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香港国民党政府机构和资产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政府机构论文,国民党论文,资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继续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和为新社会奠定基础的双重任务。接收国民党政府在香港的机构和资产，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对这场斗争的背景、环境及有关各方作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对党史和共和国史上的这场鲜为人知的特殊而复杂的斗争，作了比较详尽的述评。
关键词 国民党政府在港机构和资产 接收 “专办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社会经历了沧桑巨变，从此结束了上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时代，开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继续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和为新社会奠定基础的双重任务。其中，接收国民党政府在香港的机构和资产，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弄清这一历史事件的始末，我们访问了当年主持接收工作的雷任民同志，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本文仅就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对这场党史和共和国史上卓有成效的斗争，作一简略述评。
一
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到1949年10月，在长达100余年的时间里，除日本占领的4年外，香港一直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长时间的经营，使香港成为远东金融和贸易繁盛之地。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陆续在香港设立了不少机构。其中有些是以公司名义设立的，有不少是属于官僚资本性质的。1949年5月南京和上海解放前夕，总部设在上海的许多官僚资本机构纷纷撤到香港。到1949年底统计，计有航空、航运、银行、交通、贸易等国营机构29个单位，资产净值约为2.43亿港元。其中最重要者为垄断旧中国航空事业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两航）。两航为旧中国民航骨干企业，担负着国内和国际航空运输任务。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内航线急剧萎缩。5月上海解放后，两航将人员、器材大部迁港。计有飞机83架及大量器材，员工2400余人。仅中国航空公司资产净值即达9.9千万港元。除两航外，较为重要的还有旧中国最大的海运公司——招商局轮船公司的香港公司，资产净值1.28千万港元；负责购买铁路及桥梁器材的交通部港九材料购运处，资产净值9百万港元；负责主要矿产品出口的资源委员会贸易处及国外贸易事务所，资产净值3.26千万港元；负责纺织品进出口的中国纺织公司香港办事处，资产净值1.26千万港元；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银行系统9行局，资产净值4.54千万港元[1]。上述国民党政府在港机构拥有的财产，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理所当然应当归还人民所有。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接收这些财产。
人民财产应当归还人民，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要使它完整地归还到人民手中，又是十分不易的。香港的特殊地位和复杂条件，使接收工作既具备有利条件，又存在许多困难。其有利条件，一是形势发展十分有利。在1948年9月开始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生产建设和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对香港的中国同胞和国民党政府在港各机构员工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普遍认同新中国，人心思归。二是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香港紧靠中国大陆，与大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兴衰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休戚相关，英国政府权衡再三，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被迫承认新中国，这使国民党在香港失去了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其不利条件，一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劫夺和破坏。国民党在港机构掌握的大量财产，对战败逃台的国民党当局至关重要。同时这场斗争的成败，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是重大的。出于种种考虑，台湾国民党当局用尽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劫夺在港资产，破坏接收。二是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的阻挠。英国虽然承认了新中国，但迟迟不同中国建交，其骨子里是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港英当局的帝国主义立场，决定它不仅不支持配合中国政府对原国民党政府在港资产的接收，反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英中关系的变化，或多或少或重或轻地设置障碍，阻挠接收，帮助台湾国民党当局劫夺在港资产，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由于香港孤悬海外，是在港英当局的统治下，党和人民政府不能像在大陆那样，在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军队后，直接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所有。同时由于中英尚未建交，新中国也无法循正常的外交途径接收，而要受到港英当局的种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整接收国民党政府在港机构和资产，必须做好这些机构员工的工作，发动他们首先保护住财产不被国民党劫夺盗卖，然后通过起义使财产转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因此，建国前后党十分重视做国民党在港机构员工的工作。早在1948年冬，战略决战还在激烈进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华南分局就未雨绸缪，决定由统战部长兼香港工委书记饶彰风（化名张枫）负责策动护产和起义[2]。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上海，国民党政权覆亡，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在港资产的争夺，斗争日趋激烈。中共香港工委全力以赴进行这项工作。工委负责人亲自抓，他们深入各有关机构，在以主要精力抓争取负责人和骨干的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也大力进行对广大中下层群众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掌握人员思想动态和财产经营情况。与香港地下党积极行动的同时，党中央也十分重视。从8月起，中央及各有关部门先后派遣得力同志到香港策动起义。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两航起义。
上海解放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管会在接管两航留沪资产中，判断在香港两航有全部起义的可能性，于是向中央提议策动两航起义，得到批准。上海党组织推荐与两航有密切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吕明和原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查夷平赴港执行任务。行前周恩来总理在京接见了他们，作了重要指示。8月底吕明和查夷平到香港后，立即与中航共产党员陆元斌、何凤元、陈耀寰组成策动起义的领导小组，并同香港地下党取得联系，在其配合下，开始了紧张的工作[3]。策反工作的重点是抓住抗拒国民党把两航逼迁台湾这个关键进行的。1949年5月两航搬到香港后，经营发生困难：国内航线日趋萎缩；港英当局为排挤中航，无理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的修理厂房，致使中航一度停航；台湾国民党当局借口征用事件，强迫两航迁台，9月末，派伪交通部长端木杰等到港召集两航董事会及主要负责人商讨迁台事宜。党利用员工普遍不愿去台湾的心理，做了大量工作，形成反对迁台的势力，并巧妙地编制了一个约二三百万美元的庞大的迁台费用的预算，使国民党无法承担，取得了反迁台斗争的胜利。通过这场斗争使大多数员工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与此同时，党还针对两航内部上中下三个不同层次的员工的特点，做耐心的说服争取工作。通过港九民航工会团结了广大员工，形成护产和起义的强大的群众基础；通过多次交谈和启发，做通了包括两位总经理在内的中上层骨干的工作，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反蒋爱国统一战线，保证了起义准备工作的顺利完成。10月14日，广州解放，起义时机成熟。11月9日，酝酿已久的两航起义爆发了。中国和中央两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代表全体员工发出归附中央人民政府的通电，并率领12架飞机成功飞返祖国。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致电祝贺，肯定两航起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4]，勉励员工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奋斗。同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函两航全体员工，代表政府接收两航，宣布“两航空公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产，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5]并任命刘敬宜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为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15日，两航员工电复政府，将遵令坚守岗位，守护全部资产。
两航起义声势浩大，震动了国内外。两航起义在国民党政府在港机构中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国民党在港贸易机构、交通运输机构、金融机构27个单位纷纷宣布起义。其中斗争激烈、影响较大的有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所及材料供应事务所和香港招商局起义。
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所是专门办理钨、锑、锡等矿产品外销的机构，1948年底由上海迁港。供应处专门办理器材进口工作，也于同期在港设立。早在1949年初员工已有护产之心，并与共产党方面有了联系。6月，原资源委员会领导人孙越崎脱离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员工同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夺权和盗卖财产的阴谋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成功地保住了财产。11月14日，正式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并致电中央人民政府静候接收。
招商局是一个以经营轮船航运为专业的机构。总公司设在上海，香港招商局是其分支机构。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将占总运量达26万载重吨的招商局船只劫持到台湾。之后，招商局台湾总管理处又施展种种阴谋手段，力图维持对香港招商局的控制。党根据香港招商局上层人士及广大海员素具爱国传统，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人心思变的实际，着重做主管者汤传篪局长和陈天骏副局长的工作，争取他们走爱国起义的道路。汤、陈二位局长接受中央的指示，一面以种种理由，拒绝将停在香港的轮船驶往台湾，一面多方努力，争取在外航行的海轮返回香港。1950年1月14日，香港招商局正式宣告起义，五星红旗在办公楼、码头、仓库和13艘海轮上高高飘扬。
国民党在港机构中起义和护产难度较大的是金融系统的各行局。当时在香港的属于国有资本的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银行、广东省银行、广西省银行等6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2局和中国保险公司共9单位。其中福建省银行在港总经理许显时和香港分行经理陈竑早在福州解放后就上书福建省人民政府，自动要求接管。在港各行局中实力最雄厚的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郑铁如早在建国前就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并对如何保住多年积累的高达4000多万港元的巨额资产不受损失作了周密安排。1950年1月9日，当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名义向国民党驻港各机构员工发出护产命令后，郑铁如立即带领员工起义，接受国内领导。在中国银行的带动下，1月18日，国民党在港6行2局发表起义通电声明保护财产，听候政府接管。至此，所有国民党政府在香港的地面机构都已宣布起义。
建国前后国民党政府在港机构员工的护产和起义的成功，为接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国民党在港各机构起义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不甘心失败。他们运用法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手段，企图重新夺回已属于人民的财产。两航起义两日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和交通部长端木杰急忙赶到香港，宣布“免去”刘敬宜、陈卓林的总经理职务，派沈德燮、戴安国接任，并在报上公告解除全体员工工作，听候“登记甄别”。同时向港英当局交涉，要求派警员协助“接收”两航，被拒绝。两航员工团结一致，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接收”。当上述手段不能奏效时，11月23日，台湾国民党政府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两航和资委会部分员工霸占财产，取得“临时禁制令”，冻结两机构资产。当日，中共地下党亦以两单位员工名义聘请陈丕士大律师反诉，也取得了限制国民党方面的“临时禁制令”。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宣告“两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正告香港政府如“两航”留港财产被非法侵犯、移动或破坏，香港政府须负完全责任。台湾国民党当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竟将两航资产和飞机以350万美元的价钱，“卖”给了美国人陈纳德和魏劳尔。12月19日陈纳德和魏劳尔以“两航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向香港高等法院要求接收两航留港资产和飞机。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局长钟赤兵就此事发表声明，重申两航财产归中央人民政府所有，国民党当局的盗卖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与陈、魏之间的买卖于法于理都不合，也由于我方据理力争，香港最高法院于12月31日驳回了陈纳德和魏劳尔的要求。之后，陈、魏又声称将两航资产“转卖”给了由他们一手策划的，刚刚注册的“美商民航空运公司”（CATL简称美航），再由其出面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由其控制两航资产[6]。同时，台湾当局对招商局、银行等资产较多的机构也进行了有计划的夺产策反的阴谋活动。香港招商局起义后，台湾国民党当局立即注销了起义各轮高级船员证书，下令通辑总经理、副经理汤传篪、陈天俊及各轮船长，动员在香港的特务用种种卑鄙手段威胁、利诱、拉拢部分海员，甚至不惜杀人炸船。各银行起义后，蒋介石亲自召开会议，决定组织秘密代表团到港策动夺产。他们一面派出以俞鸿钧为首的一些头面人物出面游说拉拢各银行主管人员，一面暗中联络各行亲台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要把已归人民所有的原国民党在港机构和资产完整无损地接收回来，绝不是容易的事情，必将经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月9日，周恩来总理向香港原国民党机构员工发出“保护财产，待命接收”的命令。同时为了加强对接收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接收港九中国的伪政府机构工作团”，由冀朝鼎任团长、张铁生任副团长，团员及工作人员分别由与在港各机构有关的中央财政部、贸易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中国人民银行、民航局、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华南财委及海关各单位派代表担任。1月底工作团由北京抵达广州，与原在港策动护产的同志联络，搜集护产有关资料，筹划正式入港接收的方案和步骤，拟入港后分设秘书、稽核、联络、总务4组，吸收中共香港工委的同志参加工作。3月底冀朝鼎因筹备去联合国事宜调回北京。政务院于4月1日将工作团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派接收港九国民党政府机构专员办事处”（简称专办处），派龚饮冰为专员，雷任民、张铁生为副专员（龚饮冰因另有任务未到任，实际由雷任民负责）。[7]周恩来对赴港接收工作作了周到细致的部署。雷任民赴广州就任前，周恩来向他交待了赴港接收工作的具体任务。[8]
工作团初到广州时，形势比较乐观。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宣判驳回“美航”接收两航的申请，并解除了对两航资产的“临时禁制令”，两航护产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各机构员工情绪高涨，纷纷清点物资、赶做清册，等待接收。与此同时，中英缔交谈判亦开始进行。鉴于建交有望，工作团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代表的身份正式入港统一接收。
4月初，雷任民抵达广州。由于中央建交谈判没有结果和港英政府的不合作态度，专办处只好驻节广州。雷任民、张铁生分驻穗港两地，由香港派人来往两地之间交换情况及向雷专员请示汇报工作。4、5月间，形势发生变化。中英建交拖延下来。英中关系有恶化趋势。5月10日，英国枢密院对香港高等法院发出“枢密院令”，并经由行政手续将两航飞机和器材扣押，严重损害我国主权。港英当局故意与我为难，采取一系列不利于我护产和接收的行动。如借口“飞机注册和适航证”问题阻挠两航飞机起飞；纵容台湾特务炸毁中航7架飞机；协助特务暴力劫夺伪善保会起义渔船3艘；管制中国人出入香港等等。雷任民在调查研究、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决定改变原定正式入港接收的方针为实际接收和抢运物资回国的方针。他认为这样做，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主动。将来形势好转，再考虑到香港补办一年接收仪式。对此方针，香港工委的一些同志一时想不通。雷任民向当时主持华南工作的叶剑英谈了自己的意见，得到了叶剑英的支持，由叶出面做通了港九工委同志的工作。思想统一后，即报告周恩来，请求批准。6月初，周恩来复电同意。新方针的具体内容是：“（一）条件好，能接收的，不声不响进行接收，将来补办手续。（二）重要物资器材抢运回国。（三）将来准备开展业务的，由国内上级机关派人协助开展业务，达到实际接收。（四）条件不好，不能立即接收的亦加紧联系。”[9]新方针贯彻了积极主动进攻的精神，明确了抢运物资回国的观念，打破了一度存在的僵持等待状态，有利于任务的完成。专办处即按此方针积极进行。6月中旬，专办处人员发生一些变动，各部代表调回北京，只留少数人继续在穗主持接收工作。7月底，人民银行组织金融工作团，在专办处统一部署下，入港进行实际掌握与接收各银行的工作。金融工作团的到来，加大了接收工作的力度。一年中，接收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抢运两航器材物资，做好职工复员工作
两航起义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在香港的飞机、设备、器材和人员有组织地接回大陆。1949年12月下旬，军委民航局代表任泊生（后亦为中央接收工作团成员）陪同两航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后均为中央接收工作团成员）回到广州，组织物资内运和人员复员。工作团和专办处亦将两航作为接收重点。4月下旬，专办处在广州约见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同志，由雷任民主持，听取了两航护产斗争情况的汇报，研究了下一步的护产接收工作。首批内运的是中航存在澳门的无线电器材。是任泊生请示中共中央华南局，经华南军管会主任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介绍，请澳门地下党负责人向澳督交涉得到放行，并由其安排木船和装运人员将2477件器材运到广州，再经铁路运到天津的。2月间两航资产解冻后，虽因港英当局阻挠，未能实现飞机北飞，但大部分器材和物资得以内运。具体是通过香港地下党的吴荻舟出面雇用运通船务行的轮船运输的。3月14日，中航第一批5977件最重要的物资，包括飞机修理厂的主要设备，由“狄克帝国号”轮船运回天津。鉴于“狄克帝国号”离港后曾遭到国民党军舰迫袭，以后采取了伪装和分散装运的办法。中航方面陆续于4月3日运出116件，4月5日由“哈代提督号”运出3692件，4月8日由“东方贸易号”运出飞机汽油3600桶，5月6日运出4件。央航方面于3月26日运至天津362件，4月26日运至广州316件。最大的一批3452件亦已装上“海后”轮。5月12日，“海后”轮在开航前2小时被港英当局执行“英皇枢密院扣留令”阻止。两航物资内运被迫暂时中断。此外，为减少外汇开支和开展国内民航工作，两航于1950年内组织了十几次员工复员，总计调回国内有：中航1005人，央航712人，约占员工总数的73%。[10]
（二）组织招商局13艘海轮归航
招商局海轮起义后，因当时珠江口外岛屿仍被国民党军队占据，无法立即开回广州，被迫暂时停泊香港。由于业务中缀，收入锐减，经济上压力很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支持起义员工。各船所需各项费用，大部分由交通部拨款支付。在基本保障船员生活的同时，党组织和工会做了大量工作，通过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船员对新中国的认识，激发船员的主人翁责任感，为起义船舶归航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对招商局的接收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派遣的特务的破坏。自5月两航飞机被扣后，招商局的船只即成为特务破坏的主要目标。特别是6月25日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特务活动更加嚣张。他们在不断策划暗害起义领导人、殴打船长经理、劫持轮船等破坏活动的同时，还大搞策反，或散布谣言，唆使反水，或许以高薪，收买拉拢船员。港英当局的海事处也与国民党配合，于7月初，通知起义各轮一律到港外锚碇。鉴于形势变化，董华民（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派驻香港直接执行接收任务，任交通部在中央接收港九工作团的副代表）约吴荻舟、陈明、刘若明（陈刘二人是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派到香港策动招商局轮船起义的）商议，认为形势紧迫，且珠江口外万山群岛已经解放，香港广州间已可通航，13艘起义船只应迅即开回广州。经请示专办处和中共中央华南局获得批准。自7月25日至10月20日，经过近3个月的艰苦斗争，13艘海轮终于战胜了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胜利返回祖国。10月30日，专办处负责人雷任民和招商局上海总公司代表在广州大同酒家举行庆功会，颁发给护航有功人员书有“拳保船归”四字的锦旗一面，以示表彰。11月5日周恩来总理亦来电慰问嘉勉，称赞起义船员“在维护祖国财产和发展人民航运事业上，是有很大贡献的。”[11]
（三）完成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所等贸易机构资产的接收
国民党政府在港贸易机构共有5家。除前述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所和中国纺织公司香港办事处外，还有中央信托局易货处（1948年冬迁港，主要经营猪鬃、桐油、棉纱、茶叶等业务，有员工10名，财产约值130万港元）[12]、中国植物油料厂（1948年8、9月间迁港，有员工95人，动产和不动产净值约480万港元，包括现金150万港元，船舶8艘、榨油设备、汽车、房屋等）、中国石油公司驻港代表处（主要负责用美元从中东进口原油并负责转运从美国进口的器材，有员工7人，资产约94.8万港元）。[13]其中纺织公司在1949年9月13日起义当时，中信易货处、石油公司在1950年2、3月间即将财产移交我有关部门，完成了接收和转运任务。
接收中国植物油厂的斗争十分激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当局派大批特务到香港，在特务头子邓介民的新自指挥下，向各起义机构进攻。他们首先选中护产斗争最薄弱的一环——中植油厂下手，持英国驻台湾淡水领事签证的伪授权书，骗取了中植的银行存款，会同香港警察闯进中植办公室“接收”。香港地下党发动积极分子和员工向匪特斗争，并通过律师向港英当局抗议，保住了财产，并日以继夜地突击抢运，在10天之内，把轮船8艘、机器7000余件全部抢运回广州。
由于港英当局的阻挠留难，资委会在港资产被长期冻结。1950年9月初，我有关部门利用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呼声最高的有利时机，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解冻前资委会存港资产的要求，获得解决。从10月23日起，经过10天的突击，完成了物资内运的任务。
（四）香港九龙海关、粤汉路港九办事处和交通部购运处的接收
香港九龙海关原税务司（英国人）受广九铁路英方授意，作为与我方谈判通车的中间人，在广州解放不久，就向员工表示愿意向新中国靠拢，并把管理权移交给原任副税务司（中国人），因此，包括1950年6月内驶的35艘缉私舰在内的价值554.8万港元的财产顺利回到人民手中。
粤汉路港九办事处是为广州到香港一段火车的服务需要而设的。其业务包括解决列车工作人员的住宿、代购列车零件等，在九龙尖沙嘴拥有房地产。该办事处主任陆以铭率员工起义后，广州铁路局即派员赴港，接管了日常工作。
交通部购运处主要任务是为国内铁路和桥梁建设购买器材。1949年12月，起义的酝酿工作已经成熟。由于在港同志已有把握地控制了全部交通器材，又鉴于两航和资委会公开起义引起了法律纠纷，所以采取了秘密起义的方式。1950年6月，完成了7000余吨铁道交通器材的内运。
（五）各金融机构的接收
1950年1月底，中国人民银行派员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接管工作团，负责接管有关金融机构。他们制定了接管方案，对接管的任务、接管单位以及接管的原则、方式、财产处理、人员安排等作了具体部署。由于各金融机构情况复杂，除福建省银行起义后即为华东局有关部门掌握，中国、交通两行已与国内总行建立领导关系外，其余中农、中信、邮汇、广东、广西等行局始终持观望态度，若即若离，少数甚至与台湾当局勾勾搭搭。为了加强接管工作，6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行务扩大会议，听取了总行和参加港九接收工作的同志的汇报，决定由项克方、闵一民、庄世平、张锡荣、孙文敏5人组成金融工作团核心小组，由项克方负责，[14]直接受总行领导，在专办处统一部署下，入港进行实际掌握与接收各银行工作。金融工作团到港后，贯彻了中央的原机构、原人员、原封不动地接管海外机构的精神，采取“坚决护产，巩固接管，推动业务，逐步改造”的方针，成功地争取了各行的主管人员。其中中国银行总经理郑铁如在护产和接收工作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面对国民党台湾当局的种种威逼利诱，郑冒着生命危险沉着应付。为了拒绝台湾的游说和预防暴力劫夺，他佯病住院，拒不见客，以示决绝。[15]经过数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圆满完成任务。总计接收9行局资财约5240万港元。至此，接收工作中最难处理的银行系统亦告解决。于是全部接收任务基本完成。
1950年12月31日，专办处结束接收工作，返回北京。各机构未了问题，经中财委批准，移交各有关部门处理。应接收的财产中尚未收回的主要是两航被冻结在香港的71架飞机和部分器材。1950年底，军委民航局广州办事处派人到港，协助两航物资的内运工作。在近半年时间内，经过香港地下党、工会和两航留港职工的共同努力，又运回了器材约3000箱。[16]1951年4月27日，香港政府再次颁布《禁运物资管理条例》，禁止两航物资移动至仓库或机场以外的任何地点，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的决议，两航物资的内运渐趋停顿。1952年7月28日，英国枢密院推翻以前香港各级法院的判决，将中央航空公司在港的40架飞机和零件判给美航。7月29日，香港警察强行接管两航资产，包括71架飞机和庇利船厂及新亚仓库。8月1日和8日，港英当局先后将央航40架飞机和器材及中航31架飞机和器材移交给美航。其中将中航资产“判给”美航的判决书，是两个月后才由香港法院宣布的。在港英当局的庇护下，美航将全部飞机用航空母舰强行运走。1955年4月22日和1956年3月12日，香港高等法院复将两航的庇利船厂和新亚仓库的产权判给美国西伯勒公司和陈穗岐。对两航财产被劫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曾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作为相应措施，我上海、天津、广州军管会征用了英国在当地的全部财产。此后，索赔两航资产成为中英间长期的外交悬案之一。从1952年7月至1985年10月，我国政府曾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索赔要求。经长期交涉，1987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签订并生效。其中英方向中方提供380万美元，作为对少数几个索赔项目的补偿。[17]
三
接收国民党政府在港机构和资产，是建国前后党领导的一场伟大斗争。这场斗争取得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全力支持。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注国民党在港机构的起义和回归。当两航起义、招商局海辽轮起义等重大起义成功时，毛主席都亲自发电报祝贺，肯定他们的爱国壮举，勉励他们为祖国为人民再立新功。周恩来总理则在百忙中从始至终领导了这场斗争。在策动两航起义、处理护产斗争中遇到的种种难题、组织接收机构、确定接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策略等方面，他运筹谋划、呕心沥血。党的华东局华南局全力支持这项工作，在人力物力上提供了诸多帮助。中共香港工委为起义护产和抢运物资做了大量具体的艰巨的组织工作。事实说明，党的领导是接收工作取得成功的保证。
广大员工的团结奋斗。在港各机构员工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破坏，不怕流血牺牲，义无反顾地起义；在困难的条件下，日以继夜坚决护产不动摇；不计个人得失，宁愿放弃优厚的工资待遇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响应党的号召，听从祖国召唤，踊跃回内地参加建设，这是接收工作取得成功的基础。
接收工作团和专办处的正确决策和出色的组织工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各级党组的积极配合下，在香港各国民党机构员工起义和护产的基础上，接收团和专办处做了大量细致和复杂的工作。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首先，在深入实际，了解国际形势、香港政局、护产斗争和各机构资产和人员状况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及时转变接收方针，从而抓住了时机，充分利用了极有限的时间进行抢运。其次，实现了统一领导，掌握了重点。由于接收工作涉及三国（中国、英国、美国）多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台湾国民党当局、英国政府、港英当局、各在港机构及与其有关的各单位），不仅涉及内政，而且涉及外交，斗争极为复杂激烈。统一领导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专办处很好地贯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统一领导的指示，对处理人事、资财、诉讼等做了统一规定，保证了政策步调的基本一致。同时，在护产接收的不同阶段，分别掌握住两航、招商局、银行等重点单位，带动一般。第三，建立了巩固的护产统一战线。专办处根据国民党在港各机构员工生活比较优裕、思想顾虑较多，怕接收后失去职业，减低待遇等情况，决定在加强政治教育的同时，照顾员工的实际利益，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在护产期间一律原职原薪，愿参加工作的一律留用，回国者均适当安置并发给补助费，靠政策团结了广大员工。与此同时，做好积极分子工作，使其成为沟通上下关系的桥梁和起义护产的骨干。根据中央全机构起义的要求和香港法律，专办处将工作重点放在掌握各单位主管人员上，通过做细致的上层统战工作，掌握了主管，减少了工作的阻力，增加了助力。第四，正确运用了合法和非法两种斗争方式。鉴于人民政府的接收既是合法的（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又可被认为是非法的（中英未建交，港英政府颁布的外国代表管制条例规定，任何人非经港督认可和特准，不能代表外国政府行使职权）。专办处尽量利用合法形式，以香港法律打击英帝国主义的非法措施，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劫夺。当合法方式不能运用或运用有困难时，则采取非法方式，将设备物资偷运出口，达到实际接收的目的。上述正确的决策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接收任务得以圆满完成。
接收国民党在港机构和资产具有重大意义。
从政治方面看，对国民党在港机构接收的成功，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这场斗争的胜利，给了屡遭失败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沉重打击。没收官僚资本，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两航的接收，切断了国民党军队妄图在西南各省负隅顽抗的空中运输线，直接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加速了解放大西南的进程。在接收过程中，党和人民政府正确处理了一系列难题，不仅接收有钱有物的机构，对没有物资，甚至亏损的机构也同样接收下来；不仅接收财产，而且把全部人员都包下来，作了妥善安置。用活生生的事实粉碎了敌人制造的“人民政府只要物资不要人员”的谣言，增强了人民政府的威望，使原国民党政府在港澳、台湾和海外机构的人员认识到人民政府是认真的、负责的、值得信赖的，归依人民政府是有保障，有前途的，从而人心思归。在护产过程中党领导起义员工多次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掠夺破坏阴谋，战胜了英帝国主义的刁难阻挠，充分显示了新中国的伟大力量，表明了新中国对海内外炎黄子孙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为重要的是，党领导的原国民党在港机构员工的义无反顾的起义和英勇的护产斗争，震动了香港，震动了中国，震撼了全世界。其中招商局13艘轮船的起义和胜利回归，曾被列入1950年世界十大新闻广为传扬。起义员工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无论在当时、现在和将来，都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从经济方面看，对国民党在港机构物资和人员的接收，增强了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营经济的实力，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建国前后人民政府接收的国民党在港机构的飞机、轮船、机器、交通器材、矿产品、银行资金、棉花和其它物资，总计达港币2亿元，在当时折合人民币约1万亿元（旧币，1万元兑1955年发行的人民币新币1元）或小米50万吨。其中许多物资对于新中国的交通和工业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据1950年底统计，25个起义机构中的4855名起义员工中，内调人员3420名，约占起义员工总数的70%；留港工作的有540名，约占起义员工总数的11%。两项合计，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员工占总数80%。[18]其中占相当数量的是工程师、技术工人和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人才。这些人力物力，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总理称赞两航起义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19]两航起义的飞机和运回国内的大量设备、器材和油料，为中国民航奠定了物质基础。1700余名归国员工，是新中国民航的骨干力量。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各自的飞行、教学研究、修理制造及对外交往等不同的岗位上，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香港招商局起义归来的船舶共15艘，总吨位32203吨，共计达33700载重吨，[20]而且多为本世纪40年代中期建造的设备较为先进的船舶，成为建国初期一支相当重要的水上运输力量，在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恢复经济和发展新中国的航运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起义归来的700余名船员中，担任行政和技术职务的有140余人。绝大多数船员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航海技术人材，为发展新中国的航运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香港的金融机构由人民政府接管后，成为海外金融工作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成为新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的一个重要枢纽，成为吸收侨汇的桥梁。其业务量占当时全国总额的80-90%[21]，在冲破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吸收存款，支援国内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基点作用。
注释：
[1][7][9][13][18]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派接收港九国民党政府机构专员办事处：《接收港九国民党政府机构工作总结》（草稿），1951年1月。
[2][11] 《招商局海员起义》，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第194—195页。
[3] 陆元斌：《罗青长同志谈策动‘两航’起义经过情况》，见《中国民航史料通讯》第116期。
[4][5] 《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3日，14日。
[6] 何凤元：《两航资产被干扰始末》，见《中国民航史料通讯》第43期。
[8] 访问雷任民谈话记录。
[10] 《两航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12月。
[12] 经贸部机关党委：《关于国民党驻香港贸易机构护产起义的调查报告》，1986年4月。
[14][21] 《接管海外金融机构情况的回顾》，见《前进中的金融事业》，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第131页。
[15] 《文汇报》，1997年1月19日。
[16] 陈耀寰：《新民航初创时期广州办事处（管理处）春秋》，见《中国民航史料通讯》第123期。
[17] 陆元斌：《关于‘两航’留港资产的史料再记》，见《中国民航史料通讯》第109期。
[19] 民航总局党委：《关于落实两航起义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1980年11月10日。
[20] 《招商局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