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革命史范式到现代化范式：抗日战争研究的新取向
抗日战争的研究在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的范式中，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在革命史范式 中，我们看到的场景是近代中国屡遭列强侵略，而抗日战争这场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 经过全民族八年的艰苦作战，最终取得了胜利，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 民族解放战争，标志着中国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为中国全部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创造 了条件，推进了民主革命的进程，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注：白寿彝：《中国通 史》2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至299页。)由于这场战争胜利的意义非同 寻常，因此我们对它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对胜利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各方抗日力量贡献 大小的评判上。比如，我们喜欢探讨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领导 权到底属于哪一方，国民党与共产党分别组织实施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哪个作用更大 ，二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即使是对一些具体战役的研究，也往往离不开从战役组织者的 政治属性来作是与非或功大与功小的评判。在战争胜利后近60年中，这样的问题基本上 成为中国抗战史研究主流的学术命题。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革命史范式下，中国 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是史料的整理出版，还是宏观或微观的研究，的确也取得了极其 可观的成就。(注：详细研究情况可参见荣维木：《抗日战争》，载曾业英主编《五十 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13至659页。)
90年代以来，有关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重心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 研究者的视角从中国方面的抗日更多地转向日本方面的侵华问题，于是大量的研究成果 便集中在诸如日军在华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问题、细菌战问题、劳工问题 、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问题、战后赔偿问题等等。这些研究领域的拓展，既是中国抗 日战争史研究的一种内在的深化和发展，同时也是中国学者针对日本国内右翼不断否认 侵略战争动向而做出的理性回应。与以往革命史范式下的研究不同，这些新的研究领域 比较注重战争的另一个面，即对日本侵略的特点、手段以及对中国所造成的损失和损害 进行探讨。事实上，正是这样的视角转换，为我们在革命史研究范式和现代化研究范式 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所谓现代化范式，就是研讨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型的过 程，其核心是工业化的问题以及相关的政治民主化问题。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大致始于晚 清的洋务运动时期。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虽然经历的内战和外战不断，但在战争规模 、持续时间、波及范围以及造成的影响上没有哪次战争可与1937至1945年抗日战争相比 。这样一场长时段、大规模的战争对于刚刚启动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自然会产生极大的 影响。因此，探讨这场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就是一个极富有挑战、极有 价值的问题。
90年代初，台湾学者郑竹园在《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文中，曾概括了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影响：1937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 近代史上的空前浩劫。不仅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惨重的牺牲与破坏，更重要的 是把自1912年以后逐步开展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腰斩，使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少推迟 了半个世纪。(注：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罗荣渠、牛大勇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郑文的立足点主 要是从日本侵略造成中国损失的角度来谈这场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理论前提 是战前的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自然会加快半个世纪。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则更多的是从中国方 面应对战争所建立的战时政治集权体制和统制经济，来探讨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 的影响。认为战争给国民党集权带来了无可争议的合法性，为中国实现现代型中央集权 的统一民族国家提供了一次机会。但随着战争的结束，民族主义情绪的消减，高度集权 的战时体制的合法性趋于消失，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没有重新构建其合法性基础，而 是不断地逆向行动，为战后的国事前途留下了不祥的阴影。在经济上，认为战争使中国 的现代化进程趋于停顿，国民党建立起来的战时统制政策虽然一度推动了内地现代化进 程，但这种超经济的国家干预也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自身秩序，并且在统制经济和自由经 济的双轨经济中滋生了结构性的腐败，使执政的国民党组织凝聚力衰落。(注：许纪霖 主、陈达凯编《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03至547页。)
也有的学者把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损失与中国应对战争建立的战时经济体制加以联系， 既指出了日本侵略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断的事实，也探讨了中国应对战争采取的一系 列经济措施对现代化进程产生的有限作用。这方面的代表作集中地体现在虞和平主编的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该著认为日本侵华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遭受重大损失，在经济 上，一方面是沦陷区内大量的华资企业遭受日本侵略战争的直接毁损，所有沦陷区的中 国经济沦为日本侵华战争的资源供应系统，完全失去了以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 目的的现代化意义。另一方面，战时的经济建设虽然对西南部地区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起到了客观的空间传动作用，但是这种发展和变化不是出自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内在 必然结果，而是在战争逼迫下的临时选择和无奈之举，不仅效果有限，而且代价巨大。 (注：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第2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93页。)
西方学者在讨论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时，似乎更关注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 领导力量的重新整合问题。他们从挑战与回应模式出发，认为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面 对日本侵略所做的回应，其重要结果是改变了中国战前政治力量的对比，或者说给国民 党带来了毁灭的命运，为中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如费正清认为，南京政权的根据 地是在中国的沿海城市，抗日战争时期政府向内地的迁移是它的致命伤，共产党避开抗 日主战场(即正面战场)，利用战争局面发展壮大了自己。(注：费正清著、张沛译《中 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68页。)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对 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政治来说，对日战争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估计过分。日本人的暴行和 残酷，有助于中国各界人士民族主义思想的加强，现代中国的学生、平民和城市精英， 从中国沿海地区向内地撤退，造成促进心理统一的强大压力，并加强了过去联系微弱的 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同感。国民党政府被迫脱离它的社会经济支柱，即城市资产阶级 和关税，只好依靠中国内地现代化程度很低的军人和地主精英，而留在原地的那一部分 东部精英，则在1945年以后名誉扫地，并且根本经受不住共产党的打击。在很长时间里 ，国民党除了坐待摆脱日本人以外什么也干不了，这种无能为力的漫长岁月，使国民党 人产生了腐败懒散、玩世不恭以及厌倦战争的情绪，这些情况使国民党在1945年日本投 降后几乎无法同共产党重新进行竞争。(注：(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 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这些看法说到底就一个意思：正是抗日战 争才使共产党得以发展起来，奠定了国民党后来失败的基础。
以上这些研究代表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种新取向，即把抗日战争放到中国现代化的 进程中去考察，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二 一个假设：没有抗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是否会有更大的进步
毛泽东曾说过，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 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虽然只是一个假设，但对它的研究还是极大地丰富了 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内容，推动了明清经济史研究的发展。事实上，对假设问题的回答永 远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之一，我们同样可以假设，没有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 的现代化进程会走到何种程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有助于抗日战 争史研究内容的进一步丰富。
前述郑文认为，没有这场战争中国的经济至少会快走半个世纪。理由是战前国民政府 十年建设成就显著，如整顿财政金融，为经济建设铺路，恢复关税自主，强化中央政府 的财政基础，推行了货币改革等等，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6%，电力工业、棉纺工业、新式进口、交通运输、教育建设等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中国 已具备了现代化起飞的条件。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在40年代初期早已进入现代化起 飞阶段。(注：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罗荣渠、牛大勇：《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至213页。)郑文提到的战 前中国现代化水平，我们从吴承明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吴承明认为，如 果把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1936年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值的42.7%，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46%，如果不把农民自给性的加工计入手工业产值，则1936年资本 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注：吴承明：《中国现代 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5页。)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 这个比重虽然不能说已经很大，不过相对于中国较晚的现代工业起步，毕竟已经是一个 巨大的发展。
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战前这样的一个发展基础，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直接和 间接损失。一方面是日本在广大的沦陷区破坏或者完全控制了中国战前业已建立起来的 现代工业，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战后1947年5月国民政府的初步统计，全 国公私财产直接和间接损失合计为500多亿美元。(注：《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 偿问题报告》，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5辑第3编(外交)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这些损失中，虽然有些在战后初期由国民政府 通过接收得到了补偿，但数量有限。以往我们在谈及国民党战后官僚资本膨胀的时候， 总是过分强调其从日伪接收的财产的数量，好象对日伪产业的接收使官僚资本已经达到 了相当大的程度。实际上据不完全统计，对日伪财产的接收，充其量按战后初期的美金 折算，只合200亿美元，这根本不能跟中国的战争损失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在那些尚 未沦陷的地区，不管是有限的现代工业部门还是传统的农业经济，都被迫以应对战争的 特殊需要为第一要务，根本谈不上发展。可以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确是使中国的现 代化进程中断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当时的这种现代化程度有没有可能取得 更大的进步?
前述郑文只是按战前发展速度作了一般性的推测，认为战争耽搁了中国半个世纪的时 光，这应当说是有道理的，但由于没有考察战前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因 素，没有考察中国当时国内战争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还是令人将信将疑。因此我们有 必要对此作进一步推论。事实上，我们可以确信，没有抗日战争，中国应当仍然会有持 续不断的内战，这是由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外国在华势力的影响决定的，毛泽东 在江西根据地时候就对此作过非常科学的论述。过去我们在革命史范式下的研究，总是 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国共内战的影响，其实还应当注意的是，尽管当时国共两党的军事对 峙构成了国内政治斗争的主轴，但仔细考察不难发现，10年内战中，国共双方武装对峙 的主要区域是在中国经济水平比较低的省际之间的农村地区，如战前中共的根据地：井 冈山根据地、中央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海陆丰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琼崖根据地 、闽浙赣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湘赣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川陕根据地、陕甘根据 地、湘鄂川黔等。尽管地域上涉及到大约300多个县，但这些地区无一不是经济比较落 后的边缘地带。
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区域是在沿海地区的城市和部分内陆城市，国共之间 的战争并没有对这些地区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中国共产党在初期武装夺取城市战略遭 遇挫折后，逐步调整了自己的战略，准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 泽东在1928年至1930年间的一系列政论中都讲了中共在农村根据地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到现在看来，毛泽东所讲的原因还是经得住检验的，那就是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 统治的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军阀派 系之间不断的战争，从而给根据地的存在提供了条件。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大胆地 想象：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的发动，国共内战的政治格局虽然不大会有所改变，但国 共对峙的区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仍将是中国广大的农村，特别是比较落后的农村边界 地区。中国经济增长的沿海地区特别是一些较大的城市，基本上不会受国共内战的直接 影响。因此，如果没有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沿海城市和部分内陆城市的经济应当 会在既有成就的基础上有更大进步，或者说应当会超过中国战前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19 36年。
我们虽然判定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的现代经济会有继续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国民 党由于它本身阶级力量的弱点，只注意了上层建筑的构建，没有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的再 造，从长远来看中共凭其强大的民众基础，迟早会取而代之，不管这个取代是发生在什 么时间。而在这个替代的过程中，中共无疑将要同时继承国民党政权原有的物质基础， 这个物质基础的存量越大，后来的建设速度也就会越快。过去我们习惯了新中国是在一 张白纸上画图的思维，过低地估计国内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形成等现象。(注：(日)中 村哲：《东亚近代史理论之再探讨》，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0页。)其实，新中国 的一张白纸上画图，只是从经济制度的层面上说的。新中国建设的物质基础肯定是以往 历史的积累，不管是没收官僚资本也好还是改造民族资本也好，首先还得有这些资本。 “和任何社会一样，过去的发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起跑线，对于所谓革命已把历史扫 进垃圾堆之类的比喻我们不能信以为真。(注：(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 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9页。)”据有的史家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第 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的基础就是原有的经济基础，50年代工业新产品增长的三分之二以上 是由从原有企业的生产增长中得到的。(注：(美)怀特：《为什么中国未能走上日本式 道路》，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251页。)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尽管中国仍然会有持续不断的内战，但国 民政府经济建设却可以取得更大的进步，其逻辑结果必然是新中国建立时的经济基础会 远远强于当时实际接收的水平。
三 抗日战争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影响：国民党真正走向集权
抗日战争不仅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受到了巨大破坏，极大地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而且这场战争也使得国民党真正走向了集权，从而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道路产生了深 远影响。
中国自晚清现代化启动以来，经历了由清政府自上而上的“新政”，到北洋政府统治 时期，中国的政治走向是极不明朗的，北洋政府还谈不上以什么样的政治模式使中国现 代化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专制不再适合中国，但中国走什么样的民主化道路，却没有 路标。直到经历了国民革命，中国的政治运作模式才渐明朗起来，那就是靠现代政党的 力量来主导国家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在全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这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 体制的一个显著变化，它实现了从传统的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体制的转型。国民党 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政治体制形态步入了 以党治国的时代。(注：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版，自序。)像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起步国家，一党专政并不是一个不能 选择的途径，关键在于一党专政的体制是否能使中国真正朝着经济的现代化和政治的民 主化方向发展。由于国民党政权是在破坏了多党联盟形式的国共统一战线后建立的，因 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一开始就受到了包括国民党内部反对派的质疑(中共方面对国民 党合法性的质疑主要是认为其只代表了中国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而这些阶级则 是中国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如果按一般世界民主发展的规律来看，国民党如果要树立 它权力的合法性，其必然要依照现代政治的理念来建立其合法性基础，就民国以来的实 际情形而言，其合法性基础的建立必然是各种政治力量的一个漫长妥协的过程(当然不 排除军事上的争斗)。事实上，尽管可以举出许多理由来说明抗日战争前的国民党不具 备民主性质，其自身内部存在着各种先天不足的问题。但从国民党在战前的发展过程看 ，国民党对党内的各派系还是以妥协为主，同时它也不得不允许地方实力派的存在，这 时的蒋介石个人在国民党内还无法达到独裁的地步。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形式上好象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民主，但实际上，却比以前 更为强固，因为有战争的特殊原因，或出于对日战争本身的需要，集权成为完成抗击日 本必不可少的组织形式。国民党及时地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旗帜，第一次真正具有了所谓 的合法性基础。1938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施国民参政会制 度。以往我们多认为这是国民党朝着民主方向发展的一个好的开端，其实正是临时全国 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国民参政会的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 强化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意识。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特别是到 1943年时，蒋介石身兼国民党总裁、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等 多项党政军大权。这种战时体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助于调动全国各方面力量完 成抗日大业，但另一方面，集权的体制一旦确立，必然加大在野政治力量争取政治民主 的成本和困难，要一个拥有集权的政党让别的党派分享其政治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有 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里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也正是有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这个事实，才强化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历史地位， 增加了中国推行民主的困难。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在抗日战争期间就一点不具备推行民 主化的条件呢?事实上，在战争期间，中国的确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我们 必须注意到，战争期间的民主运动主要是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由于中日战争的特殊 性，打败日本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英美苏等国际社会的力量，各派清楚地看到，在当时 条件下，推行民主并不是完成抗日大业的充分和必要的条件。因此，当美英等国在太平 洋战场上取得重要进展时，恰恰正是中国国内民主运动最为激烈的时候，各派与其说是 想通过民主建设迅速战胜日本，倒不如说都指望在胜利后的政治权力分配中得到自己更 大的份额，已经坐大的国民党当然是不会让步的。
抗战胜利后虽然也存在过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社会的可能，特别是1945至1946年间，随 着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各在野党派一度也非常乐观，连中共也打算走和平民主新道路 。但正是由于国民党凭借战时所建立起来的政治集权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轻易地 压制了各派的民主改革诉求，以致于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最为宝贵的时机失去了，结 果在中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国民党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新的内战，以巩固它一党专 制的地位。
总之，在现代化的视野中，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从经济上来看，它 极大地减少了中国的经济存量，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从政治层面上来看，战争的 特殊条件使国民党集权变成了现实，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人民在此后争取民主的成本和代 价。
注释：
③此处仍沿用八年抗战之说，因1931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虽有日本的局部 侵略，但未形成两国全面战争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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