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太阳”与太斋之基督教情结_太宰治论文

《斜阳》与太宰治的基督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论文,斜阳论文,情结论文,太宰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09)03-0019-05

《斜阳》创作于昭和22年(1947年),此时正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二年,也正是作者太宰治自杀身亡的前一年。《斜阳》正如它的名字所言,描述的是没落贵族夕阳般的生活。作品主要有四个人物:和子、和子的母亲、和子的弟弟直治、上原先生。和子和母亲相依为命,弟弟直治从战场回来后一直用愤世嫉俗的态度过着堕落的生活,和子和母亲对直治无计可施。和子爱恋弟弟的作家朋友——已婚的上原先生,于是鼓足勇气向上原表达爱意,却一直得不到回音;后来母亲去世了,和子突然如梦初醒一般,开始有了战斗的意志。于是和子前往东京寻找上原先生,并与他共度一夜。但和子回家后,却发现弟弟直治已自杀身亡。心灰意冷的和子最终决定生下和上原先生的孩子,继续奋斗。

《斜阳》于昭和22年发表后,立即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并受到日本民众的一致好评,因为它把战败后日本人民的危机感和对未来恐惧不安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且极力地歌颂了女性的解放。但是细读《斜阳》可以发现,作品在描写战败日本社会的同时,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圣经》。本文通过考察《斜阳》和《圣经》的关系,来分析作品的人物造型所蕴含的基督教意义,并深入探讨太宰治的基督情结。

一、《圣经》的引用及其关联

众所周知,太宰治一直对耶稣怀着强烈的探求心,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正义与微笑》是《圣经》思想最为浓厚的作品。虽然《斜阳》不同于《正义与微笑》,是太宰治着力描写战败日本和歌颂女性解放的作品,但他的《圣经》思想还是渗透到字里行间中。作品在歌颂女性解放的同时,隐含了作者对耶稣基督的无限憧憬,其最深层的主题思想就是和子与基督恋爱与上帝的爱,这一点可能也超出了作者本身的意图。作品中直接引用《圣经》的句子为数不少。(参见表1)

通过比较各个章节可以发现,作品第6章引用的分量最多。且引用部分几乎全部引自《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太宰治曾经在昭和12年4月发表的作品《HUMANLOST》里写道“マタィ伝二十八章、読み終えるのに、三年かかった。マルコ、ルカ、ョハネ、ああ、ョハネ伝の翼を得るは、ぃつの日か[1]”。《马太福音》的全28章仅占《新约圣经》30页的篇幅,但是太宰治却耗费3年才阅读完。由此可见,他对《马太福音》的理解深入,而且受其影响十分深刻。其中引用最长、最集中的是作品的第6章,这正是《斜阳》的中心部分。在这一章里,太宰治着力描写和子为了恋爱宣告“战斗开始”[2]80,并大量引用《马太福音》中耶稣派遣十二弟子时的话语。耶稣为了揭发当时宗教家和权势者的伪善,为了把上帝的爱如实地毫不踌躇地告诉世人,将他十二个弟子派到各地去;而在作品中,和子为了实现她和上原的恋爱,在母亲死后只身一人奔赴东京。值得一提的是,第6章在以和子为第一人称的内心思想告白上,作者设定了两个飞跃性的进展。(参见表2)

很明显,从以上和子的内心活动可以看出,她对恋爱的态度从模糊到明确,再到决心为爱牺牲,整个过程来的非常突然,缺乏细腻的内心描写。和子“起誓为了恋爱一定完全遵守耶稣的这一教导”,具体是什么教导呢?《马太福音》的第10章详细地叙述了耶稣派遣十二弟子时说的话,归结起来就是传教的道路困难重重,必须为此承受巨大的苦难。此时和子起誓完全遵守耶稣的教导就是把自己投影到十二弟子的身上,并表示一心相信爱,且决心为爱承受一切苦难。可见太宰治把和子所追求的恋爱与基督耶稣所倡导的爱结合在一起;把和子追求恋爱的艰辛过程等同为耶稣宣传爱的过程。不仅如此,和子还表示为了爱愿意“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根据《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第28节的解释,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只有神、耶稣。在这里太宰治把这句话设定为和子的台词,说明他将和子的形象与神的形象合二为一,把和子追求恋爱的行为神化。

另外,在第4章和子写给上原的信里,说了这样一句话“恋爱不需要理由”[2]61,《斜阳》的原文是“こぃに理由はござぃません”[3]。为什么这里是“こぃ”,而不直接写成“恋”呢?可见,太宰治在这里设定的“こい”不仅仅是和子所追求的恋爱的意思,其深层意思是同音异义的“来ぃ”,也就是和子对上原召唤的“来ぃ”,同时又象征着耶稣进行传教的“来い”。在此,作者又将和子的“恋爱和革命”与耶稣再次结合起来。由此可见,太宰治为了歌颂女性解放,歌颂和子的“恋爱和革命”,把和子的形象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斜阳》这部作品包含两个主题:一个是没落贵族的哀歌;另一个是为了恋爱勇往向前、坚强生存的积极主题。在此,和子与被社会埋没的直治、上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子的解放暗示着全人类必须通过革命解放自己。

二、人物形象与《圣经》的关联

众所周知,《斜阳》这部作品是以太田静子的日记为素材进行创作的,太田静子的日记一直记录到其母亲去世,也就是说,作品的前5章是根据其日记创作的,而后3章则是根据太田静子写给太宰治的信件,由作者发挥想象力创作而成的。

和子是整部作品的中心人物,其思想和形象贯穿所有章节,而母亲则代表了战败后的日本贵妇人,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母亲(燕子)和和子(蝮蛇),这两个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圣经》对应句的出处可以看出,“燕子”在此指的是能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翔,同时象征着对耶稣的无限信赖,母亲作为“日本最后一位贵妇人”[2]78,对日本社会的绝对顺从和向往自由的心情通过《圣经》表露无遗。

与母亲绝对顺从的形象相对立,和子却毅然决心“恋爱和革命”。而在此之前,和子面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心里一直怀着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这正好与《路迦福音》的“毒蛇”形象相吻合。和子虽然向往恋爱,但却意识到传统道德的阻拦和压力,她在写给上原的信里这样写道:“您不能冲破那种道德的阻碍吗?”也就是说,和子的“恋爱和革命”的革命对象就是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其所决心的“恋爱和革命”实际上就是道德革命。母亲作为旧道德的代表,和子则是挑战旧道德的先锋,此时这两个形象发生了剧烈的冲击,和子处于社会旧道德旧观念的对抗位置上,其思想意识严重威胁母亲的生活,与《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中威胁他人生命的“蝮蛇”的形象非常吻合。在日本战败后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昔日贵族迅速没落,面对相同的困境,姐弟俩却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个是活下去,另一个却选择死去。从和子最后“私生子及其母亲。但我们准备永远和旧道德斗争到底。决心像太阳那样活下去[2]106-107”的宣言可以看出,和子决定生下她和上原的私生子,并从中获得了新生。在此太宰治再次把和子的形象与神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和子的新生暗示着耶稣的复活,和子的革命与新生也成为《斜阳》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

另外,在直治这个人物形象的设定上,太宰治也融入了《圣经》思想。参考表格3可见,《新约圣经》中“吹喇叭”等同于“假冒为善之人”,是被人们鄙弃的行为。太宰治把直治设定为“吹喇叭”的人,说明他有意将直治放在与《圣经》的教导以及与大众相对立的位置上。直治通过“吹喇叭”这种伪善行为来声张自己内心的苦恼,但最终却没能像和子那样通过革命解放自己,而是走向自杀的深渊。至此,一个边缘人、多余人的形象表露无遗。太宰治本人与直治的人物形象最为接近,他在直治的人物描写上寄托了自己的名门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内心斗争。太宰治出生地主豪门,并从小受到优厚的待遇,但当他得知了他的家族是在榨取劳动人民成果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一事实后,生性敏感的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正是民众的敌人。虽然这一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向当时非合法的共产党运动靠近,但太宰治最终还是无法融入革命的队伍,而他的这种名门意识却转变成了一种罪恶感,可以说他的文学创作和自杀都根源于这种罪恶感。另外,直治的麻药中毒经历也与太宰治本身的经历如出一辙。作品里直治写的遗书里有这么一句话“使用鸦片作为生存下去的最后手段”[2]95。这句话同时可以看做是作者的内心告白,太宰治为了文学创作依赖麻药,直治则为了生存依赖麻药。不仅如此,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太宰治更是把自己的观念融入直治的人物形象中,关于这一点,高山秀三这样说道:“トラブルがいくつか重なればほとんど死ぬしかなぃといぅほどに、现実的な問题処理能力が極度に欠けている人間であった。”[4]其实,太宰治笔下的直治和他一样,都是极度缺乏处理能力的人,所以当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时,唯有用肉体的消亡来结束纠葛,就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一样,通过死亡来达到永恒和绝对。

三、太宰治的《圣经》思想

太宰治一接触到《圣经》,不需要教堂和牧师,便马上成为《圣经》的忠实读者。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埋头阅读。昭和11年11月26日,太宰治在写给鳍崎润的书信里写道“入院中はバイブルだけ読んでゐた”[5],此时正是太宰治麻药中毒住院接受治疗的期间、从他住院期间仍坚持阅读的这一行为可见,《圣经》对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都相当大。首先,《圣经》教会了太宰治“爱人如己”。他在一篇回忆随笔《わが半生を語る》中写道“己を愛するが如く汝の隣人を愛せよ”,这句话直接引用自《马太福音》第19章第19节,这说明太宰治从《圣经》中领悟到一种“爱人如己”的宗教精神。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种宗教精神升华为一种关爱弱者的精神。《斜阳》第5章“(死去的母亲)看上去好像在微微笑着,显得比母亲活着时更加娇媚艳丽。我觉得她很像pieta中的圣母玛丽亚”,和第8章“今日世界中最美丽的是牺牲者”这两句话出自和子。和子美化了母亲的死,同时又把直治的自杀和上原的颓废作为社会的牺牲者来进行肯定,也就是说,和子这个人物对社会弱者的态度充满爱和同情,这正好与《马太福音》和《路迦福音》的思想相通,说明太宰治受《圣经》的影响十分深刻。

其次,太宰治阅读《圣经》,以他独特的方式理解《圣经》,并为他的生存和创作获得一种理论依据——自我赎罪。太宰治追求完美,但心里却背负着严重的罪恶感。他的名门意识以及背叛共产党运动的经历都成为他罪恶感的根源。不仅如此,太宰治曾两次与女性相约为情自尽,但自己却获救幸存,而一起自杀的女性却不幸身亡,这无疑加深了他的罪恶感。另外,昭和10年太宰治因接受手术需要局部麻醉而使用麻药,却由此开始产生依赖性,并最终发展成麻药中毒。以上的种种经历显然与他追求完美的初衷相违背,他开始意识到一个事实:自己是一个边缘人、多余人,而他自杀身亡前夕发表的最后两部作品《斜阳》和《人间失格》也让我们感觉到一个边缘人、多余人遭到社会疏远的悲哀感。安藤宏关于这一点进行了论述“太宰の小説の語り手や主人公がとっているのは、努めて自分はダメな人間だ、といぅことを強調する手段である。それによってダメな自分とそぅでなぃ周囲とのへだたりが生まれ、それによって初めてそのあいだに漂ぅ不安や気まずさを对象化してぃくこともまた可能になる。”[6]这种边缘人的意识使太宰治陷入一种自我厌恶中,他主动向神乞求赎罪,并希望通过自我赎罪来达到自我完善。在《人间失格》里太宰治这样写道“我不可能相信神的宠爱,而只相信神的惩罚”。这说明他对神的信仰在神的面前演变成了一种自我赎罪,同时他又说:“信仰,我觉得它只是为了接受神的鞭笞而低着头走向审判台而已”,这就是他对神的独特信仰方式。对太宰治而言,借助基督教的自我赎罪,使自己上升到一种崇高的境界,并由此向耶稣基督靠近,这就是他向完美迈进的第一步。

为了实现完美,太宰治进行自我赎罪,从某种意义上讲,迷失了生存意义的太宰治从《圣经》找到了自我肯定的方式,那就是自我赎罪,也就是说,《圣经》就是他利用来表达他渴望自我赎罪的工具。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刑而死,以他一个人的死来赎清全人类的罪恶。太宰治作为一个完美主义的追求者,他背负着罪恶感,又向往和崇拜着耶稣的完美、崇高,并以自杀的方式向耶稣的形象靠近。他在《人间失格》末尾处这样写道:“我想死,我必须得死。活着便是罪恶的种子”。这里太宰治所说的“罪恶”并不是指对社会或道德的触犯所形成的罪恶,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性欲、贪欲、权欲等欲望。《圣经》的使命就是宣传上帝的爱和唤醒人们的罪恶感,可见,太宰治对《圣经》宣传的罪恶意识理解已相当深刻。而他的赎罪方式也非常极端,且带有强烈的自虐色彩,越想接近耶稣,就意味着自我毁灭的方式越加惨烈,所以太宰治只能自杀。关于太宰治的自杀,坂口安吾在《不良少年とキリスト》一文中写道:“不良少年は負けたくないのである。死んでも偉く見せたぃ。……(太宰は基督の)権威によって、自己主張をする”[7]。太宰治希望通过死亡来达到自身境界的升华,尤其是维护自己的英雄声誉并得到世人的承认和赞美,并希望通过自杀来赎清自己的罪恶,成为自己心中的耶稣。

太宰治自杀辞世距今已60余年,虽然他无法成为耶稣,但他的作品却永远地活在人们心中,并在日本的文坛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永恒的青春文学,而太宰治也成为日本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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