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对周恩来历史地位的确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党和国家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在世时，党和国家对于他的历史地位在事实上有所确认。但是，对于周恩来历史地位进行全面而明晰的确认，则是1976年他逝世以后。本文对1976年以来党和国家对周恩来历史地位的确认进行回顾、梳理和分析，以缅怀这位历史伟人。
从周恩来逝世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左”倾错误占支配地位阶段，确认周恩来的历史伟人地位，但对他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的说明存在局限性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的讣告（以下简称“讣告”），使用了“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的悲痛”[1] 这样的语言；周恩来的悼词（以下简称“悼词”），也使用了这样的语言。这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规格，而规格是同逝世者的历史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讣告和悼词都明确指出：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讣告和悼词都强调：周恩来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这就指明，周恩来不但在中国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从国内来说，讣告和悼词都认为，周恩来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周恩来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从国际来说，讣告认为，周恩来对加强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悼词进一步强调，周恩来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这些都说明，周恩来不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伟人，而且是世界的一位伟人。
所有这些，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是严格以事实为根据的。悼词全面回顾了周恩来光辉战斗的一生。周恩来的光辉生涯，折射出他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品质。悼词将这些精神和品质概括为六点：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
讣告和悼词，都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定，最后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关于悼词，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的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2]
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逝世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左”倾错误还居于支配地位，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讣告和悼词不能不带有某些局限性。例如，讣告和悼词都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认为周恩来为了“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当然，这些局限性，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没有妨碍和影响讣告和悼词主要精神的正确性。对周恩来历史地位确认中的这种局限性，是在后来的实践发展中才逐步克服的。
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性质，是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早在1975年，邓小平曾领导了全面整顿，对此周恩来给予了全力支持。但是，这场整顿被指责为“右倾翻案风”而被迫中断。对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由此出发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尽管如此，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改变讣告和悼词对周恩来历史地位的确认。天安门事件为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也为后来更全面、更科学地确认周恩来的历史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和国家继续确认了周恩来的崇高历史地位。这在中央的会议上可以得到清晰的体现。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开幕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议，全体同志起立，为悼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悼念十届二中全会以来逝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同志们，静默致哀。同年8月，党的十一大开幕时，华国锋再次提议，为悼念毛泽东，为悼念周恩来、朱德，为悼念十大以来和以前几年间逝世的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悼念在这期间逝世的所有对党对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央委员和其他同志们，全体起立，静默致哀。在提到姓名的领导人中，周恩来位居第二，在毛泽东之后。
需要指出的是，十一大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进入了新时期。1978年二三月间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在这个总任务中就包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内容。所有这些，有利于消除讣告和悼词的局限性，或者在客观上是对这些局限性的一定程度的消除，这有利于更全面、更科学地评价周恩来的历史地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同“文化大革命”是相互矛盾的，水火不相容；而实现四个现代化，恰恰是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所热切追求的目标，他在生命最后十年中仍然为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推动国家的建设付出巨大而持久的努力，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同时，也应该看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继续受到肯定，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新时期总任务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同实现四个现代化并提。这就决定了已经开始的拨乱反正还只能是部分的而不是全面的，还不能不是步履维艰的，这个阶段必然带有双重性。双重性的特点，一段时间里在天安门事件的评价中也有表现。例如，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方面坚持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说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
当然，这种双重性也说明，虽然“左”倾错误继续占支配地位，但这只是暂时的；“文化大革命”毕竟已经结束，这时的历史条件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比已经有了重大区别。1977年7月17日，邓小平恢复工作；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历史性伟大转折就要到来；相应地，对周恩来的更全面、更科学的评价，已经为期不远。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以前：在全面拨乱反正阶段，着力正确解决周恩来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问题，从而更全面、更科学地确认周恩来的历史伟人地位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这个新时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与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讲的“新时期”有原则区别）。从此，党和国家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的历史伟人地位得到更全面、更科学的确认。
拨乱反正的内容很多，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乃是最根本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打断了，破坏了。此外，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也妨碍了党的工作中心转变的完成。”[3]3-4 这就含蓄地但又清晰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国家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宏观地但又明确地提到了周恩来在参与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贡献。与此相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的全面整顿，并将之称为“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线”[3]9；充分肯定了1976年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所有这些，为彻底克服讣告和悼词的局限性，更全面、更科学地确认周恩来的历史地位，创造了根本的前提，或者说这个历史进程在事实上已经开始。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的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着重指出：“一九六四年底，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一九七五年，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重申了这个宏伟任务。这是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政治遗嘱，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百折不挠地加以实现的奋斗目标。”[3]218 这就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基于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初步指明了周恩来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贡献和地位。
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必然涉及“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中央最终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党和国家成功地解决了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问题。1980年邓小平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邓小平在提到周恩来时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4] 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决议》指出：“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5]814 这就成功地解决了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问题，从而完全克服了当初讣告和悼词的局限性。党和国家解决这个问题，没有采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简单态度，而是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表现和作用做出了全面的评价，这样的做法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令人信服。
党和国家不但科学评价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科学结论。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党和国家指出和分析了毛泽东晚年的一系列错误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坚决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认为他功绩第一，错误第二。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之一在于，冲破了长期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干扰和束缚，同时坚持了一分为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这些内容相联系和贯通，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3]209 《决议》进一步指出：“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5]826 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周恩来无疑作出了重要贡献。《决议》对于周恩来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贡献都有所涉及或者说在事实上有所涉及。例如，《决议》提到：“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5]789；在社会主义时期“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5]804；在“文化大革命”中，“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5]813；等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同确认周恩来的历史地位相关联。需要顺便指出的是，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刘少奇蒙受的不白之冤，作为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最大冤案，也得到平反。刘少奇冤案平反以前，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我们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深切怀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和发展建树了卓越功勋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其他已去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3]209 在这里，仅仅列举出三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姓名，其中周恩来排在第二位。刘少奇冤案平反以后，党和国家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这样的排列顺序，周恩来被排在毛泽东之后，刘少奇以前，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是排在周恩来之前的。1981年，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就采用了新的排列顺序，并且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一道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5]859。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周恩来选集》也开始出版发行。
综上所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以前，在全面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着力正确解决周恩来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问题，从而更全面、更科学地确认了周恩来的历史伟人地位。
从党的十二大到现在：在全面改革阶段，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确认周恩来的历史伟人地位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二大以后，改革全面展开。在全面改革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开辟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党和国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确认了周恩来的历史伟人地位。这种确认，集中地体现在两个重要文献中：1998年江泽民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的讲话，是继讣告和悼词以后又一篇全面确认周恩来历史地位的文献。江泽民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6] 同当年讣告和悼词相比，“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是增加的内容。
同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这个定位相联系，江泽民指出：“在广东，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使国民革命军面目为之一新，对保证两次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并由我们党创建的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加以继承和发展。”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领导发动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年悼词说“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7]；这次江泽民讲话确认“一九二一年，他在巴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6]。这二者是有重大区别的，按照新的说法，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江泽民还指出：“党的六大后的近两年时间内，周恩来同志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道，支持召开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开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历史性转折。”“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周恩来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助手，一直工作在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6] 所有这些，是对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历史贡献和地位的确认。
江泽民在讲话中还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担任共和国政府总理长达二十六年。他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他日理万机，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各行各业的发展，各个方面的建设，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6] 对此，江泽民进行了详细的科学阐述：关于经济建设，周恩来参与提出、精心组织，部署实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重视科学技术和尊重知识分子；关于文化建设，周恩来把它与经济建设比作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主张相辅而行，相互促进；关于统一战线，周恩来为它的创建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关于外交工作，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我们党的外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是我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关于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中的贡献，江泽民着重指出：“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他以超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勇气和智慧，致力于制定和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领导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结束一百年来旧中国历届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屈辱史，为我国外交事业作出了全面的杰出的贡献。周恩来同志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早提出者，他还同印度、缅甸总理共同倡议把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七十年代初，他协助毛泽东同志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今天我国外交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同志杰出的外交思想、丰富的外交经验、精湛的外交艺术、坦诚的外交风格，使每一个中国人引为自豪。”[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贡献和作用，江泽民专门做了阐述。他特别指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周恩来同志促成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召开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召开四届人大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任命邓小平同志为副总理，促成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和代行总理职权。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局，而且为未来中国的健康发展准备了条件。”[6] 所有这些，是对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贡献和地位的确认。
综合对于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和以后历史贡献和地位的两方面确认，江泽民对周恩来做了这样的评价：“周恩来同志从一九二七年起就是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他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可以说，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的历史的一个缩影。”[6] 与此相联系，江泽民明确提出了“周恩来的精神”这个科学概念，并且将其概括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6]。周恩来的精神，成为周恩来历史贡献和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江泽民代表党和国家对周恩来历史地位所做的全面确认，是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进行的。江泽民说：“周恩来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历史创造活动中的新鲜经验，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世界文明中吸取智慧。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有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今天仍有重要启示作用的思想理论观点。”“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一个不朽的名字。在他的身上，凝铸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着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江泽民还说：“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周恩来同志的是：他离开我们二十二年来，我们的国家已经成功地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6]
胡锦涛的讲话在十年前江泽民讲话的基础上继续结合周恩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对周恩来的历史地位予以确认。
胡锦涛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8] 这是对江泽民讲话内容的重申。随后，胡锦涛指出，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8]。这样，就使对周恩来身份的定位更加集中和完整。胡锦涛强调：“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8] 这就再次指明，周恩来不但是中国的伟人，而且是世界的伟人。
胡锦涛在回顾周恩来生平的过程中，在重申江泽民关于周恩来是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这个论断时，指出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领导了国民革命军军政工作、广东地方政权工作、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讲到周恩来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指出他“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在讲到周恩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贡献时，指出他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推动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在阐述周恩来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时，指出他为全面组织和实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各领域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这里列举出十一个方面，比江泽民讲话列举出的十个方面多出一个“政治”方面；在谈到周恩来对于对外贸易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高度重视时，指出他“强调‘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在讲到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贡献时，指出他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8]；等等。这里所引的表述，是胡锦涛讲话在江泽民讲话基础上新突出或新增加的内容。这样，就使对周恩来生平的回顾更加全面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周恩来“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做到统筹全局、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强调‘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发展；强调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不能因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8]。这些内容，与科学发展观是相互贯通的。胡锦涛还指出：“在长期实践中，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认真总结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深刻阐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8] 这样，就将周恩来的理论探索和贡献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关于周恩来精神的内涵，胡锦涛指出：“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就是要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断发扬光大。”[8]胡锦涛对周恩来的精神作了六个方面的阐述：周恩来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周恩来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周恩来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周恩来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周恩来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始终严于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胡锦涛在阐述这些精神时，紧密结合周恩来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感人至深，催人奋进。所有这些，是对周恩来精神的最新阐述。
胡锦涛在讲话中还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我们要永远铭记老一辈革命家为创建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历史贡献。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周恩来同志生前多次代表我们党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可以告慰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我们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辟了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灿烂的前景。”[8] 这就再次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确认了周恩来的崇高历史地位。
1976年以来党和国家对周恩来历史地位的确认过程，既是对周恩来丰功伟绩的充分肯定，又折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开辟和发展的探索历程。我们对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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