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古典诗话看儒家诗教之印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诗话论文,印迹论文,韩国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12.60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01)02-0089-03
儒家思想是汉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主要的统治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学传入韩国以后，儒家思想渗透到了韩国的各个领域。在中国诗话直接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韩国古典诗话，也自然保留了清晰而丰厚的儒家诗教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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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诗歌社会作用的认识，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对此，孔子曾有过较全面的概括：“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这段话概括了孔子对诗歌社会作用的基本看法。“兴”，是说通过形象的描绘、感情的抒发去打动读者的心灵，从而影响读者的意志。“观”，是说诗歌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因此通过诗歌可以帮助读者认识风俗的盛衰和政治的得失。“群”，是说诗歌可以帮助人们沟通情感，互相切磋砥砺，培养合群的思想。“怨”，是说诗可以批评指责执政者的为政之失，抒发对苛政的怨情。“兴、观、群、怨”，是孔子根据诗歌的性质和特征，对诗歌的社会作用所作的全面概括。可以说，“孔子对于诗的作用，是把握到由诗的本质所显露出的作用。”[2]因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孔子把诗歌和社会联系起来，强调要为现实服务的主张，在韩国古典诗话中有明显的印迹可寻。如李朝后期的李
，面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现实，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文学论上坚持现实主义，认为文学必须“有所指摘”[3]，对诗歌的社会作用表述了他的认识：“诗者言志，故心之所之，唯诗可达观。古人必也，言以道之，诗以证之，可以见矣。不然口舌断断，将无补于事矣。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可以群。’此言何谓也？行莫切于悦乐，故教莫盛于鼓舞。乐歌者，诗之求言也。乐以动之，其有不感者乎？观之为言，观乎民风，即所谓先王观是也。民之情，顺则喜，逆则怨，必发于歌吟。察而陈之，人心之向背，政治之得失，于斯可见矣。”[3]李认为诗歌抒发的是诗人的真实思想感情，它可以使人提高见识和观察能力，否则将影响人们的思想表达和感情交流，这样就不利于“补世济民”的事业。李引用并阐释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认为诗歌有感化、鼓舞人的巨大的力量，百姓的喜怒哀乐之情是通过诗歌抒发出来的，考察它，可以得知“人心向背”、“政治之得失”，起着一种下情上达的反馈作用。
韩国古典诗话中常常论及的诗歌的“风教”作用，也是本源于孔子。孔子的“群”、“怨”说已有“风教”的内涵。“风教”说将侧重点放在情感感化方面，显现出文学发挥教育功能的特殊方式和特殊效果。韩国古典诗话是很赞同孔子之说并非常肯定诗歌的“世教”作用的。如崔滋说：“诗之作，本乎比兴讽喻，故必寓托奇诡，然后其气壮、其意深、其辞显，足以感悟人心，发扬微旨，终归于正。”[4]崔滋又举《诗经》为例：“诗三百篇，非必出于圣贤之口，而仲尼皆录为万世之经者，岂非以美刺之言，发其性情之真，而感动之切，入人骨髓之深耶？”[4]他认为《诗经》三百多篇，作者身分不尽相同，但孔子之所以选录这段话，就是因为是“美刺之言”，对社会起到了教化作用。韩国其他古代诗论家同样强调诗歌的“世教”作用，如柳梦寅说：“诗关讽教，非直哦詠色耳。”[5]洪万宗
说：“诗可以达事情、通讽喻也。若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于比兴，亦徒劳而已。”[5]徐居正是掌持李朝前期二十多年的文坛领袖，在其《东人诗话》中，表现了他特别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观点，强调诗歌“世教作用”的重要。因此，姜希孟评价说：“不徒取其文词之美，隐然以维持世教为本。”[4]李同样强调诗歌的教化：“诗者教也，务在达意，……意益巧而教益渝矣。”[3]“文之说为世教也。”[3]他认为诗歌能揭露现实矛盾，批判社会的丑恶，教化百姓，并对没有社会教育作用的诗歌予以批评：“后世诗文之类，率皆无裨于世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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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古典诗话秉承儒家诗教，强调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揭示了文学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特点。
孔子之所以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这些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孔子强调诗歌的“事父”、“事君”，就是要求写诗必须有政治目的，要为礼教、为安邦治国服务。所以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诵读《诗经》，是为了“授之以政”、“使于四方”，即为了提高政治活动的能力。
“事父”、“事君”说也为韩国诗论家所继承。李就认为文学是“实用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世者”应把它引导到“致用”的轨道上来，为“济世兴邦”服务。他说：“凡治人者，莫害于离而不合。离则散，故散则乱。合则和，故和则安。政法而来自威劫，而聚之不若诗教之相悦而无迹也。——事亲而无诗，无以喻父母于道也；事上而无诗，或陷君于恶也。言或逆耳，事或拂意，唯诗可以涣然也。——子曰：‘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此言何谓也？政之所以达，在于达乎众心。达乎众心，在于达乎其利害。三百之多，而犹有所不通者，是徒诵焉耳。”[3]李引用并阐释了孔子的话，表明他很赞同孔子的文学观。他认为，天下“理乱”的关键在于能否“聚合”人心。人心离散，天下则乱；人心合和，天下则安。而政治主要是以“威劫”来约束人，因此聚合人心单靠政治和法律是不行的。而诗歌具有以情愉人的作用，只有借助好这一特殊工具，才能消除统治者和百姓之间的“逆耳”、“拂意”等隔阂，达到安定社会的政治目的。
“道”与“文”的关系问题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实质上也是指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道”指“圣贤之道”，是指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文”指表现政治、宣传政治的书面作品，包括政治、历史、哲学等学术著作，也包括文学。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他又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孔子所说的“道”，就是他提倡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礼法制度。他所说的“行”就是指“道”的实践。他所说的“艺”和“文”是指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六艺之文。这里，孔子把“道”和道的实践放在首要地位，而文学艺术则放在次要的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说孔子轻视“文”的作用，他在教育时，把“文”列为四教之首：“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可以证明孔子是既重“道”也重“文”的。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强调积极入世的，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巨大作用，形成了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这一传统的基本特点，是把“道”与“文”联系在一起，认为二者的关系不可分割，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政治是文学的灵魂。韩国古典诗话同样接受了这种以孔子为本源的儒家文道文学观。崔滋《补闲集》开篇就说：“文者，蹈道之门，不涉不经之语。”[4]崔滋认为文学的本质是表现“道”，“道”是文学的精神实质，通过文学可以认识儒教伦理纲常。所以文学必须要宗儒家经典，不能超越“道”的范畴。韩国古代诗论家在重视“道”、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也强调“文”，肯定“文”的地位。如徐居正说：“文者贯道之器，六经之文，非有意于文，而自然配乎道。后世之文，先有意于文，而或未纯乎道。”他既主张“文”应“贯道”、“自然配乎道”，又反对只重“道”或只重“文”的倾向，二者不可偏废。因此，他进一步阐述说：“精一中极，文之体也；诗书礼乐，文之用也。”“自结绳变为书契，而吾道寓于文辞。”（徐居正：《东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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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古典诗话对诗歌作品的评价，延续了儒家以道德规范为准则的标准。
“思无邪”是孔子提出的评价诗歌的一个标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思无邪”原出《诗·鲁颂·駉篇》。原诗句是描写牧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态，并无深意。孔子改变诗句原意借来评价整部《诗经》的内容，赋予“思无邪”以新意，变成含有政治、道德内容评价诗歌的思想标准。即把内容纯正、符合礼教的诗称为“无邪”，这是孔子重视作品思想内涵的文学观的体现，对中国后世乃至韩国文学理论界的影响都是深刻的。如徐居正说：“古之诗人立意措词虽不同，要皆各臻其极，归之于正而已。”[4]如柳梦寅说：“诗者言志，虽辞语造其工而苟失其义所归，则知诗者不取也。”[5]也把思想内容作为评价诗歌作品的主要标准，以是否符合政治、礼教要求为准绳。
儒家的另一个文学批评原则，是主张“中和之美”：“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说：“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朱熹《诗集传序》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也就是表现欢乐、悲哀等情感，必须是有节制、有限度的情感。孔子的这一文学思想，对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既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又承认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可以有限度表达对统治者的批评，反映人们的哀乐。这一点在韩国古典诗话中也有印迹可寻。如许筠就特别推崇《诗经》中的“国风”：“尝闻诗道大修于三百篇，而其优柔敦厚足以感发惩创者，国风为最盛。”[6]南孝温也深受儒家诗教的影响，在他的诗评中既讲求诗的讽喻作用，又赞同儒家的礼教风范——怨而不怒，要求以含蓄的手法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他在《秋江冷话》中记述到：“上党府院君韩明浍构亭汉江之南，名曰‘狎鸥’，欲以定策功拟韩忠献而得恬退之名，将辞老江湖为言而愿恋爵禄不能去。上作诗别之，朝庭文士争相和韵，累数百篇，而判事崔敬止诗为第一。其词曰：‘三接殷勤宠渥优，有亭无计得来游。脑中政使机心静，宦海前头可狎鸥？’明浍恶之，不列悬板。后有布衣李尹宗者过其下，憩亭上，有长篇大作，其末韵曰：‘有亭不归去，人间真沐猴。’李诗太露，不若崔诗之温淳典重”[5]，在“数百篇”诗中，崔敬止的诗之所以能“为第一”，就是因为崔诗“温淳典重”，表达上含蓄蕴藉。而李尹宗的诗“太露”，受到南孝温的批评，从而表明了南孝温的儒家诗教观念。李济臣在诗歌批评中，也深受“温柔敦厚”诗教的影响，主张以委婉含蓄之词寄寓讽谏，“诗人寓詠，大抵以含讽为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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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古典诗话中儒家诗教的印迹是明显而深厚的。究其韩国古典诗话接受儒家诗教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韩国古代以儒家文化为基调的大背景，正如韩国著名学者李炳汉先生所说：“汉字不是我国的文字，尧、舜、禹三代圣君也不是我们的祖先，孔、孟、老、庄并不是韩国人，汉文、唐诗也不是我国的文学形式。但是，在古代，我们的先人却把这些都当作是自己的东西来看待。而且，他们在内心中一直以汉文化为中心，不希望周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7]汉文化中最主要的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渗透到韩国的各个领域，成为韩国的立国之本，尊孔尚儒是韩国古代文化的基调。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作为为政治服务的文学、文学批评，接受儒家诗教也就成为必然了。
收稿日期：200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