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理想教育思想体系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论文,思想体系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都非常重视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理想教育。江泽民作为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站在事关现代化建设成败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政治高度,一直关注和重视对人民群众的理想教育。而且,他在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几年实践中,通过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理想教育的实践经验,建构了颇具时代特色又富理论色彩的较为完备的理想教育思想体系。
一
理想是个社会历史范畴,是人们基于一定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而对未来的前瞻性预设和追求。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始终以一个政治家的凝重和战略家的敏锐与警觉,站在时代的潮头上,把准历史运行的脉搏,审视当代中国的国情,洞察当代国际情势,强调了理想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首先,理想教育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邓小平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1](第111页)江泽民继承并发展邓小平的思想,提出通过理想教育促成全国人民形成共同理想,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2000年6月,他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紧密结合干部群众在思想认识和工作、生活中产生的新问题,突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增强人民的凝聚力。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3](第14页)这样,江泽民把理想教育放在了关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和提升,关乎综合国力强弱的战略高度,其战略意义也就彰明较著了。
其次,理想教育是克服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激活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同时也给我国社会生活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时候,理想迷失,信念动摇。因此,江泽民指出:“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这方面的思想教育(笔者注:即“理想信念教育”)更加显得重要和迫切了,不但不能放松,而且必须大大加强。”[2](第149页)他要求理想教育应从根本上矫正某些人身上出现的“革命意志衰退,思想空虚,沉湎于花天酒地”,“私欲膨胀,在拜金主义面前随波逐流”等“不容忽视的问题”[3](第43页)。江泽民的这些论述,不仅昭示了当前加强理想教育的紧迫性,而且也深蕴了一定的哲理。我们知道,理想作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人们对未来人生的一种定位、选择和寄托,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言行,人们不是选择和追求这种理想,就是选择和追求那种理想。江泽民力倡和强调理想教育,就是要教育和倡导人们选择和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植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此从根本上遏制和根治个人主义的、陈腐没落的生活方式和理想信念。
第三,理想教育是现实国际情势的迫切需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解体,标志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加之少数人只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当前的表面繁荣,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开始动摇。而资本主义世界此时则更加嚣张,妄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资本主义将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主流”。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江泽民才大力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他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要识别和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最重要的是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在思想上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2](第114页)。又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始终充满信心”[2](第335页),因为“尽管现在世界上的情况有很多新变化,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基本规律”[3](第37页)。另外,科技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兴起,是当前世界的又一大特点。江泽民概括这一国际情势说:“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2](第357页),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大量朝气蓬勃、有知识有创造精神的人才”,谁就能赢得竞争。无疑,培养和塑造这种“朝气蓬勃、有知识有创造精神”的人才,必须加强理想教育。因为理想是人们对未来的理性的指向,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对未来的理性指向,那他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更无从谈起有朝气、有知识、有创造精神。所以,江泽民要求,必须教育21世纪新人“树立崇高理想和远大志向”[2](第347页)。
二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史上,第一次把理想分为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1](第190页)江泽民继承这个思想,根据中国新时期的实际,指出理想教育的基本内容即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最先提出共同理想概念的是邓小平,他说:“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1](第190页)。江泽民主持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共同理想及其内容,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经由痛苦的挫折与失败而深索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4](第564页),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团结全国人民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江泽民反复强调,要在全国人民中,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其实质就是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教育。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4](第513页),没有成功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没有论及过,必然会出现一些曲折,我们也必然要面对许多风险和考验。要经受住这些风险和考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信念坚定,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4](第473页)。
但是,“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为将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我们最崇高的人生追求。没有这样的理想、信念,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4](第534-535页)在这里,江泽民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教育问题。它包含有两层含义:其一,共产党人必须同时胸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其二,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共产党员的本质规定,也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的基本主体是共产党员。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先进的部分,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应有之义。江泽民据此强调:“共产党员毫无疑义应该努力贯彻执行党的现行政策,而执行党的现行政策同坚持党的最高理想是统一的,对共产党员应该按照党员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4](第467页)。江泽民的这个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上述思想的明确表述和时代性发展。
其实,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表现与反映。而且,二者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产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人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不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永远只是美好的愿望。在我党历史上,“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特别是“文革”时期,由于片面强调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不但没有达到教育的目的,而且对中国的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看,人们也总是先接受低级的而后接受高级的,先关注眼前的而后关注长远的。所以,江泽民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教育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统一起来,既标明了他远大的目光和广阔的胸怀,又体现了其理想教育思想理论上的求真性与实践上的务实性。
三
理想教育总要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总要观照培养出什么标准和规格的人,这即是理想教育的目标问题。纵观江泽民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讲话、报告和文章,其理想教育思想始终贯穿一个根本的目标,即培养和塑造“四有”理想人格。
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理想人格的塑造。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即提出了“四有”理想人格的理论雏形,他说,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规格和标准就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5](第234页)。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培养和塑造“四有”理想人格。1982年7月他就强调:“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各族人民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6](第408页)这是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想教育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世纪之交,江泽民审视中国的基本国情,进一步发展邓小平的“四有”理想人格理论,明确把培养和塑造“四有”理想人格定为精神文明建设,包括理想教育的根本目标,他指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目标。”[4](第508页)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呈多样化发展,人格观念也出现了多元变化,特别是人格发展产生了严重偏差。正是对当代人格畸形发展的反思和对时代要求的把握,江泽民才明确把“四有”理想人格规定为包括理想教育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为我们进行理想教育指明了方向,规定了塑造理想人格的具体内容,又为人格的自我塑造提供了科学的标准和规格。
“四有”不仅是从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行为习惯等方面对理想人格的素质做了全面规定,而且,“四有”又是一个相互联系、共生互动的整体,不可割裂其中任何一个“有”。在江泽民看来,有文化,指要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它是其它“三有”生成的基础,是“四有”理想人格的发生机制。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并不等于说就会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自觉的行为习惯,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没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认识,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也不会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自觉的行为习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说:“自己掌握的知识多了,学问多了,精神境界也就会高起来”[4](第549页)。有理想是“四有”理想人格的动力机制,它激发人们不断进取的热情和意志,驱动人们克服人生过程中的一切困难,直至达到科学文化的高峰和人生的最高境界。道德和纪律则是约束机制,他们启导人们正确地认识自我、监督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规束自我,使人们始终在正确的人生轨道上发展自己。可见,“四有”作为新时期理想人格的素质结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偏废任何一个,都会造成人格的残缺,理想教育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四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构成,决定事物发展的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解决问题应抓住重点,从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江泽民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从理想教育这一面向全体国民的教育工程中,抓住青少年和党员干部,认为青少年和干部的理想教育是当前教育的重点。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青少年的教育与成长,是我党历代领导人留下的光荣传统。近年来,江泽民常常置身于青少年之中,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关于青少年理想教育的精辟论述,其核心就是应把青少年的理想教育置放于战略高度。他首先充分肯定青少年的现代价值与未来价值。“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青年有希望,则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2](第363页);“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是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问题”[2](第336-337页)。在这里,江泽民把青少年的成长发展与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联系起来,对青少年的价值给予了极高的肯定和精炼的概括,字字珠矶,恰当周延。由此,他对青少年寄予深切的期望,“二十一世纪是你们的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你们的肩上”[2](第334页)。但是,青少年思想活跃,好奇心强,社会阅历浅,“存在着缺乏实践锻炼和政治经验的弱点”[2](第333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未稳固地确立起来。他们接受教育的情况,决定着他们的成长发展,更长远地看,关系到国家的兴盛与民族的振兴。所以,江泽民极其强调对青少年的教育,特别是理想教育。他说,对青少年要爱护热情,又要“严格要求,积极引导”[2](第335页),“只有严格要求,你们才能挑起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重担”[2](第346页)。他反复强调要在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教育,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2](第342页)。他还强调,理想教育应“从娃娃抓起,从基础抓起”,“一定要从小树立远大理想,立志为民族争光,为国家争光”[2](第347页)。江泽民还教育青少年要把远大理想化为坚定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精神,青少年“要有理想,还要有实现理想的坚定的信念和脚踏实地、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2](第360页),因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空前伟大而壮丽的、又是空前艰苦而困难的事业……只有那些不仅在顺风之时,而且在逆流之中都能始终如一坚持自己的信念的人,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2](第352页)。如此,江泽民不仅从青少年的价值及其特点方面表述了青少年理想教育的战略意义,而且指出理想教育应重在培养青少年的坚定信念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再现了其理想教育思想的理论意蕴和实践价值。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江泽民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命题出发,强调也应该在战略上认识党员干部的理想教育。他指出,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教育,保证他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在思想上动摇了这些根本的东西,也就动摇了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就必然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3](第42-43页)而且,“我们党正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不可避免会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和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思想体系的对立与斗争,经常考验着每个党员。”[4](第435页)因此,“种种情况说明,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教育和信念教育”[3](第43页)。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和共产主义蓝图的描绘者。江泽民强调对共产党员的理想教育,就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之根本。不可想象,由没有对某一社会蓝图的设想和描绘的、缺乏对这一社会应有主义之信仰的党员组成的政党,能够领导实现这个社会理想。其二,只有加强对共产党员的理想教育,才能保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共产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员干部又是全党和全社会的表率,先进性是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质的规定性。这种质就体现在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然而,现实中我们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却迷失了应有的理想,不只是头脑不清醒,整天忙于事务,严重者还沉溺于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被金钱和美色俘虏,成为人民的罪人。所以,江泽民告诫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要体现时代的要求,做到: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3](第65页),“决不能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有丝毫动摇,决不能忽视提高自己抵御剥削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2](第147页)2000年初,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既是对党的建设经验的全面总结,又是对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概括和提炼,为当前党员干部的理想教育提供了极好的教材。
五
理想教育不只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具体的实践工作。毛泽东曾指出,任何工作都要讲究方法,工作任务就像是“过河”,工作方法就是过河的“桥”或“船”。江泽民在指导理想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途径和方法,主要就集中体现在“四以”和“四个统一”之中。
“四以”是江泽民1996年1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说:“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3](第39页)。同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四以”被确定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方针原则而载入史册。在江泽民关于理想教育的论述中,也一直贯彻“四以”的方法论原则。他认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教育人们,使人们“真正把理想信念牢固地树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上。”[3](第43页)而且,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4](第554页)。理论上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理想就是人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知识与正确的立场和方法,就不会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有了也不可能坚定和牢固。正是这样,江泽民强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首先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人们的头脑。关于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江泽民认为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熏陶、激励与谴责、批判的功能,积极营造一种全社会都“讲理想、讲信念、讲宗旨、讲正气”的氛围,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心理和人们共同认可的主导性理想信念。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是江泽民对毛泽东关于“人是要有点精神”思想的发展和在理想教育中的运用。他说:“我们说的高尚精神,就是指我们党的崇高理想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包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发展起来的优秀传统和美德。”[4](第556页)他要求深入发掘现实生活中像孔繁森这样的先进模范人物身上的精神,把它当做典型去感染、引导人们,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理想追求树起效仿的榜样和趋赴的目标。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是向人们提供丰富多彩、健康文明的精神食粮,用文学和艺术的美净化人们的灵魂,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鼓舞人们追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使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奠定思想基石。
事物的变化与发展是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江泽民“四以”教育方法正是对这个原理的运用,其中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改造人们的内心世界,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则是从外部对人的言行与思想以影响、感染和约束。总起来看,“四以”强调教育者的教育与方法,它用四个主动动词“武装”、“引导”、“塑造”、“鼓舞”共同指向和关照人的精神生活与精神世界,旨在促进人的内心世界产生变化,即改造人们树立理想信念的内因。
教育与修养、教育与实践并重是江泽民的一贯教育思想和方法。在理想教育中,他强调教育者用“四以”的方法去改造人的理想追求的同时,也强调受教育者采取正确的途径进行自我修养并积极参与外部的社会实践,藉以改造主观世界,促成自身理想的实现。这就是他提出的受教育者本人必须“四个统一”的思想。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四个统一”的思想,即坚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四个统一”蕴含着丰富的理想教育思想和方法,强调树立远大理想要与脚踏实地的实践精神相结合,强调个人理想要与民族理想、国家理想相一致,服从服务于民族理想、国家理想的实现。“四个统一”也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原理的正确运用,其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加强思想修养是为树立和实现远大理想从内部积聚知识与思想基础,投身社会实践、服务祖国人民和进行艰苦奋斗则是外在实践活动,是实现远大理想的必经路径和方法。但在总体上,它们都是强调受教育者个人的自我教育与自我实践。这样,“四个统一”与“四以”分别从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角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想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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