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笔记体与传奇体的品格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格论文,差异论文,笔记论文,传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奇体和笔记体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两种基本类型，纪昀分别名之为“才子之笔”和“著书者之笔”。笔记体成熟于魏晋南北朝，以《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为标志，在宋、清两代又取得长足的进展，《阅微草堂笔记》是其中的佼佼者，传奇体成熟于唐代，宋以后偏重智慧与伦理的上层知识分子，一向冷落传奇；清代的蒲松龄以极大的“孤愤”和非凡的想象才能将传奇体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笔记体的传奇在品格上有重大差异。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曾将中国传统文学用“儒雅风流”来概括：“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有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这种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这个得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抱负，得有‘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涵养，得用‘熔经铸史’、‘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儒雅’的标准。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这个得有‘妙赏’、、‘含英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风流’的标准。”这个分法稍加变通也适用于文言小说：笔记体虽非正宗的载道言志品种，但既属“著书者之笔”，也就偏于“儒雅”；传奇体既属“才子之笔”，也就偏于“风流”。
一、传奇体作家的“风流”情怀
唐人传奇的“风流”，大体包括三个侧面：热衷于描写才子佳人的遇合，浪漫的超凡脱俗的爱情；赞美不附俗流、嘲弄常规的“狂生”、隐士和敝屣人间富贵的高风逸调；激赏为儒家指斥的豪侠义士的人格风范。
唐传奇建立的描写才子佳人遇合的传统，一直为后世传奇体所继承。宋代是传奇走向衰落的时期。但从现存的《绿珠传》、《扬太真外传》、《赵飞燕别传》、《梅妃传》、《谭意哥传》看来，文采风流依旧是被瞩目的重点，尽管浪漫和豪迈的程度都有所降低。元代只有清江宋梅洞的《娇红记》堪称唐人传奇的嫡派，也恰好是个爱情故事。明代传奇以《剪灯新话》最著名，“多偎红倚翠之语”，其中《秋香亭记》甚至写的就是作者本人的爱情悲剧。①传奇体小说的创作在清初再度出现高潮，其代表作即《聊斋志异》。据统计，《聊斋志异》中以爱情为题材和涉及爱情的作品占1／4左右，达120篇。这一数字是惊人的。
无论是《剪灯新话》还是《聊斋志异》，我们都看到因鼓励文采风流而扬文士、抑俗子的明确意向。比如《聊斋志异·连琐》中性情胆怯的连琐原本对杨于畏心存戒惧，后仅因杨于畏隔墙为他续诗，续得很好，她便主动来到杨的房间，道歉说：“君子固风雅士，妾乃多所畏避。”反之，武生王某于连琐有救命之恩，想一见颜色，却被连琐拒绝了：“将伯之助，义不敢忘。然彼赳赳，妾实畏之。”冯镇峦幽默地评道：“武夫总失便宜。”让骚士占便宜，这是《聊斋》的特点，不妨说也正是传奇体小说的共性。
唐传奇对隐士理想的迷恋在宋传奇中很难见到，但在明代瞿佑和李昌祺笔下又焕发光彩。瞿佑为动乱年代的文人设计了一个仿佛永远不会有陈旧感的方案：隐居。《剪灯新话·天台访隐录》仿照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笔墨推出了南宋末年隐居天台山的读书人陶上舍，并借他的一阕《金缕词》劝导世人“向林间啸傲山间宿。耕绿野，饭黄犊”。李昌祺《剪灯余话·秋夕访琵琶亭记》全篇笼罩着悲凉情绪：不变的似旧江山与变化的人事之间的对照，令人不胜唏嘘，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油然而生幻灭之感，所以沈韶最终看破红尘，遁入深山。《青城舞剑录》宣称“英雄回首即神仙”，并认为五代末的隐士陈抟较之汉初三杰之首的张良“有过无不及”。
《聊斋志异》以抒写“孤愤”为宗旨。有意味的是，蒲松龄《聊斋自志》将信将疑地说他自己是和尚转世，可见他对佛教并不拒绝。《仙人岛》、《蒋太史》、《成仙》、《白于玉》、《罗祖》等都以人世情缘为可笑，以现实生活为空幻，因而其主角一律选择或出家为僧、或入山修道、或飘然仙去的人生道路。
宋传奇写侠，缺乏唐传奇的宏伟气象；明代《剪灯新话·秋香亭记》虽热切期待昆仑奴似的豪侠出现，但缺少正面刻画；《剪灯余话》则不乏对侠的浓墨重彩的描绘。比如《青城舞剑录》的碧线，便是唐传奇中的女剑侠红线之流；《武平灵怪录》里“豪侠不羁，用财如粪土”的齐仲和，《芙蓉屏记》里侠义无私的高纳麟，也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聊斋志异》的主角是“狂生”、狐女，而他们大都具有侠的风采。或昂扬乐观，倜傥卓异，乐于在狐鬼的天地里一发豪兴，比如《章阿端》中的“卫辉戚生”；或恩怨分明，言必信，行必果，比如《大力将军》中的查伊璜、吴六一，《田七郎》中的田七郎；或矢志复仇。女侠的复仇尤其惊心动魄，细侯为了回到爱人满生的身边，甚至手刃了她和那个骗娶她的“龌龊商”所生的孩子。②这无疑是对唐人传奇的发扬光大。
上述传奇体“风流”情怀的三个主要侧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处于中心位置，传奇作家热衷于超拔飘逸的色调，因而闪烁出奇光异彩。就主导倾向而言，传奇体小说是作家浪漫情怀的披露，是玫瑰色的人生之梦。
二、笔记体作家的“儒雅”品格：关于爱情
笔记体偏于“儒雅”。传奇体作家乐于从强烈的不寻常的事件中获得诗意，笔记体作者则较安详平和地看待人生和艺术。
大部分笔记体作家对爱情的见解都绝不迂腐，绝无道学气。葛洪《西京杂记》叙及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越礼放诞之事；《世说新语》韩寿偷香一事，后世传为佳话；《幽明录·卖胡粉男》亦是纯情之作。其它如《搜神记》中的《董永》、《弦超》、《韩凭妻》、《紫玉》，《幽明录》中的《庞阿》、《刘晨阮肇》、《黄原》等，均为小说史上的名篇。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更明确地说：“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干名义，渎伦常，败风俗，皆王法之所禁也。若痴儿呆女，情有所钟，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
笔记体对爱情的处理则大不同于传奇体。首先，笔记体一般只把爱情视为心理生理健全的人正当而平凡的欲求，爱情并非“才子风流”，并不神秘。既然它只是“寻常境”，也就不必过分张扬。笔记体小说写妓女与士人的交往，不只选择那些缠绵悱恻的片断，也注意揭露妓院中污秽、肮脏的一面，俞樾《右台仙馆笔记·绍兴某生》重心即是展示妓妇的骗局。在刻画爱情主角时，虽也提到其才情、容貌，但并不突出到独一无二的理想化程度。
其二，笔记体作家通常只把爱情视为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它不能覆盖或取代人生的其它更为丰富的侧面。象干宝、刘义庆、陶渊明、沈括、周密、纪昀、俞樾等，大都具有稳重的现实感，注重情感的平衡、健全。他们既不将男女之大欲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赞成将爱情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人生中值得关注的层面太多了。“佳话”在笔记体小说中的分量是不重的，《搜神记》共460余条，其中涉及男女关系的仅20余条，而且一部分如《范延寿》、《双蒙氏》、《盘瓠》、《女化蚕》等，还不能算是爱情描写。而唐代裴铏的《传奇》，31篇中就有十来篇以爱情为主或涉及男女爱情。《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亦呈相类似的对照情形。笔记体作家更关心百姓日用、风土人情，关心原始儒家如孔子等曾关心的人格的修养、志趣和言谈的幽默等等有助于使我们日常生活更完善的智慧。所以唐李肇《国史补·序》、五代孙光宪《此梦琐言·序》、金刘祁《归潜志·序》、元杨瑀《山居新话·后序》、清王淖《今世说·自序》、王士祯《池北偶谈·自序》，无不强调笔记“大之可以蓄德，小亦可以博识”的作用。在笔记体作家所关注的广泛的社会人生层面中，爱情是个并不显眼的部分。即使是集中写妓女生活的专题性笔记，如孙棨《北里志》、梅鼎祚《青泥莲花记》、余怀《板桥杂记》、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等，主旨仍是记录民情风俗，并不以名士风流为核心。
其三，笔记体作者大多是在中年以后才开始创作的，这些承担过社会、家庭的各种责任，饱经沧桑、儿孙满堂并具有学者气质的人，注重情感的中庸、健康，决不欣赏那种可能对年轻人产生诱惑以致使他们走上邪路的超越伦理界限的笔墨。而这种缺陷在传奇体小说中是明显的，比如瞿佑《剪灯新话》的“风情丽逸”即常流于病态，在作者笔下，正常的夫妻生活已满足不了男主角。《金凤钗记》的中心情节是“私通小姨”。《联芳楼记》津津有味地夸耀郑生与薛氏两姊妹通奸。《申阳洞记》中的陇西李生对三个已被妖猴奸污的女子极感兴趣。李祯《剪灯余话》更有过之。《聊斋》中也不乏这类笔墨。孔生与娇娜之间“棋酒谈宴，若一家然”的腻友关系（《娇娜》）；尚生与三名女子先后“备尽欢好”、“狎情荡甚”，并因此而被度为鬼仙（《尚生》）。《林四娘》是个历史故事，王士祯《池北偶谈》、陈维崧《妇人集》、杜乡渔隐《野叟闲谈》以及林云铭等清代作家均未涉及风情，蒲松龄却大笔濡染，写陈宝钥与林四娘“狎亵既竟，流丹浃席”的场面。至于仿《聊斋》的《萤窗异草》等，污秽的笔墨就愈加屡见迭出了。
笔记体小说的确干净些，清纯些。纪昀《阅微》多次调侃《聊斋》及其它传奇体小说所热衷的风流艳遇，比如第十三卷：“东昌一书生，夜行郊外。忽见甲第甚宏壮，私念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欤？稔闻《聊斋志异》青凤、水仙诸事，冀有所遇，踯躅不行。”结果为狐所戏。作者的结论是：“此均足为佻薄者戒也。”《聊斋》的狐鬼，所礼遇的是风流倜傥的狂生，《狐联》中以礼自处的焦生反而被嘲笑为拘迂；《阅微》的狐鬼，所尊敬的是守礼之士，德州老医叶守甫就因此得到恶鬼的仰慕和帮助（卷十二）。所谓风流倜傥则被批评为“性轻脱”，常为狐鬼捉弄。比较起来，纪昀的态度是庄重、适中的，对于那些承担着社会、家庭各种责任的即将步入中年或已是中年的人，对于那些将要扮演重要人生角色的年轻人，笔记体稳健、中庸的品格是能起积极作用的。
三、笔记体作家的“儒雅”品格：关于生命力
传奇体作家迷恋隐士的高风逸调，迷恋豪侠的粗犷奔放，在很多情况下可视为对生命力的肯定。尽管侠偏于“狂”，隐偏于“狷”，但无论“狂”，还是“狷”，都蕴蓄着不寻常的力度。所以，在传奇体小说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如夏木荫荫般不可摧折、如非洲舞蹈般不可节制的性格。笔记体作家对生命力的舒展也是极为欣赏的，比如《世说新语》就在《德行》、《言语》等篇中激赏文人名士的疏放豁达的风度及隐逸情调，李肇《国史补》肯定张建封对“狂率”的容忍和“刘颇偿瓮值”的侠义举动，《阅微》不止一次地推崇如光风霁月般的魏晋风度；但他们都更重视涵养。笔记体与传奇体的区别还在于：
其一，传奇体作家更热衷于生命力的弘扬，笔记体作家则较多关心智慧与伦理的健全。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视内在智慧的时代，风度、言行作为内在智慧的外现才成为众所欣赏的对象。绘画艺术中的“以形写神”，语言艺术中的“言不尽意”，都强调“神”、“意”即思辨智慧的主导地位。魏晋风度的具体形成如药、酒、姿、容等，概由带玄学色彩的人格生发出来。所以，这时期的轶事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乐旷多奇情”、“类以标格相高”。就著述方式言，以类相从，体例严谨；笔墨简约，风格一致；这种对于笔记体小说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的讲究，正是内在智慧向艺术世界拓展的第一步。至于作者以空灵的胸襟、玄学的眼光所体会、所观察、所把握到的美，亦多富于“静”的哲学气质，这就与传奇体多“动”而少“静”大不一样了。甚至轶事小说中笑话类作品如《笑林》也以“举非违，显纰缪”，从反面启迪智慧为主。
宋以后的笔记体小说，在智慧、伦理二者中，似对伦理更看重一些。比如清代纪昀就说他写《阅微》“大旨期不乖于风教”。若干畸形的笔记象金捧阊《客窗偶笔》、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订奉恩《里乘》，“盛陈祸福，专主劝惩，已不足以称小说。③其实，宋以后的笔记体小说还是以智慧为主。但已不是魏晋那种基于名理思辨的智慧，而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掌故意味鲜明的智慧。或为“史官之所不记”的朝廷遗事，如欧阳修《归田录》；或多载“嘉言韵事”，如宋王谠《唐语林》；或详于各地风俗及民间杂事，如宋庄季裕《鸡肋编》、周去非《岭外代答》；或记岁时娱乐、市井琐细，如宋周密《武林旧事》；或“上自廊庙实录，下逮村里肤言，诗话小说，种种错见”，如元末陶宗仪《辍耕录》；或将“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点染成篇，如明末张岱《陶庵梦忆》。总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并能对读者的情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臻于儒雅。
连志怪也有明显的偏重智慧的倾向。魏晋南北朝志怪，其美感魅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可以“广异闻”；宋以后的志怪，能向读者提供的新鲜“异闻”看来不多：奇奇怪怪的事经过反复讲述就成了陈辞滥调。要出新，就要另辟蹊径。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将生命力和“孤愤”注入其中，这是一条路；笔记体作者如纪昀等则是将智慧注入其中，以“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为核心，目的在于益人神智。
其二，笔记体小说写生命力的弘扬，重视雍容的气象，力戒虚浮骄矜，虚张声势。《世说新语》在《汰侈》、《任诞》、《惑溺》等门以皮里阳秋的手法批评了过度的任性放浪与挥霍豪奢；东阳无疑《齐谐记》叙薛道询“服散狂走，犹多剧，忽失踪迹，遂变作虎，食人不可复数”，意在嘲笑那些无节制地服五石散的名士。《阅微草堂笔记》更经常对虚浮骄矜、虚张声势的名士风度予以针砭，如卷十一指出：“伪仙伪佛，技止二端：其一故为静默，使人不测；其一故为颠狂，使人疑其有所托。然真静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伪也。真托于颠狂者，必游行自在，凡张皇者伪也。”而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中正有大量“狂生”，在蒲松龄笔下，使酒骂座的灌夫尤其受到推崇。比较起来，笔记体风格平易，易为读者接受，但也不免减弱了力度。
四、笔记体作家的“儒雅”品格：关于“怨”
传奇体作家谈隐论来，常常别具用心，读者不难体会出他们意在言外的难以平息的牢骚、愤懑。谈隐并非旷达，论侠亦非快意，而是借以宣泄出胸中的郁闷、愤怼之气，他们的作品也以极大的情绪力量见长。
如何对待“怨”本是中国古代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孔子、班固等人主张有节制的达观态度，怨而不怒，或经由怨的抒发而使执政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怨者也因此获得心灵的平衡，不至偏激。屈原、司马迁等人则是怨而且怒的：他们充满激情，没办法委屈自己的主观感受：纵酒放歌，牢骚发尽，宁可偏激也绝不收敛铎芒。
传奇体作家的性格近于屈原、贾谊，主张抒发“孤愤”的蒲松龄更是愤世嫉俗。读《聊斋志异》，不难发现这样几点：1.他常常写人不如狐鬼、高贵者不如卑贱者。2.经常抒写怀才不遇的悲歌慷慨之气：横冲直撞，唯我独尊，其情激，其辞烈，不在乎有伤忠厚，不在乎谩骂之嫌。他在《于去恶》中甚至将试官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瞎眼，不识文章；一类贪财，唯知受贿。一个好的也没有。上述两种情绪在许多传奇体小说如《剪灯新话》、《虞初新志》中也同样是抒写的中心。
笔记体小说中亦有人不如怪之类的感慨，如《搜神后记》卷九《放伯裘》，《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发出过“程太守家有二异：一人面兽心，一兽面人心”的议论；亦不时流露出对怀才不遇者的同情，如《阅微》卷六有关董天士的片段。但一般说来，笔记体作者通常是在人生较晚的阶段开始写小说的，或者是在退隐的沉思中记下人生的若干剪影；或者与作虽早，却庄重诚朴，严于律己，具有忠厚长者的风度。因此，他们对“怨”的处理具有与传奇体作家不同的特点。
其一，他们一方面同情“才士之沦落者”，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归罪于环境的污浊；在他们看来，才士的不遇，可能与他自身为人的傲诞倔犟有关。《阅微》卷七曾指出：“聪明颖隽之士，或恃才兀傲，久而悖谬乖张，使人不敢问迩者，其势可以乞食。或有文无行，久而秽迹恶声，使人不屑齿录者，其势亦可以乞食。是岂可赋感士不遇哉！”纪昀衡量人、要求人的标准是有区别的，他很欣赏《春秋》责备贤者的作法。《阅微》中一再强调：“阴律如《春秋》责备贤者，而与人为善。君子偏执害事，亦录以为过。小人有一事利人，亦必予以小善报。”（卷二）汉代班固非议屈原与群小结怨，那里暗含一个前提：屈原是君子，没必要与群小站在同一等级上较量。无独有偶，《阅微》卷五也认为君子犯不着去惹小人：“君子之于小人，谨备之而已，无故而触其锋，鲜不败也。”
其二，在评价社会人生现象时，笔记体作家倾向于持“正论”，而对“有激之言”既理解，又有所不满。与“有激”相对的是不偏激，看问题采取多种角度，以避免片面性。如《阅微》卷五：“李又聃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遗卷，牒诉于文昌祠。夜梦神语曰：‘尔读书半生，尚不知究达有命耶？’尝侍先姚安公，偶述是事。先姚安公咈然曰：‘又聃应举之士，传此语则可。汝辈手掌文衡，传此语则不可。聚奎常柱有熊孝感相国题联曰：嚇嚇科条，袖里常存惟白简；明明案牍，帘前何处有朱衣。汝未之见乎？’”看到事物的不同侧面，这才是通达持平的见解。
总起来看，笔记体作家追求的是常态的美，淳朴、博大、雍容、和顺的美，向外在世界表达自己的责任感、同情心，情感强度不大，使人觉得温暖、亲切，并受到谆谆的教诲。传奇体作家追求的是一种反常规的美，一种不受世俗结束、任情恣性的美，这种美并不完全代表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家，而应视为某一特定时刻的创作状态。但不必否认，他们确实个性较强，大都有着被社会抛弃的失落感，抗争的意向极为鲜明。传奇体作家风流倜傥，雄健奔放，或佯狂，或酒狂，兴会所至，一吐为快，对于反庸俗、反束缚的读者，具有强劲的鼓舞力量。不过，其情感中有杂质，有过头话，也是必须注意到的。
①凌云翰《剪灯新话·序》：“至于《秋香亭记》之作，则犹元稹之《莺莺传》也，余将质之宗吉，不知果然否？”
②见《细侯》二篇。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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