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跨文化”抑或“跨文学”？——关于文学理论的境况态势与发育路向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境况论文,态势论文,跨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2952（2006）01—0116—08
一、文学理论范式的多样性
文学理论的境况态势可以作多面观。这首先是文学理论这一学科自身的反思。
而要反思文学理论当下的存在境况与当下的发育态势，就有必要对当代文学理论的范式转型作一番审视，就有必要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学术生态作一番检视。
一曰“解译”，即对文学作文化意识形态界面上的解译。它关注文学述说了什么——作品反映、再现、表现了什么（社会政治风雨、阶级群体心声、个人情感意识），关注作品思想内涵代码信息的“解译”，它视文学为载道的工具，而凸现其宣传教化认识功能，所谓“兴观群怨”。所谓“镜子反映”。社会学文论、心理学文论、精神分析学文论就是这种“解译”。这一范式的主要旨趣在于追问作品文本写了什么？
二曰“解析”，即对文学作语言艺术形态界面上的解析。它关注文学怎么述说——作品审美方式（材料、手法、形式、结构），关注作品是如何反映、再现、表现，关注作品生成机制建构方式的“解析”，关注作品的“文学性”的生成。它视文学为自主自律自成系统的机体，而凸现其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功能。所谓“《外套》是如何制成的”，所谓“胸中之竹”如何化为“纸上之竹”。语义学文论、符号学文论、叙事学文论就是这种“解析”。这一范式的主要旨趣在于追问作品文本是怎么写的？
三曰“解说”，即穿行于语言艺术形态的解析与文化意识形态的解译之间，而旨在对与文本有涉但在文本之外或文本背后的世界加以解说。它关注谁在述说、何以述说这个、何以这么述说、如此述说会让读者产生怎样的联想——关注作者的身份与文本意旨的流变；关注该文学文本的“前文本”与“潜文本”，关注作者的真实意图和读者可能产生的种种解读，而视文学文本为开放的、充满多方位对话与多链环意义延异的“场”，而着力凸现其文化文本的媒介功能。所谓“互文性”、“文学场”、“话语权力”，所谓“由一个文本（一个人物）谈开去”。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透过文学甚至跨过文学而述说其他的“文化批评”，就是这种“解说”。这一范式不再追问作品文本，而是倾力解说作者这样写意味着什么？
如果“解译”式文论独家称霸文学学，易造成文学理论的发育畸形：在这种状态中，文学理论要承受那种“以认识功能为中心”的重压，会由于种种非文学学职业的解译者的“插足”或“兼管”，而沦为无主无属任人利用的学术“公海”，就会由于对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规范性的漠视与践踏，而流于“准文论”状态。
如果“解析”式文论得到正常培育，易促进文学理论的学科化进程：在这种状态中，那种“以审美功能为中心”的取向，会将文学理论的能量凝聚于文学本体，而促成文学理论进入自立状态。但“解析”式文论易“沉于内而疏于外”，“精于微观结构而疏于宏观语境”，推重“文学性”而漠视“文学场”，倾心于文学理论的科学性而忽视文学理论的人文品格（主体性）与文化功能（文化批判精神），易使文学理论陷入封闭与孤立状态，这也是其难以克服的局限。“解析”式文论因其视界小期望也小，可以称之为“小文论”。
“解说”式文论则有意突破“小文论”这一局限，它“以文化功能为中心”，显示出成熟自立的现代文学理论向其他文化理论扩张的姿态。但其无所不包的“文化批评”及“介入”激情，易使文学理论远离文学本体而滑入泛意识形态批评，使文学理论膨胀成为气度不凡甚至欲“替天行道”但并无文学内核的“大文论”。
从“载道”到“行道”，由被动而主动，文学理论的发育大体上经历了由重“解译”的“准文论”——经重“解析”的“小文论”——至重“解说”的“大文论”这几次范式转型。
二、文学理论发育的多形态性
文论无国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育更是超越了民族与语言的疆界。大洋彼岸文学理论界时兴的某一思潮某一主义，很快就会漂洋过海。现代学人间的国际交流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加速了文论新潮新说的“旅行”与“播撒”。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文学理论发育状态是整齐划一的，并不标志着文学理论形态可以“全球化”。就欧美、俄苏、中国这三大板块而言，文学理论发育状态上的多形态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欧美，“小文论”有过长足的发育，“大文论”一度曾极为盛行。目前则处于“理论之后”的大反思。德国学者汉斯·古姆布莱希特指出，“在其作为一门学科几近两百年的存在中，文学学还从没有像近十年这样执著于自身的历史”。法国学者安东·康帕尼翁主张将“文学理论”与“文学的理论”区分开来，认为后者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包括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而批评“文学的理论”之自杀性的极端主义；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看出，“那些经过理论历练而希望站在文学本身的立场上向文学研究中理论话语的统治发起挑战的年轻一代学人，希望为讨论文学文本、阅读经验和评论文本找到一条路径”，他们呼吁：需要将“文学”拯救出来，使之再度获得资格，而不再不尴不尬地混迹在近来盛行的诸如“写作”、“修辞”、“话语”或“文化产品”泛泛的称谓之中。甚至美国学界不少名人又开始“转向”了——“转回到作品的‘文学性’，而反对所有这些‘政治化’或‘政治正确化’的新潮流。”①
在俄苏，“准文论”曾被奉为主流而称雄多年。“小文论”在备受挤压中也不时突围而不乏建树。解体以近十多年来则呈现出新人耳目的新气象、新格局。② 不少学者致力于文学理论本身的历史清理、文学理论“关键词”研究、“文学学现状”的问卷调查。其中的问题就有：文学学的界限（文学学对相邻学科的扩张与文学学家的自我限定）、“文化对话”与文化学的强暴、文学学的教学与研究，文学学是“纯科学”还是文学？也就是说，把文学学作为一个课题在研究。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这几年的一个大项目就是《20世纪文学理论总结与21世纪的前景》。谢·森金教授认为，“今天，最有价值的，倒不是革命性的学说，而宁可是在理论史方面有学识很在行的工作——进行总结，应对那些具有观念性的关联与根基加以梳理，将大师们的未尽之言说透，将大师们未曾点破的东西说穿”。
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育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深受外国文论的影响。先是仿效俄苏式“准文论”，后是追随美英式“大文论”，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左奔右突中，“小文论”一向少有市场。其先天的禀赋不足，后天的发育又甚为不良。反思一番，不难看出：多少年来，我国的文学理论建设时不时就失去自主性，文学作品的诗学机制问题，作家与读者的审美能量问题，文学的艺术特质问题之科学的、实证的研究，似乎总是难以稳定地落入我们的文学学视野之中，总是难以在我们的文学学中成为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兴奋点。
多少年来，我国的文学理论似乎注定要依附于政治学、社会学，注定要寄生于美学、心理学，注定要栖身于人类学、文化学。文学理论的学术本位问题，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问题，文学理论这门学问的独立品格问题，似乎仍旧处于悬置状态。
及至“大文论”新潮势头疯长，文学的文化研究已由泛意识形态批评向泛文化批评转向，文学理论在扩张中面临自身消解。有学者开始质疑文学理论存在的合理性，提出“文论何为”的追问，甚至宣布“文学理论终结”；或主张“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以期在“全球化”语境中与洋人的视点接轨；但也有学者关注文学理论的边界扩张所带来的问题，已经看出加强文学本体研究的必要性，而强调“求诸本心”可能更属当下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当务之急。有学者提醒，文学固然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领域，但文学并非全无独立的空间，将文学仅仅看作社会文化的缩影，这样的文学——文化研究膨胀到不恰当的地步是有其负面效应的：强调文学之社会文化功能的同时忘记文学的第一要义，实则会导致文学理论的解体。
三、文学理论建设的战略姿态
文学本体研究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因为“小文论”在我们这里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是因为我们急于同国外文论时尚“接轨”唯恐落后的浮躁心态，是因为我们对国外文论的了解失之于“偏食”（受意识形态取向左右，在一个时代跟定一个方位），而并不是多方位吸纳，是因为我们对国外文论的研究失之于“跟踪”（驻足于思潮更替与主义斗争诸现象层面），而并不是很扎实（并未深入到名家名说与重大流派的发育机制诸学理层面）。
针对“偏食”与“跟踪”这两大薄弱环节，要有积极的回应之举。应大力拓展理论观照的视界。应对国外文论的思想成果作深度检阅。
第一个回应要求开放胸怀，拓展眼界，从一个国度一个地区的框架中走出去，从那种不是“言必称希腊”就是“言必称罗马”非此即彼择一而从的思维定势中走出去，多一些参照物，多一些生长点。这就需要将文学理论置于其生成与发育于其间的文化之中，置于彼此异质的多种形态的文化之中，进行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所谓“比较诗学”。
第二个回应则要求坚守阵地，恪守本位，既抵抗一味“载道”的“泛文论”对文学之自主自律的践踏，对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基本规范的漠视，也抵抗一味“行道”的“大文论”对文学理论核心命题的疏离，将文学理论空间无边地扩张而走向“跨文学”的泛文化批评的取向。这就需要对文学理论本身的发育状况也作批判性思考，需要对文论史上各种形态的文论（就其生成方式而言的“流派型”与“非流派型”，就其存在方式而言的“挑战型”与“改革型”）在文学本体研究中的重要建树与主要局限加以系统清理，需要对文学理论轴心环节（譬如，作者理论，作品理论，读者理论）上的思想成果加以系统梳理。这已是理论之理论，是文学理论之理论性反思，所谓“理论诗学”。
四、“比较诗学”与“理论诗学”
“比较诗学”可谓当代比较文学园地中的一门显学。“理论诗学”在目前似乎还是一个有待阐释有待界说的新命题。“比较诗学”与“理论诗学”的研究路向，应当成为新世纪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两学科反思的一个基本的起点。
“比较诗学”的价值与活力，不仅为不少学者所预见，而且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钱锺书先生早就指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的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领域”。③ 近些年来，国内外比较诗学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有术语和范畴的清理与对比，也有名家名说与文论学派的梳理与比照，更有不同的诗学思想体系的整理与比较。一些高校的比较文学中心均将比较诗学确定为主攻方向。这些研究各有特色，也颇有局限。究其原因，一则受制于思想资源，一则受制于学术心态。思想资源的匮乏，易导致观照视野较窄，或者是“X vs Y”式的简单化叠加，或者是西方主“摹仿——再现”，东方主“抒情——表现”之类的绝对化对比；学术心态上的偏执，易造成方法论层面上“比较”的不到位，“比较”的缺席，“比较”过程中的“主观化强制”：要么是以汉语言文化来诠释西方诗学思想，要么是以英语文化来阐释中国诗学思想。这种“比较”的科学性何在？而对比较诗学之科学性的关怀，已成为比较文学界愈来愈多的学者在反思在探索的一个“焦点话题”。
与此同时，文学理论在走出与语言学与符号学如胶似漆的蜜月之后，正在承受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新潮的诱惑。着眼于文学作品结构，或文学接受机制，或作家主体能量，乃至文学演变进程的种种关注文学本体的“小文论”研究，诸如“生成诗学”、“文本诗学”、“结构诗学”、“历史诗学”等等似乎已是昨日黄花，已然沦为学界兴趣的边缘。甚至文学理论学科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也在经受种种后现代文化理论的颠覆。文学理论的堤岸，面对种种由其自身扩张而生发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浪潮的冲击，大有被淹没被“解构”的危机。文学理论向何处去？这也是目前仍在文学理论园地耕耘的学者们不得不正视的重要议题。换言之，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文学理论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生存方式与发育方向，也成为文学理论建设与学科深化的迫切命题。
正是基于对比较诗学的科学性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追求，我们认为可以构思“理论诗学与比较诗学”两个平台联动的研究路向：即以追求科学性的比较诗学为路径，进入富有现代性的理论诗学建设，来回应上述双重挑战。
“理论诗学”（Theoretical Poetics）这个术语本身似乎就有一点令人费解。其实，这也是学科之现代分化的产物，是“诗学”这门古老的人文学科在其现代发育过程中走向多种形态的产物。从亚里士多德与贺拉斯到布瓦洛，“诗学”的“诗”，不是指狭义的诗歌，而是泛指文学。“诗学”这一术语并非专指诗歌理论，而是泛指文学的一般理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乃是指称与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形而上学等学问相并列、关于整个语言艺术即文学的一门学问。“诗学”这个词同现今的“文学理论”曾经是同义的，或者说，“诗学”成了“文学理论”的“雅号”。及至19世纪末，尤其是进入20世纪这一“批评的世纪”，“诗学”这一术语广为流行，其内涵发生了不小的变异，其外延也大大地扩展。涌现出带有各种形容词与修饰语的“诗学”：“历史诗学”、“总体诗学”、“共同诗学”，“普通诗学”、“描述性诗学”、“规范性诗学”，等等。“诗学”这门学问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因而分化愈来愈细的时期。但有的只是学者的理想构设，如“总体诗学”、“共同诗学”；有的则是从研究对象上对“诗学”的分类，如“普通诗学”（研究文学作品所构成的艺术手段与方式）、“描述性诗学”（描述某一作家乃至整个时期具体作品的艺术结构特征）、“规范性诗学”（检视某一文学流派的艺术经验且为该流派论证）等等。
理论诗学是以比较开阔的文化视界，就文学发育本身的基本环节上的理论展开理论性反思，以文学作品的结构肌理神韵、作家与读者的主体能量审美姿态创造机制接受方式、文学性与文学场的生成机理与互动形态等诗学的核心命题上的理论积累，作为批判性审视的对象，对各种范式的文论所关注的基本课题加以清理，在理论抽象的层面上，来寻求客观存在着的各民族文学所内在地共通的“诗心”与“文心”。
理论诗学起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下半叶，在重作家主体意识的“日内瓦学派”、重作品文本结构的“塔尔图学派”、重读者接受机制的“康斯坦茨学派”的探索中，理论诗学获得了又一次大繁荣。
事实表明，理论诗学在20世纪卓有建树。至少可以说，20世纪也是理论诗学开始形成的时期。《新版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1993）的“诗学”条目，就是按西方诗学与东方诗学两个板块、每一板块又以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两条线索来叙述的。1990年，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的一位教授就直言：“历史诗学”的那些原则难以成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原则，而将波捷勃尼亚的文论遗产编辑成书，冠之以《理论诗学》，并作为“文学学经典”推出。于20世纪90年代初新建的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文史系设有“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教研室”，并开设“理论诗学”专题课。这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中写道：“理论诗学旨在研究立足于哲学美学的科学诗学的概念系统，将这些概念作为艺术文本之分析工具而加以考察，用这工具可以更为深入地领悟那些艺术文本的意蕴，并且对它作等值的阐释。”这门课程的主题分为三组：作为艺术的文学（作为认识的艺术；作为语言的艺术；作为创作的艺术；等等）；作品结构（艺术世界，情节，视角，人物；等等）；作品类型。不久前，该校专攻理论诗学的教授还编出一部《理论诗学文选》（2002）；相对保守的莫斯科大学在近年推出的教科书《文学理论》（1999，2001，2002，2004）中，也加大了理论诗学分量，重视对理论诗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加以界说。可见，理论诗学不但在文艺学研究中已获确认，而且在文艺学教学实践中也已博得一席。
理论诗学的学术理念，是针对19世纪文学研究中的失衡，针对文学本体研究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种种非文学视界中的缺席这一危机，而倾心于文学理论自身审视，它在20世纪前半叶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成为现代诗学发育中成绩突出、具有划时代标志性的一个类型。
比较诗学的学术理念，乃是针对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失调——或拘泥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学交流关系之史实清理考证的“影响研究”，使比较文学陷入纯然实证之中，失去了对文学性的关注，或沉醉于打破时空、质量与强度方面限制的“平行研究”，而疏落了对可比性的关注，使比较文学陷入肤浅比附的危机之中，从而甚至使比较文学失去存在理由，而渴望科学地拓展比较研究的空间，由作品的比较上升到创作观念及批评观念的比较，由文学创作现象拓进到文学理论的比较，即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理论的比较，或者说，是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
然而，比较并不是理由。比较诗学本身也并不是研究目标。为比较而比较没有多大学术价值。比较诗学应当是一种路径。通过它，可以走向理论诗学的深化；理论诗学建设可以也必须在比较诗学中进行。世界文学的多元格局与互动机制，决定了理论诗学的建构可以也必须在不同的诗学思想体系的对话与会通之中展开。
发端于20世纪初叶的“诗学复兴”运动之中的理论诗学，孕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论新潮”之中的比较诗学，其内在的学术理念与思想学脉是相通的。而抛开比较诗学来推进理论诗学，已是不可思议；同样，抛开理论诗学建设而展开比较诗学研究，也没有多大前景。
只有通过比较诗学这一路径，对不同质的诗学思想体系加以相互生发相互印证，方可寻求那些具有普遍科学性、能表征文学发育一般规律的“文心”；也只有以理论诗学为指归，比较诗学才能永葆其独特的生命力。所谓“指归”指的是：理论诗学乃是比较诗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只有明确这一目标，比较诗学才有新的界面、新的操作平台与新的研究框架。要言之，我们的比较诗学研究，应当是为理论诗学建设而展开的；我们的理论诗学建设，应当以比较诗学研究为依托。因此，我们的研究路向是：理论诗学与比较诗学两个平台联动，即由理论诗学切入比较诗学，再由比较诗学来提升理论诗学。
以理论诗学为指归的比较诗学，应当克服思想资源的贫乏。不论是“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或“东方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的取向，都不足以建构具有真正世界性的理论诗学。比较文学界流行的“中西对话”或“东西方对话”，在学理层面上都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中西”二分法，暗含着学理上的不对称。将东方诗学缩小为中国诗学，显然忽略了东方其他国度的诗学思想，诸如印度诗学、日本诗学；“东西”二分法，也忽视了诗学发育形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抛开并不归属于西方也不隶属于东方的一些诗学形态，譬如俄罗斯诗学。
我们应当更加开放地拓展视野，真正全方位地胸怀世界。我们的目光应当投射到多种文化圈培育的多种诗学形态。将诗学切分成古典诗学与现代诗学，那是以通行的文明进程两大时段为标尺，主要还是历史的视角；若是将历史的视角与文化的视角结合起来，从诗学思想发育于其中的文化形态来看，即以文化圈为框架，便可以将诗学切分成古希腊诗学、古罗马诗学、古阿拉伯诗学、古印度诗学与古代中国诗学，现代俄罗斯诗学、现代法国诗学、现代德国诗学、现代英国诗学与现代美国诗学，等等。比较理想的方式是，由一些在上述领域素有研究而又有比较诗学之自觉意识的专家学者，形成一种旨趣相投的学术集群，围绕一些共同关心的理论诗学基本命题，展开旨在由互参互证而进入“会通”之境的交流与对话，来探讨不同文化圈里不同形态的文学理论思想发育进程中，一些具有普遍性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去发现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诗学“通律”。
五、集群会通
“集群会通”式的探讨，有助于克服简单化、绝对化与主观化的比较。这种探讨，不必急于新体系的构建，也不应拘泥于具体名词术语上的译释。比较理想的路径，是直面各种诗学思想体系的原生态，从“分子水平”切入。诸如文论学派比较，文论范畴比较，文论理念比较，就是“分子水平”上的研究。譬如，学派比较可以循着学派——学说——学理的内在逻辑，以逐层的梳理与辨析方式，在学派的对立与互补之中去透视某些重大诗学思想的发育机理。
就20世纪而言，文论学派林立，文论学说纷呈，为比较诗学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我们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范式，去考察俄苏形式论学派与捷克布拉格学派在诗学理念上的传承；也可以采用“平行研究”的范式，去观照英美新批评派与俄苏形式论学派在诗学旨趣上的相通；更可以采用“类型学研究”的范式，去对比塔尔图学派与巴黎学派在符号学文论上的不同取向。
学派比较，可以使我们透过不同的理论姿态（挑战、叛逆、颠覆）、不同的理论背景（或受惠于语言学，或倾心于符号学、或倚重于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等等），不同的理论定位（或重作家主体意识、或重作品文本结构、或重读者接受机制、或重文学话语的文化功能），去把握一个时段甚至一个世纪理论诗学的基本流脉。例如，透过对日内瓦学派、塔尔图学派、康斯坦茨学派与耶鲁学派的比较研究，就可发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文论大潮中理论诗学的不同取向与共通追求。
诚然，学派比较只是“分子水平”上的比较研究的一种形式。范畴比较甚至理念比较，也是比较诗学的重要形式。譬如，“文”、“文本”、“潜文本”，“象”、“意象”、“象征”，“境”、“意境”、“境界”，“文气”、“风骨”、“味”、“韵”、“技”、“辞”、“幽玄”、“风雅”、“结构”、“系统”这样一些对于理论诗学甚为关键的核心范畴的辨析，也是有待于“集群会通”式的探讨，有待于专题研究方可深化的。
“集群会通”式的探讨，在具体操作上，可以由“清理”而“会通”。只有系统地清理不同形态的理论诗学的思想脉络，才有可能进入言之有据的比较，进入一定层面上的“会通”。“会通”可以是“同中见异”，也可以是“异中见同”。为了保证“会通”的科学性，必须以比较全面、客观、冷静的系统清理为先行；为了保证“会通”的现代性，必须有多方位多形态的诗学思想为参照。这样，才能使比较不至于沦为比附。陈寅恪先生还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指出，“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④ 我们以为，系统性的清理乃是“集群会通”的前提。
如何展开这种旨在“会通”的“清理”？我们不妨就从构成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的基本链环入手，不妨就以作者理论、作品理论、读者理论的清理与比较为起点，进入“比较诗学——理论诗学”这一整合式理论研究阵地。
“比较诗学·作品理论研究”所面对的理论资源应当有：中国古典文论、俄苏形式论学派、社会学派与巴赫金文论、波兰英加登的现象学文论、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苏联塔尔图学派、德国康斯坦茨学派、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美国解构主义文论等诸多学派或名家的“文本／作品理论”。这一研究，要从上述种种“文本／作品理论”中清理出不同界面上的“文本观／作品观”：语文学意义上的文本，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文化学意义上的文本，以及后结构主义视界中的文本；要梳理出现代文论中的“文本理论”由追求“自立自足”至“扩张膨胀”，最后“自我消解”的演进轨迹；要考察“作品等于文本”、“作品大于文本”与“作品小于文本”等不同形态中“作品理论”容量的变化；不同形态的“文本／作品理论”对“科学化”与“人文化”立场之不同的选择；进而，在诸种不同形态的“文本／作品理论”的比较中，来探讨其共通的追求，来通观其正面的理论建树（诸如对文学的独立性的高扬，对文学的语言艺术本质与审美品格的推崇，对现代文论“学科化”进程的促进，等等），与负面的理论影响。
“比较诗学·作者理论研究”也应当将中国（儒家、道家）文论、欧美（古典、现代）文论、俄苏（“作者形象”理论、审美“外位性”理论）文论纳入比较视野，去考察创作主体的不同姿态，作者意志的显现方式，作者创作能量的表现机制；去探讨种种作者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比较诗学·读者理论研究”则应同时关注几种不同形态（诸如德国、美国、中国）的“解释学”中的意义理论，以其对文本意义与读者接受之关系的研究成果为思索原点，去探讨读者在作品意义解读中的作用与功能及其实现方式，去考察读者之意义构建活动的不同类型，去分析“误读理论”或“过度诠释论”的积极价值与消极价值。进而，去对比种种文学接受理论的得失。
六、双向推动
诚然，文学与文论的发育也是今非昔比。今日之文学与文论，其涵纳已大大丰富，其疆域已大大拓展。文学研究要审视“文学”的行程，要审视“理论”的行程，要审视“文学学”的行程；因为文学已被解构为大写的文学与小写的文学。文论已被解构为“文学理论”与“文学的理论”；但作家、作品、读者仍然是从“文学性”到“文学场”的种种文论研究可以有所侧重却难以回避的基本话题；作品理论、作者理论、读者理论仍然是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
诚然，这“三论”并不足以覆盖整个文学理论，但它们确是文学理论中最基本的环节，确是理论诗学的轴心；
诚然，以理论诗学为指归的比较诗学的课题，是十分丰富的。即便在其“分子水平”上，也还有许多颇有价值的论题，诸如“文学性”、“互文性”、“文学场”等等。这类范畴的比较，其难度就更大了。
以“三论”为起点的清理与会通，可以使我们进入在拓展中追求到位的、尊重科学性的比较诗学，可以使我们逼近形态丰繁、富于现代性的理论诗学的思维原点与思想精髓。
“三论”可以使我们比较扎实地进入理论诗学与比较诗学这两个平台的双向联动。而这种以深化理论诗学为指归的比较诗学，既追求思想视野的开阔，又追求学术定位的明确，既追求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又追求比较诗学的科学性。它有“系统清理”而“集群会通”的研究路径，也有面向教学与研究之实际需要的可操作性，其学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对于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对于文学理论的不断深化，都将是一个切实而有力的双向推动。
总而言之，在我们看来，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应守护其“文学学”的本土，深掘其“文学学”的资源，直面现代文学理论在跨文化的时空中发生、发育、旅行、播撒之原生态，积极涵养多元对话的“复调意识”，开放胸怀，拓展眼界，汲取偏执与偏食而造成的“发育不良”的教训，从一个国度一个地区的理论框架中走出去，从那种不是“言必称希腊”就是“言必称罗马”非此即彼择一而从的思维定势中走出去，去审视现代文论在跨文化的时空中发育与“旅行”的轨迹，去获取多方位的参照。这就需要将各种形态的文学理论置于它发育于其间的原初文化语境之中，置于它旅行于其间的彼此异质的不同文化的交往对话之中，而积极展开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鉴于文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育处于生态失衡状态，在文学理论园地耕耘的我们要坚守阵地，恪守本位，既抵抗一味“载道”的“准文论”对文学之自主自律的践踏，也抵抗一味“行道”的“大文论”对文学理论核心命题的疏离，而不去追逐“跨文学的文化理论”之时风。这就需要既关心“文学性”的生成机理，也关注“文学场”的运作机制，需要对文学理论本身的发育状况也加以审视，尤其需要对各种形态的文学理论在文学本体研究中的重要建树与主要局限加以系统清理，需要对文学理论轴心环节上的思想成果加以深度检阅。既追求思想视野的开阔，又追求学术定位的明确，针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多方位地吸纳，有深度地开采，在开放中有所恪守，在对话中有所建构——应是我们深化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追求。
注释：
① 参见李欧梵为勒内·威勒克、奥斯丁·沃伦合著《文学理论》（中文修订版，刘象愈 等译）所写的总序（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② 关于苏联解体之后近十多年来俄罗斯文论建设格局，请参阅拙文《“解构”与“建构”，“开放”与“恪守”》，载《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转刊于《北京大学欧美文学论丛》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钱钟书谈比较文学和“文学比较”》，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④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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