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几个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法的比较与选择
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日益增多，目前最常见的有：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从速度型转向效益型、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和从外延型转向内涵型增长方式等等。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全局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根本性决策，因此，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界定和选择，必须本着严肃认真、谨慎、科学的态度对待，本文将对以上几种主要提法进行比较、鉴别，以求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科学界定和正确使用。
关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这一提法事出有因，目前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这一组概念的提出的确有其现实意义。数量的含义是指事物的多少或产出的多少，质量是指产品的优劣程度。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也就是从产品的增多转向产品的优化程度提高，这一提法未必科学。第一，从出发点看，这一组提法只是从产出的总量（数量）和质量出发考察问题，虽然质量也包含有效益的因素，但不涉及投入，不反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也就从根本上迥避或忽视了经济效益问题，任何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不反映效益，那将是一个最根本的缺陷。第二，经济增长的本义就是讲数量的增加或增多，这是用绝对数来表示经济的增长，如果没有数量的增加增多，也就没有经济增长。如果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那就意味着放弃或忽视数量的增加和增多，也就不存在经济的增长；同时，质量的增长显然是质量的提高，而质量的提高却无法反映数量的增加，这也就违背了经济增长的本义。第三，质量水平的提高也要以数量为基础或依托，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数量不存，焉存质量？可见，不能固守质量而忽视追求数量。第四，数量是产品产出的计量，本身应该包含有起码合格的质量，如果产品达不到起码的质量标准，就不能算作数量。因此，数量型增长应该是被允许存在的。同时，任何经济活动及其产品产出，都会有一个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只向某一边倾斜都会产生片面性，只有在二者的结合上分析经济问题才是科学和正确的。而且，“数量型和质量型”这组概念是不具备典型的极普通的一种表述，而关系到重大战略意义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不宜采用的。
“速度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化”这一提法也比较贴近现实经济生活。速度是指国民经济的同一经济指标在时序上的比较，也就是全部产出总量或部分产出总量的增长比率，一般用相对数来表示。由于要与效益作对比研究，这里将速度采用全部产出即C+V+m （总产值）增长来表示。效益则是劳动投入量（包括劳动占用和劳动耗费）与（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出量之间的对比关系，投入量用C+V表示，产出量用C+V+m表示。速度虽不直接显示出投入量， 但在全部产出中是可以分离出来的：在全部产出C+V+m中可分离出补偿性产出C+V 也就是投入量。这也能够看出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由于速度是增长比率，速度就是增长的代名词或同义语，也可以说是增长的另一种科学表述，世界上没有不用速度来反映和表示经济增长的。然而，如果将它典型化为“速度型增长”，似乎并不确切。因为界定“速度型”是与“效益型”相对应的，“速度型增长是没有效益”的结论是不正确的。由于速度提高既可以是投入量（C+V）增加所至，也可以是净产出（m）增加所得， 而净产出（m）的提高就是有效益的。同时，m的提高或增长也是一种速度，是部分产出的速度，如果以净产出（m）的增长比率计算速度， 则速度越高越好！可见，有速度或高速度不一定就没有效益，用“速度型”来概括经济增长有可能产生片面性随之产生误导。
另一方面，如果用效益型增长取代速度型增长也不一定科学。首先，效益本身并不反映经济增长，效益是同一时点同一经济过程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关系，不直接反映与其它时点和生产过程的比较。其次，效益是投入量与产出量的比较，这里的投入量是投入的总量，而不反映投入的内部结构比例，这较之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又是不足之处。再次，效益与速度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也就是效益与经济增长有矛盾和对立的方面，在有效益的情况下，可能无速度，或者是零增长（如第一个生产过程7c+3v+1m，后一个生产过程是7c+3v+1m，这就是有效益和零增长），或者是负增长（前过程是7c+3v+1m，后过程是7c+2.5v+0.5m，这是有效益、负增长）。实际上，在经济生活中，效益重要，速度也重要，二者不可偏废。经济效益是一切经济工作的中心，而经济工作又是一切工作中的中心，因此效益是中心中的中心。而建设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没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也难以实现，所以速度同样也很重要。速度和效益既矛盾又统一，它们的矛盾体现在C+V上，如果C+V（投入）下降，其他条件不变，则效益上升，速度下降；如果C+V（投入）上升，其他条件不变，则效益下降，速度上升。二者统一在净产出m上，m增大，效益提高，速度也提高。因此，把二者统一起来将会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认为，不宜用“从速度型增长转向效益型增长”这一提法。
关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提法，使用更加广泛和普遍，甚至党和国家的文献也予以采纳。然而，学术界也有同志对这一提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提法“仔细失调似有不妥之处”，〔1 〕本人不赞成这种看法。我认为，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是时空跨度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一种界定，特别是其出发点从投入与产出总量的关系深入到投入的内在结构比例与产出总量的关系。既有结构的优化，又有总量的合理，是所有经济增长方式表述中最科学最正确的一种提法。首先，这一提法具有悠久的理论和实践的渊源，早在1777年西方学者安德森等一些经济学家就已经在讨论粗放和集约这一组概念，然后古典学派学者李嘉图于1817年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更明确地使用了这一组概念，稍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等著作中曾数十次地使用或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对概念，直到本世纪60～70年代，原苏联东欧学者也创造性地使用了这组概念来分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民经济的增长运行状态，直到今天，我国许多学者仍然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分析和界定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其次，按照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顺序，粗放和集约概念的含义逐步在加深与拓宽，既有古典的含义，又有引伸的含义，还有现代的含义，但其本质精神并无改变。再次，粗放和集约概念，随着使用或应用的经济领域、环节和时空的不同，相继产生了至少有五种有创意的具体形式，这就是：粗放地租和集约地租，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粗放扩大生产和集约扩大生产，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粗放增长方式和集约增长方式等等，这些具体形式也是粗放和集约含义的引伸拓展的具体体现。最后，由于粗放和集约具有传统含义、引伸含义以及现代含义，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适合于分析界定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状况，也适合于一国内部不同时空的经济运行状态的描述和界定。正由于此，本文将在下文应用粗放和集约概念来具体分析中国与之相应的经济增长方式。
外延型增长和内涵型增长，这一组概念其含义用最简明扼要的表述就是：外延型是用要素投入增加使产出增长，内涵型是用要素效率提高使产出增长。外延型的要素投入增加是指硬要素（如劳动、资本、土地等）增加，内涵型的要素生产率（效率）提高中的要素也是指硬要素，硬要素生产率怎么能提高呢？那就必须有软要素（如科技、组织、管理等）的加入或投入，由于软要素增加投入才使硬要素生产率提高这是不容质疑的。外延和内涵这一组概念的出发点是：从硬件角度看，主要是研究投入总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从硬、软件综合看，它也是分析硬件和软件两部分投入的结构比例关系。这里我们发现，研究硬、软件投入的内在结构比例关系，实际上这正是粗放和集约这组概念的本义，因此可以说，外延型和内涵型本质上也就是粗放型和集约型的具体内容或形式，而且是现代的发展了的形式。可见，经济增长方式也可以用外延型和内涵型增长方式来进行界定和表述。
然而，外延型和内涵型与粗放型和集约型毕竟因表述文字不同而其语义也有所不同。我认为，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区别主要是：第一，粗放和集约的内含和外延要大于外延型和内涵型，也就是说粗放和集约包括了外延和内涵这一种形式。第二，外延和内涵是粗放和集约的现代形式。第三，单从硬件角度看，粗放和集约主要分析硬件要素的内部结构比例；而外延和内涵则侧重硬件要素的总量增减。从这一点出发，粗放和集约的古典形式和引伸形式都主要是研究的硬件投入的内部结构，因此又都可以归之于外延型生产中。它们二者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一是，广而言之。不论粗放和集约还是外延和内涵，它们都是研究投入内部的结构比例关系，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对比问题；二是，两者部分（局部）重叠，粗放和集约发展的现代形式就是外延和内涵，二者并无矛盾或对立。
二、粗放和集约型增长与国情和发展阶段
理论的发展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粗放和集约的含义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这一组概念最先是从分配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地租的形态即粗放地租和集约地租的〔2〕， 然后探索两种地租形态的来源时就涉及到生产领域，形成了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两种农业生产经营的状态，是根据农业中简耕粗作和精耕细作两种经营形式提出和使用的概念。马克思当年不仅经常使用而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组概念〔 3〕，马克思的创造性运用不仅仅在于从分配领域引向了生产领域，也不仅仅在于对生产领域中的经营状态的描述引向对扩大再生产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把这组概念从农业生产内部引向了工业生产领域，使这组概念的含义和使用拓宽或普遍化，达到了引伸和现代化的水平。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开了历史先河，起到了理论依据和先导作用。
粗放和集约的含义在逐步拓宽和发展，首先它的古典或初始含义是在农业生产中，以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简耕粗作，这便是粗放（经营）；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这便是集约（经营）。其次，粗放和集约这组概念的引伸含义可以表述为：在工业生产领域或其他物质生产部门中，两者以生产经营中社会资源（或要素，主要是硬件）和自然资源的数量比例作为划分标准，从相对意义上讲，如果自然资源（或要素）投入的比较多，而社会资源要素（主要指硬件）投入的比较少，则为粗放；相反，则为集约。再次，粗放和集约这组概念的再引伸含义或现代含义，我认为可以界定为：在所有的经济活动中（包括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使用较多的硬要素（资源）和比较少的软要素（资源）的投入结构，则为粗放；相反，则为集约。通过以上发展的三层含义的概括分析，可以看出：粗放和集约在本质上是研究在经济活动中投入的资源（自然的和社会的）或生产要素的内在结构比例变化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根据上述三种含义和本质的界定，我认为还可以在总体上抽象出一个适宜于一切社会或时空条件的总的含义，这即是：在经济活动中，使用较少的相对稀缺或较昂贵的资源要素与较多的相对丰富或廉价的资源要素的投入比例结构就是粗放型；相反，在经济活动中，使用较多的相对稀缺或较昂贵的资源要素与较少的相对廉价或丰富的资源要素的投入比例结构，就是集约型。从上述各种含义的变化中可知，粗放和集约两种形式中的投入的内部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随着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粗放和集约的具体投入结构是相应变化的，从始至今这些发展变化可以概括出四种典型的基本形式。
第一种基本形式是初始的发生在农业内部的土地粗放型和土地集约型，土地使用面积大，资本和劳动投入比较少，乃粗放型，也可以称之为土地密集型模式。土地使用面积相对较小，而投入的资本和劳动相对较多，乃集约型。由于这一形式是古典的原发性形式，因此，几乎所有辞典和教材均以此表述作为释义。第二种基本形式是劳动粗放型和劳动集约型，劳动粗放型是劳动力投入的多，资本和土地投入的少，这也就是劳动密集型模式；而劳动集约型是指劳动力投入相对较少，资本和土地投入相对较多的投入结构。第三种基本形式是资本粗放型和资本集约型。资本投入相对多，土地和劳动投入相对少，就是资本粗放型，也可以称作资本密集型模式。而资本投入比较少，劳动和土地投入相对多，则为资本集约型。第四种基本形式是硬要素粗放型和硬要素集约型。所谓硬要素粗放型是指硬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投入的增加或比较多，而软要素（科技、组织、管理等）投入比较少，称之。所谓硬要素集约型是指硬要素投入较少，而软要素投入相对较多，称之。这四种基本形式中有的还可以相互转化，转化后的层次会有所提高，不同的国家及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可以进行对号入座。
研究粗放和集约型增长，就是研究投入的内在比例结构变化，而这种结构比例变化又是由各种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贵贱直接决定的。资源要素结构比例的选择，不是凭人们的主观意志和良好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
首先取决于国情，特别是由国情决定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丰度和状况所决定。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人口众多、劳动人口多、劳动力多，特别是普通劳动力或简单劳动力过剩，“人口压迫生产力”的情况十分突出。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而且在总体上摆脱不了劳动密集型模式的生产方式。同时，我国地大物博，而按人均量算却是“地狭物薄”，人均资源严重短缺，不少资源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耕地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水资源还不到世界人均的1／4，森林的蓄积量为世界人均的1／10多一点， 石油为1／8，天然气为1／20。一方面资源短缺， 另一方面原材料和能源却浪费惊人。如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综合能源消耗是日本的6倍、韩国的4.5倍、印度的2.5倍；钢材、木材、水泥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 8倍、4～10倍和10～30倍；我国的能源利用率仅为30%， 比一般发达国家低20%左右。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短缺、消耗大、利用率低，这表明经济活动中投入的自然资源要素的比例宜小不宜大，要尽量节约和提高效益，就要尽量采用土地集约型、劳动粗放型和资金集约型以及硬要素集约型等形式。此外，我国的基本国情还表现在幅员广、地区差别大，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衡、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这决定了即使在同一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也会因地区差距而各异，不能搞一刀切。
其次，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对粗放型和集约型的选择，还主要取决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进程与阶段。目前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总体上说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算高。首先，按工业化进程来界定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到2000年人均收入800美元，到2010年1600～2000美元， 在这一阶段中工业不断地取代农业，农业不断地工业化，大批农业劳动人口要转化就业结构，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要靠城镇吸收，这一阶段对粗放型和集约型的选择也应多种多样，但从宏观总体上看，多数工业部门仍然要接受劳动密集型模式，由于土地稀缺加速，农业中必然趋势是选择土地集约型方式。其次，按产业结构演进的顺序来判断我国的发展阶段，我国产业结构总的说来还处于相对低级或低度的水平上。除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技术水平偏低和三次产业的国民收入构成比例失调之外，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就业结构比例，农村人口太多、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或失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论劳动力分流到何种产业哪个部门，都将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劳动粗放型增长方式。可见，我国存在着大量过剩劳动力，这在宏观总体上考虑经济增长方式如何选择粗放和集约时，不能不面对这一极为客观、现实和严峻的事实，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刚性制约。
选择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方式，虽然与经济体制也有密切关系，然而，这主要是粗放和集约的现代形式即外延型和内涵型与经济体制的关系更为直接，拟在下文进行分析。
三、外延和内涵增长与社会经济体制
从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和内涵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定位分析，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有更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把经济增长方式称之为经济发展体制，同时把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称之为经济管理体制，那么，经济发展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就具备了相对的同一性；运行具有交融性、改革具有同步性、转轨具有因果性。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的关系极为密切。
首先，从问题的提出看，经济增长方式表述概念的提出就直接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经济增长方式是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者分别在60～80年代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存在的普遍的严重问题和改进方向时所提出的概念。而且，这一时期前苏东国家也分别正进行着经济体制改革，这表明，“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问题的提出就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直接相关。我国著名经济学者指出，“‘粗放增长’（Extensive growth ， 又译外延增长）和‘集约增长’（Intensive growth，又译内涵增长）是苏联经济学家在60年代初期创造出来用以分析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4〕由此可见， 这一经济学范畴不是过去一般老概念的简单重复，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体制造成的某种经济状况的最新特写。经济增长方式的这两种汉译表述，无论从何种角度都应该是一种创新：从“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的词译来看，虽然外延和内涵（含）这一对概念马克思早就使用过，但马克思是在研究社会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时使用这一概念的，他说，“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5 〕尽管后来苏东国家学者提出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时受到了马克思著作的极大启发，然而，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毕竟与扩大再生产类型有着明显的区别，或者至少也是在概括或表述上的一种创新。从另外一种汉译即“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来看，应该说更是一种创造，而有的学者却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粗放”和“集约”两个词语早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述，甚至比李嘉图使用得还要早，不承认后人对这一概念使用的创新或理论的发展。〔 6〕然而，这些学者关键是忽略了李嘉图等的文献著作中只不过是一般使用“粗放”和“集约”两个词语，或者充其量至多也只是拓展为“粗放地租”和“集约地租”、“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两组概念，而绝非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提出和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尽管“粗放经营”与“粗放增长”、“集约经营”与“集约增长”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同一概念，至少可以区分为：前者是经营活动的动态表述，而后者是经济结果的比较或经济增长的内容，不能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应该承认后者是一利创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种理论范畴的升华是基于特定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践的，没有这种体制实践，也许就根本不会有这一组范畴的提出。实践的创造必然导致理论的创新。
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这一组概念的创造性提出是基于传统的经济体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增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外延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内涵型增长”方式。苏联等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症结在于主要依靠外延增长而不是依靠内涵增长，也就是倾全力动员资源或增加要素投入，而把提高要素生产率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放在次要地位，从而导致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严重问题。
外延型增长方式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
首先，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主体是政府，因些传统体制也就是政府体制。由于政府的多职能，既是经济主体，更是社会和政治主体，政府的多重角色使政府经济社会目标就具有多方面性，必然造成经济目标的多元性，也使得经济活动中参入了非经济因素，经济目标不是为了投入产出的最大效益，必定产生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府，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必须实行广泛就业，使人民安居乐业，这就必须大量增加和安排劳动力的投入，在资金、设备等客观条件既定的情况下，自然要影响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已经不主要是经济活动的必要需求，而主要成为社会政治目标的强力驱动。
第二，人民的政府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或长远利益，政府在决策中必然要提出和实现“赶超目标”。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头脑容易发热，违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急于求成、欲速不达，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许多年的高速度、高指标，必然造成高积累、高投入，既有劳动力的高投入，也有生产资料和资金的高投入，必然造成外延型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投入大、消耗大，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为国民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即几十年形成的摊子大（铺新摊子形成的）、基数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使我国具备了一个门类齐全、基础良好的国民经济体系。
第三，政府行为是由官员来执行或操作的，作为人民的代表和政府的操作者，在实践中还普遍存在着一个“政绩目标”。在各地各个时期，政绩项目、首长工程、纪念工程等不时出现，不惜工本、不惜代价、高投入、低效益，产生严重后果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也必然造成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
其次，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排斥竞争和价值规律，使生产经营单位内无动力、外无压力，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和动力机制，经济单位无法按照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即按效益行事，经济效益根本就无法或不能摆在议事日程上来，使其活动无自主决策、无自主计划、无自主落实，投入产出关系放任自流；企业无自主权、管理混乱，甚至企业作为经济角色也要为政府分担社会义务，为政治服务和为“中心”服务，企业办社会、企业办“企业”等普遍存在，使经济活动中的投入产出无法纳入正确轨道。外延型生产经营活动无法避免。
最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政府主体和计划，长期以来微观经济活动单位一直存在着“为计划而生产”、“为生产而生产”、“为产值而生产”、“为速度而生产”的流弊，不仅不惜工本或不计投入，而且也不注意产出，许多产品不符合社会需要、只好积压在仓库，结果“工业报喜”（产出了），“商业报忧”（无人需要）。不断地铺新摊子、工业自我服务严重，即使在产出较多的情况下，由于不符合社会需要，也没有经济效益。
总之，外延型增长方式，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要解决从外延型增长方式向内涵型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进行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否则将无法转变。
注释：
〔1〕张朝尊：《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提法的质疑》， 《改革》1996（1）。
〔2〕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58、59页， 商务印书馆，1972。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第192页， 人民出版社，1965。
〔4〕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11）。
〔6〕奚兆永：《论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经济研究》1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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