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基本形态及其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日本论文,成因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日本的政治和社会思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民族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和高扬，并以“历史修正主义”运动为表现形式。这股思潮及其运动，一般被称为“新民族主义”。反映在国家政治层面，即日本在完成了现代化而重新设计和选择国家发展目标、发展模式的转型进程中，国家主义的色彩趋于浓厚。鉴于中日之间的历史经历和围绕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及现实国家利益的摩擦、冲突日益频繁，日本的新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持续关注的对象。
一般而言，民族主义的基本功能，一是为民族国家获得合法性制造理论根据，二是以一定的方式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凝聚国民。而不同时期民族国家建设的不同主题以及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同方式，就构成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基本形态。与日本战前以及战后的民族主义相比较，日本的新民族主义无论是美化日本近代历史的思想主张，还是修改教科书的运动手法，似乎均无甚新意，与以往的右翼史观无异；而且从整体来看，这一潮流迄今既未形成系统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其运动更是派别混杂、观点各异、内部纷争不断。那么，所谓“新民族主义”，究竟“新”在何处？
在考察日本新民族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基础的过程中，我们会注意到两个基本的事实，其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面对的是冷战结束和全球化迅猛推进带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剧变；其二是日本本身进入了一个从现代化阶段向后现代阶段转变的国内社会结构转型时期。这一背景应是认识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基本前提。因而，本文并不试图对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做出全面评析，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及社会变化的角度，对其基本形态及其成因加以探讨和分析，即日本的新民族主义，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否是对战前极端国家主义的简单回归？
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态及其演变
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世界是被划分为不同的民族的，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命运”。①以各自的族裔历史、文化、语言以及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为基础，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经历，这些也是民族主义存在和兴起的客观因素。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仅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表现形态形形色色，而且各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也会面对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因而在特定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其民族主义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所谓“形态”，简而言之，即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形状或表现。②民族主义的形态，即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或者特定国家、特定历史阶段呈现出来的形式与表现。而就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而言，在特定国家中，民族国家意识的状况、民族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建构民族认同和用以凝聚国民(即国民统合)的不同方式，就造成了其民族主义在各个历史阶段上的具体形态。
民族主义是近代的产物，它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和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相伴而生，日本也不例外。日本民族国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在明治维新所建立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体制下的民族国家创建时期，也是国家近代化的时期，该时期终结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第二时期，是在战后《日本国宪法》体制下重新开始民族国家建设的时期，也是国家现代化的时期，该时期大致终结于20世纪90年代初。第三时期，则是90年代中期以后，以全球化为背景，日本向民族国家成熟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家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这一时期迄今并未结束。
与这三个时期相对应，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或制度变革经历了三次转型，民族国家认同及国民统合的建构方式也大致经历了三次变迁。因而，日本的民族主义先后呈现出三种基本形态，即(1)日本民族国家创建时期民族主义的“原型形态”；(2)二次大战以后日本民族国家重建时期民族主义的“战后形态”；(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民族国家进入成熟期的“新民族主义形态”。
就日本民族主义的原型形态而言，它是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主要由于外部威胁的压力而形成的，它同时面临形成民族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双重任务，并带有一定的紧迫性。因而，在近代初期日本民族意识的自然发育尚不充分的前提下，日本民族主义的原型形态用以构建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的手段，主要是对内借助日本的民族神话和传统信仰并将其加以意识形态化，以天皇观念为核心，将抽象的“国家”同一化于“万世一系”的天皇，而形成“神国”；将“日本人”同一化于与“天皇一体”的氏族共同体，而形成“民族”，从而创造出日本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甚至“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独特性”，构建日本人对日本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意识，形成以天皇为核心和纽带的，天皇、国家、民族与个人高度一体化的天皇专制主义家族国家；对外则通过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胜利，刺激民族自信心的提升，以日本得以跻身列强行列来满足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主义形态，本文也称之为“天皇制民族主义”。它是由统治集团主导、自上而下极端强化国民绝对效忠和服从天皇国家的意识形态，它与高度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极易将国家推向极端。
二次大战后初期，基于战前国家与国家主义被否定的现实，加之冷战的国际环境和依附于美国的状态，战后日本既不可能、也基本不需要直接以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统合国民，因而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整体呈现潜伏化的低潮状态。一方面，由于战后“象征天皇制”将天皇与国家政治分离，因而天皇基本回归文化意义，只是民族统一和民族文化的象征，但却不再代表“国家”。这一变化与对战前国家体制的批判相结合，对战后日本人的国家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它造成认同意识上“国家”观念与“民族”观念的分离，也就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分离。随着对战前的反省和对战前国家的否定，战后的国民(民族)甚至一度被置于与“国家”相对立的位置。对战后的日本人而言，“国家”不仅成为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而且甚至一度成为被敌视的对象，以至“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爱国心”等词汇成为禁忌语。由此，“国家”不再是被认同的直接对象。另一方面，在战后两极政治的背景下，日本国民的政治意识处于分裂状态，各种指向的民族主义并存，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造成日本人的国家认同一度处于缺失状态。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赶超型发展模式下，国家认同的空白基本上为“企业”所填补；“企业”成为“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中间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本应由国家承担的功能，形成“企业社会”，即“企业”成为国民直接效忠的对象。从而，“企业社会”就成为国家对国民进行统合的替代物，形成“企业社会统合模式”。③这种统合方式，使战后日本的国家认同走向了间接化。与此同时，日本国民的民族心理从“世界唯一放弃战争”的和平国家形象以及经济奇迹般的成功中获得满足。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得以恢复，民族主义呈现回升势头，体现为60年代～70年代思想文化界“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的热潮和80年代政界的大国主义思潮。但总体而言，迄至80年代末，日本民族国家认同以及国民统合的构建方式，并没有突破战后形态的基本框架。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态，本文也称之为“企业社会型民族主义”。
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新民族主义，目前其形态仍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就其基本背景而言，在国际层面是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在国内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趋于完成，并开始向后现代社会转变。而在这一背景下，90年代以后日本的基本状况是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政局动荡，原有的社会共同体趋向瓦解，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受挫和国民心理、国家认同的危机。因而，新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是重建日本人的民族国家认同，以恢复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重新焕发日本民族的活力。而新民族主义用以重建国家认同的主要方式，其一是重新认识和评价日本近代以后所走过的道路，当然也包括重新认识和评价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历史，其典型体现就是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为代表的“历史修正主义”运动；其二是强调重新树立国家观念即所谓“公”的意识以及“爱国心”(奉公意识)，反映在国家政治层面，即90年代中期开始的修改宪法、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动向和1999年的国旗国歌法制化等；其三，则是以重新建设一个“强日本”为目标，如主张修宪、增强军事力量。新民族主义潮流起始于文化思想界和言论界“自下而上”的鼓动，逐渐形成与国家政治一定程度的互动关系，推动政界“自上而下”地形成一些具有国家主义性质的政策并付诸实施。这是迄今日本新民族主义所呈现的基本形态。
与战前和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相比较，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具有如下显著的特征：其一，天皇作为凝聚国民的核心或者民族精神象征的作用明显下降。日本传统右翼的民族主义是以近代天皇制国家为载体的，近代天皇制的思想是右翼运动的思想核心。就传统的日本民族主义而言，可以说“没有天皇”的右翼运动是不存在的。但是，在新民族主义思潮及其运动中，这种情况却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他们对近代历史的重新评价，都已在一定程度上脱出了过去传统右翼以天皇为中心的天皇主义的框架，他们甚至不再言及天皇。1989年昭和天皇去世之际，日本也确曾出现一股以“天皇元首化”等主张为中心的天皇制复古潮流，但1994年11月，日本三大报之一的《读卖新闻》在当时甚嚣尘上的“修宪”讨论热潮中，发表了它的宪法修改草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宪法修改草案中，开篇第一章即“国民主权”，而在战后《日本国宪法》中居第一章位置的“天皇”则退居该草案的第二章。这是战后以来日本政界、思想界、舆论界关于宪法修改的争议中，首次将天皇的位置放在“国民主权”之后。有日本学者称，这是关于天皇地位的“划时代的提案”。④经2012年12月众议院选举而重掌政权的自民党，在其政权公约中，同样将国民主权、尊重基本人权、和平主义三大原理置于天皇之上。⑤也就是说，与战前甚至包括战后传统的右翼民族主义相比较，新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变成了“没有天皇”的民族主义。
其二，在国家认同和国民统合的建构方式上，中间替代环节趋于消失。前述日本民族主义的三种形态中，战前形态和战后形态在“国家”与“民族”(国民)之间都借助了中间替代环节，前者是天皇，后者是“企业社会”。但新民族主义形态则倾向于直接诉诸国家与国民关系的建立，即国家与民族呈现出合一的趋势。
其三，对美国的依附。在民族主义的意义上，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存在着一个悖论，这就是日本强化国家意识、重建国家认同的进程，是与进一步依附美国的进程同步推进的。就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政治进程而言，以“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为开端的日美军事一体化，与以修改宪法、国旗国歌法制化为标志的国家意识强化同步进行，两个过程蕴含着内在的矛盾，却又相辅相成，形成日本新民族主义所独有的一种奇特现象，日本学者也将这种特征称为“寄生性”。⑥
那么，日本的新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呈现上述形态和特征？这种形态和特征又是在什么样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呢？日本学术界在分析日本新民族主义的成因时，将之归纳为三点：其一是冷战体制崩溃造成的社会主义的破灭；其二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日本国内不少人将其视为“美国化/美国的阴谋”而产生的抵触；其三是日本社会中家庭、社区、学校、企业的“空洞化”，使国民倾向于民族主义。⑦中国学者杨伯江则将新民族主义的生成原因概括为三点，即实力背景从经济增长强势向弱势的转换；社会心理基础从自负向自危的转换；表现形式从“外向”向“内向”的转换。⑧这两种分析都十分中肯。本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已经完成现代化赶超任务、向后现代社会转变的日本而言，制度变革和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是一个客观的要求，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日本遭遇了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大潮的迅猛冲击，这是日本面对的最大挑战。而这一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从外部制约了日本制度变革和国家转型的方向。这是促动日本新民族主义兴起和高扬的重要原因，也造就了新民族主义的基本形态。下文着重从这一角度对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基本形态加以进一步分析。
全球化冲击下日本的结构改革与新民族主义
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经济结构及社会运行模式，都是冷战的直接产物，有学者称之为“冷战式结构”⑨，也是战后“经济中心主义”的结果。在这一体制下，日本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化赶超任务基本趋于完成，且经济增长势头再度强劲。因而，在冷战结束之初，日本曾经信心满满地认为，两极体制瓦解使自己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借80年代末、90年代初“平成景气”所显示的经济实力，日本可以成为多极化中主导冷战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一极。故而，日本还曾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继中曾根之后执政的竹下、宇野、海部、宫泽等内阁都继承了这一方向，大国意识显著增强，战略决策频率明显加快。海部时期还继续坚持以经济为中心的“国际贡献政策”，到了宫泽时期，则发展为“新形势下在政治、经济、安全保障各领域全面发挥作用”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综合性国际贡献”，⑩诸如争取从《联合国宪章》中取消旧“敌国”条款、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等，均是这一时期提出的。到宫泽时期，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具体目标和战略步骤已经十分明确了。小泽一郎、桥本龙太郎等人提出的“普通国家”论，也正是这一发展方向的体现。中国学术界大多将其概括为“大国主义”。
然而冷战终结的政治意义却似乎超出了日本人的想象。冷战结束以后，原来被冷战格局抑制的全球化能量得到空前释放，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加快。而日本由于战后以来在国际上战略角色的缺失，政府一元化决策的能力较弱，既无法对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迅速做出反应，更无法满足应对这种变化的需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为对日贸易和国内财政的双重巨额赤字所累，多次下调美元汇率，迫使日元急升，给战后以贸易立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日本带来沉重打击。由于国内市场空间有限而生产能力过强，日元升值后一下子“多”出来的一大块资本，被迫一方面投向海外，使日本资本迅速走向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涌向虚体经济，从而埋下了“泡沫经济”的恶果。
由此，90年代以后的日本出现了带有相反性质的两种趋势。第一种趋势是由于海外投资大规模展开，日本企业进入了全球发展的时代，大企业及其资本需要国家保障其海外利益，因而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进程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历“失去的十年”的背景下也没有改变。但是，这种政治大国化，主要是以资本的全球化这种新事态为背景和依据的大国化，有日本学者称之为“现代帝国主义化”或“新帝国主义化”。(11)也就是说，资本的全球化为日本的国家转型增添了新的内涵。如果说80年代中曾根时期的“政治大国”是以追求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政治地位、谋求发挥国际政治作用为主要目标的话，那么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政治大国”则是以资本的全球化为基础的，其主要目标是满足资本的需求，所以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总能看到财界和大企业的支持和推动。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政治大国化，既不是对战前军国主义的简单回归，与80年代强调日本发挥国际政治作用的“政治大国”也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同时，日本资本的这种“全球化”，也已非中曾根时代的“国际化”。这种趋势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赶超任务的日本，在客观上已经无法退回战后初期那种小国、弱国的自我定位，它对新的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只能是“大国”或者“强国”。
同时，“泡沫经济”破灭，战后靠“经济增长推动的政治”难以为继，加之“海湾战争”以后，日本人的传统安全观念受到严重冲击，以及日本周边环境变化、中国崛起等因素，都推动日本重新考虑自身的国际定位和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要求国家增强战略制定能力和决策能力，建立国家一元化快速反应决策机制的呼声日益增大，体制变革和结构转型的进程加快。而建立旨在强化国家决策功能的“强有力的政治”就成为体制变革的重要目标。这一点与建设“强国”的国家发展方向选择相吻合，是新民族主义思潮能够与国家政治形成互动并在政策中得以体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存在着与“强日本”目标相悖的另一种趋势。由“泡沫经济”带来的“平成景气”，可以说是在战后赶超型国家发展模式下的最后辉煌，随着“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开始了萧条低迷的20年。80年代提升起来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与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所面对的现实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曾经给国民心理带来极大满足的经济成功已不复存在；全球化的迅猛推进，淡化了日本人一向引以为傲的“日本的特殊性”；在80年代的辉煌时期曾经备受颂扬的日本式经营以及一时成为热潮的“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也转而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给日本人心理上带来强烈的挫败感和失落感。由此，战后以来成为日本人认同核心的经济成功以及用以统合国民的国家发展模式和社会结构均趋于瓦解，(12)使日本人的民族心理从80年代的自豪和自信逐渐转向自卑和强烈的不安。这种国民意识和民族心理的状况，与日本走向“大国化”或者“强国化”的目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很显然，这种国民心理状态无法支撑国家目标的实现。因此，重建国民的自信、重新确立国民对国家目标的认同成为必要，这是日本新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也成为新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
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建立在一种由官僚机构和企业构成的严密而协调的运转体系之上：行政和技术官僚通过经济和产业政策，从宏观上对企业进行“行政指导”，以各种行政规制(管制)，将资源控制在政府手中，以保护国内市场，统一配置资源；在官僚机构与企业实体之间，各种半官半民的审议会、咨询机构、行业团体，起着承上启下的中间桥梁作用；而企业则以模拟家族模式管理工人，以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回避自由竞争，从而将全体国民绑在一起，以压低的国内消费水平，全力开拓国际市场，达到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是，当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开始不受阻碍地横扫全球时，由金融资本和信息化孕育出来的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环境瞬息万变，金融和信息的力量也不再囿于国家疆界的制约，国家对经济的可控范围渐趋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战后一直行之有效的“行政指导”也开始运转不灵，而习惯于在政府行政官僚指导和约束下生存的大多数日本中小企业，则明显缺乏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战后以来适应现代化赶超阶段的发展模式遭遇严重挑战。因而，所谓“结构改革”就提上了日程。而这一改革的方向，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就必然朝向与日本战后模式相反的“自由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自民党重归执政地位后，即开始了面向这一转变的全面体制变革，其选择的路径和方向，正是由美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所谓“新自由主义”，主要是与战后传统福利国家相对的宏观经济政策，它与“新保守主义”常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基本内容是：针对国家主导型、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战后传统发展模式，强调基于市场机制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如均衡财政、缩小福利及公共服务、国营企事业的民营化、开放市场、缓和规制(放松管制，即放权)、促进自由竞争、情报公开等。就日本来说，这一改革方向也与80年代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改革一脉相承。不过在中曾根时代，相对日本战后传统的保守政治，它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则依其改革方向而一般被称为“新自由主义”。
相比较而言，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更加偏重政治，强调国家权威的树立，即一方面致力于经济自由化，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另一方面却反对政治的自由化，主张强化国家观念，建设“强政府”。而90年代以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侧重点是以市场机制为中心，推行完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但在最终的目标上同样含有“强政府”的意图，即将经济事务交由市场主导，而将国家的功能集中于政治决策及保障安全和秩序，从而强化国家的政治作用和政府的决策功能。这一改革始于桥本时期以中央政府省厅重组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到小泉时期则得到了全面推进，称之为“不设禁区的结构改革”，实际覆盖面非常广泛，涉及整个日本的政治、经济、财政、社会体制，多头并进，重点是财政体制、地方分权和政治改革。
总体来看，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不仅是为了应对现实经济发展的困境，更是着眼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国民)关系的重新调整，着眼于在全球化背景下日本国家发展模式从现代化赶超阶段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而实现“强有力的政治”、建设对外“强日本”、对内“强政府”这一改革目标，也正是确立新的国家政治认同的主题。诸如修改宪法、国旗国歌的法制化，都是在强化国家一元化领导的目标下进行体制准备的必经步骤；而《教育基本法》的修改，则是以“培养爱国心”为手段，促进国民对这一结构改革方向建立认同，从而支持改革和建设强大国家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族主义及其形态，是在全球化的冲击和日本国家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与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应运而生的。
“企业社会统合”的瓦解与新民族主义的形态
日本战后的国家发展是在战败国的基础上起步的，这一特殊地位使日本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得以依靠美国的安全保障，无需顾及外部世界的惊涛骇浪，专心致志埋头本国经济建设，从而形成了一种以国家主导、“官民协调”为特征的赶超型现代化模式，战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体制全部被纳入这一赶超型发展模式之中。在这种模式之下，战后日本的国家认同及国民统合模式，主要依据的是企业社会的逻辑，即所谓“企业社会统合”。
日本的“企业社会统合”，与战后欧洲国家的“福利国家型统合”多有不同。“福利国家型统合”是以工会为基础，通过工人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实行福利国家政策来实现的；而“企业社会统合”，则是由企业充当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中介，强调稳定的企业组织与和谐的人事管理制度，通过“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以及企业内工会，建立模拟家族式的企业文化，直接掌控工人，以工人效忠企业的方式支持保守党政权，实现经济高度成长。
所谓“企业社会”，其实是以经济中心主义时代的企业以及模拟家族式的企业文化为核心的一个泛指的代称，也包括社区、学校等就业、就学的归属团体。它是连接国家与家庭及国民个人的中间环节。因而，“企业社会”的稳定是日本战后保守政治稳定的基础；对于那些不能被囊括到企业社会中的分散的农业、自营业者等各阶层，则通过利益诱导政治实现统合。这是一个以企业社会为中心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是每一个个体的国民得天独厚的安身立命之所。在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日本的企业强大而辉煌，社会发展蒸蒸日上，企业社会不仅是日本人的终生依托和人生归属，他们为企业奉献，也从企业在国际市场所向披靡的快速发展中获得利益，而且他们也是从为企业的发展而骄傲和自豪中，获得作为“日本人”的认同和自信的。因而，战后日本国民对企业社会的认同和忠诚，远远大于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在企业社会这个共同体十分强固的时代，国民的热情与关切是投向自己所属的企业的，而对于国家政治则表现淡漠。在战后两极体制时期，由于日本在政治上的对外功能萎缩，从国家而言，并无必要以国家主义来统合国民；从个人而言，日本人也没有必要舍弃如大家庭一般的企业而转向国家，去为这个抽象的国家摇旗呐喊。所以战后日本人对企业社会的认同，其实也就是对国家间接的认同。
由此，企业社会替代国家，承担了许多原本属于国家的社会功能，成为日本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这种国民个人与企业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重的所属关系，在这双重的关系中，企业为“实”，国家为“虚”；与国家相比，企业利益处于至上位置。在经济中心主义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因而，在日本的战后型体制下，国家“形同虚设”，其功能被简单化为经济发展，也就是为企业服务。由此，从国民一方来看，企业社会是与国家分离的，从国家一方来看，企业社会又是国家的化身，国民忠诚于企业社会，国民统合由企业社会来完成。在利益和目标一致的前提下，企业社会服从国家，国家也反过来为企业社会服务；企业社会不仅守护其成员，而且通过福利分配，使其成员(国民)更加忠实于企业社会。(13)这种结构既是日本式“企业战士”的来源，也是日本“二流政治”的成因。同时，它也是战后日本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本保证。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而言，这是国民统合的一种特殊形态，也是战后时期日本民族主义相对沉寂的原因。
然而，当冷战终结、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迅猛袭来时，第一个受到严重冲击并迅速解体的就是“企业社会”这一日本人战后以来安身立命的共同体。一方面，那些已经成熟的、具有海外竞争力的跨国企业，身处世界经济的第一线，面对生死存亡的抉择，不仅采取了主动变革的行动，而且这些成熟的企业已经不再需要政府的保护和指导，因而要求政府实行自由化、放松管制，打破僵化、低效率的官僚体制。另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和企业的多国籍化，不仅带来国内产业的空洞化，使传统的利益诱导政治不再起作用，而且生产重心向海外转移、国内雇佣工人减少带来的雇佣结构改变，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也不再适应，从而走向解体。1999年，日产公司新任总裁卡洛斯·戈恩率先开始实施他的尼桑(日产)复兴计划，包括在世界范围内裁员21000人，其中将裁减日本雇员16500人。此举在日本激起轩然大波。但2001年8月，松下电器也宣布，从当年9月起实行提前退休制度，开始实施裁员计划。松下公司明确表示，将告别终身雇佣制，每个职员的未来将由其自己负责。接着，富士通、NEC、索尼等都相继宣布了自己的裁员计划，由此掀起了日本企业结构变革的一次高潮。日本“经团联”有关人士曾指出，到90年代末，“加盟‘经团联’的2000家企业中，有一半要废除终身雇佣制，还有一半要保留终身雇佣制。大致说来，前者是胜者，后者是败者”。(14)
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走向解体，企业就不再是一种“社会组织”了，它不会再承担福利分配等强大的社会性功能，而将回归追求利润的纯粹的经济组织。在卸掉福利负担的前提下，行政限制的放松乃至废除，固然可以使大企业增强竞争力，这是日本企业适应全球化竞争时代资本需求的必要条件，但同时，大批中小企业也将由于不再有政府的保护而面临被市场竞争淘汰的命运。(15)因而，如果说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和经济体制，是战后赶超阶段建立起来的现代化体制的话，那么在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制度变迁和已经完成现代化赶超任务的意义上，这一转变就可以称之为“第二次现代化”，是日本企业和经济体制向全球化大竞争时代和后现代社会转变的开端。
但是，随着企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弱化乃至去除，企业就不再是可以托付终身、养老送终的安身立命之所了，它的命运共同体性质就将土崩瓦解。而企业社会的解体，不仅使工人对企业的忠诚度急剧下降，高速增长时代的“企业战士”不复存在，而且造成失业率大幅上升，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走向分裂，个人的不安全感急剧上升，破产、债务纠纷、自杀、犯罪等层出不穷，日本社会的“安全神话”开始出现破绽。由此，完全市场化的自由竞争，开始将日本导向一个弱肉强食的两极分化社会。尽管日本学者对于日本社会贫富差距是否已很悬殊尚有不同见解，但日本国民对所谓“格差社会”的认知已日益清晰。(16)
进而，与高速增长时代形成对照的是中产阶级社会的解体和中流意识的消退，国民的同一性和平等化遭到破坏，国民统合随之趋向弱化和松弛，个体的国民孤独感空前增大，日本社会开始面临严重的共同体危机。正像佐藤俊树在他的引起极大关注的著作《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中所说：迄今为止，支撑日本社会发展的各种机制都“开始露出破绽……泡沫经济崩溃，官僚主导型行政沉浮不定、金融不稳、土木建设过度、人口超老龄化……战后社会的结构疲软遭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基础上的自我负责型社会及自由竞争的市场社会。毋庸置疑，战后日本社会已在众多方面陷入穷途末路”。(17)
这种变化导致高速增长时代形成的“中流社会”发生分化并走向解体。由此，国民意识和价值观也走向四分五裂。对于多年来在稳定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下共享繁荣和安定的日本人而言，共同体的危机，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精神心理上的刺激和打击，生活上的压力与苦难和对未来的不安与担忧，而且由于企业作为国家与国民之间中介作用的消失，在国家与国民之间不再有中间替代环节，过去被忽视或者被虚化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便凸显出来。当日本人在迷茫、消沉中渴望寻找精神安慰与寄托时，“国家”就逐渐被放大了。因而，重建日本人的命运共同体便成为民众共同的自觉意识，而其方向则自然地指向国家，国家成为重建共同体的核心。换句话说，全球化冲击下市场机制的确立，导致旧的社会统合被破坏，而在市场机制的前提下，这种被破坏的社会统合只能以加强“国家”的统合力量、强化对“国家”的认同来加以修复或重新构筑。而且，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国家”就会愈加凸显。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新民族主义重新关注国家与个人(“公”与“私”)的关系、重新强调国家观念的重要原因，也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在国民统合和建构民族国家认同方面不再借助中间替代环节的形态特征。
同时，与战前相比，对于曾经作为民族国家认同核心的天皇，日本国民的意识也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天皇在战后长期处于远离国家政治权力的状态，虽则仍是民族统一、国家安定的象征，但其意义多少有些抽象而艰涩难懂。在经历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心主义时代以后，天皇已经逐渐变成一个街谈巷议的偶像名人，成为国民生活乐趣的一部分，一个点缀风景的“无害的装饰物”。(18)2009年是明仁天皇即位20周年，NHK电视台以电话方式，从10月30日开始进行了三天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82％的日本国民认为，天皇发挥现有的象征作用就足够了；21％的国民回答对于天皇“没有什么特别关心的事情”；仅有6％的国民认为“应该赋予天皇政治权限”，而与此相对，则有8％的国民认为“天皇应该废止”。部分舆论认为，这是一个“超出预想的数字”。(19)因而，就天皇与国民的关系而言，如果近代时期可以用“天皇的国民(臣民)”来概括的话，战后时期就是“国民的天皇”，(20)而到90年代以后，则变成了“大众的天皇”、“开放的皇室”。(21)实际上，在相当一部分新民族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著述和言论中，我们已极少看到关于天皇制的论述，毋宁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近代天皇制甚至抱有否定的倾向。“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负责人藤冈信胜就几乎从未阐述过对天皇的认识，但却一再强调：“近现代史的第一主人公是一国的国民，国民是国家的创造者”。(22)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所具有的这一面的特征，可能是与传统右翼比较显著的区别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认为，90年代以后，在相当多日本人的意识中，“国家”与“天皇”不仅是分离的，而且“国家”已经高于“天皇”。因而，尽管一部分传统右翼仍在鼓吹“神国”思想和天皇制复古主义，但事实上，天皇作为日本民族国家认同以及国民统合的作用已经消失。由此，既无天皇可以借重又丧失了寄托之所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就很自然地重新回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试图从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中寻求安慰。新民族主义率先从历史认识发难，正是这种背景下日本民族心理的体现，同时也迎合了日本人在经济不景气中产生的不安情绪和寻求出路的心理期待，极其直白地鼓吹民族历史与传统的“辉煌”，甚至不惜杜撰日本的文明史(23)，试图从民族历史、民族文化中寻找恢复民族自信和自尊的源泉，从民族传统中寻找重建认同的核心，以求整合日益个人主义化、四分五裂的现代日本社会之精神。这是新民族主义基本形态的又一成因。
全球化/美国化——顺应还是抵抗？
全球化并不是一个近期才出现的现象，它是一个历史进程。从后发国家的角度，以前的全球化更多地被看做“现代化”的过程。由于这一进程是由发达国家、尤其在二战以后是由美国引领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均是以向西方看齐为目标，即所谓“追赶”的现代化，因而，全球化也好，现代化也好，本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被看做西方化，特别是美国化。(24)
与此同时，全球化或者现代化，实际上蕴涵着一个假定，或者已经昭示了一种前景，那就是发展必然会朝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从长远来看，这个方向隐含着一种趋同性，即世界是否可能汇合成为一个单一文明而抹杀各民族的多样性？可以认为，冷战后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勃兴，正是表达了对民族利益和民族个性可能被全球化所吞噬的担忧和抵抗。在这个意义上，就世界范围而言，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抗。
日本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从来没有脱离过上述这种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即使是在冷战时期，日本躲在美国身后，也依然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前沿。只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身影固然仍旧巨大，也越来越不肯再为现代化已经“毕业”的日本遮风挡雨；而作为一个已经在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国家，日本必须直面挑战，几乎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开始迫不得已的“变身”。而这种“变身”的方向，日本却几乎无法选择，只能顺应以市场为中心的、美国主导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大潮。一方面，战后日本传统的发展模式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已经丧失，不能容纳超越现代化赶超阶段的日本的制度需要，而全球化又在日本自身制度的更新方面增添了新的需要；另一方面，美国要求日本“变身”的压力也一直存在。由于80年代日美经济摩擦愈演愈烈，自“广场协议”以来，美国就不断施压日本，除以日元升值迫使日本改变经济结构外，也对日本直接提出全面变革的要求，而变革的内容几乎涵盖一切领域，从预算到税制，甚至包括日本的周休假日制度。美国的目标是要清除日本战后以来“免费搭车”所享有的“不公平的”发展优势，迫使日本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说，日本的“泡沫经济”即由此种下的恶果。因此，很多日本人认为，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美国化，日本为了适应全球化而不得不进行的“变身”，其实就是一个“美国化”的过程，甚至是“美国旨在摧毁日本经济和社会的阴谋”。(25)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90年代以后在日本兴起的新民族主义，与世界范围内的新民族主义浪潮具有相同的性质，即对这种全球化/美国化趋势的一种抵抗。
在冷战时期，尽管日本在国家安全和国际事务中从属于美国，也接受美国的军事保护及控制，但是在国内它却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就是说，在冷战时期，虽然日本的主权受到限制，但至少在国内发展方面还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性，而且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和成为经济大国的现实，对这种自主性也是一种强化。因而，80年代后期，挟着经济的强势，日本人的大国意识膨胀，才会出现欲与美国平起平坐、当亚洲盟主、对美国说“不”的思想潮流，一些学者将其称为“脱美入亚”。这明显是一种外向进取型的大国主义。
然而90年代以后，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长期萧条低迷、战后企业社会共同体瓦解以后的不安和忧虑以及周边安全环境的巨变，在这种经济和安全的困境之下，日本人的民族心理和国际意识都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80年代时，有80％以上的日本人认为日本民族是世界上的优秀民族，(26)日本在国家经济实力、教育水平、科技水平方面“已超过美国或与其相当”，但在1989年以后，认为日本是一流国家的比率，则从1983年的57％下降到50％；认为日本人比其他民族素质更高的比率，从71％下降到62％。相反，认为日本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向外国学习的比率，则从71％上升到76％。而根据1998年、1999年日本的舆论调查，在日本人对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认识上，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IT等高科技领域也率先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一直受到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推崇。这应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90年代以后日本政界、学术界和舆论界的意识倾向。因此，自80年代后期开始的那种追求与美国平等的思想及政策倾向开始弱化，转为敬畏、追崇甚至重新以美国为新的赶超目标、新的赶超模式的心态。(27)这种心态在90年代中期以后就成为日美关系逆转、日本再次回到强化对美依赖路线的思想基础。
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在周边安全环境变化、中国崛起而自身经济成长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重新退回到了“附强”的状态，也接受了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及其对日本在冷战后时代的角色定位。这就是说，正如英国在欧亚大陆的西缘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日本也要(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东缘扮演一个积极而重要的支配和调控角色。(28)这样，从1997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开始，经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9·11”之后的《反恐特别措施法》、派遣小型舰队前往印度洋、派遣自卫队赴伊拉克，到2005—2006年日美达成军事指挥与情报一体化协议，日美关系在冷战后的重新调整趋于完成。经过这一调整，日本被认为已经完全沦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附庸国”。(29)因而，不少日本学者主张，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都是按照美国的蓝图设计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从中曾根时期的改革一直到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目标都是一个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成为世界一极的“政治大国”的话，那么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结构改革和“政治大国化”，其目标则是使日本“美国化”，确切地说是“美国化”的或者服从美国需要的“政治大国化”。显然，此一时彼一时，“政治大国”并非同一的概念了。
从90年代以后日本与美国或者与全球化的关系来看，它显示了一种趋势，就是日本的现实国家发展，是在朝着顺应美国化/全球化的方向前进。日本结构改革与转型的方向也的确如此。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趋势可能导向民族个性发展被否定和民族独特性的泯灭，而这无疑会进一步加重民族心理的失衡和国家认同的危机。这种危机意识的典型体现即所谓“国家漂流”。(30)因而总的来说，其实这是一种与民族主义相悖的趋势。而正因如此，日本人就更迫切地需要一个国家身份的符号，来确认(民族)自我的存在。新民族主义思潮急于从民族文化和历史中寻找增强民族自信的源泉，设立宪法调查会并制订《国旗国歌法》等等，都可以视作这种需要的结果。站在日本的立场上看，新民族主义其实是一种民族心理的诉求，而且是一种十分自然的民族心理诉求，是对美国化/全球化趋势的一种抵抗。
所以，90年代以后日本的政治进程就呈现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矛盾景象。一方面，日本现实的国家发展正在以所谓“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按照全球市场化的逻辑进行国家的制度变革，诸如建立以维持市场经济为目的的“小政府”，废除管制、积极形成自由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则以新保守主义(31)对政治权威的强调，以民族主义对民族认同、民族凝聚力的重建，来重新构筑可能被市场机制破坏的社会统合和国民统合。(32)也就是说，一面是对美国化/全球化的顺应，另一面则是抵抗。在这里，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民族主义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即新自由主义保证日本能够在全球化这一不可抗拒的大潮中站稳脚跟并乘风破浪，新保守主义则要以民族主义为手段，保证日本人不至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迷失自我。这一点体现在小泉时期，就是所谓“一手新自由主义，另一手新民族主义”。(33)按照安倍晋三的表述，这就是“美丽的国家”。所谓“美丽的国家”，一方面吸取了“普通国家”的大多数主张，却又摒弃了“脱美”倾向和对完整主权国家的直率追求；另一方面则将日本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诉诸对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情感，这种情感被安倍称为“乡土爱”。(34)
从这个角度看，小泉和安倍等人虽常被视为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这种民族主义却似乎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立场，或者说只是一种说辞和符号，甚至可以说不过是对依附于美国的现实国家发展方向的一种心理补偿或心理平衡。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小泉在任期间参拜靖国神社，安倍为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而奔走，以及民主党执政以来日本与中、韩、俄三国在岛屿领土问题上日益频繁的争端，不过是以“敢于坚决对周边国家说‘不’”的姿态，来弥补不能对美国说“不”的缺憾。对于这种矛盾的现象，麦考马克剖析道：“这种民族主义的歌舞狂欢只不过是在华盛顿的‘如来佛的手掌心’上大跳芭蕾舞、大肆叫嚣而已——诸如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样易引发争议的姿态与其说是民族主义复兴的迹象，毋宁说是企图弥补被抛弃的民族主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屈从地位需要有这种民族主义的说辞和象征的伴唱。”(35)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日本学者也将新民族主义形态的特征，概括为“寄生型”或者“依附型”的民族主义。(36)由此可见，90年代日本的新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必须携手并进。而日本新民族主义形态中这种依附性的特征，在民族主义的意义上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与此同时，与80年代建立在经济成功基础上、外向进取型的大国主义相比较，90年代的新民族主义对于日本国际作用的追求明显减弱，但捍卫已有“地盘”的意识显著增强。这种特点在政治上往往体现为保守化，在民族心理上则往往体现为排外意识。从这个角度说，新民族主义也显示出一种“内向防卫型”的特征。
关于日本新民族主义形态的基本认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高扬，其基本背景即随着现代化目标的达成和向后现代、后工业社会过渡，形成于现代化赶超阶段的日本国家体制已经不能满足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制度变革和结构转型成为客观的要求。但是，正当这一转型过程开启之际，日本却遭遇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大潮的迅猛推进，原有的社会统合和国民认同受到巨大冲击，导致战后以企业为中心的共同体走向解体。由此，在外部环境变化、旧的体制运转失灵和共同体瓦解造成的经济增长低迷、政治动荡、国民心理不安的背景下，民族主义的思潮和运动就成为抵抗外部冲击、呼唤内部重建的引领旗帜，也成为日益孤独的国民个体的精神归宿。
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其实深刻反映了日本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受挫和国民心理、国家认同的危机。其基本诉求就是重建日本人的民族国家认同，以恢复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重新焕发日本民族的活力。而新民族主义用以重建国家认同的主要方式，则是重新回到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价值中去，以建设“强日本”为目标，挖掘民族历史中曾经有过的“辉煌”和传统文化价值中日本独有的特性，以重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为“强日本”的国家目标寻找理论根据。而如果能够达到这一目的，那么“强日本”的国家目标也就获得了合法性，日本国民就可以在这一目标下重新凝聚起来。
关于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形态及特征，尚需着重强调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第一，在90年代以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潮流中，虽然用以作为重建民族自信和国家认同手段的，依然是历史认识这一主题(如“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历史修正主义”运动，从表面上看其观点和主张确与以往的右翼民族主义无异)，但是，从新民族主义及其形态的成因分析可以看出，“历史修正主义”的真正诉求和指向，其实并非在于过去，而是在于现在。新民族主义在历史问题上的表达，其基本的出发点是：一方面，认为被“东京裁判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所主导的战后史观，将日本的近代史描写得一团漆黑，致使战后的日本人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自信、丧失了国家观念，因而必须予以纠正；而另一方面，战前的“大东亚战争史观”，尽管思想影响犹存，但作为一种系统的历史观，显然在战后已遭到大多数国民的否定，因而已不太可能再重新被用来作为日本国民认同的历史观。这也是“历史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藤冈信胜等战后出生、成长起来的新民族主义者的基本认识。因此，新民族主义在历史观上的表达，是既要抛弃战后史观(所谓“黑暗史观”、“自虐史观”)，同时又试图与传统右翼的“大东亚战争史观”拉开距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族主义这种表达方式被称为“历史修正主义”。而实际上，“历史”这一主题，不过是借以重建认同的一个象征物，或者一种载体。在国家政治政策层面，通过国旗国歌的法制化来强化国家观念，也同样属于这一范畴。
日本评论家松本健一在《SAPIO》新世纪特刊的发刊词中，曾清楚地阐明了新民族主义诉求的主题：“由财富的竞赛所产生的全球主义，导致了需要重新构筑民族认同的时代要求。竞争本国优位性和独自性的民族主义，曾经以军事实力为主导，战后则以经济实力为主导，而今天则进入了一个各国需要重新确认‘我们国家是什么？我们民族是什么？’的新的时代”。按照松本健一的观点，正是因为经济、信息以及人的全球化，突破了文化、人种、语言、宗教等等界线，正在日益走向同质化、均一化，这种走向趋同化的趋势包含着各民族的多样性与独特性被吞噬的危险，因而与这个过程同步，必然伴随着各民族确认自我存在的竞赛。全球化推进得越快，这种确认自我的竞赛推进得也就越快。(37)如果说战前的时代可以称之为“领土竞争的时代”，那么，战后便是“财富竞争的时代”；而冷战结构瓦解以后的全球化时代，则进入了所谓“认同竞争的时代”。(38)因而，就90年代以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而言，全球化的大背景是其兴起的外部前提，而在全球化大潮中对“我们国家是什么？我们民族是什么？”的确认，才是新民族主义诉求的真正主题。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表现出了一种超越左翼与右翼的特征(或至少是一种趋向)。(39)只不过由于新民族主义始终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如藤冈信胜这类新民族主义者本身的思想也不够成熟，故而新民族主义者在传统左翼/右翼两极思想框架之外，未能找到新的表达方式，或者说未能构建起来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因而只能借用传统民族主义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因为不论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在构建民族国家认同上都具有相同的功能。只不过一旦进入传统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就等于披上了传统民族主义的外衣，从而很难再与传统的右翼划清界限、拉开距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90年代以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已不能简单地在传统左翼/右翼的框架之内进行认识和界定。这一特征也反映在政界的主张中。比如，在中日岛争中，日本共产党同样主张“尖阁列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而极右翼政党也可能主张“建设移民国家”。(40)因而总体上说，可以认为，它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形态的民族主义。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结构改革与社会转型进程，呈现出两个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转型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路线，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给日本国家的制度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日本从赶超型现代化模式向后现代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需要。因为作为以往在特定国际环境下经济技术官僚主导的“发展型资本主义国家”，日本虽然以其独特的社会运行模式有效地凝聚了国民，带来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但到了后工业化的阶段，特别是到了全球化的时代，这种模式就成了明日黄花。因此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这种变革方向是必然的选择。但另一方面，上述结构改革以“改变日本自身”为目标，不仅意味着要摈弃日本原有的国家发展模式，而且也意味着摈弃战后以来日本的国家形象，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市场的、“小政府”的、废除管制的、民营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换句话说，以往在高速增长时代备受国际社会追捧的、曾让日本人引为骄傲的制度，包括终身雇佣、模拟家族式的企业管理、教育平等以及平均主义的全民福利等等，现在要统统抛弃，而代之以由市场机制主导的或者全球普遍性的制度。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这是对“日本独特性”的否定，而这种否定对日本人的民族意识肯定是一种损害。
因而，90年代以后日本的政治进程，一方面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路线，以美国式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为基本方向，实施“结构改革”；另一方面，则是借助新民族主义的手段，强调国家的存在感，树立国民的国家意识，引导国民认同国家转型的方向，同时也借以补偿因国家发展方向的全球化/美国化造成的国民心理失衡。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与新民族主义形成了携手并进的关系。而正是由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结构改革”的冲击，战后以来作为国家认同和国民统合中间环节的“企业社会”共同体趋于瓦解。因而，与日本民族国家创建时期的民族主义原型形态(天皇制民族主义)和二战以后日本民族主义的战后形态(企业社会型民族主义)相比较，新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认同和国民统合的构建，已经不再借助替代环节作为中介。虽然天皇仍然居于“开放”的、“大众天皇”的象征地位，但是，新民族主义基本上是把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诉诸西方民主主义的普世价值观，诉诸国家与国民之间直接关系的形成。
第三，对于日本新民族主义的未来发展及其走向，目前还难以作出十分准确的预测，但可以断定的一点是：只要全球化的大趋势继续发展，国家的作用就会不断遭到侵蚀，国家对这一趋势的抵抗以及对“国家”的呼唤就会不断增强，这从民主党执政直到2012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日本的政治保守化趋势日益增强亦可见一斑。同时，只要日本朝向自由竞争型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不变，只要日本社会内部走向分化的趋势不被遏止，那么，即使经济情况好转甚至出现强劲复苏，这种民族主义也不会有很大程度的减弱。因为这是一个正在走向分裂的社会，借用一位学者描述法国民族主义的话来说，即今天的日本是两只脚各自“站在一块浮冰上，一块是经济一体化，一块是单一的文化认同，两块冰分开得越来越快”。(41)这种状况在民主党执政以来不仅未有改善，反而有继续恶化的迹象。这样的国家必须设法减少国民对不同阶层间裂痕的关注，而将国民的注意力导向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乃至独特性。在这种导向之下，由于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其手段和方式也存在变化的可能性，这种变化本身，不可否认，蕴含着危险性的一面。而反过来，新民族主义极有可能成为国内政治寻求出路的工具，而这个出路将朝向什么方向，则更值得警惕。
(本文系作者在本人此前相关论著部分观点和论述的基础上修改发展而成。文中恕不一一注明。参见李寒梅：《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李寒梅：《浅析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形态与特征》，《亚太研究论丛》第八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注释：
①［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526页。
③渡辺治『日本の大国化と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形成：天皇制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模索と隘路』、桜井書店、2001年、64頁。
④渡辺治『日本の大国化と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形成：天皇制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模索と隘路』、桜井書店、2001年、119頁。
⑤『日本を、取り戾す：自民党重点政策2012』、、http://jimin.ncss.nifty.com/pdt/seisaku_ichiban24.pdf、26頁。
⑥小森陽一など『21世紀のマニフェスト：脱「パラサィト·ナショナリズム」！』、『世界』、2000年8月号。
⑦小熊英二『「左」を忌避すゐポピュリズム——現代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構造と摇らぎ』、『世界』、1998年12月号。
⑧杨伯江：《当代日本社会思潮与“新民族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
⑨武心波：《阻碍日本经济复苏与发展的若干心理障碍》，《国际观察》，1999年第4期。
⑩宫泽喜一、清宫龙等：《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于闺娴等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2年，第345—346页。
(11)渡辺治『日本の大国化と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形成：天皇制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模索と隘路』、5頁。
(12)关于这一点将在本文下一部分进行阐述。
(13)关于企业社会及其与国家、国民的关系，亦参见武心波：《“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对日本“国家主义”的再认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329—331页。
(14)参见武心波：《“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对日本“国家主义”的再认识》，第338、339页。
(15)渡辺治『日本の大国化と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形成：天皇制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模索と隘路』、179—180頁。
(16)所谓“格差社会”，即贫富分化比较悬殊的社会。据统计，1970年日本总理府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日本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属于“中等”，但根据读卖新闻社与BBC于2009年6—8月间联合进行的舆论调查，已有72％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已经成为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其中45％的人认为“不太公平”，27％的人认为“完全不公平”。http://ameble.jp/sukunabikona28/entry-10348205175.html。
(17)佐藤俊樹『不平等社会日本：さょなら総中流』中央公論新社、2000年、8頁；另参见同一著作中译本：《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王奕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18)参见［美］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李朝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2、383—385页。
(19)NHKニュ一ス、http://www3.nhk.or.jp/news/、2009年11月12日。
(20)大沢真幸『戦後の思想空間』(筑摩書房·まくま新書、1998年、19—21頁)を参照。
(21)読売新聞社世論調查部編『日本の世論』弘文堂、2002年、422—425頁。
(22)藤岡信勝『汚辱の近現代史』、德間書店、1996年、78頁。
(23)在西尾干二编著的《国民的历史》一书中，大肆鼓吹1993年藤村新一对所谓“上高森遗迹”的考古“发掘成果”，该“成果”将日本的旧石器时代提早到了与“北京猿人”同时代。但不久，日本媒体即曝光该“成果”纯系伪造的丑闻，《国民的历史》也成为笑柄。西尾幹二『国民の歷史』(產経新聞社、1999年)を参照。
(24)参见［美］杜维明：《全球化与多样性》，载哈佛燕京学社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25)小熊英二『「左」を忌避すゐポピュリズム——現代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構造と摇らぎ』、『世界』、1998年12月号。
(26)NHK月刊『放送研究と調查』、http://www.jcom.home.ne.jp/yosha/yr/minorities/Ethnic_consciousness_jpn.html。
(27)参见NHK舆论调查部：《国际观念调查》、《舆论调查》(1983年12月)；《读卖新闻》社：《全国舆论调查》(1999年10月)。转引自纪廷许：《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16、250—251页。
(28)2000年10月，在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主持下，美国国家战略研究所发表了《美国和日本：迈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报告，亦称“阿米蒂奇报告”。该报告建议，未来的美日关系可以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为参照，日本应成为远东的“英国”。阿米蒂奇和奈称这种关系为“成熟的伙伴关系”。［澳］加文·麦考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于占杰、许春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2、77页。
(29)在日本也有类似的看法。副島隆彦「検証 属国日本論」(『正論』1996年11月号)と『続属国日本論「米日関係」の本当の実態を語れ』(『正論』1996年12月号)を参照。
(30)“国家漂流”是最近日本的流行语，多部畅销书以此为书名，代表作即自民党出身的政治记者伊藤惇夫的《国家漂流》。参见伊藤惇夫『国家漂流』、中央公論社、2012年。
(31)与“新自由主义”相比较，“新保守主义”更为强调国家的权威，是一种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保守政治理论，它与新民族主义是上下呼应的关系。有中国学者将其概括为“民族保守主义”。参见桐声：《当代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义》，《日本学刊》，2004年第3期。
(32)進藤兵「『戦後型保守』から『新自由主義プラス新保守主義』ヘ」、(日本成蹊大学ァジァ太平洋研究センタ一編：CAPS Newsletter,July 2007,No.95)を参照。
(33)［澳］加文·麦考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第64页。
(34)安倍晋三『美しぃ国へ』(文芸春秋·文春新書、2006年)を参照。
(35)［澳］加文·麦考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第110—111页。
(36)小森陽一など『21世紀のマニフェスト：脱「パラサィト·ナショナリズム」！』。
(37)Simulation Report：「ニッパン·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宣言21世紀前半の日本にはコスモパリタンは必要なぃ」、(国際情報誌)『SAPIO』新世紀特集、2001年1月24日/2月7日合併号。
(38)松本健一『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筑摩書房(ちくま新書)、2010年、157頁。
(39)参见李寒梅：《浅析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形态与特征》，《亚太研究论丛》第8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40)日本右翼宗教型政党“幸福实现党”主张大力推进接受外国人移民的人口增加政策，以达到“3亿人国家”的人口构想。参见幸福实现党パンフレット第1号『日本、危ぅし！だから、幸福実現党』、http://www.hrparty.jp/inauguration/agenda2012.html、2012年10月。
(41)陈丰：《带有失落感的民族主义——由杜阿尔梅的近著〈法国的恐惧〉想到的》，《欧洲》，199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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