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种新的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重申：“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是更远地“超出动物界”的人类做出的理性化选择。它不仅仅是一个要求对经济社会的现有发展方式做出某些修改或调整的简单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新发展观念是人类精神发展的表现，也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结果。它丰富和拓宽了精神文明的内涵，推进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人类理性化的选择
人类发展史是一部不断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历史。在必然王国基础上建立日益繁荣的自由王国，实现人自身与自然界的一致性，是人类进步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但是，自由不是自然赋予的，而是对必然的认识的结果。自由的真正含义不在于在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的约束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自然规律，并依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来支配自然界和我们自己本身，使自然界为人的一定的目的服务。人类相对于自己的动物祖先来说，所表现出来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在于人具有高度理性化的特征。人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能够越来越深刻和广泛地认识自然规律，从而能够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内事先估计和预测自然行为的各种效果，特别是人对自然界的主动干预所引起的效果。从预测最近的和最直接的效果，到逐步学会预测那些只是在以后才能显现出来、经过长期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更深远的效果；从能够预测直接有益的效果，到逐步学会预测对人类有害或者间接有害的各种效果。
然而，大自然的奥秘似乎深不可测。直到今天，它对人类的报复和惩罚行为仍然是防不胜防， 并且其严厉程度更是有增无减。 恩格斯在130多年前曾描述过的情况对今天依然非常适用， 他指出：“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甚至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未能预见的作用占据优势，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运用的力量强大得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4页。）
目前，人类正面临一系列所谓全球性问题，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等。为了维持繁荣和增长，人类正在不遗余力地拼命开采——消耗。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着人类开采自然资源的能力，然而，经济社会对资源需求的饥渴程度非但未能稍有缓解，反而与日俱增。有限的地球资源正在以指数增长的速度被消耗着，不可再生的矿产材料和燃料面临枯竭的危险。工业、交通、农药和居民生活等方面不断排出大量有害物质，恶化着人类生存的环境；由于毁山毁林毁草和捕杀动物，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鼠害、兔灾、酸雨、黑风、水俣病、温室效应和臭氧层解体，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世界日益不稳定，警钟已经敲响，人类面临灭绝的危险。”（注：S·理查德：《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全球性问题在当今西方社会引起极大恐慌。 一批警世性的著作陆续发表出来。其中有代表性的是：D ·梅多斯等人的报告《增长的极限》，J·里夫金和T·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以及G·巴尔尼主编：《公元2000年的地球》，H·格鲁尔：《被洗劫的星球》等等。它们描绘了以目前速度发展下去的未来社会同自然发生激烈冲突的可怕图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已经耗竭，世界人口以每40年翻一番的速度到2055年暴增至160亿，拥挤不堪， 并且食物短缺处于饥饿状态之中，污染的总负荷比目前增加10倍，人类再也无法忍受。并且，这一末日灾难的来临为期不远，其紧迫性即在眼前，据估计在此后的一百年之内就会发生。
全球性问题引发出一种极端悲观主义的倾向，认为灾难性的前景是注定了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供选择的唯一出路是限制发展和停止一切方面的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化的进程应该立即停止，最好是返回到农业社会和自然的原始。维持一种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更接近大自然的简朴生活，比起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增长来说将具有更高的价值。即使如此，悲观主义者认为，灾难最终还是要降临，限制发展和停止增长只是起到推迟和延缓作用，使人类争取到维持残喘的机会，或许能够等到“有什么好事出现”也未可知。
悲观主义是对以前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的一种反抗。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为一极，以极端悲观主义者反对一切发展和增长的主张为另一极，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极端倾向。这两种极端倾向都是不可取的。一概地限制一切发展的建议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人们更倾向于承认历史车轮不会倒转这一事实，即社会的发展才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发展应该是“有机的”即协调的，而不应该是片面的、盲目的和自由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在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使得人们不得不回过头来认真审视人类过去的行为和关于发展的观念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 ·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最先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1982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尼·佩鲁出版了《新发展观》，论证了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和特点。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对“持续发展”做出了一个通俗的界定，认为“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和危害的发展”。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发表的《可持续发展的声明》。1992年6月，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方针，通过了《地球宪章》（即《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行动议程》等重要文件，号召各成员国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1992年底，联合国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负责评审环境与发展会议及其后续工作。虽然，关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准确界定，及其战略模式和实施细节等问题，都还有待认真讨论，但是，它所表达的基本观念，在这个概念刚刚提出之后不久就很快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理性化的选择。它引导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古老而常新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的可持续性植根于人与自然的协调。于是，新的发展观认为：发展不等于单纯经济增长，同时，也不等于单纯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而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协调发展，即人与自然（包括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许多深刻思想可以成为新发展观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自然界是“唯一现实的东西”。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人连同其全部感性活动以及整个人类社会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的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恩格斯也指出：“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383～384页。）。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所讲的人与自然的一致，是从人如何获得自由，即获得更高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而不是提倡以消极态度去维持一种纯粹自然的平衡。人们常常把越是原始的东西看成越是合乎自然的，并把人类的过去想像成田园诗式的美好生活。实际上，历史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综合研究告诉我们，越是回溯到更接近于历史的原始，人类便越是处于更加不自由的状态。最初的人类只是或者主要是作为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存在，自然界对人表现为一种完全不能预见和不可控制的作用和力量，人同一般动物一样，处在对大自然无可奈何地绝对服从的关系之中。大自然曾经把无数个生物种群一一产生出来，然后又无情地通过自然选择把它们消灭了。所以，如果按照悲观主义者的观点，人类停止一切发展和增长而消极地顺应自然，那就不仅谈不上人与自然的一致，甚至维持长久生存也是不可能的。
实现人与自然的一致，需要的是一种积极的和理性化的发展观。一方面，要依靠“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另一方面，需要“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使得人类不仅“在物种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被更加彻底地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
二、社会行为理性化——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
“文明”一词用于中外古今文献中的指义非常宽泛，它指谓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一切成果，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近代新文化运动中，一些学者，如陈独秀、胡适，开始使用“精神文明”概念，用以特指“文明的精神方面”（注：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目前， “精神文明”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一个内涵和外延均已比较明确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概念。特别是在我国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文献中，对这个概念有较为周详和严谨的界定和阐述。
精神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相对的概念。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成果是物质文明，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成果表现为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人提议把这一类成果称为“制度文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注：中共中央十二大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精神文明指人类精神生活的进步状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或者还要包括制度文明，一起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
文明是一个“人造的”世界。文明的起源和进步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即对自然界（包括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和社会）的改造相联系的。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是以“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为标志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页。 ）。所谓“更加文明的”，实质上就是指人类生活在更加远离自然状态的“人造的”世界之中。于是，技术化及人类享用技术化服务的程度便成为社会（特别是近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和尺度；相应的，人类社会行为（包括社会整体行为和社会成员个体行为）的理性化则构成了精神文明的标志和尺度。恩格斯曾经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深刻地阐发过这一“尺度”。他认为，人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即在于人是理性化的动物，即人能够以“有计划的行动”，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能够通过改变自然界“来支配自然界”，“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进而，恩格斯指出，“迅速前进的文明”的标志，就是人类通过实践使自身更加远离自然状态和更高地“超出动物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9～383、274页。）就是说，人类“精神发展”，是沿着逐步克服从自己的动物祖先那里残留下来的种种蒙昧和野蛮的行为特征，从而使得自身的行为方式向着更加理性化的方向前进的。
物质文明的进步表现为技术化水平的提高，它把人类带向更加远离自然状态的“人造的”世界；精神文明的进步表现为社会行为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它把人类引向离开一般动物的行为方式越来越远的更加崇高的境界。技术化和理性化的发展，恰似在历史轨道上转动着的两个轮子，拖动人类历史不断地从必然走向自由。
有时候，比如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理性是相对于本能、情感、意志而言的。人的行为如果是被天赋本能所驱动，或者是受情感所支配，或者必须为意志所支撑，均属于非理性化的不自由状态。从境界上讲，最高理性化状态是进入到一种最大自由状态。人的行为的理性化，就是超越本能、情感和意志的羁绊，以顺应事理而驾驭必然，使自己的行为方圆有度，进退自如，达到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一般来说，历代社会精神文明的基本内容都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两个方面。但是，在不同的“文明时代”，由于其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即制度文明的性质及其生产力和物质文明发展水平所决定，其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和性质经常会具有非常大的差别。在存在着奴役、剥削和阶级对立的各文明时代，伦理和科学这两项精神文明的基本内容经常处于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状态之中：封建社会经常以其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泯杀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但与此相伴的则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卑劣的贪欲”所导致的道德危机。
道德扬善，科学求真。追求“善”与“真”的一致性，这正是历代哲人和道德家们所探求的崇高理想。只有社会的理想、伦理观念、道德规范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实现伦理与科学的和谐统一，亦即价值规范与客观真理统一，或者说实现“应”与“是”的和谐统一，社会才算是达到了高度理性化的思想境界。事实上，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理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继承了以往人类精神文明的全部优秀成果的“高度的文明”，它把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有机地统一起来，并且使科学技术成为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石。
科学对人类精神的影响作用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1 ）单纯的科学知识能提高人的技术素质，推进人的行为方式智慧化。但是“智慧的”并不一定是“道德的”，就是说在知识层面上，科学和伦理还处在分离无关的状态。（2）科学精神能够推进人的行为道德化。 它已经属于专用以规范人类行为的道德范畴。科学精神以人格化的形式体现于科学家群体之中，历来被视为最宝贵的道德资源，同时又是推动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发扬和践履科学精神，还经常需要情感和意志力量来支持，因而不能持久。（3 ）科学理性才能使人的行为更加理性化。科学理性经常是以世界观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科学对世界的描述，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世界图景，进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从世界观的高度才能把握科学理性。世界观的转变才是根本转变。理性化是道德化和智慧化的统一，是善和真、应与是的统一。
以单纯技术性、工具性的眼光对待科学，所能得到的只是科学中的属于知识层次的东西。科学精神、科学理性作用于人的心灵，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有些知识分子学问很高而人品低劣，可能即在于其未能获得高层次科学精义，而总是驻留在知识的层面上。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简明地概括为“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页。）。理想、道德、 文化和纪律都是规范社会行为，使之达到更高理性化程度的有效手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创造一种“把理想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和谐发展的，高度理性化的社会环境。
三、可持续发展观——精神文明的新内涵
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理性化的选择，表达了一种新的文明。这种文明不是被割裂了的纯粹物质文明或者精神文明，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可持续的发展进程是一个真正“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过程。物质文明必须依靠精神文明，即依靠高度理性化的人，才能维持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可持续的发展观也不断地把许多新观念和新内容引入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领域，推动精神文明发展。
第一，可持续发展观把发展的主体从经济社会转移到了人，认为发展不等于单纯经济增长，而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经济增长只是一种手段，服务于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只是因为人的需要，才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才去发展经济并实现增长，因此，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作为手段，其价值完全取决于对人的意义。佩鲁在其《新发展观》中指出：“市场是为人而设的，而不是相反；工业属于世界，而不是世界属于工业；如果资源的分配和劳动的产品要有一个合法的基础的话，即便在经济学方面，也应该依据以人为中心的战略。”1994年9 月在开罗召开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中国政府1994年3月发布的《中国21 世纪议程》白皮书也指出：“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本末倒置，把手段当成目的，目的当成手段，人被看成纯粹的经济人，即被看成经济社会的附庸和创造增长的经济动物。新发展观确立了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一切发展都服从于人的发展；一切对人的发展不利的增长不再被看做是发展；一切“无发展的增长”均应被禁止或受到限制。
关于“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位”，可从三个方面的含义上来理解：（1）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本身的全面发展；（2）可持续发展是“为人”的发展；（3 ）可持续发展是必须由人的充分发展或者说充分发展的人来实现的发展。概言之，发展就是使人更远地“超出动物界”。
第二，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新的公平观念，认为在贫富悬殊，两级分化的世界中，发展必定是不可持续的。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一种更宽广意义上的公平环境来保证，包括：同代人际间的公平，代际间的公平，资源分配和利用的公平。建设这样的公平环境，既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是不公平的。例如，少数发达国家只占世界人口的25%，但是他们所消耗的资源和能源却占世界总消耗量的80%以上。因而他们对全球性环保问题负有主要责任。新的公平观推进了人类道德观念的发展，它把道德和责任关系从可直接接触和交往的人群推广到不直接交往的全球和隔代。可持续发展观呼唤一种“全球性伦理学”，以代替那种传统的“区域性伦理学”。
第三，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生态伦理概念，主张人类生存发展权利与自然界的生存发展权利相统一的观点。要求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应该从“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转向“人是自然界的一员”；从“向自然界开战”和“征服自然”，转向“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员，既要关注和追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同时也要尊重自然界其他“成员”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谋求发展过程中，应尊重生态平衡规律，给予自然界以足够的生息、养育、更新和再生的机会。新发展观把伦理观念从人群扩展到自然界，丰富和拓宽了精神文明的内容。
第四，可持续发展观引入了科学伦理学和技术伦理学概念，把伦理和人道主义观念纳入科学技术领域。在此之前，科学与伦理学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被区别开来的：科学对象是事实，伦理对象是人；科学陈述是描述性的和实证性的，伦理判断是规范性的和价值性的；科学解决“是如此”的问题，伦理解决“应如此”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和社会作用的不断提高，科学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既然科学技术参与人类社会生活，它的行为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行善还是作恶的问题，虽然它可能被辩解为是身不由己的。新的发展观要求建立包括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和社会学的指标体系，对科学技术行为的社会后果进行评估和预测，促进好的变革，遏制坏的变革，才能实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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