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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初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科教兴国战略被提到了空前高度。与最高决策层把它当作“最大任务”同时，普通民众也日益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要实现我国21世纪宏伟发展目标，希望在科技进步。因此，“科教兴国”不仅关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也将直接深刻地影响我们每个人未来的生活质量。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究竟该从哪里切入？现在我们该做些什么？最近，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发表了他的见解。
他说，在世纪之交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有六项“当务之急”需要切实解决。
首先，要特别重视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 以保证下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口高峰时的食品安全和农产品供应。
他说，据估计，2030—2040年前后，我国人口将增加到16亿，粮食需增产40—50%，肉类产品、水产品、食油和粮等都要成倍增长，才能保证下个世纪人们享有比较充裕的物质生活，可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下，耕地却难以大幅度增加。解决作为社会生存和发展第一需要的吃饭问题，无疑只能依靠农业科技。“中国只有建立世界最先进的农业科技体系，才能支撑21世纪的大发展。”
他坦率地承认，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由于各种原因，国家未能把农业科技的发展放在首要地位，直到80年代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的战略地位、基础地位的强调，农业科技在科技工作中的地位也逐步得到了提高。这直接导致了农业科技在近20年中的长足进步，新品种的选育，杂交优势的利用，新耕作方式的研究、引进、推广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尽管如此，农业科技投入强度低，从事农业研究和推广的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装备落后，吸纳优秀人才能力弱等，至今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宋健认为，各级政府应给予强有力的推动，全社会应给予充分的关心和支持，科技和教育界更应协力奋斗，以改变这种情况，使农业科技力量有一个大的发展，科技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
第二，发展高技术产业。
宋健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本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历史性飞跃，原子能、航天、计算机、集成电路、光纤通讯、生物工程、智能自动技术、新材料等高新科技产业如潮似涌，接踵而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龙头产业。当代科技各学科的前沿都孕育着新的突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本世纪初的5—10%上升到60—80%。 高新科技已成为跨世纪竞争的制高点和未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在这样的世界性大趋势面前，我国的产业结构目前却仍以传统产业为主，高技术产业所占比重只为10%左右，高技术产品只占出口的6.8%。目前， 我国大中型企业困难的主要症结之一，正是产品缺少较高的科技含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竞争力。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改变高技术产业落后状况，才能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宋健指出，建立和壮大高技术产业可从两方面做工作。一是加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他说，过去10年的经验表明，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发展高新技术的重要战略基地，是高技术产业的孵化器，是企业改革的示范区，是高技术向传统产业和全社会扩散的辐射源，是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桥头堡。“当然，开发区不可能覆盖全部高技术产业。”因此，宋健同时认为，还应该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高新技术产业，结合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研究院所的改制，新项目的建设，有计划地建立我国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群。
第三，深化体制改革， 切实推动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
宋健说，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密切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我国已经作出了很大努力，如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技术合同法》、《科技进步法》等法律，国务院也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推动科技成果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推广与扩散。技术市场的开放和发展，更是极大地拓宽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渠道。他告诉记者，1997年全国通过技术市场签定的技术转让合同就有25万项之多，合同总金额达到了350亿元。 而科研院所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正在逐步面向市场。仅1996年，全国5100多个独立科研院所全年391亿元的总收入中，就有216.8亿元是靠市场实现的，占收入总额的55.4%。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技与经济的脱节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宋健指出，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使技术开发型研究院所进一步面向市场，与大中型企业结合，创办高科技产业，向国内外市场进军，在市场上实现大发展，仍然是科技界面临的重要任务。”
他说他清楚地知道，科技界、经济界以及企业界都在期待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政策指导，希望政府完善产业政策，对重大关键技术组织协同攻关，组织对重大引进技术的消化创新，并实行有利于科技进步和推广的财税和信贷制度，开创风险投资事业，制定保护国家高技术事业发展的政府采购规则等。他说，政府政策的正确引导和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是实现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推动力量，缺一不可。因此，大家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继续努力。
第四，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
像所有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一样，身为物理学家的宋健在谈到基础研究的话题时，显然也充满了一种特有的热情。他说，基础研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源泉，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和培养造就科技人才的摇篮。他列举近代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基础理论的进步和新发现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的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后，进一步阐述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创立和吸取最新的科技成果，不能在现代科学成就的高度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他说，正是基于这一点，加强基础研究应该是我国新时期的一项特别重要的科技政策。政府应继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使之为下个世纪科技、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科学动力和知识源泉。
第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宋健说，科学技术要成为第一生产力，必须依靠教育培养出日益增多的各类科技人才，去承接前人积累的科学知识，淘汰旧识，发现新知，掌握世传技术遗产，吸收世界各国的优异成绩，创造新方法，开发新产品。
他说，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已为中华民族培养出数代第一流的工程师、科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现在仍在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130万人，从事与科技有关事业的科技工作者约有2000 万人。
“但是，”宋健不无忧虑地指出，人才缺乏仍是困扰我国经济建设各条战线的主要问题。他说，据经济学家估算，在发达国家约有60%的新增财富是由科技人员直接或间接生产的。而我国平均每万人中科技人员数量仅为200人左右，远低于中等发达国家2000人和发达国家4000 人的平均水平。农村情况更甚，平均每200公顷耕地才有一名技术员， 乡镇企业中技术人员也同样奇缺。
不仅如此，尤其严峻的还有，至今我国农村人口中还有文盲、半文盲1.45亿。在城市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还占工业部门职工总数的6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仅占1.6%。 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仅占适龄人口的7%左右，与中等发达国家20 %的平均水平和新兴工业国家40%的平均水平差距还相当大。
在作了上述的比较之后，宋健强调指出，“要把我国科技水平搞上去，必须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最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既包括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大力发展中高等职业教育，重视发展继续教育，鼓励发展民办教育；也包括发展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并使高校成为教育中心和研究中心；还包括提高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突出贡献的科教人员的工资和生活待遇，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机制。
最后，宋健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全社会都要增加向科教事业的投入。
宋健说，目前，我国学校教育经费中财政拨款约占50%，其它一半是全社会各种渠道筹集和支持的。今后，还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进一步放开民办教育事业，提倡、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投资举办各类学校，参与和支持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至于科技，宋健认为投入不足仍是个严重问题。他说，虽然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了“到200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5%”的目标， 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预期的乐观。从1990年到1996年，全国的研究与开发总投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从0.7%下降到了0.48%。近几年， 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总投入是每年约300亿元， 而全国直接从事科技研究与开发的人员约有70万人，人均费用只有4.5万元，这其中包括了工资、 科研课题和基建等费用。
宋健说，这种状况已引起科技界的极大关注。他提醒人们注意，即使到2000年科研和开发投入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 也不过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发达国家的这个比例都在2.5%以上， 最高的已达到2.8%。“可以说，1.5%是起码的要求。”
但他同时表示，今后应对社会投入给予更多的重视。除基础研究、公益性服务和高技术研究有主要靠政府投入外，高新技术的应用开发则应转到主要靠社会投入，特别是靠企业投入上来。这既是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做法，也应该是我们今后加强科技开发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