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保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力促社会公平——关于力戒中国经济拉美化的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社会稳定论文,关键在于论文,社会公平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在党的历史文件中还是第一次，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决定中明确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一、力保稳定中存在的误区和问题
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选择了一种渐进式的改革，这是区别于前苏联、东欧剧变式改革的一条新路。渐进式改革的基本要义，是在力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把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取向改革，鼓励竞争，优化配置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改革开放26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无论是量上还是质上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GDP高速增长，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得越来越大。但是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我们一度忽略了社会公平问题，表现在“蛋糕”的分配上越来越不公平、不均衡，因而积淀了社会矛盾，蕴含了社会危机，从根本上影响了社会稳定。十六届四中全会高瞻远瞩地提出要提高党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就又一次把促进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历史性地严肃地摆在各级党和政府面前，这也是我国当前推进改革，落实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战略选择。
我们在渐进式改革中就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提出，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把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设计和实施改革，谋求发展，无疑是正确的。但若换个思维辩证思考，我们便不难发现在力保稳定的改革实践中存在三个误区：
一是牺牲改革保稳定。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也是触动深层次既得利益集团的重大举措。改革必然会引发振荡和矛盾，我们是用改革去破解矛盾促进发展，还是为了眼前利益保稳定放慢改革？过去，我国许多地方和单位是以牺牲改革、放慢改革、回避矛盾为代价，机械、教条地谋求稳定。因为一些领导干部认为，与其改革冒风险，不如稳定保“乌纱”，所以一些地方和单位是真真假假喊改革，轰轰烈烈走形式，观望、等待、徘徊、无奈等等，心态各异，措施不力，结果丧失了改革机遇，加大了改革成本，得不偿失，损失更大。
二是牺牲经济保政治。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为经济服务。为了谋求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不惜牺牲经济上的利益，花钱买稳定，无疑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例如，政府强制商业银行给亏损的国有企业典贷发工资，以平息“闹事”风潮，结果是饮鸩止渴越陷越深。有的国企破产变现后优先安置工人，欠着银行的巨额债务却无人偿还，最后损失还是国家的。这种牺牲经济效益保政治稳定的先例比比皆是，结果是改革成本太高，损失大大，并不是治本之策。历史教训一再表明，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支撑，政治上的安定只是暂时的，脆弱的，内不能政通人和，外不能强势攻守，终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是牺牲长远保眼前。在处理长远和眼前利益上，为了确保眼前一时的稳定，不惜放弃长远利益，牺牲全局利益，放慢改革保稳定。例如，一些国有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属于空壳企业，只待破产，但是考虑到稳定问题、职工安置问题，企业该破产而不敢破，放弃改制，苦苦撑着维持现状，结果窟窿越来越大，财政包袱越来越重，最后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我国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险的支出存在巨大缺口，10年前测算是1.2万亿元，现在有专家测算已经积累到了6万亿元，如果早解决可能损失更小，包袱更轻；如果继续拖下去，那么，将来变成无底洞，可能丧失解决矛盾的最佳机遇期，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现在跳出这些误区，需要重新梳理思路，从本质层面上摆正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要深入研究社会稳定与社会公平的内在联系，通过力求社会公平来确保社会稳定，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谋求稳定才有意义，这种稳定才能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二、力促社会公平的新对策
历史和现实又一次赋予我们解放思想的光荣使命，这就是：在继续推进渐进式改革的同时，对力求稳定的思路作出新的调整，即把政府工作重点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变到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上来，把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力促社会公平和正义上来。这样，才能提高党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扩大党的执政之基，这既是一个历史性课题，也是摆在我党和政府面前不可回避的现实性问题。
其出路和对策有四条：
一是实施亲民政策，加大关注和救助弱势群体的力度。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实施了一系列亲民爱民政策，出台了一系列关注和救助弱势群体的重要举措。例如，减免农业税，突出解决“三农”问题，加大城市低保线的保障力度，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等，切合民情，体察民意，深得民心。这是力促社会公平、消化矛盾的治本性措施，今后应该变成各级党和政府的实际行动。倡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要把爱民亲民政策落实到每个工作环节和实际岗位中去，密切党群关系，增强党的凝聚力。这样才能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是加快税制改革，强化税收杠杆的调节机制。向市场经济转轨后，用市场机制来鼓励竞争，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增加居民收入，无疑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正面效应。同时，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其负面效应会带来收入分配上的不均等，带来财富分配的不平衡，甚至带来两极分化。那么，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西方实行市场经济300年的基本经验，就是月税收政策加以调节。我国过去沿袭发展中国家以流转税为主的基本思路，主税基是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的转制和退出，我国的税种要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为主转向以所得税为主上来，以国有企业为主税基转移到以大量民营企业为主税基上来。这种税基的移位和税种的转换，不失为克服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对决之策。通过税收抽肥补瘦，调节收入差距，特别是加大对个人所得税的收缴力度，使先富群体在增加财富的同时，加大纳税额度，用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利息税等为国家税收作出贡献。这样，用税收这只“上帝之手”来平抑中产阶级财富积累的速度，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强社会保障的财力支持，从而降低基尼系数，遏制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
三是加快建设公共财政体制，惠及社会，恩泽百姓。目前我国税收总额已经占整个财政收入的94％，23种税收总额中有40％是靠增值税来承担的。随着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将会有更大的征收空间，为此需要对财政支出体制做出改革和调整。过去，我国财政一是“吃饭型财政”，用于供养庞大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吃“皇粮”的人数过多，财政负担太重。二是“建设型财政”，用财政资金建设和供养国有企业，包括目前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也是以国库支出来匹配，拉动了经济增长也拉动了财政风险“增长”。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应该站在为了力促社会公平和力保社会稳定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平台上进行新的设计，由过去的吃饭型财政、建设型财政真正转变到公共财政上来。政府的财政支出要以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公共安全、提高公共管理、扩大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财政支出更多的是用于建设社会公益事业，用于各种社会补贴，用于暗补穷人，使社会的弱势群体得到救助，从而调节分配。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是在企业间进行的，要体现鼓励竞争、效率第一的原则；二次分配是在财政支出的过程中完成的，主要原则应该是兼顾公平。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刚刚构建，现在还远远没有到位，我们寄希望于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加快步伐，用财政手段来调节分配，用财政手段来遏制两极分化，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必须加快这方面的探索和改革。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扩大社保覆盖面。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的脊梁，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无不通过社会保障给企业兜底，给社会构建安全网，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我国由于在市场经济转轨期间社会保障机制启动晚、发育慢，使得保障的密度、广度和深度都不够，特别是对低保线、下岗职工保障的力度不大，8亿农民没有被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之内，没有享受这方面的国民待遇，这是农民相对贫困、“三农”问题积累比较多的主要原因。社会各界包括财政要增大社会保障的支出，大力发展养老、医疗、失业三大基本保险，同时把各类商业保险发展健全起来，用社保机制力促社会稳定。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期间，中央把辽宁省、黑龙江省作为社会保障机制改革的试点省份，无疑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要把中央的政策用好用足，加快社会保障机制的改革，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大社会保障的密度、深度和广度，用社保机制为市场经济构建安全网，为弱势群体提供救助，这样，社会才能谋求新的公平，才能谋求新的稳定，我党才能构建真实意义的和谐社会，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
现在理论研讨中要对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作一个新的逻辑选择，用新对策重点力促社会公平。以公平保稳定，这个稳定才有意义，这是我们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处理三者关系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三、力戒中国经济拉美化的战略选择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3年我国GDP达到11669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1％，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我国GDP总量相当于1.4万亿美元，人均达到1090美元，这说明我国全面建小康的开局良好。世界经济发展证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是全面构建小康社会的一个新起点，也是经济转轨的一个新拐点。党中央所确定的GDP从人均1000美元跨越到5000美元，真正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是明确的，关键是选择何种发展路径。目前，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
第一种模式是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全面建小康。按照统筹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走发达国家的路子，通过GDP的持续增长，把人均GDP带入5000美元的大关，形成以殷实的中产阶级为社会主体的格局，社会全面步入小康阶段，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第二种模式是南美洲即拉美国家的路子。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这些国家，当人均GDP越过1000美元之后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弱势群体增多，城乡差距扩大，社会矛盾积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和不稳定。这些积弊不及时解决，将会放慢经济发展步伐，徘徊不前，甚至葬送一个国家前期的经济发展成果，使经济处在一个停滞的阶段、崩溃的边缘。
我们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力争第一种结果，力避第二种可能，严肃认真地提出力戒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拉美化倾向的问题。
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建国后受苏联计划经济影响，推行普遍贫穷的慢发展，使“文革”后中国经济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路线指引下，我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转轨中两种体制的碰撞，不可避免地引发诸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样一个新旧体制激荡的国度里“奔小康”，要有更多的风险和忧患意识，力戒走拉美国家发展经济的老路子。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加快市场取向改革，尽快甩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实事求是，一切从国情出发，寻求一条社会公平与市场化改革相统一的新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过多地注重资本财富的增加而不够注重社会公平；现在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能源、矿产资源方面的约束，但可持续发展并不只是资源约束问题。由于社会矛盾而导致的社会发展中断，恐怕是最大的社会风险和危机。对此，我们要予以重视，加紧研究，寻求突破，跳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框架去考虚和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如果说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那么，社会正义和公平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公益性特征，决定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更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以及社会的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现是社会正义和公平，这应该成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并将贯彻于整个公共政策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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