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与民众反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以往说到维新派，学术界总习惯于将之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视其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每逢提到戊戌维新，总要先行陈列一下中国当时那点拿不到台面上的民族资本，进而将维新变法的失败，归结于这个阶级的稚嫩和不成熟。其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与中国当时寥若晨星的民族资本家，实在寻不出太多的关联。埋头创业的商人中的多数，对政治运动毫无兴趣，生怕被牵连致祸。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时至多不过是一种半成品，还谈不上自己的要求和呼声。康有为和他万木草堂的弟子们，从本质上讲还是属于在中国许多历史时期都存在过的异端派士大夫，如王充、范缜、李贽、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等，但特殊的时代赋予了他们特殊的学识和见地，使他们的思想中有了生吞活剥、消化不良的西学成分。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败，没有甲午战后瓜分中国狂潮激成的政治情势，万木草堂的师生们大概也与他们的先辈王韬、冯桂芬等人的命运相似，只好著书立说以终老，未必有机会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从某种意义上讲，维新党人是中国社会急于事功（改变中国命运）的普遍心理造就出来的一批热衷于急功近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急于报仇雪耻的中国社会，烘托出一批一出山就宣称能在十年走完西方三百年、日本三十年才走完的自强之路的“狂人”。
作为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者，维新派的确“狂得其所”，一支支毛锥摧枯拉朽，涤污荡浊，振聋发聩。但是，在那个时代，被“时务体”妙文所唤醒的只是那些有心救国且思想开化的士人，而老百姓的大多数却依旧被文化保守主义的迷雾罩住，他们将绵延几十年打洋灭教中累积起来的仇恨，在变法运动中释放出来。农民对西方的敌视，使他们连带着对一切向西方学习的行为表示不解和反感，整个变法期间，农民对变法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漠和并不惊人但也非常明显的敌意。
老百姓与维新派之间是相当隔膜的。长期以来，统治者执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肉食者谋的政治也许最忌讳的就是让老百姓了解真相。所以，老百姓除了交粮纳赋之外，一般很少与政府打交道，打官司也是迫不得已的行为，无论是朝廷的党争，还是政策的变化，只要不在赋税上有所反映，老百姓总是漠不关心。同样，他们也不太清楚朝廷政争中的正义和不道德，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了解真相。老百姓对忠臣义士的同情心，一般只寄托在戏台人物身上。
一般老百姓实际上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体察他们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也许是由于时间持续得不久，而且也没发生战事，更关键的是维新政治几乎与他们无关，所以，在近代历次重大事件中，维新运动在农民中留下的印象最为淡漠。有位研究者写道：“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如《嘉乐县志》对咸丰年间的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一、南洲门设站；二、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三、匪贼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郑焱：《湖湘文化背景对湖南维新运动兴衰的制约》，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3)。）维新运动搞得最红火的湖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这也是难免的），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大都一时与老百姓毫不相干，所以没有什么人会把维新变法当成“大事”。
在某些情况下，老百姓还对变法有些不满。北京的维新政策有些确实损害了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如为了整顿街道，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西河沿，甚至禁止店铺悬挂招幌，违者笞罚，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胡寿颐：《春明日居纪略》，载《戊戌变法》，1版，第1册，557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这些被驱赶的小商小贩和被妨害的店铺主人显然不会对变法说好话。改科举、废八股之举，应该说是断了相当多的贫寒士人的入仕之路，改革对他们的损害显然要比乡绅子弟大得多，因为他们缺乏经济能力改弦易辙，获得西方式的教育（这种教育费用高，而且新式学堂多设在城里，更休谈留学）。改淫祠与寺庙为学校之举，在相当一部分农民眼里，几乎是与洋教和洋鬼子干的勾当相差无几。在变法运动中，由于废庙兴学，一些地痞流氓趁机打火抢劫，严重侵害了僧尼的利益。这样，既损害了农民的信仰感情，又威胁了僧尼的生活（大部分僧尼道人均属贫家子弟）。信仰上的迷信，应该扫除，但这必须依靠农民的自愿自觉，强加于人，一般只会事与愿违。此外，湖南维新派将保甲局改为保卫局，是他们学习西方兴办警察制度的一种尝试，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措施，保卫局成了官绅合办的警察机构，对城乡的治安大有裨益。但是，由于湖南著名的反教乡绅周汉的竭力煽动，湖南反教情绪非常浓厚，因而，保卫局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取缔老百姓的打教闹教运动，保护各个教堂。在维新派眼里，此举虽每年花费数千金，但比之打教导致的赔款还是要合适得多。但是在老百姓眼里，他们不啻成了洋鬼子的保镖。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些还能知道有维新变法这回事，晓得世上有个“康党”的老百姓眼里，康党的形象会变成“白脸”。正像维新派自命不凡地将一般老百姓说成“愚民”、“君盲”一样，在老百姓眼里，康有为和一班要变法的人俱是“奸臣”与“汉奸二毛子”。政变发生后，与维新派联系紧密的张荫桓也被捕入狱，由于英国公使的干涉，免死远戍新疆，在押解途中，路过直隶省城保定，“两市观者万数，咸呼曰：‘看大奸臣。’或者甚其词者，曰此老如此形容，富贵已极，犹不知足，尚妄思作皇帝耶？何如杀却，岂不省事？舆论纷纷，异口同声”。（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载《戊戌变法》，第1册，495页。）这里，人们是把张荫桓当作维新派来看的，所以说张荫桓也等于是说康、梁。在那个时候，顽固派所造的谣言“康有为进红丸，谋弑皇上”，原属荒唐*
极，可在城乡却不胫而走，康有为要当皇帝的无稽之谈也传得沸沸扬扬。山东的一个小小典史（属不入流的佐杂官，在清末，这种官如果候不上差，往往穷困潦倒，与一般贫民无异），居然十分自信地断言：“妙峰山四月十八冻死百余人，其兆甚凶。光绪皇帝前年信用康有为，无故的要变法，我们中国铁桶的江山，叫他闹坏了。”当被问及康有为是何等人时，该典史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谋篡位者也”。（王熙：《行脚山东记》，载《义和团》，1版，第1册，408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7。）在政变发生后的年月里，山东城乡街谈巷议，“大抵不外‘天灭洋人’，‘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六国圣人’之类”的无稽谣传。在八国联军入侵开始之后，甚至还有传言“康有为带六国兵来，现在僧装，住烟台店中”。（同上书，第409页。）而当时的天津民谣有“八镇八远加一康，卖国奸贼李鸿章”之句，（陈振江等：《天津义和团调查》，1版，173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1。）似把康有为与李鸿章相提并论，同斥为“卖国奸贼”。这种论调在北京的街谈巷议中其实很普遍，在甲午战败后痛诋李鸿章之余再顺便加上康有为，在八国联军破城时，居然有人传言亲见是康有为带洋兵进来的。（参见仲芳氏：《庚子记事》，1版，23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义和团运动中赫赫有名的要杀“一龙二虎三百洋”的口号中，找出变法期间顽固派有关光绪帝入教的谣传的蛛丝马迹，嗅出在义和团运动中团民对变法运动的反感。据说，维新派的激进分子秦力山曾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只身至天津，求见掌拳大师兄，痛陈利害”，结果被指斥为“二毛子”。（冯自由：《革命逸史》，1版，第1集，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二
维新派与一般民众之间误会之深，隔膜之深，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众所周知，历来变法都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挨骂是变法倡导者的本分，而且往往由于变法后的反动而下场很惨，但被人指斥为卖国贼，可能还是康、梁等人拔的头筹。我们应该承认，双方的这种隔膜与误解，不只是维新派自己的悲哀。
在变法刚刚失败时，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在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说，中国此次变法“生不逢时”：“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佚名：《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载《戊戌变法》，第2册，第607页。）痛感变法碰到了列强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上，国际形势的险恶对变法的种种不利。其实，梁启超还忘了与险恶的国际形势有关的另一种变化，这就是由于长时间西方侵略和中国失败与屈辱造成的民众反侵略情绪的高涨和夹杂着的非理性排外情绪的过热。
对于一般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来说，虽然他们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并不很鲜明，但外国侵略给中国造成的屈辱，他们也是清楚的，并在战争中本能地站在本国政府一边，“护官”与“保朝”。冯子材中法战争期间临战招兵，振臂一呼20营即足额，连远在贵州山区的农民，听说中法开战，碰见前业游历的“老外”就当成间谍来围打。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的官兵与日本人打了那么久，不过毙伤日军千余人，而台湾一地的民众武装就先后使日军付出了万余人的代价，包括一名皇室的大将。
但是，最令老百姓感觉痛楚与不平的，还是与西方教会的冲突。由于西方传教事业的武力背景，也由于它们强烈的文化征服意味，当然也由于农民与传教士之间深刻的文化隔膜，在传教士眼里，中国农民是不开化的土人，而在中国农民眼里，传教士则是缺乏人伦的禽兽与挖眼剖肝无恶不作的邪教恶魔。不要以为数以万计、不胫而走的洋教毁弃神佛、不敬祖先、荒淫乱伦、挖眼炼银等等传说仅仅是讹言而已，在当时，相当多的老百姓是信以为真的（当然也确有一些真的因素如不许祭祀祖先）。他们参加打教，一方面是因为洋教确实触犯了他们的某些利益，另一方面则是真诚地想驱逐这些前所未闻的邪教妖魔，以求太平安宁。几乎每次打教闹教事件，参加者大多是理直气壮的（少数有意趁火打劫的匪徒除外），在他们看来，那些拐人孩童、淫人妇女、挖眼制药的邪教恶魔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惩治，官府应该支持他们。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大出他们的意料，几乎每次他们都被告知是他们错了，他们不仅要为此付出赔款，有时还要搭上性命，为首者只要被拿住，无一例外地要入狱或者杀头，有些教民还要求赔情道歉，让打教者受到公开的羞辱。
几十年来，没有人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打不赢官司，为什么他们传得沸沸扬扬的奇事其实并无其事，只是成见和误解的幻觉，更没有人向他们宣传迷信的害处、偏见的无益。再加上本来就掺合在其中的教会真实的劣迹，一些民方有理的教案也同样以民方的败诉结束，使得他们的愤念愈积愈多，到了甲午之战，瓜分危机的到来，原先积蓄以久的怒火顿时燃成民众的反抗之火。以武装起义形式表现出来的打洋灭教活动渐渐在中国大地蔓延，四川、浙江、湖南、直隶与山东都掀起了普遍性的有组织的武装打教风潮，参加的农民认为教会就是潜入中国各地为瓜分中国工作的先遣队，反教活动已经从平日的民教纠纷上升到救国拯民的层面，被赋予了反帝爱国的意义。
然而，这时勃兴的乡村民族主义，其非理性的盲目排外情绪很浓，心怀愤怒的乡民们没有能力和见识向前看，采取向西方学习而后自强的正确方针，他们打教灭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回到平静的过去。因此，在一般老百姓高涨的民族情绪里，一切外国的东西，包括几十年来开明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所有成果与痕迹，都具有不名誉乃至罪恶的意义。在山东反洋教的人们，对洋学同样的反感，打洋教与打洋学是混在一起的，本来并不讨厌轮船与火车的农民，因为这两样东西附带的外来侵略意义，也开始痛恨起它们来了，扒铁路、拆电杆成了相当普遍的行为。
本来，在前资本主义状态的国家，进行近代化变革时都无一例外地会受到来自民众方面的阻碍，甚至仇视，但是像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这种带有强烈仇恨的普遍敌意还是不多见的，这种普遍的敌意和充斥城乡的不安，已经使中国处于一场民众大风暴的前夜。在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对戊戌变法的一种反动，甚至把西太后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看作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其实，他们都忽视了老百姓反帝反侵略意识和排外情绪的积聚，更忽视了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农村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和普遍的贫困化，而后者才是一场大的民众运动爆发的基础。
三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维新变法正好处在一个十分困难的境地，即使他们在政坛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他们也将面临如何扭转民众情绪的艰巨任务。一般老百姓不是有知识的士人，正在非理性的反侵略和排外情绪的浪尖上，却要接受学习西方、善待洋人（包括传教士）的政府政策，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也太难了。
应该说，维新派对西方和西方人特别是西方教会的态度是合适的。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目的，却能以十分谦逊和十分开放的态度向西方学习，而且能忍辱负重，向刚刚野蛮侵略了自己的日本学习。他们对基督教一般持一种比较理性的客观态度，康、梁、谭诸人均把它与孔教、佛教并列，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宗教现象。他们虽然对基督教的活动不无警觉，但均能冷静地分析它的长处和缺陷，如康有为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世间事，其精备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捷，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谓不法二门也。”（康有为：《康子内外篇》，载《清议报全编》，卷8。）他们对盲目打教闹教的否定和对教会的保护，也不失为冷静之举。
面对于中国士大夫有开化启蒙之功的英美新教传教士，维新派与之关系非常密切，彼此都对对方抱有好感，梁启超说李提摩太是维新运动的良师益友，在变法的危急关头还曾向其求救。传教士也对维新派印象不错，李提摩太甚至于幻想康有为可能会入教。
按理说，维新派的举止都是无可厚非的，将所有传教士都冠之以“帝国主义分子”的头衔是否合适，并非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不论这些传教士真实的居心何在，他们在戊戌维新中的表现总还是友善的，维新派争取他们的帮助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合理的，因为变法需要国际援助，而通过传教士争取这种援助，确实是一种合适可行的途径。
问题是，维新派做出上述的种种举动，恰恰是农民所嫌恶的。当维新派把自己处于与农民思想感情所对立的地位时，显然忽视他们将要面对的困境，至少对这种困境估计不足。更为可虑的是，他们往往过多地看到了一般老百姓迷信、愚昧的一面，而忽视了在这愚昧背后所蕴含的民族主义情绪，全然没有估计到这种情绪所蓄蕴的巨大能量，这是一种有可能毁掉任何变革的力量。
当然，在维新运动最初的年月，在策略的运用上一时还无需争取民众的力量，因为属于上层政治斗争的变法活动，民众的声音没有多少分量，而且在那短短的几年里，维新派还没有精力来搞民众启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他们应该清楚，民众的分量最终还是会在改革的进程中体现出来的，没有民众的觉悟，近代化是难以实现的。
一般民众对维新派的误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与维新派毕竟分属境遇悬殊的两个阶层，在文化上也分属不同的层次，只有士人（而且是家境不错的士人）才有可能接受西学的教育，形成较为理性的文化意识，而以农民为主体的老百姓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觉悟。他们对维新派的种种误解，在某种意义上还有爱国与反侵略的因素。
然而，维新派固执的英雄史观，使得他们总是居高临下地俯视民众，没有对其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正确的引导，甚至连这种引导的意识都没有。如果说在变法中没有精力和时间的话，他们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对义和团充满了仇视，认为团民就是后党和暴民（这一点他们远不如革命党人客观）。他们把民众的愚昧、落后和封闭视为绝对化的模式，眼里只有士人。其实，正如以往出身农家的士子往往要显露出比世家子弟更为优长的才干与见识一样，农民接受新事物、新道理未必就不如士大夫，至少要比那些头脑冬烘的道学先生要强些。
当然，我们在此责备维新派未免过于苛刻，在那个时候，让维新派充分地理解农民，充分重视开民智（不是绅智）的重要性，并不现实。农民思想意识的整体情理观，客观地面对西方文化的侵入，正确地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那个时候还远远不到火候。这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自从戊戌以来，民众的麻木、落后、愚昧以及散漫的状态常常令思想家们心灰意冷，这也说明此项工作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