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党内合作的局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论文,局限性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党内合作形式，史学界向来充分肯定，笔者却持有疑义。这种内部联合，对推动革命虽曾起过巨大作用，但与党外合作相比却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已给革命埋下了隐患，“内在地决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短暂性和破裂的必然性”①。
1.党内合作使国民党革命性有所增强，但影响了共产党对其资产阶级本质的认识，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国民党不仅改组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改组后虽融进了一些进步分子，反映了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愿望，但无论从其三民主义政纲上，还是上层领导成份上，最根本的还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国民党纲领的新三民主义虽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政纲基本原则相同，但主要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也是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国民党的“联共”是以共产党人的服从为前提的。组织上共产党人虽参加了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也曾得到一些领导权，但并未掌握最主要的权力，作为支柱的军权则基本上没有得到。对国民党起决定作用的先是孙中山，后是蒋介石、汪精卫。孙中山虽开始了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但毕竟仍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所代表的最根本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汪精卫、蒋介石就更不用说了。
认清了国民党的性质，才会不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既看到它的革命性，又注意到它的妥协性，从而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然而党内合作却影响了对国民党阶级性的认识。陈独秀最初也是把国民党看成资产阶级政党的，但当接受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使国民党的成分有所改变，就误认为国民党的性质已发生变化，由资产阶级政党而变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成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种观点在党内长期盛行，共产国际先认为国民党是四个阶级的联盟，后又说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合作的党”②；中共“五大”则认为“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③。
对国民党认识的混乱，在缺乏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的共产党人中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先是把蒋介石当作国民革命的柱石，领导军队从事反帝斗争的领袖；后又百般恭维汪精卫、唐生智；最终又把振兴革命大业的希望寄托在“农民将军”冯玉祥身上。后来蒋、汪的叛变决不能仅看成是其个人品质的问题，而是代表了他们那个阶级；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也是对国民党的阶级本质缺乏认识。这显然与党内合作的形式是有关的。
2.党内合作开始有利于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但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结果遭致领导权的丧失。
统一战线最根本的问题是共产党的领导。然而中共直到1925年“四大”才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整个大革命中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这除了理论上不够成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之外，不能不与这种党内合作政策相关联。由于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资产阶级当成领导阶级，共产党处在帮助地位，“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很久得不到解决”④。
党的“二大”提出了党外联合的主张，这时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提得虽不明确，可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如认为工人阶级“将会变成”“革命领袖军”；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势必“加入到革命队伍里面来”；“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为要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⑤。指出“共产党无论在哪种劳动运动中，都要是‘先锋’和‘头脑’”，“渐渐积成势力”“自己夺得领袖地位”⑥。这些论述代表了当时全党的认识水平，也反映了大会主持人陈独秀的思想。
“二大”之后，党和团的刊物在宣传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都过份强调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三大”则更认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应居于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这就明显地较“二大”倒退了。其原因一是“二七”罢工的失败，使部分人低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二是为贯彻党内合作主张，往往片面强调国民党革命性的一面，而易于引出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主体以至领导者的结论。
“三大”到“四大”前，这种倾向有了进一步发展。抱着帮忙的动机加入国民党，自然也就不可能想到领导权问题。同时由于共产党员以国民党的名义工作，容易忽略界限，忘记应该坚持的独立原则，这就使右倾错误带有普遍性。正如“四大”《对于宣传工作的议决案》所说“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记了自己阶级的宣传，结果遂发生了右的乖离错误。”⑦1924年2月中共第二次中执会通过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就过多地强调了妥协，要求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化右为左”，避免冲突，规定“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⑧。因而除了北方的一些地区，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共产党基本上放弃了独立的工人运动，甚至导致了劳资无原则妥协。这样“因为努力于国民党的工作，故对于我们党的工作与组织就忽视了，同时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弄不清楚”⑨。这就表明共产党的独立旗帜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被弄模糊了，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能想到领导权呢？1924年5月党中央扩大执委会批评了上述右倾观点，强调了党的独立性，但并未彻底解决问题，只到“四大”才较明确地提出领导权，但怎样去争取，还没有清楚的认识。
一般认为，陈独秀“三大”前后所发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是其右倾投降主义理论的重要标志，主要错误在于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将革命领导权交给了资产阶级。其实，这两篇文章正是为宣传党内合作政策而产生的，这种右倾理论既是制定党内合作方针的依据，又是贯彻推行这种政策的产物。如单从陈氏个人世界观上找原因是难以得出客观结论的。因“二大”及其之前，陈对工人阶级力量并非轻视，这种认识上的倒退，显然与党内合作政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党内合作不仅从理论上模糊了共产党对领导权问题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上也不利于中共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合作之初，共产党对领导权的认识虽不够明确，可由于资产阶级势孤力单极需共产党帮助，因而易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共还未受其牵制，并胜利地进行了反对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的斗争，英勇地领导了“五卅”运动、省港罢工。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和革命的深入，由于双方政治倾向思想行为的差异，相互间的矛盾激化起来，资产阶级发起了争夺领导权的进攻，“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这种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因为是在党内合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国共两党不是平等联合，共产党员是以个人名义参加进去，这就使其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尤其是在组织领导权上更是如此，共产党要去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从一般逻辑上也是不好解释的。对于“整理党务案”，共产党许多人之所以看成国民党内部问题，“共产党不加可否”，正如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党务不应干涉相同”⑩原因也正在这里。这样共产党没有也不会掌握国民党上层领导机关的最高决策权，达不到从内部控制国民党的目的。
这正是陈独秀无原则让步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后来反而一步步丧失领导权的重要因素。
3.党内合作对群众运动虽曾起过推动作用，但又严重限制了它的深入发展，最终被镇压下去。
大革命初期，由于资产阶级受外资排挤、军阀压迫而赞成革命，大敌当前需要联合工农。这时加入国民党，的确为组织和领导群众运动创造了某些有利条件，尤其是广东有了公开宣传和组织工农运动的良好环境，曾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发展。但当工农真正觉悟，问题涉及到阶级利益，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发展感到威胁时，资产阶级便得鱼忘筌反对工农。从1924年11月起，也就是北伐战争在长江中游地区取得很大胜利，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开始高涨的同时，国民党右派分子便大声疾呼工农运动过火，支持受打击的土豪劣绅猖狂反攻，残害共产党员、农运干部和农会会员的暴行不断发生，这就严重阻碍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在中国，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也不可能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就市场需要来说，这个阶级也赞成土地改革，但他们又多半和封建土地关系联系着，因此又害怕土地改革，害怕农民的真正觉醒，特别是其中的右翼分子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国民政府，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农民运动，实际上成为束缚革命深入发展的桎梏。1927年春武汉国民党制定了旨在限制没收土地范围的土地问题提纲；5月间又通过决议，虽承认了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原则，但又规定当前只可实行减租而不能没收，且地租仍可达收获量的40%，即使对这些决议也确定暂不公布。中共“五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之所以变成毫无作用的一纸空文，其原因就是因为它要提交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去讨论。事实上依靠国民党是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运动也就不可能深入进行下去。为破坏农运的发展，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从1927年5月份起便开始发出压制工农运动的训戒宣言，以致限制对武装叛乱的镇压，并进而制造“马日事变”等武装叛乱，血腥屠杀工农。
这种内部合作，还易于掩盖资产阶级的欺骗性，不利于无产阶级争夺群众运动领导权的斗争。陈独秀之所以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并不是因为不重视农民问题，也不是由于没有想到取得领导权。他曾说：农民“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之主要势力。我们的党要想领导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11)但为了避免国共分裂，他不得不把农民运动死死限制在国民党所允许的圈子里。如在汉口特别会议上要求：“工农群众实际斗争勿存幻想”，“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停止左右倾之距离日远的危险，才能够弄好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才能够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12)这就把压制工农以谋求同右派的妥协提到了总方针的高度。“五大”上陈独秀之所以主张扩大革命论，反对没收土地给农民，其原因之一也是害怕与国民党关系的破裂。
1926年底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决定在中国推行土地革命并派罗易赴华帮助进行，但对如何实行并不明确，以为可以在国共党内继续合作的情况下进行。事实证明，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有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没有工农政权，由国民党政府领导来实行是根本不可能的，从当时情况看，必须迅速积蓄力量，组织中共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如果仍把维持内部合作为首要，那么土地革命只能是一句空话。正因为这样，在研究如何实现土地革命的问题上，引起国际代表之间和中共党内的长期争论，土地问题就是在这种矛盾中被搁置下来。
1927年5月共产国际第八次会议强调了土地革命，提出了“改编军队问题”，但先决条件仍是维持党内合作，这样武装问题实际上不能落实，“苏维埃的口号”又被认为“不适宜”(13)，还是跳不出矛盾的漩涡。陈独秀当时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在“五大”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应明白的讨论民群运动和其领导权问题”，汪精卫等“要求一切民众运动受他们的制裁和指挥。现在我们应严重的讨论这个根本问题是否能向他们让步？”(14)“马日事变”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和罗易各发表长篇演说。鲍罗廷的意思是：国民党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的合作是中心问题”，“农民运动只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罗易看到了国民党中央及武汉政府是土地革命的障碍，认为应当“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现在应一直到工农民主独裁制”(15)。这时土地革命和留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已发生严重的对立，前者反对土地革命的观点不符合共产国际精神，但继续合作的思想得到共产国际支持；后者土地革命主张受到共产国际赞同，但脱离国民党的想法又和共产国际意见背道而驰。当时在自己没有强大武装作后盾的情况下，要想既维持两党关系又搞土地革命，两全其美是不大可能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了不退出国民党，只好置土地革命于不顾，充当起资产阶级压制工农的尾巴来。
4.党内合作虽促进了军事工作，但妨碍了共产党独立地掌握革命武装，使统一战线缺乏中心支柱而破裂。
武装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同资产阶级讲统一战线，就要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手里有没有武装力量，工农运动没有武装力量的保障，既不能持久，更不能深入。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就是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而最重要的又是放弃了革命武装的领导权，致使“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16)
陈独秀为什么要放弃革命武装的领导权呢？是对武装斗争的意义认识不清吗？不是的。他曾说：“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17)是反对武装工农吗？同样不是。“五卅”运动后，目睹敌人铁血镇压群众的现实，他认为“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18)那么，原因究竟何在呢？思想右倾固然是其中的因素，同时与党内合作形式也是分不开的。因为加入国民党使陈独秀认为共产党是处在帮助国民党的位置，所以没有把自己当成主人去掌握武装，而是以幕僚的身份去替国民党发展武装，于是共产党侧重于军队中的政治宣传，不去直接掌握军队。从黄埔军校成立到国民革命军改编，直至北伐军的发展，共产党员在军中多任政工职务，而军事指挥权几乎全被国民党所把持。后来陈独秀虽也主张武装工农，但为了能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始终跳不出国民党所允许的圈子。如在中共四届三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中，虽指出共产党是“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却又要求“对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须取‘少而好’的主义，如果有人去当军官，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过早分化。(19)实质是不要共产党亲自掌握军队领导权。汉口特别会议对武装问题更是连提也不敢提，且指示湖南省委不要搞独立的军队。“四一二政变”后陈独秀又附合谭延闿，制止了吴玉章筹划的由共产党掌握的一师军队的建立；为表白对国民党“没有阴谋”，拒绝了武汉政府被迫答应发给工人纠察队的两千支枪和数千元的经费。这样，在共产党自己手中缺少武力的情况下，不能不使革命人民在国民党屠杀面前束手待毙。
党内合作不仅影响陈独秀放弃武装领导权，而且导致了共产国际片面武装国民党。共产国际在制定国共合作方针时，本来就存在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错误倾向，党内合作的建立，使这种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为支持国民党就是支持中国革命，而对共产党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直到1926年11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仍没把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提到议事日程，工人武装根本未讲，反要求“乡间一切武装力量，服从革命政府”(20)。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把大量经费和武器直接送给了国民党而忘记了武装工农。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的七、八个军，枪枝弹药都是鲍罗廷从苏联要来的，可从未拨武器给共产党。“整理党务案”后，有人要求把苏联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一部分来武装广东农民，但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拒绝，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21)。另外，上海工人起义也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充分支援和武器装备，“四一二政变”前夕，他们还电令共产党“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力扰乱租界等”(22)。蒋介石阴谋之所以得逞，不能说与共产国际片面武装国民党的政策毫无关系，这种政策与党内合作又是分不开的。试想，如果不是采取这种形式，共产国际在把大批枪械抛向国民党的同时，能不想到中国共产党吗？
通常被认为挽救中国革命的“五月指示”，提出了武装和土地问题。孤立地看无疑是正确的，但细想一下，不但为时过晚，又有“坚持的反对那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反对那根本上必然弄到退出国民党的态度”(23)的先决条件，在汪精卫、唐生智日趋反动的情况下，面对剑拔驽张的紧急局势，既要“改编军队”，又不造成国共分裂，只不过是美好的幻想而已，这不能不是“五月指示”为何成为泡影的客观原因之一。
5.党内合作固然使共产党力量有了较快发展，但更增强了国民党实力，使其具备了反共的资本。
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是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24)，而发展进步势力是中心的一环，其核心又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朱德同志曾说，“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25)。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壮大共产党力量，才能阻止和对付资产阶级的叛变和分裂，才能克服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和动摇，使革命不断深入发展。
党内合作模糊了共产党人的视线，把国民党当作中国革命的象征，立足点放在了替它发展势力上，共产党自己力量的发展却丢到了次要的附属的位置。其结果不仅提高了国民党的政治影响，而且增强了其党政军实力，使这个原来仅据广东一隅之地、仰军阀鼻息残喘，“正在堕落中死亡”(26)的乌合之众，迅速发展为几乎遍布全国城乡、拥有数十万党员、50万大军、占据差不多整个中国的大党，为资产阶级叛变准备了雄厚的资本。相形之下，共产党自己力量的发展却受到了很大妨碍。固然，大革命中中共影响扩大了，党员数量增加了，工农运动发展了，但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没有独立的政权，特别是缺乏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使国共两党力量对比更加悬殊。
这种着重发展国民党力量的错误，开始就已给革命埋下了隐患，只是到1927年上半年才明显暴露出来，客观上助长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发展。如中共中央6月19日发给上海的信中说，限制工农运动“那就是取消我们的力量，抛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投降蒋介石”，“然而能否硬要没收土地武装工农呢？这个结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灭革命的根据地”(27)。这就使中共中央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结果还是企图以牺牲工农利益而达到保住统一战线的目的。为何害怕分裂呢？一是共产国际不允许，更重要的是因为共产党手里没有实力，像鲍罗廷所担心的那样，决裂后“我们将甚么也没有”(28)。这时如果共产党独立地干起来，肯定是会减少一些损失的，但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要想彻底挽救大革命的失败也是不可能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党内合作妨碍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力量的严重后果。
当然，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发展国民党，但是立足点始终应放在自己力量扩大的基点上。资产阶级毕竟只是革命的同盟者，和它建立统一战线，不仅要看到今天的联合，还要考虑到明天可能出现的分裂。要防止和应付这种分裂，就要靠自己力量的增强和政策的正确。两次国共合作的实践证明，党外合作才更易于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有利于发展进步势力。
总之，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实行中因存在一些右倾观点，故采取了党内合作的形式；少数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完全必要，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则未必妥当，拘泥于这种形式更是错误的。党内合作的历史作用不容抹煞，其严重局限性也不可忽视，很难说这是国共合作的最好形式，从战略上看党外合作对革命才更为有利。
注释：
①琚忠友：《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破裂的必然性》，《河南党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②③(11)(13)(14)(15)(19)(20)(23)(28)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四，第74、402、74、547-548、507、509、82、83、545、507页。
④(25)《周恩来选集》上，第159、200页。
⑤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第491、501页。
⑦⑧⑩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199、529、529页。
⑨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
(12)《关于政治报告的议决案》，转自《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
(16)(2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第2卷第74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17)《革命与武力》，《向导》179期。
(18)《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向导》120期。
(21)(22)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第395、396页。
(26)《宋庆龄选集》第109页。
(27)转引自《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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