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话题：谁在扭曲我们的童年——电视娱乐文化对少年儿童的负面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年儿童论文,谁在论文,负面影响论文,童年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2006年5月21日下午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所
主持人：谭五昌(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参与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陈宁、孟睿瑞、刘睿睿、任岩、姜慧惠、谢争艳与博士生许军娥、郝婧坤
少年儿童正在成为电视媒体的新宠儿
谭五昌：现在的少年儿童正在成为电视媒体的新宠儿，电视制片人做了很多少儿娱乐节目，节目的命名非常具有煽情性，像什么《超级少年》啊，什么《超级宝宝秀》啊，等等，其中都是以少儿为中心来表演节目。孩子们似乎非常热衷于在电视上混个脸熟，趋向于走娱乐明星的道路，形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电视娱乐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去探讨。
陈宁(北师大儿童文学专业硕士生)：刚才谭老师提到的《超级少年》，刚好我昨晚就看了一期，它整个就是模仿超级女声这个节目。我就想，既然超级女声受到了这么多的批评，为什么还有类似的节目出现？男孩子模仿迈克·杰克逊，唱成人化的歌曲，女孩子跳街舞甚至出现性暗示的动作，下面的观众及家长看得非常高兴。
这个现象在大家看来都是一件不错的事，节目现场的同学、家长还做了大大的海报表示支持。孩子们能达到这种水平，没有家长的支持是不行的。这种情况下，十几岁甚至几岁的孩子都有了当娱乐明星的想法。
谭五昌：现在还有一个节目叫《全家总动员》，即全家的才艺展示，而且现在观众也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如果没有一个小孩子参与这个节目，就会觉得缺少了什么。如果是一个男孩，一定要打扮得很酷，女孩子一定要打扮得很亮丽。小孩展示自己的才艺，这个所谓的才艺，其实都是在模仿现在的明星。作为观众来看，这个小孩本身的才艺表演可能很一般。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小孩往往占据了主角的地位，爸爸妈妈反而常常处在配角的位置上。小孩子也意识到自己是主角，表演非常卖力。但我总觉得有一种做作的成份。从这种模仿可以看出，现在少年儿童的明星意识非常强。
孟睿瑞(北师大儿童文学专业硕士生)：如今很多的电视节目中，孩子被当作一种成人的玩物，看了令人心酸。
某省一个戏曲栏目的少儿组中，孩子们纷纷唱着大人的戏曲，尤其是孩子们幼稚的童声唱出成人凄厉的哭腔的时候，看得都让人心酸。可是每当这个时候，台下都会响起热烈的掌声。当观众打分决定哪位选手能够晋级的时候，往往是那些模仿大人最像的小孩子。记得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声泪俱下地演唱了一曲“秦雪梅吊孝”，居然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细听她的声音，没有了童音，完全是经过训练之后的成人才发出的成熟声音。他们小小年纪就模仿成人的声音，试问，我们的孩子和成人还有什么区别？难道仅仅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缩小的成人”吗？
谭五昌：比如现在有一个叫阿尔法的新疆小孩，他就能把明星模仿得非常像，很有明星的做派和风度。甚至前些天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在一个电视节目上露面，人家点评他说你长得像阿尔法，可见阿尔法作为少儿明星的影响力已经不可低估了。
孟睿瑞：我还想到了《梨园春》节目推出的一个童星，她惟妙惟肖地表演出老太太的样子，还得到了观众和评委们的一致好评，结果她迅速走红，在各种电视节目中频频出现，满足了成人观众的一种猎奇心理。可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她在很多场合出现的时候，满口的大人味，调侃一些成人话题。记得在一次大型的节目演出中，这个童星作为唯一的一个孩子，竟然跟成人演员讨论起了关于“婚姻”的话题，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陈宁：在一些节目中，很多问题就预先给孩子们指定了应该怎么去说，孩子们也善于作秀。在有一期《超级宝宝秀》的节目中，主持人问一个很小的孩子：“你爸爸回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呀？”小孩子天真无邪地回答说：“爸爸最喜欢做的事是回家就扑在妈妈身上。”观众“哄”的一声都笑了起来，主持人也笑了。你说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太低俗了？问一些适合孩子的、可爱一点的问题不行吗？真是为了达到娱乐的效果，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吗？
许军娥(北师大儿童文学专业博士生)：现在大众媒体已经把儿童和成人的界限模糊了，没有什么秘密。我就记得在《全家总动员》里面，脱颖而出了很多小明星。这些节目对于儿童的自信心的建立、参与意识的培养、个性的锤炼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不足之处也是相当明显的。我更关注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刘睿睿(北师大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有一种竞争性质的少儿娱乐节目，好像叫《银河之星大擂台》，实行的是淘汰制。我看到那些在比赛中被淘汰的孩子，他们在台上就大哭起来，我想这在他们心灵上会不会造成永久的伤害？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说到中间部分，突然有一部分不会背了，就一直尴尬地站在台上，想了好久，最后想起来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不敢在很多人面前说话。而在这种电视节目、大庭广众之下的失败，给孩子们幼小心灵造成的伤害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比如挫折感、沮丧感、自卑感、孤独感以及被遗弃感。另外那些在竞争中获胜的儿童，恐怕会产生骄傲、轻视别人的心理。
郝婧坤(北师大儿童文学专业博士生)：我在地方台的一档节目中看到，只有五六岁大的小嘉宾烫着漂亮的大波浪卷发，穿着精致的超短裙，评点其他小朋友的表演。而另一位嘉宾是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对着镜头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做着各种鬼脸，同样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更令人震惊的是，有位小朋友刚结束表演，两个小嘉宾立刻跑过去说：我也会做这个动作！竭力表现自己。小男孩本来作不了前滚翻，却被主持人抬起双腿，前身狼狈地趴在地上，怎么翻也翻不过去。台下的观众哈哈大笑，但其实这是让人感到心酸的一幕。我觉得，电视编导们不但为成人不厌其烦地制造娱乐看点，还把这些少年儿童推向完全娱乐化的处境，在父母的错误鼓励下，只要能够让观众大笑，他们的言谈举止少有顾忌。
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一向注重品质，但有些少年儿童参与的娱乐节目中也出现盲目模仿明星做派的倾向。为什么不能挖掘、表现孩子们身边的美好事物呢？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任岩(北师大儿童文学专业硕士生)：早一些年，我看《银河之星大擂台》的时候，优胜的方式是现场观众投票，还有一个计票器，谁票多谁就是冠军。当时有一个小孩连续当了好多场的擂主。为什么他是冠军？因为他唱的是成人的歌，别的孩子都唱儿歌，但是观众就喜欢听小孩唱成人的歌曲，所以他一直票数很高。
我还想提到一些“童言无忌”的节目，主持人的导向问题让人感觉非常别扭。比如有一个节目，嘉宾是一个小男孩，加上三四个小女孩，主持人就问这个小男孩，你看这几个小姑娘，你喜欢谁，要谁做你的女朋友等等，主持人这样的表现非常低俗，误导了儿童，非常让人反感。
姜慧惠(北师大儿童文学专业硕士生)：我突然想到有一期《梦想中国》，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组成搭档参加比赛。当结果出来的时候，他们都背对着屏幕，主持人毕福剑就对那个小女孩说你们没有选上什么的，小女孩一听就快哭出来了。那个小男孩不信，就回头去看，然后对毕福剑说：“老毕，你贼坏了。你尽吓唬小姑娘。”我当时一听，也挺乐的，觉得没大没小。后来一想，觉得还是有刻意营造的感觉。
谢争艳(北师大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关于儿童模仿成人世界的类似节目，或者说是成人的话语世界对儿童世界的侵入，其实不只表现在种种模仿秀、“超级XX”的节目中，就像刚才大家提到的一些节目。在我看来，一些广告对儿童的危害也是很大的。曾经就有这样的广告，好像是关于一个保健食品的，由两个小孩子装作大人的样子，男孩子拿着玫瑰花前去求婚还是什么的，那个小女孩表现出的含羞带怯与小男孩的故作成熟，把成人的模式套用到孩子身上，实在让人对此类广告充满担忧。还有就是“清嘴”、“黑妞”一类的广告，把成人的话语、生活带入到儿童世界中，是对儿童世界最大程度的侵犯。
姜慧惠：你刚才说到的后面两个广告已经禁播了。还有什么“你一口，我一口，甜甜蜜蜜小两口”的广告词也被禁了。
谭五昌：刚才大家谈到了很多典型的少儿电视节目，像《超级少年》、《超级宝宝秀》、《银河之星大擂台》等等，包括一些让少儿来当主角的电视广告，电视台都把娱乐的看点聚焦在少年儿童身上。这些孩子在模仿成人的时候，他们的才艺展示，为什么能娱乐这么多的成人观众，并得到他们的认同和喜欢呢？我认为是满足了他们被模仿的快感。成人观众作为一个主体，面对少儿这样一个无知的模仿，就会得到一种主体性被确立后的满足性快感。在当下的语境中，这种欣赏品味其实充满了强烈的商业气息。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少年儿童在面对观众的掌声时，只要掌声热烈，他们成为明星的欲望就会得到一种想象性的满足。小孩子自己也会意识到这一点。比如有一次，一个男主持人和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搭档，小女孩就讨好那个男主持人，说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好不好？这说明小孩子已经非常知道成年人想要什么，有什么样的品味。这样，当小孩子们得到成人观众掌声的同时，他们表演的欲望也就越来越膨胀。
谁在扭曲我们的童年
谭五昌：前不久，我参加一个当代文学新锐学者的讨论会，北大的一个著名学者就谈了这么一件事，说他最近看一个电视节目，一帮特别小的小孩子在表演才艺，非常地疯狂，屁股扭来扭去。他说一看就很受刺激，难道我们现在培养的儿童都是这样的吗？难道我们的文化趣味也都是这样的吗？他甚至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回到“十七年”时期。他说他知道这样的说法很偏激，但无疑是一种真实情绪的流露。
我觉得这位著名学者的说法反映了当前文化人，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一些真实感受。的确，少年儿童正在过早地远离童年，或者说，他们纯真的天性被极大地扭曲。少年儿童对成年人无止境的模仿，成为明星的梦想与追求超出了其年龄范围。我觉得这是一种病态的文化现象，其背后有深刻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电视媒体，二是家长，三是观众。希望大家能对此做一些理性的思考与分析。
谢争艳：鲁迅在上个世纪就猛烈地批判国人心中存在着的“看客”心理，我觉得“看客”这个词用来形容这些推波助澜的观众实在是太恰当不过了。在今天，之所以出现了这么多娱乐大众的少儿“明星”，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天性，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看客”仍然存在。
为什么电视台要让这些小孩子“搔首弄姿”？目的还是为了取悦成人。在这里，成人成为了“看客”，充当了一个可怕的帮凶。
谭五昌：你认为“看客”具体是指哪些人？
谢争艳：我认为应该是每一个对这些小孩子模仿成人的表演时，发出微笑和给予掌声的人。也有可能包括在座的诸位。
谭五昌：我想这是一种自我批判的意识。谢争艳说的“看客”一词，其实我也非常认同。但我想补充一点，我认为“看客”首先是指节目现场坐着的观众，这些观众对于儿童模仿成人具有一种优越感，就有点像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想象。从当下的文化环境来看，成人观众作为“看客”的角色无意中鼓励了儿童朝着消失自我的方向前进，抹杀了儿童纯真的天性，强行将其拉入成人的世界中来。
许军娥：我对电视媒体对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为关注。现在电视媒体已成为儿童认知、娱乐的首选媒体，对少年儿童的生活和成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电视对儿童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对儿童的社会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主要想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少儿电视节目成人化。少儿的节目用成人的社会视角、成人的思维方式，裁定少儿题材，支配少儿在节目中做出符合编导口味的表演，儿童成了成人社会的陪衬或装饰品。儿童在舞台上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刻意模仿成人，儿童在节目中自觉不自觉地用成人的眼光去看复杂多变的大千世界，儿童的语言成人化，举止成人化，有的儿童剧的剧情结构也成人化。模糊了童年与成年的界限。
第二、有的电视节目将儿童包装成成人，利用孩子的童真哗众取宠，拿小孩给大人充当笑料。还有的少儿节目存在着误导儿童的倾向。如节目中的语言方言化、低俗化；表演内容的成人化、煽情性；过分强调节目的竞争性；参赛儿童的“低龄化”等等。
第三、破坏了儿童的童年生态环境。我们知道：电视对少年儿童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他们对节目中行为的模仿。少年儿童从电视中获取信息十分轻松，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阅读而依赖电视。如果儿童过分依赖电视获取信息，那么他们成年后将会拥有一个漏洞百出的知识体系。导致儿童过早成人化，剥夺了童年快乐的成长过程及和谐的生态环境。
另外，媒体的缺乏社会责任感，应该引起人们的反省。家长对自己孩子过高的期待、快捷成名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其实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关心孩子在荣誉压力下的心理反应呢？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目光投向未来，一个有远见的媒体也应该肩负起对儿童成长的责任。
我们呼吁电视媒体要增强社会责任感，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这一前提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我们要坚持以儿童为本位的理念，研究儿童的需求，走进儿童的心灵，走进儿童的生活，尊重儿童，捍卫童年。
郝婧坤：我其实有很多想法和许军娥的观点不谋而合。我认为反思这种现象，主要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家长“望子成龙”，一心想要孩子早出名，成为“小明星”，获取更多利益。另一方面，部分电视媒体为了追求高收视率，把社会责任感抛之脑后。因此，在扭曲孩子童年的问题上，电视媒体要负主要责任。家长虽然有一定选择权，但他们可选择的范围太窄，电视媒体按照自己的计划制作出众多娱乐节目，观众还是属于“被动接受”。如果编导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关注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多制作些质量上乘的节目，起到良好的文化导向作用，肯定会受到许多家长和老师的欢迎，也不会导致部分家长的盲目跟风。少年儿童代表着国家的未来，今天的少儿文化暗含着引领未来社会主流文化的基因，有道德有责任感的人们，应该重视并促进青少年文化的健康发展。
我不赞成孩子过多地接受电视文化，比如它不利于孩子交往能力的培养等。希望更多的父母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让他们可以读到优秀的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得到人文精神的浸润和美好情感的熏陶。这难道不是父母送给孩子很珍贵的一份童年礼物吗？
另外，还应该兼顾到农村孩子的文化需求。
姜慧惠：我认为电视、家长、观众三方面，电视媒体应该负主要责任。比如说家长一方，家长很少指导孩子看电视，不可能说这个节目你不应该看，而是说这个时间段你可以看电视或者不可以看电视。
电视媒体促使未成年人的社会化程度加快。著名电视专家雷蒙·威廉姆斯说过，电视改变了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从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电视帮助人们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情境，这种情境与现实环境不同，人的社会角色与特性因此也发生了改变。孩子同样可以看到电视中呈现的关于大人世界的描述，这些描述远远超出少年儿童平时接触的生活经验，使儿童心智早熟。儿童时代与成年时代的界限因此变得模糊了。从社会化角度来说，电视不单是学校和家庭作用的补充，有时其内容更是与学校和家庭教育相反。从某种角度说，电视极大地削弱了父母和学校的影响力。
早在1995年3月，71个国家的代表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召开了电视史上第一次“电视与儿童”世界高层会议。会上达成这样的共识：单纯的保护主义观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儿童的权利”意识。这次会议制定了少儿电视宪章，对少儿节目提出了7项原则，要求少儿节目优质、去商业化、增强对环境和自我的信心、有利于学习语言和文化、摒弃暴力和性、定时等等，强调儿童通过电视学习本国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必要性。如果真正能把这样的宪章落实到中国的电视媒体上，我想能够把那些负面的因素减少到最小。
陈宁：媒体追求高收视率，高的商业利润回报；家长追求儿女成龙成凤，走上星光大道；这些都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可以说是家长和媒体的合谋把孩子引上了一条他们并不理解的成长之路，让真正的童年在成人的操纵下提前消逝。这些看得见的手对孩子的扭曲背后有着无形的大手在无情地操控，那就是整个社会现状，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我们的经济发展到这一步，我们的文化也就走到了这一步。我曾经理想化地认为只要提高了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即如果我们这些儿童文学的专业人士能进入媒体层面，能以儿童本位的理念去制作真正适合儿童观看和参与的节目，说不定就会有所改进有起色。但现实却告诉我们，即便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更改大众的需要和媒体以及家长的利益需求。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媒体从业人员，即便不是儿童文学专业人士，也是高素质的精英人群。那么，即便我们有了制作少儿节目的机会，可能也只能迎合现在的趋势和潮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呼唤职业良知：救救孩子
谭五昌：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说现在的少年儿童看电视的比例达到了56％，网络只占百分之一二十。因此，电视仍然是对儿童影响最大的媒体。
在当前，少年儿童作为一种娱乐资源被过度开发，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利益驱动。媒体在商业利益驱动之下，儿童就无辜地成为电视台挣钱的工具。这是我们所处的商业时代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现实。
关于电视人的素质问题，刚才陈宁的谈话有点悲观意味，我大体上认同你的观点。但如果是我来做少儿节目，可能就不会从商业目的出发，而是本着怎样引导儿童健康成长的目的去做节目。
陈宁：但是你做这样的节目可能没有人来投资，因为必须要保证收视率。
谭五昌：对，这就要看我们的人文情怀能不能抵抗滚滚而来的商业潮流。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如此，所以刚才我只是说“可能”，而没有绝对化。
其实现在电视人中素质很高的也有，他偿也知道这样的方式并不怎么好，但是在利益驱动下，不得不这样做。话又说回来，如果不能抵挡这种商业潮流，我们就应该眼睁睁地看着少年儿童扭曲自己的天性，过早地走上成人化的道路，成为商业利益的牺牲品吗？我觉得电视人还是应该对这个问题引起反省。我在这里呼吁“良知”，这是关系整个民族未来的大业。其实这些节目，对那些有良知的电视人本身也是一种伤害。
把少年儿童变成一个挣钱、娱乐的工具，是对未来的犯罪，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将会出现大的问题。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如果童年过早地消失，那么，纯真、可爱、善良、富有梦想、追求上进等美好的品性也会随之消亡，这只会导致我们民族精神的衰亡。
孟睿瑞：首先，从电视媒体角度讲，当今很多电视媒体在利益驱动下，极不负责任。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文化上有一种浮躁心态。现在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向娱乐化的方向转变。大众娱乐节目一味地追求着“快乐”。所以，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一点也不夸张。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电视台纷纷把儿童作为赚钱的新亮点。从超级女生，到超级少年等等，孩子们被塑造成各种成熟的角色，表演着成人的性暗示的动作和声音，看了实在让人不舒服。我们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这些媒体的行为，不仅仅是对儿童的不负责任，更是对整个民族的不负责任。
其次，从观众的猎奇心理来讲，很多观众的欣赏格调不高，也为媒体盯住儿童提供了机会。还有一点就是，整个社会没有形成健康的心态，没有形成真正的“儿童本位”和尊重儿童的思想。于是这又涉及到了民族文化的问题。
一个没有童年的民族是可悲的，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波兹曼说：美国童年的消逝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文化的衰落？现在我们要扪心自问：我国少儿童年的消逝，是否意味着我国文化的衰落？我们需要向整个社会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许军娥：这需要整个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教育上来。
谭五昌：对，我们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媒体。现在的中小学老师，尤其是小学老师，他们对儿童成长的标准要有理性的把握，要正确地去引导他们。
我曾经批评过一些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人，就是所谓的“80后”，“成名要趁早”的想法在他们当中比较普遍的存在，现在这种思维变本加厉地出现在少儿身上。这种极端功利化的思维正在腐蚀我们民族的肌体。
当然，最终谁来负这个责任？毫无疑问，电视媒体应当负主要责任。另外，家长是否也需要反思呢？我们可以理解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但是这种方式与方法是走偏了。它与家长对孩子成才的定位有关，家长过于受到时代文化潮流的影响，受明星文化的影响。很多家长的心态不好，与电视媒体形成“合谋”，造成对少年儿童的心理扭曲。
谢争艳：我不大赞同让媒体负主要责任这一说法。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观众。媒体为什么要这么做？它有一个客观的因素，并不是由媒体就决定了这样的做法。我们不能谴责观众有这样的需求，这本身是时代的变化，形成了这样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媒体就不得不去迎合这种需要。
媒体追求商业利益，而利益的来源当然是从观众的收视率中获得。这听起来是有一点悲观的意思，因为观众是由个体组成，而时代的变化不是由个体决定。应当呼吁观众在面对类似的节目时，多保持一点自己的思考，不能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
郝婧坤：我觉得还是电视媒体负主要责任。因为少儿节目只有几档节目播出，在电视节目播出的时候，家长只能选择看和不看，因此这种选择是被迫的。如果电视媒体都有这样的意识，为少儿录制更多格调高尚的节目，那么家长也会喜欢这样的节目，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喜欢少儿娱乐节目。
谭五昌：现在的才艺表演为什么不能以背诗的方式来表现呢？还有心算等，都是非常好的方式。在我看来，还是多多鼓励他们学知识、学文化，对儿童形成正确的引导。而现在电视制作人几乎把精力完全用在娱乐方面。
谢争艳：家长没有选择节目制作的权力，但是家长有选择频道的权力。所以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谭五昌：如果媒体不去做这样的少儿娱乐节目，不去满足观众这样的需求，久而久之，观众就会去看成人的节目了。因为现在电视台摸透了观众的心理，知道这些观众的猎奇、追求新鲜感的心理，于是就去迎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还是利益驱动使然。
刘睿睿：其实无论是媒体也好，观众也好，我认为不过都是有形的替罪羊，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整个的社会趋势。这个趋势谁也无法扭转，无论是电视还是观众。刚才谭老师说到念诗，我就想起我经历过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在稻香村，人很多，突然听到一个孩子在背唐诗，好多人都惊讶地回头去看，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现在的氛围就是这样，大众就是需要娱乐。如果用书卷气去要求别人，会不会有点强人所难？
谭五昌：但对于不好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们仍然要发出要求改变的呼声。
郝婧坤：鲁迅在那样的困境中，也要保持他“在铁屋中呐喊”的精神，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当然会比那个时候好多了，我们还是应该要有所作为。
谭五昌：尽管我也知道与历史潮流相对抗是很困难的，但我们有责任也有权力去捍卫孩子们的童年。从今天的讨论中，我觉得我们还是对时代潮流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这一趋向达成了共识，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中，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都被高度地功利化了。现在小孩子站在舞台上，都会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竞争意识，即使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也是功利性质的胜利。名利成为价值判断的标准，通过电视、家长、观众及社会舆论的诱导与灌输，深入到孩子的心灵中去，并变成了儿童的潜意识。这也是为何现在的少年儿童频频地成为电视娱乐节目利用对象的主要原因。
孩子们的童年正在消失，我们民族的美好未来正在流失。一个忘记童年、不需要童年的民族，是一个残缺的民族。无论是在座的诸位，还是电视人，包括观众、家长和老师在内，都需要提高自身的责任感，还给中国的少年儿童一片蔚蓝的天空。
在这里引用波兹曼的一段话：我们的文化会忘记它需要儿童的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它已经快要忘记儿童需要童年了，那些坚持记住童年的人，将完成崇高的使命。这段话具有超越国别和民族的特点，移用到当前中国的文化现实上，也是同样地贴切。为了维护我们民族的童年，希望各位为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尽一份绵薄之力。
(谢争艳 王芳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