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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反思与超越
梅新林
伴随着五十年的沧桑巨变，当代传记文学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凸现出它在弘扬与塑造时代精神方面的特殊使命与独特价值，因为当代传记文学远远突破了它自身原栖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限制，而广泛参与并作用于当代社会历史进程的各个方面，成为构筑当代精神文明的重要途径与成果。
一个交织着血与火的破旧立新的时代，必然是一个需要英雄而又创造了英雄的时代。当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无论是为了缅慰先烈，或是净化现实，还是感召未来，都迫切需要重新塑造属于我们这个新的时代的“英雄偶像”，于是“唱英雄赞歌”也就必然成为新的时代的主旋律。对此，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传记文学快速地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在塑造新的时代英雄群像中大显身手，成就卓著。梁星《刘胡兰小传》，黄钢《革命母亲夏娘娘》，郅顺义《董存瑞》，王玉章、石峰《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黄继光》，郑大藩《伟大的战士邱少云》，戴煌《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陶承《我的一家》，缪敏《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杨植霖等《王若飞在狱中》……都是问世于建国初期的英雄传记名篇。这些英雄传记通过组织与媒体传播广泛辐射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与灵魂，其精神渗透力与感召力远非其它艺术形式可比。当然，英雄传记本身也是因时而动、与时俱进的，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无论是英雄的形象、类型、内涵还是社会公众对英雄的期待与理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英雄本色则依然一脉相承。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勃兴于建国初期的英雄传记虽然为数众多，地位崇高，影响巨大，但类型单一，个性模糊，艺术粗糙，而且往往人为地加以“纯化”乃至“神化”，而导致失真现象，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英雄传记的生命力与表现力。比如雷锋，他也同样有爱美之心，也曾品尝过爱情的芬芳，但我们的传记作者却有意地把这些生活的美丽与真情一笔抹去，造成了雷锋形象丰富性的不应有的伤害，实在令人遗憾。然而这又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性遗憾，当代传记文学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一样一步步被极左的僵化思想所扭曲时，必然以窒息甚至丧失其鲜活的生命为代价。直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之后，传记文学才得以由衰复盛，至八十年代初终于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人们曾以“传记热”予以概括。应该说，“传记热”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社会现象。思想解放运动之于传记文学观念的更新，禁区的打破，材料的解密；改革开放之于域外传记文学作品的译介，观念的冲撞，艺术的交流；风云际会，各种风云人物的不断涌现，以及大众媒体的着意宣传，社会公众的热切关注等等，一同促进了传记文学劫难后的复苏与繁荣。
在传记创作方面，以领袖传记为领衔，一时间涌现出了大批各种类型的传记作品以及传记文学丛书。《人物》、《传记文学》、《名人传记》等刊物也相继创刊，为传记文学作品提供了重要的发表园地。
在学术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传记文学研究论著，诸如陈兰村等著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韩兆琦的《中国传记文学史》，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等等。与此同时，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也分别于1992年、1994年在京成立，有力地推动了传记文学学术活动的开展。
在人才培养方面，许多高校纷纷开设传记文学课程，着力于培养大学生的传记文学创作与欣赏能力。继复旦大学朱东润先生招收传记文学博士生后，浙江师范大学也于硕士点中专门设立传记文学研究方向，以更好地培养传记文学的专门人才。
在公众接受方面，传记文学业已成为最受社会公众欢迎的文学样式之一，领袖传记、明星传记自不待言，即使如比较高雅的学人传记，也同样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
八十年代之后，“传记热”的迅速升温，领袖传记无疑扮演着“领衔主演”的角色，推波助澜而又后来居上的是明星传记，原限于学术圈内的学人传记则逐步从公众关注的边缘走入中心，三者以不同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吸引着不同的读者群体，而构成了三足鼎立之势。领袖传记有如英雄传记的崇高与非凡，但同时又拥有为一般英雄传记所没有的神秘感。许多领袖传记的作者努力借鉴思想解放的精神成果，比较准确地把握读者的阅读期待，力图表现历史的真实性与反思性，力图将领袖从“神性”还原为“人性”，这样，既满足了社会公众对领袖人物的好奇心，又增添了领袖作为普通人的日常情趣，缩短了领袖与读者之间的地位差异。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点点的《非凡的年代》等从内容到笔法都充分展现了这些领袖传记的崭新追求。明星传记与领袖传记一同走红，各领风骚，则是因为明星传记可以同时满足读者渴望成功与好奇心理，具有与领袖传记相近的内在因素。普通人的追星欲望与他们对于领袖的偶像崇拜原本具有相通之处，但明星们落拓不羁的生活方式以及风流韵事则更能满足一般读者的猎奇猎艳心理，所以更受大众欢迎。在明星传记中唱主角的是由明星自己撰写的自传，除了开风气之先的刘晓庆《我的路》、《我这八年》、《我的自白——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三部曲外，还有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倪萍的《日子》、姜昆的《笑面人生》、姜丰的《温柔尘缘》、杨澜的《凭海临风》、黄宏的《从头说起》等等。这些自传在发行时都曾火爆过一阵子，其中的优秀之作从平凡普通的生活细节深刻体验人生的悲欢离合和酸甜苦辣，且往往运用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笔致，追求生活诗化与诗化生活的人生意趣与韵味，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明星传记那种矫情浮华之弊。
学人传记宽泛地说可以包括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以及学者在内的传记，本身也是丰富多彩的。虽然由于学人传记之于读者群体知识水平要求的限制，即使到了80年代之后，它也不能与受到社会公众热烈回应的领袖传记、明星传记相提并观，然而学人传记所固有的人文精神与文化智慧，及其浓郁的反思性与深邃性，则是领袖传记与明星传记所无法企及的，诸如王晓明的《鲁迅传》、李辉的《萧乾传》、田本相的《曹禺传》、凌宇的《沈从文传》、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戴光中的《胡风传》等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于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追问与求索，这是文化对文化的碰撞，精神对精神的审视，生命对生命的关怀。换言之，学人传记代表了当代传记文学的最高精神价值。
除以上三足鼎立外，新英雄传记与凡人传记、历史人物传记与外国名人传记以及实业家传记的此呼彼应，相互促进，使得高度繁荣的当代传记文学创作更加丰富多彩。当代传记文学走过了一个由盛而衰、衰而复盛的曲折之路，五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首尾两个高潮遥相呼应，血脉相承。但明显的不同于五十年代第一次高潮的单一性，八九十年代的第二次高潮尽展多样化发展之风姿。一是传记观念的多样化，即不再局限于为英雄塑像，唱英雄赞歌的传统观念，而向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回归。二是传记作者的多样化。传记创作队伍不再局限于专业作家，而广泛扩展到教授、学者、记者、干部乃至普通工作人员。领袖传记中就有不少作品出自领袖原先身边的工作人员。三是传记人物的多样化。无论是正面领袖人物，还是反面领袖创作禁区的冲破，都对传记人物的多样化产生了积极的激发作用。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层次，上自领袖人物，下至普通百姓，都纷纷登上传记文坛，都成为传记文学描写的对象。四是传记内容的多样化。注重对传记人物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的描写，立体地展现了传记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五是传记文体的多样化。传记文学本来就是两栖于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一种边缘性文体，作者拥有相当自由的创作空间，比如既可偏于文学，也可偏于史学，还可合而为一；既有他传，也有自传；既可多人合为一传，又有多人同为一人作传；既可偏重叙事，也可重在抒情，抑或两者交替运用。六是传记接受的多样化。对于读者来说，不再如五十年代那样偏重于教育意义，偏重于政治、社会功能，而同时可以是审美的，甚至纯粹是消遣的。
当代传记文学创作当然成绩巨大，但离时代的要求，离读者的期待，离中外传记的精品之作的确还存在着许多差距，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失落”上：
1、实录精神的失落。“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中国史传一贯的优良传统，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然而当代传记文学的一些作品显然有悖于实录精神这一优良传统，因而最终不能不伤及传记文学的艺术生命。比如有的领袖传记不尊重史实，一味猎奇，任意虚构，严重影响了领袖传记的质量与声誉。
2、个性精神的失落。每一个生命都是无可替代的独特个体，优秀的传记作品就要充分显示传记人物迥然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个性。但是当代传记作品在这一点上普遍存在不足，包括五十年代影响深远的英雄传记，甲之于乙，英雄本色相通，英雄行为相似，却往往抹去了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而一味“纯化”，甚至“神化”，结果往往崇高有余，个性不足。
3、诗性精神的失落。诗性精神追求生命的激情，追求人生的韵味，优秀的传记作品应该具有史诗般的气势和魅力。然而，当代一些传记作家却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这一追求。比如五十年代的英雄传记虽然单纯甚至单一，但毕竟拥有一种火热的生命激情，而在新时期的新英雄传记中，却很难感受得到这种生命激情勃发的精神力量。此外，学人传记也普遍存在着过于理性、诗性不足的通病。
4、审美精神的失落。传记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它自身必须是美的，然后才能产生美感力量。然而，当代传记的一些作品尤其是一些明星传记，往往出于商业动机，不惜借助商业炒作甚至自曝隐私提高知名度、提高发行量，这样的传记作品显然走向了美的反面。
5、思辩精神的失落。如何通过历史沧桑、个人遭际探索生命的价值与生存的意义，本是传记文学应该追求而且可以达到的核心目标，尤其在表现开天辟地、扭转乾坤的领袖传记中，更应展开深入的历史反思与理性分析。然而以此衡量当代领袖传记创作，显然难以令人满意，关键的问题在于传记作者普遍缺乏超人的史识，缺乏透视历史与人生的哲理智慧。
反思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鉴于传记文学所承负的重要文化使命，鉴于当代传记文学创作所存在的种种不足，鉴于社会公众对传记文学更高的阅读期待，我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在新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当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历程与经验得失进行系统深入的梳理与总结，以便为今后传记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然后以此为新的起点，对传记文学创作从理念、内容到形式进行新的探索与实践。在此过程中，传记作者应更自觉地充分吸取古今中外优秀传记作品的艺术智慧和精华，以逐步克服当代传记文学创作中的五个“失落”之不足，努力提高传记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比如中国古代《史记》的创作经验与成就就很值得当代传记作家好好学习，司马迁将尊重历史真实的实录精神与张扬个性的托愤精神有机地融为一体，透过历史现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且追求一种亦文亦诗的史诗风格与气势，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无疑应该成为传记文学创作的宝贵精神资源，也可作为医治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种种弊病的一副良药。至于大量外国传记文学的优秀之作，也同样值得充分借鉴与吸收。当前，在走向多样化的趋势中，尤其要追求生活化、个性化、诗意化、审美化、思辩化的有机融合。所谓生活化，就是向生活真实回归，向生命本真回归，向生存本身的丰富多彩回归；所谓个性化，就是充分展示描写对象与作者主体以及文体风格的独特个性；所谓诗意化，就是通过生活诗化与诗化生活的双向互构，追求充满生命激情与诗性的人生意趣与韵味；所谓审美化，就是通过作者主观审美意识的投射和升华，努力提高传记文学的审美品位，强化传记文学的美感力量；所谓思辩化，就是将哲理思辩的触角伸入生活的深层，对人世沧桑与生存意义展开形而上的追问与求索，在平凡的世界中感悟不平凡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充分显示思想深度而又诗意盎然的史诗式的传记佳作。
（《文艺报》2001年6月16日，第88期）
时代呼唤史诗般的革命领袖传记
俞樟华
中国共产党在她创建以来的八十年的浴血奋斗过程中，涌现出了千千万万的革命英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革命领袖。然而长期以来，除了斯诺、史沫莱特等外国记者为毛泽东、朱德等写过若干传记或访谈之外，这些领袖人物的传记之作很少问世，人民对于他们的认识也大体停留于以政治情感为维系的“领袖崇拜”上，而不可能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随着禁区的打破以及有关领袖材料的解密，以革命领袖为描写对象的领袖传记犹如雨后春笋，蜂拥而出，在新时期的传记热中扮演着“领衔主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有关毛泽东主席的系列传记，一时风靡全国，形成了“毛泽东热”。时至今日，革命领袖传记已经出版了数百种之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传记面世，如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宋庆龄、彭德怀、瞿秋白等人的传记少则几种，多则几十种。这种繁荣局面的出现，标志着革命领袖传记的创作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传记文学应为当代领袖人物树碑立传，这是我国传记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是20世纪的伟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奠定了他杰出领袖的崇高地位，长期以来受到党和人民的衷心爱戴，所以，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自然应该成为革命领袖传记创作的重中之重。事实也确实如此，在琳琅满目的革命领袖传记创作之中，写毛泽东的传记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也最受读者青睐。除了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红墙内外》、《领袖泪》、《掌上千秋——转战陕北中的毛泽东与江青》等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系列毛泽东传之外，李银桥、王鹤滨的《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紫云轩主人》、张玉凤的《毛泽东轶事》、林克的《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等都显得各有特色，深受读者的欢迎。令人可喜的是，新时期的革命领袖传记的写作，已经打破了一向由集体编写的惯例，呈现出多样化，这是革命领袖传记之所以得到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有三类作者写的传记作品尤为值得重视：第一类是权延赤、叶永烈等专业作家所写的领袖传记，代表了新时期领袖传记的最高水平；第二类是曾经长期在领袖身边工作过的人所写的传记，除前面提到的李银桥、王鹤滨、张玉凤、林克外，还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者吴庆彤、《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的作者张廷栋，他们都是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近距离地观察领袖的言行举止，也得到过一般人无法得到的领袖的深切关怀和教导。他们不仅对领袖的感情最深，而且也掌握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所以他们所写的传记，往往能把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伟人如实地告诉广大读者，使人们对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特有的性格、气度、风采、智慧、感情世界和情趣爱好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第三类是领袖的亲人所写的传记，譬如《我的父亲邓小平》和《我的感情流水帐——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的作者毛毛，是邓小平的女儿；《非凡的年代》的作者点点，是罗瑞卿大将的女儿。她们从女儿的视角切入其父亲的内心世界，描写自然细腻生动，另具一格，其传记作品发表时都引起了轰动。辽宁人民出版社最近还出版了一套“父辈丛书”，如《我的父亲毛泽东》、《我的伯父周恩来》、《我的父亲刘少奇》、《我的父亲朱德》、《我的父亲任弼时》、《我的父亲彭德怀》、《我的父亲陈毅》、《我的父亲刘伯承》、《我的姑父张闻天》、《我们的长辈王稼祥》，作者全都是这些革命领袖的子女后代，这是革命领袖传记写作中的新创意。在他们的笔下，革命领袖作为慈父的一面被揭示得更充分，领袖的人性得到了大力展示。与此同时，即便是集体编写的领袖传记，也同样鲜明地表现了个性化追求，比如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的同志在完成了《彭德怀传》以后，深感对于彭老总内心世界的揭示还有不足，于是又围绕着“一个真正的人”的主题，撰写了《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一书，编者在“前言”中说：“这本书不是传记，又是传记。不是叙述人生阅历、评说事业成败的传记，而是展现道德情操、性格风貌、人际交往和生活情趣的传记。”读者阅读此书，可以触摸到彭德怀的灵魂，体察到他立身处世的准则，从而对他产生更多的敬意，对他不幸遭遇产生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中国史传向来有“不虚美，不隐恶”的追求“实录”的优良传统，革命领袖传记的创作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它在继承这一优秀传统方面应比一般传记创作要求更高，否则会极大地损害领袖的光辉形象，甚至会带来不良的政治后果。总的看来，传记作者在创作革命领袖传记时的态度都比较认真严谨，尤其是在材料的搜集和核实方面，都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从而保证了革命领袖传记的真实性和生命力。然而，领袖传记仅仅停留于此是远远不够的。由于领袖传记中的领袖人物都是开天辟地、扭转乾坤的伟人，他们的思想、见识、智慧、性格都会成为改变历史进程和民族命运的关键因素，因此，领袖传记应该在人类文明进程的广阔背景中同时展现历史的沧桑巨变与领袖人物的精神意志，应该写出史诗般的非凡气势与魅力，给人以深邃的哲理启迪与美感愉悦。然后以此为目标，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使领袖传记更为丰富多彩。以此衡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革命领袖传记创作，那么，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的确还存在着诸多差距。与原先普遍将革命领袖人物“神化”相比，以权延赤为先导的向“人性”还原的领袖传记无疑是一个重要突破，值得充分肯定。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本来就使人有一种神秘感和崇敬感，经过林彪、“四人帮”的有意神化，毛泽东被捧上了“神坛”，超凡入圣，脱离群众，已经缺乏血肉和性格。权延赤的传记，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叙述和展示毛泽东的巨大历史贡献上，而是注意通过对毛泽东日常生活中的生动细节的描写，揭示出毛泽东的性格特点和感情世界，使人觉得毛泽东做为领袖，也是生活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也有着凡人的心态和情感，是非常可亲可爱的。读了这样的传记，人民对自己的领袖就不再象以前那样陌生，那样神秘，那样遥远。领袖的人化，是使革命领袖传记得以畅销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成了眼下传记作家普遍自觉的追求。除了毛泽东的传记外，传记作家在写其他领袖人物的传记时，也都非常注意把革命领袖写成一个具有个体生命意志的人，有喜怒哀乐，也有儿女情长，而不是教科书上所说的抽象的超级政治符号。
然而，向“人性”还原，向生活回归，固然可以避免领袖传记的概念化描写，更好地展现领袖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但这毕竟不是领袖传记的根本追求。史诗般的领袖传记，首先要将诗意注入人生、注入生活，或者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升华诗意。领袖传记中的一些优秀之作，曾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我们总是难以忘怀权延赤《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不让卫兵扫雪的精彩细节。毛泽东一生喜欢雪，权延赤敏锐地捕捉到了毛主席的这一“雪”的性格，细致地描写了毛泽东不让卫兵扫雪，自己小心翼翼地行走在雪路上的情景。在这种看似生活化的独特情境中，其实蕴涵着无穷的诗意，雪的洁白、纯真、冷峻、空旷，不仅映照出毛泽东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姿，而且马上令人联想到他的杰作《沁园春·雪》所展现的睥睨古今，俯仰天地，指点江山的雄迈气魄。这就是生活的诗化，诗化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精彩之笔，无论是权延赤本人还是其他领袖传记作家均不多见。更多的作品还停留在材料的发掘或猎奇上，而缺乏深入地反思和分析，在叙述和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时，政治性的术语和文件式的评价往往多于生动形象的描写，对领袖人物的过错或失误，以及性格上的缺陷，一般都没有展开比较细致透彻的剖析，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领袖传记的概念化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领袖传记作家普遍缺乏把握人类历史命运的卓越才识与融合史诗的艺术功力，因而往往缺少历史的沧桑感与厚重感，缺乏亦史亦诗的艺术气势与魅力。有鉴于此，今后的革命领袖传记创作，应将此作为突破和超越的重点，在生活化、个性化的追求中，大力加强诗意熔铸与哲理思辨，使革命领袖传记创作向史诗境界迈进。
（《文艺报》2001年6月30日，第96期）
英雄传记正气永存
陈兰村
我喜欢读英雄传记。在60年代初，我在上大学时部分同学因营养不良患了浮肿病，我和同学们常读《星火燎原》中的革命英雄传记，书中的革命英雄给了我们战胜疾病和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英雄们为建立新中国英勇奋斗的精神，战友间的亲密团结的珍贵情谊，鼓舞我们度过了难关。从此以后，我一直对英雄传记颇为关注，我以为英雄传记正气永存。
我们所说的英雄传记就是指为英雄谱写生平的文学作品，是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品种。它是英雄生命的载体，是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也是人们为英雄所树立的纪念碑，体现了人们对英雄的崇敬与怀念。1936年，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毫无希望的生物之群；有了英雄而不去珍惜、爱护、崇仰的民族，则是可怜的奴隶之邦。英雄传记就是对英雄的珍惜、爱护与崇仰的表现。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的民族，大有希望的民族。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年以来，在党内外出现了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当中有为新中国的成立赴汤蹈火、前赴后继的革命群众、解放军指战员，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英雄。新中国建立后，许多作家和英雄的战友们以极大的创作热情，写出了一批歌颂英雄的传记作品。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梁星的《刘胡兰小传》、郅顺义的《董存瑞》是当时代表性的英雄传记。志愿军英雄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人物也都被作家们写进《志愿军英雄传》。
革命回忆录是当代英雄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可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写作样式。革命回忆录中以回忆他人或作者本人相对完整的革命生活经历的作品，当属传记文学。建国初期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是革命回忆录的大型结集，其中不少短篇英雄传记表现了英雄们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热情。单独成书的具有传记性的回忆录，如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陶承的《我的一家》，杨植霖的《王若飞在狱中》是当时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英雄传记。
近半个世纪以来，作家们还热情地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的新英雄人物写书立传，如殷云岭、陈新给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写了《焦裕禄传》，陈广生为在平凡岗位上积极上进，为人民乐于奉献的雷锋写了《雷锋传》等等。这些英雄传记中丰富的精神内涵和伟大的人格魅力，极大地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无疑这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的英名通过传记还将流传下去。
为什么英雄传记正气永存？英雄传记的正气与英雄崇拜有联系。“传记起源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曾如是说。传记这种文体有记录英雄生平的传统。从古代的史传到现代的英雄传记，传记担负起了承载英雄人物生平的历史使命，让英雄事迹代代相传。南宋的文天祥，史传有多种，一曲《正气歌》，浩气垂丹青。当代的雷锋，有传又有歌，至今是榜样。世界上许多民族都重视以传记来纪念英雄，如俄罗斯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人物，女英雄卓娅的母亲写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在中国曾广为人知，而据报载，至今在俄罗斯，卓娅的名字仍没有被人忘记。英雄和英雄崇拜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每一个时代对英雄形象的要求、标准是随时代而定的。关键是，英雄崇拜，到底崇拜什么样的英雄？这种崇拜有什么意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在当代，我们对在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特别贡献的英雄人物，自然理应加以歌颂和崇拜。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正气，刚正之气，爱国为民之气。因为在他们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他们是民族的英杰。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英雄的壮举和英雄的人格魅力会持久地感染和熏陶后来者，所以只要人们存在英雄崇拜，英雄传记的正气自然永存。
英雄传记的正气体现在英雄形象身上。如果我们读过当代的中国英雄传记，以下的英雄形象会很快浮现在我们的眼前：黄继光：猛然跃起，扑向敌人的枪眼；邱少云：任凭烈火烧，一动不动，坚如磐石；焦裕禄：为兰考人民治沙脱贫而累死；孔繁森：赤诚的爱化为雪域高原的丰碑……英雄传记的正气以英雄自身的形象永远鼓舞读者。
英雄传记的正气以崇高为美学特征，以它这种特有的文学美吸引读者，来显示作品的正气永存。英雄传记往往具有崇高的艺术风格。中国现代的革命事业是一种波澜壮阔，宏伟崇高的事业，英雄的气质必然和崇高的审美范畴相对应。英雄传记表现的崇高，体现在他们都有崇高的革命理想，都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英雄们总是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个人价值的实现与革命事业、与祖国的强盛联系在一起。勇救列车的英雄欧阳海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的生命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那是无上的光荣。”舍己救人的英雄战士王杰在日记中写道：“我一定要做雷锋式的战士，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把可爱的青春，献给祖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这些英雄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不仅是解放军战士出身的英雄如此，就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英雄也是如此。为科技事业献身的共产党员罗健夫原是一位从事航天事业的工程师，知识分子的楷模蒋筑英是一位光学专家，他们与战士出身的英雄一样有为祖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蒋筑英在家书中写道：“人活着总不能只是为了自己过好生活，要负社会责任。”这样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怎能不引起后人的崇敬与怀念！英雄传记的正气正是通过其特有的文学美吸引和感染读者，转化成读者自己的永久的生命力量。
中国现代的英雄传记，建国以来是比较发达的一个文学品种。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陆续印过1000多万册，陶承的《我的一家》印行了600多万册。军旅作家陈广生把雷锋的事迹整理成《雷锋的故事》，后来又重新改写成《雷锋传》。作者用了大量感人的故事和引用部分雷锋日记，比较充分地表现了雷锋的人格。该书成为雷锋故事的传记样本，在全国广为流传。陈广生在后来的《雷锋传》和《雷锋轶事》中又补充写了雷锋的“兄妹”情、“姐姐”以及雷锋与三个姑娘的故事。还写了雷锋一生勤俭，但在鞍钢当工人时也曾买了皮夹克和皮鞋。这些都较为充分而真实地展示了雷锋个性的丰富性，因而使雷锋形象更得到了读者的认同。
但是，不可否认过去的英雄传记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人物性格色调较单一，作品往往停留在英雄事迹的叙述上，对英雄的精神世界缺少多方面的刻画，对英雄精神的形成原因缺少进一步的阐释，因而使英雄形象不够丰满。又如文学性较粗糙，往往以叙述代描写，生动不足。
时代的发展，要求出现超越已有作品的英雄传记。我们既需要再现传主生平的通俗读物，更需要具有很高文学性的英雄传记的精品之作。英雄传记需要突破与发展，关键在于作者深入地了解英雄，理解英雄，真正地把握与再现英雄的精神世界，让英雄形象既源于生活，且贴近生活，又高于生活。作者在艺术上要精益求精，需要在人物形象、结构、乃至细节、语言上，反复琢磨，使英雄人物可信、可亲、可敬的形象永久活在读者的心中。没有英雄的历史是不可思议的，没有英雄传记的文坛是暗淡无光的。英雄传记的存在，将给予世界以映照的光芒，启示并鼓励人类向更好的境界进发，翘望更完美的生命存在。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我盼望出现更多更好与时代相应的英雄传记，让英雄传记正气永存。
（《文艺报》2001年7月7日，第100期）
学人传记与文化人格的重塑
毛策
学人传记作为传记文学一个独具魅力的分支，从20世纪80年代后日趋繁荣之势，其代表作往往成为知识分子竞相阅读的抢手读物，甚至与“文化讨论”融合为一体，成为人文学者最热衷的话题，对“文化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90年代关于陈寅恪、顾准、吴宓、胡适等现当代著名学人的多种传记的问世引起文化学术界的震动，便是显例之一。学人传记并非是80年代才产生的新的文学品种，翻检诸多索引可知，1949年以后，学人传记在大陆出版颇多，司马迁、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朱熹、文天祥、于谦、王阳明、李贽、张居正、史可法、黄遵宪、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谭嗣同等人（其中李贽、黄遵宪、龚自珍是学人、文人、思想家三者兼任）的传记作品为广大读者所青睐。但是，在1949年至1978年近30年时间中，学人传记作品在价值取向上几乎都是以政治思想为主导而忽视传主学术文化之贡献，尤其未能以一种学术史的眼光将传主置于特定文化背景下客观公允地加以描述和评价。在这样的价值取向指导下，传主似乎成为“政治思想”的代言人。更有甚者，为现实政治需要而不惜曲解传主学说，将传主及其学说作为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文革时期出版的诸多“批儒评法”的古代学人传记以及代表作《李白与杜甫》，便是这种价值取向下的产物。而一大批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所的纯然学人，则被人为地“淡出”传记领域。
进入80年代以后，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热潮，其轰轰烈烈、沸沸扬扬之势，引发了以学人参与为主涉及各种层面的社会共振效应。中国自步入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严重现实，唤醒了国人一度自我麻醉的神经。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界将目光投向曾经为华夏铸造过辉煌的精英学人，为断层的文化失落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为陶铸国魂寻觅学理根据，为学术复兴修复台阶，这也是改革开放深化的必然趋向。于是，近现代著名学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黄侃、廖平、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冯友兰、陈寅恪、辜鸿铭、蔡元培、赵元任、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和鲁迅、郭沫若、周扬、翦伯赞、吕振羽、闻一多、朱自清等一大批学人趁文化热潮之盛势，以传记的形式走向读者，这是中国传记史上最为壮观的“学人传记”热。一些过去因政治原因所淹没的学人，也如“出土文物”般地从地下走到地上。传记作者以更开放、宽容的心态和文化学术的视角审视其学术生命，试图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以提升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和再造精致科学的学术殿堂。许多有眼光的出版机构也相继推出诸从以学术人物为主体的丛书，如《世纪学人自述》（十月文艺出版社）、《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世纪回眸人物系列》（上海文艺出版社）、《〈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等，单行本传记更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如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高建国《顾准全传》、张冠生《费孝通传》当为佼佼者，也包括曾经引发学界争议的张紫葛《心香泪洒祭吴宓》、李洪岩《钱钟书生平与学术》和数种《钱钟书传》等。尤其要指出的是，80年代后学人传记的繁荣并非仅仅限于单本传记或评传，从传记宽泛的概念理解，理所当然应该包括日记、回忆录及怀人志人之作，甚至还应包括“旧瓶装新酒”的“碑传”（卞孝萱、唐文权曾编纂《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出版，其中有诸多学人“碑传”）。从传记“实录”原则考虑，也许这类作品更具史料价值，这些难能可贵的资料，除本身是传记外，又为后人撰述传记和评传提供了翔实的史实。近20年出版的众多学人日记、回忆录、自传，是学术界有目共睹的，如季羡林《牛棚杂忆》、韦君宜《思痛录》、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等，而散见于各种报刊书籍中的怀人志人作品，更是使读者如步入山阴道中，目不暇接，成为传记繁荣的标志之一。
学人以文化创造为终生不二之业，以文化理想为终生追求目标。因此，学人传记最重要的文化使命是重塑文化人格。由于历史沧桑的激荡，历史尘埃的污染，学人的文化人格不时被侵蚀甚至扭曲，这就迫切需要学人传记重点予以反思和重塑。新时期的学人传记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与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深层的开掘。许多学人传记作家在重塑文化人格的新的视境中重写学人传记，其中以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最具典型意义。迄今为止，有关鲁迅的传记已达50多部，而王著《鲁迅传》的最大特点，正如他自己所期望的能让读者从中看到“灵魂的颤动”。作者通过与传主的精神对话，着重揭橥传主灵魂深处的精神苦难，传中藉助对话式叙述方式而不时闪耀的理性思辩之光，往往令读者怦然心动，掩卷三叹。二是误区的矫正。由于传记创作价值导向的偏颇，过去有一大批成就卓然的学者长期未能进入学人传记的视野之中，比如本世纪20年代崛起于清华园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因一直被定性为“文化守成主义者”而备受冷落，学人传记作家陆键东则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让陈寅恪神话般地“重视江湖”。此类学人传记往往通过价值观念的反拨，重新回归于学术本身，并从传主坎坷一生及艰辛的学术生涯中发掘出今天仍然有现实借鉴意义的“文化英雄”形象，这实际上也是作者对传主文化创新意义与文化人格力量的再评价。三是悲剧的反思。当代学人传记显然无法跳过文化大革命这段特殊的历史，无法回避学人们在这段特殊历史中的文化悲剧或政治悲剧，但到底应如何面对，如何评价？则显然有是非、深浅之别。程伟礼《信念旅程——冯友兰传》中述及传主文革中“违心的哲学活动”时指出：“难以压抑的政治欲望骚扰着冯友兰不甘寂寞的心里，这些始终是构成冯友兰的政治悲剧的一个基本因素。”可谓一语中的，这对于反思和总结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个体以及群体的悲剧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为了更好地承负重塑文化人格的使命，学人传记在艺术追求方面则应在注重“实录”精神的基础上，在兼顾学术性的前提下，独辟蹊径，不断创新，尤其要以气势取胜。迄今为止，比较成功的当推陈键东、李辉、陈徒手三人，彼此都能以别具一格的描述方式和独步蹊径的史料取舍剪裁艺术，在读书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响。陆、李、陈三者之共同特点是在创作传记时，所引述资料扩大到档案，个人访谈，而这些资料又具有独家披露的隐秘性，反映了传主特定时期真实的情感，乃至细微的心理波动和反应。陈徒手以客观白描、实录不误为特点，而在资料编排上又处处紧扣传记中心和传主特征，看似作者创获不多，而又处处体现作者精心设置之玄机，实为一种大智若愚的行文风格，读其文而令人掩卷沉思，再三玩味其中意蕴。而李辉则在访谈资料独家披露后，其评骘之语，充溢着历史性的哲理，启人心智，甚至给人一种慧眼洞穿历史的负重感，陆键东所撰陈寅恪传则兼具陈、李两者风格，已成为当代传记之精品。
然而，从总体上看，学人传记毕竟精品不多，离读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传记作家群体宏观把握和反思人类文化规律与命运能力的缺失，学人传记本身学术性与艺术性两者完美兼融的艰难，当代学人历史评价的困难以及传主本人或亲属的人为干扰，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对学人传记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于前二者，则需经历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的过程；而就第三点而言，我也想借此机会提出如下忠告：传主或后人如能视学术为公器，视传主为一种文化现象之代表，补充翔实可靠之史料，或纠正行文之过失，使传主面目趋向真实可信，倒不失为可取之方式。但是，如果传主或后人，以“亲亲”“尊尊”为鹄的，视传主为一己之物，一家之财，不许旁人染指，或研究者只能说“好”，不能据实指其疵误或局限，这不但有违传记“实录”精神，可能也有违大多数学人传主生前所倡导的学术品格，为明智者所不取。归根到底，学术批评与文化反思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学术与文化事业本身更加健康的发展。
（《文艺报》2001年7月21日，第108期）
明星传记的精神缺失
邱江宁
无论是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话题，还是作为传记文坛的一个特例，一度热销百万余册的明星传记迅速落潮的事实总是让人聚讼纷纭。回首明星传记的潮起潮落，在其发轫之初，以张扬自我、情感率真、富有世俗亲和力等品性引了起人们的关注，这时期的作品虽然不多，但以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刘晓庆的《我的路》对80年代青年的影响之力就可看出其创新性、挑战性；而当明星传记风靡传记文坛之际，不仅数量激增，而且以它散文化的形式、日常化的叙述内容以及轻灵、飘忽的抒情性语言使传统传记从神坛走向民间，实现了传记文学创作观念解放、题材拓展、文体革新等多方面的突破，在大众性、日常性、随意性、休闲性等特征上显现出迥异于他类传记的魅力。紧接着明星传记便由火爆转为滞销，进入落潮期。明星传记们有的遭唾弃，有的被冷置。检视明星传记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无论兴败，其精神性层面与其命运的起伏都是紧密相关的。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深刻反思明星传记的精神缺失。
真实性的悖谬。传记的灵魂是真实性。传记所以区别于其他类文体的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传记的灵魂是真实性。没有真实性在场，传记文学将无话可说。这真实，不仅指真事实，也指真情感。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倪萍的《日子》都基本做到了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真情的自然流露，因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如果事实真实与情感真实双重背离的话，掌声就会变成喧哗和唾弃。《是是非非说刘晓庆》的例子就再明白不过了。可是还必须认识到的是，明星传记的热销更需要热闹，需要能煽动起凡夫俗子们的最大的热情的支持。这对于明星传记往往有着更大的蛊惑性。当喧嚣与热闹膨胀起明星传记制造者们最大的野心和欲望的时候，明星传记首先放弃了真实。不少的事实使大众们发现，说自己不计功名，无意于金钱的明星竟然又偷税、漏税；而天天在家中挂国旗，自诩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明星对钞票的热情又实在过火得令人厌恶；恶劣者甚而又以自己的传记再造一些是是非非、欲说还休的花边故事、隐性新闻，等等，文字叙述与现实言行大相径庭，书面情感与真实思想几近背道而驰——明星传记制造者们忽略了真实性是传记的灵魂这一传记本质特征。明星传记放逐真实性的必然命运就是它自身为大众所放逐。
个性意蕴的消解。传记的美丽在于个性。关于传记，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传记是“难度最大的”，“一方面是真实，另一方面是个性。”伍尔芙女士话中所谓的传记的个性，我以为其实是指传记的创新性。在明星传记中，真实性和个性没有像伍尔芙女士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对矛盾体，它们实际是一对相互关联的共同体，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在真实性在场的情况下，创新性、个性才具有意义；而当真实性在明星传记中退场后，明星传记中的创新性、个性就成为泡沫、尘沫，很难具备确指意味。被刘晓庆的《我的路》感动过的人们再去翻看她的《我的自白录》很容易发现，那种弥漫在《我的路》中对事业、对自尊的刻骨铭心的情感变成名利官司、桃色新闻以及种种杯水微澜式的隐私的炫耀，《我的路》中富有个性的叙述都转化成了欲望膨胀后的喧嚣。以《岁月随想》赚取了大众的支持后，赵忠祥再出的《岁月情缘》几近于前者的翻版，富有个体性的真切体验泛化成文字拼凑的游戏。而之后的明星传记们在商业的炒作和版税的利诱下更是一蟹不如一蟹。美丽的爱情与名利交杂，复杂的人性变成浮躁的欲望而不断地被炮制、重复。在那飞扬漫天的明星传记中，人们已经很难确认明星们的“独特的那一个”的特征。
人性诗意的匮乏。传记的内涵应是丰富的人性。毋庸置疑，明星传记所以迅速抢占文化市场，获得巨大成功和利润的法宝就在于它们几近于最大程度地将凡夫俗子们的欲忘和愿望淋漓地表现出来：掌声、名声、金钱、异性的垂青、丰富刺激的生活、附庸风雅的情趣等等。说得正式些，这些东西也正是我们所常指的世俗性，世俗性当然也是人性。明星传记就是以抒写人性的世俗性来征服大众的。倪萍的《日子》以她的直白的世俗亲情征服了成千上万的凡夫俗子，而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又以凡人们都喜欢的风雅附会了无数渴望风雅体面的芸芸众生，甚至令人嫌恶的陈国军的《不得不说的故事》也是因为满足了人性中好窥秘、好猎奇的劣根性而赚了些大钱。可是，如果仅仅是反映世俗并以为就可将之泛化成全部的人性而不再作哲理化的深化和提升的话，则未免太囿于生活世俗而显得聒噪了。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故有生气。”其实又何止是诗人对待宇宙人生应该有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态度呢？明星传记太入世俗的态度使它们的确能活色生香地描绘世俗，可太缺乏出乎世俗的观照态度又让人觉得他们笔下的人生大戏了无意味，人性的丰富与世俗的诗意竟被新鲜与刺激聒噪消解了。如黄宏的《从头说起》，生活像他嘴里的山东快书一样“溜”去无痕；姜昆的《笑面人生》中，人性的内蕴全被他一笑了之，岁月的际遇在他笔下顺滑得没了边际，等等。也许，受着商业炒作和媒体操纵的明星传记，对于人性，它们确实也试图关注。但是对世俗的过分亲近与倚恃又使得它们最终只能以浮泛的、平面的、乃至渲染煽动性的文字去苟合世俗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和意义所在。而这种以人性诗意的空缺来苟合认同世俗的代价便是陷入聒噪的怪圈而无力逃遁。
理性精神的缺席。传记的有机节奏需要理性精神的介入。综观流行时期的明星传记，它们似乎比较容易感染软骨病。看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倪萍的《日子》等等明星传记们多以散体结构全文：以平淡对待谋篇布局、以轻灵化解任何可能的追问与探寻。而诸如刘晓庆的《我的自白录》、姜昆的《笑面人生》等传记，又犹如横空出世的顽主，在文字的喧哗中，任性地消解叙述的逻辑架构，随意地点击人性、揉搓历史，让传统写作所谓的灵魂映照、精神追问、真情抒写统统还原成琐事与轶事的组合，拼凑成隐私与秘闻的派对、搅拌成刺激与煽情的色拉糊糊。当明星传记被抽去了真实性、创新性以及对人性本真探寻的内核后，关于明星传记的种种悖谬都不请自来了。所以，十部二十部乃至几十部明星传记可以提供给人们大同小异或存大同有小异的雷同化材料，却无法建构真正富有生命性节奏的作品。炮制着明星传记的人们不能料想精神的缺失竟可以将明星传记陷入无以言说、无法言说的境地。
当然，明星传记的迅速落潮，商业炒作和媒体介入等因素难辞其咎，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明星传记在日常性、世俗性、叙述轻灵性等方面实现了对传统传记的消解之后，对人性精神的提升和对日常哲理层面的纵深探寻等方面的缺憾实际就变成了它致命的弱点，其最后陷入创作的浮躁性、虚伪性、媚俗性、煽动性本来就是预料中的事了。而面对依旧聚讼纷纭的明星传记，人们依旧在期盼着优秀明星传记的出现，可以肯定的是，崭新的明星传记必然是既保持着充满世俗意义的亲和个性，同时又能对传主自身命运进行人性普遍意义的审视和观照，并将明星的个人遭际提升为富有思辩色彩的对人性本真的探寻，使作品最终变得真切、亲和而又渗透着深沉的令人感动的清旷意味的传记与文学、世俗与理性有机的结合体。或许那时的明星传记才能真正做到“不只是吸引”。
（《文艺报》2001年7月28日，第112期）
凡人传记的超凡世界
崔小敬
“凡人”，一个不响亮、不动听却最浑厚、最真实的名字！作为芸芸众生中最普通最平凡的一群，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勋绩，没有彪炳千秋的功业，也没有一呼百应的风流，他们的存在与消失无非个体家族中的喜悦与悲哀，在一个“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者方可立传的传统中，这样一种平凡而卑微的生命，似乎无缘享有著书立传的荣耀。但从人类精神发展的历程来看，个体的价值越被充分地认识，存在的意义越被深刻地理解，则圣贤之于俗子，帝王之于凡夫，其谛一也。早在明代这个以新思潮兴起而著称的时代，以凡夫俗子为传主的传记就已悄然萌生了，举凡行商坐贾、歌儿舞女以至引车卖浆者流，几无不可入传，亦无不可藉文人之笔以流传后世。随着人类对自身体认的深化，对个体生命价值越来越多地关注，凡人传记必将作为一种新的传记类型获得世界的承认，它的潜在生命力必将逐渐被激发出来，成为传记文学园地中一朵迟开的奇葩。值得欣喜的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嫩绿的小芽正茁壮地生长，充满了朝气，充满了生机。
自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群众的地位与力量得到了明确地承认与强调。五十年代以来，随着毛泽东关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论断的深入人心，凡人传记开始在新中国的文坛上崭露头角，如1978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杜洪亮》，同名主人公是新疆非金属矿公司706矿的医生；1983年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优秀共产党员陈启鸿》，同名主人公是燕山石化公司总公司东风化工总厂总会计师、经济师；等等。这些传记存在的最普遍缺陷就是人物形象的平面化与个性的模糊化，甲之于乙，只有岗位、事迹的不同，而没有思想、意识的差别。但不管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多么地隔膜与不理解，甚至有很多不正常的被扭曲的东西，但他们毕竟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评判标准。就精神价值的意义来说，他们先进的思想意识、高尚的道德观念、纯洁的人品操守，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类生命中的美与光辉，表现出对生命至善至美的渴望与追求，表现出一种把个体生命融入时代潮流之中的美好愿望，在有限的生命中真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从这些凡人身上体验到了一个超越的世界。
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究竟引发了多少人性中善与恶的交锋，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痛定然后思痛，当反思的大潮涌起时，许多并不是作家的人也纷纷拿起笔来记下了那个荒诞岁月里人的荒诞遭遇。各种知青回忆录、纪念性文章，怀念亲友以及追念自身经历的作品，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其中朱东润的遗著《李方舟传》是一部出之平淡却感人至深的佳作，这是朱东润为亡妻邹莲舫女士所作，朱东润一贯的信念是上自伟人，下至平民都可成为传记文学的传主，“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同样可以折射出时代的精神和民族的品格”。正如序中所言：作为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邹莲舫有她的崇高理想，也曾为社会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贡献，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她失败了，可是她的失败不能掩盖她的努力，人是应当有理想的，但理想的实现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一种个人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面前所感到的无力感，但同时朱先生又始终坚信“人类无论受到什么样的遭遇，总会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应该说，对个人命运的迷惑与对人类前途的坚信是并相交织在许多凡人传记——尤其是文革后传记中的两种情感，困惑是因为个人在无法主宰的环境面前感到了自身的渺小，在一个突然改变的世界中失去了立足的根基：坚信是因为即使在经历了艰难困苦之后，仍然相信人类总是向着真善美追求、向着光明和未来前进。这正如傅雷先生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者献辞里所说的：“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平凡人的一生也总会有许多无法忘却的记忆，有许多悲欢甘苦的体味，于是他们中也有人拿起笔来，以晚霞的美丽与绚烂追求着人生平淡的真谛，用自己的笔记下自己一生的际遇，一生的故事。他们有的是完全的平民百姓，有的曾担任过一定的领导岗位，但在人生的舞台上，他们都是凡人，有自己的奋斗与梦想，渴望与悲哀，作为大地上最普通最广大的群体，他们的存在与奋斗反映着、体现着、也默默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类传记最感人的地方是它的朴实与坦诚，当然不可否认有的传记中也存在粉饰的成份，但就大流而言还是令人满意的，其中吴丽娥《命运的云，没有雨》和骆祥发《碌碌人生旅》是两部较好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普通人风风雨雨中的坎坷命运，看出一种对生命力量的信任与执着，也可以看出一份人至老境的从容与淡泊。
百年回首，返观五六十年代至今凡人传记半个世纪的发展，不能不承认，这一过程本身就显示出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五六十年代的凡人传记烙上了深刻而鲜明的时代烙印，形成了以工农兵为主体、主人公先进思想的拔高强化与个人情感的压抑淡漠并存、文字朴实直白以至单调的写作模式，所谓“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实际上还是一种英雄叙事模式，强调的是凡人不凡的一面。文革后诞生的凡人传记在主体上更宽泛，更平民化，多饱含着一种对历史风雨的沧桑感，对生活、生命有了一种睿智澄明的思考与感悟，不矫情，不自卑，行文运笔间多了一份哲理的思索与体味。八十年代以后的诸多凡人传，一方面不可能不感染到时代风云交合的激荡，始终从不同视角和领域映现着社会发展的步履，另一方面，却呈现出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自由化的风貌，每个生命都是浩瀚宇宙间一个独特的坐标，占有一个无可取代的位置，这一趋势展示出传主对个人存在与命运的强烈观照和对个人价值的热切肯定。
回归于历史真实，回归于人类本身，我们知道了组成大千世界的是恒河沙数般的凡人，使人类生命绵延不绝的是默默耕耘的凡人。远承古人余绪，传记写作的平民化虽然很早就引起过诸如朱东润的注意，但毕竟囿于时代，未成气候，直至九十年代以后，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读者期望看到离生活更近也因而更真实的人生，许多传记文学研究者和作家也在不同场合呼吁多写一写平凡的小人物。近年来出版了为数不少的凡人传记，而且《人物》、《传记文学》等专门的传记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写凡人的单篇作品，我们相信，随着人们对生活、生命的深入认识，凡人传记必将呈现出越来越繁荣的局面。
（《文艺报》2001年8月4日，第1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