.redwood City,Calif.:Addison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Plotkin,H.C.(ed.)[1982],Learning,Development and Culture,New York:Wiley.
Rosen,R.[1985],Anticipatory systems:philosophical,mathema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New York:Pergamon.
Rosen,R.(ed.)[1985],Theoretical biology and complexity.Orlando:Academic Press.
Salthe,S.N.[1985],Evolving Hierarchial Systems:Their Strucrure a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Columbia Unversity Press.
Salthe,S.N.[1993],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complexity and Change in Biology.Cambridge,Mass.,Bradforc'/MIT Press.
Saviotti,P.P.and Metcalfe,S.(ed.)[1991],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London:Hartwood Press.
Trappl,Robert,ed.[1986],Power,autonomy,utopia:new approaches toward complex systems.New York:Plenum.
Ulanowicz,R.[1986],Growth and development:ecosystems phenomenology,New Yowk:Spring-verlag.
Ulrich,H.and Probst,G.J.B.(ed.),[1984],Self-Organisation and Management in Social Systems.Insights,Promises,Doudts and Questions,Berlin,Springer.
Warsh,D.[1984],The Idea of Econmic Complexity.New York:Penguin.
Wicken,J.S.[1987],Evolution,Thermodynamics and Infor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附录3
关于世界发展动力学和政策的透视
Beer,S.[1975],Platform for Change New York,Wiley.
Beer,S.[1979],The Heart of the Enterprise,New York,Wiley.
Bochner,S.[1969],Eclosion and Synthesis,New York,Benjamin.
Boulding,K.E.[1965],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Great Transition,London,G.O.Allen & Unwin.
Cornish,E.[1977],The Study of the Future,Washington,D.C.,World Futures Society.
Emery,F.E.and Trist,E.L.[1975],Towards a Social Ecology,New York,Plenum.
Harmon,W.[1979].An Incomplete Guide to the Future,New York,W.W.Norton.
Jackson,R.[1979],Science Poloicy and Human Goals,Ottawa:Queen's Printer(Science Council of Canada Background Study).
Jantsch,E.[1975],Design for Evolution,New York,George BraziLLer.
Somit,A.(ed.)[1974],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the Future,Hinsdale,Illinois.Dryden Press.
Theobald,R.[1972a],Habit and Habitat,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
Theobald,R.[1972b],Futures Conditional,New York,Bobbs-Merrill.
Toffler,A.[1975],The Eco-Spasm Report,New York,Bantam.
Toffler,A.[1980],The Third Wave,New York,Morrow.
Tugwell,F.(ed.)[1973],Seach for Alternatives:Public Policy and the Study of the Future,Cambridge,Mass.,Winthrop.
Watt,K.E.F.[1974],The Titanic Effect:Planning for the Unthinkable,New York,Dutton.
* 为节省篇幅，《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2期中的“自然主义实在论：纲要和研究纲领”一文的“参考文献”中已录入的目录均已在这三个附录中删去。
*本文是作者应译者之约，为中国读着写的两篇文章之一。第一篇文章《自然主义实在论：纲要和研究纲领》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2期，偏重于基本理论。本文则偏重于哲学的应用。——译者注
范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