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平民文化话语权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民论文,话语权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前半月的一天，毛泽东写下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笔锋直指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在痛批艾奇逊的中国问题观之后，毛泽东以豪迈的气概写道：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
在这一段嬉笑怒骂的文字里，毛泽东不经意地流露出他对文化话语权的特别解释：一方面，贵族(西方世界或者具有统治者身份的个人)的文化思想并不一定高于平民(中国或者生活在下层的个人)；另一方面，文化话语权应该随革命进程由贵族返回到平民。这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文化话语权问题之存在
所谓话语权问题即文化领导权与文化权利问题。“领导权”(Hegemony)是葛兰西使用的一个概念，中文又翻译为“霸权”，用以强调强制、压迫之意；这种翻译符合阶级社会的实际文化状况：文化话语权的拥有往往与阶级压迫的实际相联系，即拥有政治经济权的阶级同时也拥有文化权，反之亦然。在工业化的现代阶级社会，文化话语权的拥有，或者是指无产阶级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化主体，即有权利使用文化机器，能够在所有文化领域中说话；或者是指只有资产阶级及其附庸——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有这个权利。
这里当然又有历史的悖论在内。在没有发生阶级分化的社会，所有的劳动者都是有文化话语权的，因此原始社会的文化创造全是无名氏的集体活动成果。但是，在一个人人都要将几乎所有的时间用于为生存而斗争的社会中，文化创造得不到必要的时间和精力的保证，文化成果必然只能停留在极其粗陋的水平上。只有在发生带阶级分化性质的分工以后，有了专门的人并花费专门的时间来进行文化创造，而且他们能够因此而获得较好的社会待遇，文化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发展起来。正如恩格斯关于古希腊罗马情况所说的一样：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被美国学者表述为：“没有剥削，文化就不可能存在。除非少数人踏着很多人的肩膀上去，不然就不可能有学问、艺术、文化。”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这种现象的永恒性，马克思的研究结果是，工业革命造成的生产力水平导致“有史以来第一次使一个社会里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剥削以及剩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不再是文化的必要条件”。(美国《每月评论》编辑部)
虽然理论上是如此，但在实际上，在整个工业化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文化权与经济权、政治权依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经济权和政治权的人们一般也是无文化权的人们。
被统治阶级由于没有话语的生产权，也就丧失了话语内容的表述权。因此，话语权问题意味着，劳动大众文化不仅要能够获得运用和操作文化机器的权利，同时还要从根本上摆脱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时代的话语内容模式。而且，在统治阶级意志的霸权之下，即使在民间文化形式中，也大量地充斥着此类内容(如中国民间文化中的“读书做官”、“升官发财”模式的普遍存在)。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劳动大众即使拥有话语权，也可能会被用来表达统治阶级意志，成为自我否定的工具。
当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以艺术而论，劳动大众的文化话语使用权与表述权纵使获得，也在客观上存在着能力的缺乏。马克思、恩格斯就说过：“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0页)如此一来，历史观就会发生精英创造还是大众创造的分裂。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发表的书评中批判当时著名的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卡莱尔，指出了历史观的这种分裂：在卡莱尔看来，“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到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论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因此非常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统治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任何时候也不能统治得太多，因为统治就是不断地向群众阐述和解释自然规律的意义。但是怎样发现贵人和贤人呢？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找寻。于是变成纯粹自然差别的历史的阶级差别又登上了舞台。高贵的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去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将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对他们想当贵人和贤人的要求作出决定。因此，特权阶级现在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吐字清晰’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巴，是说话吐字不清晰’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
所谓“吐字清晰”与“吐字不清晰”之分，就是文化话语权的分配根据：谁具有文化能力，谁就应该占有使用权和表达权，劳动大众必须自认倒霉。
但是，劳动大众的历史权利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会浮现出来，因为他们是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恩格斯说，“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因此，从客观上说，否认文化话语权问题的存在就是否认阶级对立事实的存在，进而为一个独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权力与权利的阶级寻求合法性依据。马克思主义必然要终结这一企图。
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必然导向文化话语权问题的解决
马克思、恩格斯对“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的模式的否定，是其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重要支点。这既来自于他们对历史客观规律的信念，也来自于他们的道义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理想是一切人的解放，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历史上一般造反者的是，他们深知现实的人是分为不同阶级身份的，各个阶级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恩格斯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有产阶级不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力，因此，工人阶级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72、373页)这就是人们把马克思主义首先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之理由。
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承认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会接受这个运动由民粹主义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存在。
所谓民粹主义(populism)，按照席尔斯(Edward Shils)的定义，是“一种对于平民百姓、未受教育者、非智识分子之创造性和道德优越性的崇信”，“人民构成了道德和标准；同人民保持联系就是善。尊重和不敬的给予基于是否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转引自顾昕)事实上，民粹主义经常被译为平民主义。
从历史上说，中国的民粹主义可以上溯至民本主义文化传统，即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进而影响到文化创造的心理动机。比如说，在审美文化中支持“诗言志”这一中国话语形式的中国文化传统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漫长的阶级分化的社会中，底层大众对生活——充满苦难和悲哀的生活的改变诉求：从《诗经》中的《七月》到《伐檀》，从汉乐府民歌中的《东门行》到《妇病行》，那种反抗痛苦的心声今天依然感觉到力透纸背；而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一部分文化人在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中，以人的良知去同情底层大众的痛苦，并在这种同情中产生道义追求，最后转化为审美表达。
为什么文人“言志”之“志”不是个人的悲欢，而是底层大众的苦难与控诉？以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言志”者杜甫而论，“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他的思想核心，“济时肯杀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是他的一贯精神，这里都体现了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厚积淀。同时，他的“众人”化过程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他自己常说：“生涯似众人”(《上韦左相二十韵》)、“老逐众人行”(《悲秋》)。这样，他不能不言众人之志，儒家的道义要求与自身的命运相一致了，后人称其为“诗圣”，折射出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与中国大众的生存之间的必然联系。
由是观之，陈独秀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表明坚定的文学革命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首要的主张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不能说与杜甫的“众人”化无关。
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劳动大众的价值认同，与马克思主义之传入、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有着更直接的联系。李大钊1919年2月在《晨报》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他呼吁中国的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他论证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李大钊文集》上卷，第648-649页)
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开始由传统民本主义迈向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平民”、“平民主义”等等，代替往日的“君子”、“小人”、“王道”等等，成为毛泽东政治思想新的主题词。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把“平民主义”的走向视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视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他曾提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3页)毛泽东还提出，“兑莫克拉西”(民主)可译为“平民主义”和“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同上)
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时间差决定了由民粹主义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中国的农民阶级将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这正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诚如本杰明·I·史华兹所说，“任何真诚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都会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总体的格调——这种格调也明显地反映在当时毛泽东其他著作中。一个一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何能够接受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创造力的主张？所有陈独秀在其著作中提出来的反对主要依赖农民阶级的不同意见，反映了他自身深刻的偏见，但是这些反对意见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老生常谈。”(史华兹，第69页)
毛泽东眼中的平民问题更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所决定的。由此出发，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的认识，就透视到了军阀军事力量的实质，其见解远远高于其他人。毛泽东第一个指出：要打倒军阀，就必须认识到军阀是近代以来中国王朝权力地方化的结果。军阀的根子就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所谓军阀不过是最大的几个土豪劣绅罢了。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就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参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41页)毛泽东说，“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页)
因此，面对农民革命，毛泽东充满了激情：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页)
从文化学角度说，毛泽东的深刻处在于，他一方面承认农民在文化上的落后，另一方面又看出农民革命本身的文化意义——随政治经济权而转向文化话语权。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总结了农民运动所做的十四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文化运动。毛泽东检讨自己从前的立场：看到农民反对“洋学堂”，觉得农民是不对的，后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而当农民发动起来以后，农民学校开办起来，“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这些农民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0页)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注意到：获得政治权力的农民，即使他们一度被剥夺了文化话语权，但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他们一定会争取并实现自己的文化话语权，甚至他们可能会比知识精英做得更好。
关于政治革命与文化话语权之间的关系，1965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发表了一通谈话，他说：“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转引自马社香，第156页)
从表面上看，井冈山斗争与五四青年运动只有时间序列上的关系，性质则迥异——后者为笔杆子青年运动，前者为枪杆子青年运动；毛泽东的这种联系也可看作泛泛之论，井冈山斗争的确是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但从政治与文化之逻辑关系看，韩毓海先生有一独特解读：“毛泽东本人多次强调：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经济和政治革命，而更是一场新文化的革命，是将五四启蒙运动扩展、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去的新文化运动，其目标就是与地主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韩毓海)这一看法是有见地的。事实上，没有劳动大众的政治领导权之实现，五四文化运动的成果不会为劳动大众所享受。没有政权，没有土地，文化何来？只有在政治革命的基础上，劳动大众的话语权才能真正实现。这一方面表现为文化为劳动大众所享受，另一方面表现为文化表达出劳动大众的意志和利益，共产党则以整体性革命来证明之。显然，毛泽东是把文化话语权作为政治合法性来对待的。
三、毛泽东“人民(农民)文化话语权”之辩证观
关于毛泽东对劳动大众、特别是农民的文化话语权的关注，莫里斯·迈斯纳说：
毛泽东主义非常著名的“相信群众”的观点，实质上是对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角——农民群众的信任。虽然毛泽东在农村成功的革命经验无疑有助于加强他思想和行动的农村方向，但在农民证明自身的革命价值很久之前，毛泽东就很自然地为他们所吸引了。对“生活与劳动结合”的农村理想和“生活朴素”及“劳动努力”的农村传统深情眷恋，是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主义的特点。毛泽东虽然从未证明(像俄国民粹主义所做的一样)农民传统就是社会主义(因为中国毕竟没有与俄国村社相当的传统东西可赞美)，但他确曾赞扬了中国农民的革命传统，对传统的农民起义者们的英雄行为心驰神往，极感兴趣。”(迈斯纳，第84页)
但是，文化雅俗高下之分化是阶级社会的事实：贵族垄断话语权固然无道义可言，但平民大众的革命性却显露出文化的粗陋。由此可知，文化话语权的革命具有模糊而不确定的前景。
即使在欧洲，由于历史的惯性，资产阶级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话语霸权这一现实，他们甚至因此而害怕革命的发生。马克思的朋友、德国诗人海涅就忧心忡忡地说过，“我承认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的，我是用一种忧虑的和非常恐怖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我想到了那个时代，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他们将要用胼胝的双手毫不悯惜地摧毁我无限心爱的一切美丽的白石雕像，他们将粉碎诗人所非常喜爱的艺术方面的一切游戏和虚幻的想象……我每想到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用来威胁我诗歌的那种毁灭情形，我总要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伤，我的诗歌将随着整个古老的罗曼蒂克世界而沉沦了。虽然如此，我坦白地承认，正是这个对于我一切的趣味和爱好如此敌视的共产主义，它对于我的心灵发出一种诱惑力来，使我无法摆脱”(《海涅散文选》，第246-247页)
美国学者马克·里拉(Mark Lilla)在回顾法国1968年的“文化革命”中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时也说，“福柯在‘五月风暴’后发觉，民众其实是可以不要知识分子来代言的，他们并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么愚蠢无知，而且能够表达自己，但即使如此，他仍发现存在着一个话语权力，民众是被排斥在外的。”“在最近的动荡(五月风暴)中，知识分子发现群众不再需要借助他们获得知识：群众知道得足够多，毫无幻觉；群众知道的远远胜过知识分子的知识，而他们当然能够表达自己。但是存在着一个阻碍、禁止和取消这种话语的权力体系。”“因此，我们为之奋斗的不是‘唤醒意识’，而是为了削弱权力、掌握权力。”(里拉，第144页)
由于历史提供的是一个悖论：文化话语权是凭借阶级压迫而发展起来的，因此，知识分子在由同情劳动者而投身于革命时，他们容易陷入内在的文化冲突——即海涅式的冲突中。想一想延安时期，当毛泽东称赞秧歌《赵富贵》、《张治国》如何受到大众的欢迎并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时，那些从上海来的、热衷于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的文化人的感受如何吧！这可能是后来的文化悲剧——苏联的大清洗及中国的文革式的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它不会由于诗人的忧伤而放弃自己的历史判断；话语权的拥有是不可避免的，否则马克思主义自己也无权称为先进文化了。因此，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包括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让劳动大众获得文化话语权。这一点，意志坚定的毛泽东是不会顾及海涅式的担忧的。
当然，即使这样，还是不能简单地把毛泽东看成是农民的文化代言人，不能否认毛泽东文化话语权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
首先，毛泽东的文化话语权思想是一个体系，而不是某一点。其完整表述应该是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纲，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样一个文化理念，其中“大众的”主张就是文化话语权思想。
毛泽东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用“大众”来取代“民主”，他自己解释这是同等意义的。但在其阐述中，看得出他之所以不用“民主”而用“大众”，乃是因为他对中国工农劳苦民众没有文化的现实有特别的认识，他认为首先要保证工农的文化权利，因此宜用“大众”来表达民主的过程性。
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认为，“延安文化的大众化品格，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的’这个属性的一种表现。‘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的这个定义，既包含着针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民主化诉求，也明确地宣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最终归宿。延安文化的大众化品格，在内容、形式和风格各方面，揭示了文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体现了文化的民主性，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绝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这个目的。”(陈晋、王均伟，第93-94页)
毛泽东为什么不使用一般的“人民”而要用“大众”呢？布兰特利·沃马克(B.Womack)提示我们注意：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是毛泽东自五四时期的众多著述之后最长的一篇，也是《毛泽东选集》中的第一篇。在该文中，毛泽东在一个表格(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版中曾列有统计表格，此文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删除了这一表格)中指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人数，并由此指出了三点：首先，在中国全部人口中，剥削者的数量相当的少，只在全部4亿人口中占500万；第二，潜在的广大乡村对革命的支持者至少占总人口数的75％；第三，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少，是资本家数量的一半，只占农村潜在支持革命的人数的五分之一。(沃马克)
毛泽东从这样一个根本的事实出发，强调了对劳动大众的重视：“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90％的工人农民。”(《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2页)
事实上，毛泽东的文化话语权思想在解构几千年的文化统治格局时，真正给劳动大众带来了文化上的翻身，这是任何不存偏见的人们都应该看到的。1934年1月，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鲜明地提出了一条新的文化建设思路，这就是：“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见陈晋、王均伟，第43页)在巩固的苏区里，群众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包括洛克菲勒支持和晏阳初主办的花了许多钱的定县群众教育实验在内。在共产党的模范县兴国，将近80％的人口都识字了。(参见《毛泽东自述》，第77页)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必须关注到“大众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个文化理念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孤立存在的；其重要性在于三者变成并存，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采取了辩证的继承态度。
毛泽东还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应该说，“科学的”在这里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中国自发的劳动大众的文化除了勤劳性、纯朴性、革命性的一面外，还存在愚昧落后迷信的因素，这本身就给历来的统治者提供了文化基础。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主张，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方面的一个根本性冲击。只有真正继承了五四的科学精神，中国的劳动大众的文化话语权才能够跟上世界文明的步伐。而忽视这一点，就不可能正确对待毛泽东的文化话语权思想。当然，诚如陈晋先生所说，“作为一个出身农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很自然地挟带有双重文化色彩。一方面，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必须用新的世界观来改造农民的传统意识，克服他们思想文化习惯中诸如狭隘、落后和愚昧这些消极因素。另一方面，作为置身于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的政治家，尤其是一个曾受到浓厚的农民文化熏陶的政治家，毛泽东又不能、也不会对农民文化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他必然要务实地表现出一些灵活性来。否则，他就根本无法想像对农民进行广泛而有成效的社会政治动员，很难为新型文化在中国农村文化土壤上的传播和运用拓展契机。”(陈晋)
其次，毛泽东并非是自发的农民文化的崇拜者，并非主张在劳动大众文化话语权的名义下保持文化的落后状态。
毛泽东很清醒地看到，中国农民文化在与现代文化比较中明显地表现出落后性的一面。他说：“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9-80页)
因此，在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纲时，毛泽东根据中国劳动大众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操作性较强的“普及与提高”方针：对“不识字，无文化”的劳动大众，当务之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必须来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然后再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提高到新的文化水准。应该说，毛泽东的“普及与提高”的方针既符合劳动大众的实际文化水准，也符合文化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提升了平民文化话语权的文化内涵。
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的平民文化话语权思想尽管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毛泽东本人在处理知识分子话语权问题时，的确有过简单化和粗暴化的错误，这必须作为教训吸取。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今天，“文化工业”现象随市场经济一道发生，平民文化话语权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但劳动大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永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合法性的根基，因此辩证吸收毛泽东的平民文化话语权思想并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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