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选》学与20世纪现代《选》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2)04-0014-07
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始于20世纪，中国现代《选》学的建立亦始于20世纪。作为现代《选》学成立的标志是周贞亮《文选学》（国立武汉大学，1931）与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36年）的问世（注：周贞亮《文选学》与骆鸿凯《文选学》，见笔者《周贞亮〈文学选》与骆鸿凯〈文选学〉（《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一文。）。现代国学其内涵有三：一是研究模式为文学研究，二是研究方法为科学方法，三是研究视野为整体研究。
清代学术由宋明“尊德性”转为“道问学”，经典考据，蔚然成风。在此学术氛围之中，注释、雠校《文选》为主的文献研究得到极大发展，成为中国古代《选》学史上与唐代并列的第二个研究高峰。但从研究模式、方法、范围观之，清代《选》学尽管成果硕硕，但大都未出传统《选》学之窠臼。
但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与《选》学整体研究的发端，阮元《文选序》研究与20世纪《文选序》研究，朱彝尊与《文选》成书过程研究，清代孙梅《四六丛话》与20世纪《文选》、《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研究，张云璈《选学胶言》、钱泰吉《曝书杂记》“注例说”与20世纪《文选李善注》体例研究，皆已旁逸传统《选》学，涉足现代《选》学。
一、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与现代《选》学整体研究
清儒《选》学论著，大要为二。一类如余萧客《文选音义》、《文选纪闻》，许巽行《文选笔记》，孙志祖《文选考异》、《文选李注补正》，胡克家《文选考异》，张云璈《选学胶言》，梁章钜《文选旁证》，朱珔《文选集释》，胡绍煐《文选笺证》等，皆以考证、雠校为主。另一类则如胡克家整理印行《文选李善注》，重在《文选》版本整理流传。二者皆属文献研究与整理。这一研究思路，实即为清代学术“取证经书”、“回向原典”的套路，是为乾嘉之后清代学术史、思想史发展的大趋势。
但与上述两类清代《选》学论著相比，汪师韩的《文选理学权舆》则显得十分独特：第一，此书开全面研究《文选》之先河。
整体研究为现代国学与传统国学的重要区别之一。游国恩《楚辞概论序言》(1926)曾有一段发人深思之语：此书最大的特点，是把楚辞当作一个有机体，不但研究它本身，还研究他的来源和去路。游氏《楚辞概论》为现代楚辞学的奠基之作，《序言》中此段话道出了传统楚辞学与现代楚辞学的重大区别即将楚辞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研究。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八卷，实分四类：《撰人》统计作者，《注引群书目录》查考李注引书，《选注订误》、《选注辨论》、《选注未详》、《选注质疑》探讨《文选》李善注，《前贤评论》集各家评论。汪氏此作与清儒其他《选》学著作存有重大差异。汪氏对《文选》的作者、李善注、前贤评论等，均予探讨。即如李善注，汪氏又厘分为引书、订误、辨论、质异、未详等角度进行分类研究。虽其筚路蓝缕，未臻完美，清人孙志祖撰《文选理学权舆补》一卷，对《文选理学权舆》之《前贤评论》补72条，但在中国古代《选》学史上此已为一特例。学界对汪氏此书全面研究这一特点似未多关注。刘跃进先生《中古文学文献学》述及此书时有一极为中肯之评：“实际是一部《文选概论》。”[1](P15)此评关键为“概论”二字。“概论”一词，原为一概而论。作为某一学科通论之作的名称，出现于20世纪西方科学思想进入中国之后。“概论”一词点出汪氏此书在清代《选》学史的独特地位。
《文选理学权舆自序》曰：“李注精博，学者萃毕生之力，寻绎无尽。宋士子有云：‘《文选》烂，秀才半。’此苏易简《双字类要》，王若《选腴》等书所由作也。余尝取《选》注以类别为八门，末则缀以鄙说。”此段《自序》，透露出汪氏写作《文选理学权舆》一书之原委与此书之特点。
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从中国古代学术分类思想中汲取精华，达到了传统《选》学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并接近了现代《选》学领域的边沿，成为现代《选》学诞生之前最接近现代《选》学规范的《选》学专著。
第二，汪氏著述对现代《选》学的开山之作——高步瀛《选学举要》，和现代《选》学的成立之作——周贞亮《文选学》与骆鸿凯《文选学》影响巨大。
首先，汪氏《文选理学权舆》开整体研究《文选》之端，故汪氏《文选理学权舆》具有某种现代学术“典范”(paradigm)的意味。汪氏此作，开启新途径，尝试新方法，亦留下了大量待研究的新领域。后来者可继承它，可批判它，更可超越它，却无法漠视它的存在。它在现代《选》学上的意义，并非在其具体论述的完美无瑕，而在于它所提供的范示。
高步瀛《选学举要》与周贞亮、骆鸿凯二氏《文选学》承继汪氏，并在汪氏其书的基础之上，以现代《选》学观研判《文选》，成为《选》学史上三部具有现代意义的《选》学专著。高步瀛《选学举要》（萃升书院讲义）共分七卷。
第一卷：《文选之作》，《文选学之由来》，《李善文选注》，《五臣文选注》，附诸家评李注及五臣注之优绌，《文选诸家注》，《选》学书目，附录郑文宝、陶岳、陆游论《文选》。
第二卷：《文选序》讲疏，李善《上文选注表》讲疏，李注略例。
第三卷至第七卷：《文选》诸篇讲析。凡析《两都赋序》、《西都赋》、《东都赋》、《甘泉赋》、《子虚赋》、《上林赋》六篇。
综上可知，高步瀛《选学举要》虽非以《文选学》命名，但细审其章节安排，实为一简明《文选学》。高氏此书首卷为总论《文选》诸方面，次卷讲析《文选序》、《上文选注表》，特别是罗列善注义例。卷三至卷七讲疏两汉名赋。与周贞亮、骆鸿凯《文选学》相较，高氏《选学举要》大体符合整体研究的现代《选》学研究模式，成为现代《选》学史上的开山之作。
周贞亮《文选学》（河南大学藏本）分上下两编：上编凡10章，首列《导言》，第一章《文选学之起源》，第二章《文选之意义》，第三章《文选之封域》，第四章《文选之篇题》，第五章《文选之纂次》，第六章《文选作者之时代与地域》，第七章《文选学之成立》，第八章《自隋迄明研究文选学者之成就》，第九章《清代文选学者对于文选之贡献》，第十章《文选之刊刻及评骘》（附《选》学书目，新定《文选》目录并附）。下编凡三章，第一章《读文选之豫备》，第二章《文选之观察法》，第三章《文选之读法》。阅此目录，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氏《文选学》完全是从整体上研究《文选》的现代通论之作。
单就周氏《文选学》下编第二章《文选之观察法》而言，此章下属9节：1.从文学流变上观察《文选》；2.从文章体式上观察《文选》；3.从文家体性上观察《文选》；4.从时代风格上观察《文选》；5.从南北派别上观察《文选》；6.从骈体文成立之趋势及修辞通则上观察《文选》；7.从《文心·通变》之说观察《文选》所载文体之流变；8.从《文心·才略》之说观察《文选》所载文家之优绌；9.从《文心·程器》及《颜氏家训·文章篇》之说观察《文选》所载文人疵累。此9节可见出周氏从各个角度将《文选》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骆鸿凯《文选学》一书分为10章：
纂集第一。论述总集产生之因，勾稽《文选》诞生前今存诸总集之片断材料。叙述昭明太子的生平著述及《文选》之纂集，驳正“高斋十学士”编纂《文选》说。
义例第二。讨论《文选序》所体现的《文选》的选录标准及《文选》的封域、分体、去取、编次诸问题。
源流第三。叙述《选》学发展流变史，特别详述唐代《选》学与清代《选》学。
体式第四。征引《文心雕龙》文体论诸文字辨析《文选》所录诸体。
撰人第五。此章以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之《撰人》一章为基础，将《文选》诸家以时代论列，并附其作品。对有争议之作品，汇集诸说，断以己意。
撰人事迹生卒著述考第六。以汪师韩《撰人》一章为对象，将《文选》所选诸家，按时代先后，详述其生平、仕履。
征故第七。厘分赋、诗、文三类辑录“时流品藻”、“史臣论断”、“艺苑珍谈”、“选楼故实”，俾读者阅读作品时有所帮助。
评骘第八。汇集张惠言、谭献、王
运、李详诸人评论，分列《文选》诸家名下。
读选导言第九。分列16类，具体论述研读《文选》的方法。
余论第十分为“征史”、“指瑕”、“广选”三门，分论有关《文选》诸问题。
附编一《文选分体研究举例》例解“论”体诸篇，附编二《文选专家研究举例》专论陆士衡入《选》诸作，附编三《选学书著录》著录《文选》诸传世之作。
综上可知，周贞亮《文选学》与骆鸿凯《文选学》的总体框架亦是从整体上研究《文选》学，这一研究套路正是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一书的发展。周贞亮在《文选学》第九章中论述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时云：“用解剖法研究《选》学，开后人无限法门，实自此书始。命曰‘权舆’，洵可为究《选》理通《选》学之权舆矣。”[2](P101)周氏自谓，正可窥见周、骆二氏《文选学》实即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的继承、发展。周氏自汪氏《理学权舆》一书中所得到的将《文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剖式研究的启迪，尽在此句自道之中。
但周贞亮、骆鸿凯二氏《文选学》并未简单重复汪师韩之作。
第一，虽然周贞亮《文选学》与骆鸿凯《文选学》遵循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的研究思路，从整体上对《文选》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但是，周、骆二氏《文选学》毕竟是现代《选》学的产物，它们不可能等同于汪师韩之作的单一，汪作的核心仅仅是《文选李善注》，而周、骆二作却全面剖析了《文选》的各个方面。
第二，周、骆《文选学》带有鲜明时代特色。此点周贞亮《文选学》较骆鸿凯《文选学》更为突出。从全书标题而言，骆氏《纂集第一》、《义例第二》之类的章标题仍带有较为深厚的传统典籍的色彩。周贞亮《文选学》的《文选学之起源》、《文选之意义》、《文选之封域》、《文选之篇题》等章标题更带有现代《选》学著作的色彩。
周氏《文选学》下编第二章《文选之观察法》下属9节的节标题亦清楚地表明了周氏《文选学》的时代特征。这9节论述，不仅论及《文选》的体式、风格、流变，尚深入论述了《文选》作家的才性、缺点等。其中，“文学流变”、“时代风格”、“修辞”、“文体流变”等语汇，绝非以文献研究为惟一范式的传统《选》学家所能道出。惟有经过西方文艺学洗礼的现代《选》学家方可以此立论，并运用这些范畴进行研究。
其次，汪氏《文选理学权舆》对周氏《文选学》与骆氏《文选学》二书诸多章节的具体论述影响甚巨。
对骆氏《文选学》影响的具体表现为：
1.《文选理学权舆》卷一《撰人》，与骆氏《文选学》第五章《撰人》前后相承。骆氏《文选学·撰人第五》开篇即曰：“汪氏《理学权舆》胪列撰人百三十家，于各家之下，分隶所撰篇目，最便检观。而先后次叙之间，不无舛误。今为粗加订正。凡撰人失其姓名，或真伪难明者，并附辨证，备考览焉。”[3](P154)骆氏此章的基本内容即为《文选理学权舆》一书《撰人》卷的补充与修改。其相异者惟于胪列历代作家及其作品之后，骆氏对《文选》中伪托之作，如司马相如《长门赋》等篇，一一考辨。二书的承传关系相当明晰。
2.《文选理学权舆》第二章《注引群书目录》曾以巨幅详载《选》注征引之古籍。此为《选》学史上一大创造。传统《选》学从未将《文选》注所征引古籍加以研判，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首开其端。详其原委，大要为清儒重辑佚考订，《文选李善注》征引大量今已失传之古籍，且赖其片言只字，保存诸多亡佚古籍概貌，故《文选李善注》为清儒辑佚之重要资料库。承续清代《选》学，对《文选李善注》征引古籍研究遂成为20世纪《选》学研究一专题，日本学者小尾郊一《文选李善注引书考证》（日本：研文出版，1990-1992)一书专项研究李注引书，为20世纪李注引书研究的力作。骆氏《文选学》以汪氏《文选理学权舆》与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二书为据，具列《文选》所引古籍[3](P63)，并于正文之下注曰；“目载汪氏《文选理学权舆》，孙志祖重加订正。武昌徐行可先生又就其目为补遗订误，最精审可据。沈家本《文选李善注书目》六卷，未刊。”[3](P63)骆氏不仅罗列清代著名《选》学家汪师韩、孙志祖所开列的《文选》引征古籍数目，且提及徐行可、沈家本二氏对李注引书的考订。
3.骆氏《文选学》的一大贡献为勾勒中国古代《选》学史基本线索。此固得力于骆氏生活的时代史学概念深入学界。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汪氏《文选理学权舆》一书已在《前贤评论》中以其述及的相关资料为骆氏写作《选》学史做了必要的铺垫。再如骆氏《文选学·源流第三》述及宋代《选》学著作时曰：“迄乎南渡，则有洪景庐《容斋随笔》、《续笔》，考证《文选》至数十条。”作者在此数语之下特加如下注释曰：“详载《理学权舆》。”[3](P74)下文又云：“迨于末叶，王氏《困学纪闻》作。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有伦比。书中涉及《文选》凡数十条，考证尤多精凿。”骆氏在此条下亦注曰：“亦载《理学权舆》。”[3](P75)虽然骆氏写作此书于资料广搜博求，竭泽而渔，但是，汪氏《文选理学权舆》在资料搜求上的贡献，于骆氏启迪多多亦显而易见。
4.其他方面征引《文选理学权舆》者。如研判李善注体例之时，骆氏曰：“至以李氏之浩博，而《选》中用事，时亦多所未详，李氏皆一一标出，不似后人之强以臆说解之也。其类凡百有十四。”此文之下，骆氏注曰：“俱载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3](P61)
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对周氏《文选学》的影响具体表现与对骆氏《文选学》的具体表现相类，不赘述。
二、阮元《文选序》研究与20世纪《文选序》研究
《文选序》研究在20世纪现代《选》学研究史上占有非常独特的地位。这是因为此《序》旁涉现代《选》学研究诸多方面，如萧统与刘孝绰在《文选》编辑中的作用与地位，萧统的文学思想，《文选》的选录标准与选录范围，《文选》与《文心雕龙》的相互关系等等。因此，百年现代《选》学围绕这一大热点，展开了长期的研究与论争。
关于《文选序》的研究理应追溯到清代阮元。阮元在《与友人论文书》一文中提出：“昭明《选序》，体例甚明。后人读之，苦不加意。《选序》之法，于经、史、子三家不加甄录，为其以‘立意’‘纪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揅经室三集》卷二）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中又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经也，子也，史也，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同上）
上述二文首次在《选》学史上提出一极为关键的问题，即昭明太子萧统选录《文选》的标准是什么。此课题是20世纪现代《选》学史上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之一。当然，阮元提出这一问题有其特殊的背景。阮氏提出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清代的骈散之争。清代桐城派力倡散文，并以明人归有光上承唐宋，彻底否定魏晋南北朝文学，尤其是否定六朝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骈文。阮氏为给骈文争一正统地位，必须肯定六朝文学，特别要肯定骈文。故集中代表六朝骈文成就的《文选》就进入了阮氏褒扬的视野。阮元正是出于这一独特的学术背景，对《文选序》进行提炼概括，得出必“沉思”“翰藻”方能为称之为“文”，方能入选《文选》的结论。阮氏主观上是为骈文寻找“文统”，为骈文的生存寻找理论根据，并非为研究《文选》而撰文，旁涉《文选》是因为《文选》中骈文特夥，便于从肯定《文选》为阮氏所生活的时代的骈文寻找历史根据。
阮元概括《文选》的选录标准，除现实学术之争的需求外，另一重要原因乃阮氏具备良好的“学术感觉”。清世骈文家较之古文家对文学特质的认识更为敏锐，故骈文家常常能提出与现代文学观相通的诸多命题。阮元概括《文选》的选录标准即为一例。今人拓宽眼界，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考察《文选》的选录标准，较之阮元是一大进步。但阮氏的概括，仍然是《文选序》这一文本所提供的有关《文选》选录标准的最佳结论之一。
20世纪前期的现代《选》学研究者普遍接受了阮元的这一观点。
骆鸿凯《文选学·义例第二》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此昭明自明入选之准的，亦即其自定文辞之封域也。”[3](P16)“阮氏此篇（注：《书文选序后》—笔者。）推阐昭明沉思翰藻之旨与不选经史子之故，可谓明畅。”[3](P18)
周贞亮《文选学》上编第三章《文选之封域》曰：“而于史之赞论序述等，有辞采文华可取者，仍采集之，而总其大略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申明大旨，独取别裁，百代选家，奉为圭臬。”[2](P30)
朱自清的《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一文继承阮元对《文选》选录标准的基本判断，成为现代《选》学此一重大课题的代表作[4]。但是，阮元之文及其观点，只能认为是20世纪现代《选》学诞生前的一种“前现代化”《选》学研究。朱文则不同，此文出现于20世纪《选》学现代化历史进程之中，它拓展了现代《选》学研究的一个崭新的领域。阮文意味着传统《选》学已无法禁锢《选》学家仅仅在校勘、考据等领域中进行传统的《选》学文献研究，亦预示着传统《选》学的母体己在滋生着现代《选》学的萌芽，传统《选》学的裂变已无可避免。朱文意味着以文学研究为模式的现代《选》学演进的历史趋势已无法改变。前者是“旧学新知”的历史必然，后者为“西学东渐”的逻辑归宿。现代《选》学如是，现代国学亦如是。
三、朱彝尊与《文选》成书过程研究
昭明《文选》的成书过程，旁涉《文选》的作者，故其为20世纪现代《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梁书》、《南史》及隋唐典籍于此一无记载。唐代《选》学鼎盛，传《选》注《选》者众，却无一人论及。即广博如崇贤，于此亦未置一辞。宋、元、明三代，《选》学渐衰，更无人提及。最早涉及这一问题者却为清人朱彝尊。朱氏《书玉台新咏后》曰：
昭明《文选》初成，阅有千卷，既而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存三十卷。
朱氏之言的前二句与末一句，出自宋人吴棫《韵补·书目》：“《类文》此书本千卷，或云粱昭明太子作《文选》时所集，今所存止三十卷。”中间二句“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出自昭明《文选序》，本与《韵补》所言毫无联系，但经朱氏贯通相联，罗致因果，则先撰资料长编，再行删选定稿即为《文选》的成书过程。
《文选》编纂涉及《文选》的成书过程，论者若忽视《文选》成书过程之考辨，则极难讲清《文选》的编者问题。
昭明《文选》的成书过程，《梁书》、《南史》无载，唐人李善与五臣为《文选》作注亦未涉及。日释空海《文镜秘府论》与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语涉刘孝绰与何逊，但并未涉及《文选》的成书过程。朱氏此说，干系甚大。若此说成立，则千卷长编，必假手于人而绝非昭明一人可成。故先成长编，再行删选之《文选》成书两阶段说的面世，为《文选》成于昭明诸学士之手制造了证据。（注：《文选》成书与梁代学士的关系，较为复杂，当另文论述，详见笔者《“昭明太子十学士”与〈文选〉编纂》一文。）后之论《文选》编者系成于诸学士之手者无不征此为据。《文选》作为一部自周秦至齐梁，选录作品达700余篇的选集，若真如朱氏所论先成长编，再成选集，则其非昭明一人之力可成，几乎可不加论证而成立。故《文选》的成书过程与《文选》的编者关系极大。某些研究者正是从成书过程论证《文选》的编者问题的，故论及《文选》的编者问题绝不可忽略对《文选》成书过程的考辨。
朱彝尊《文选》成书两阶段说，开启了20世纪现代《选》学将《文选》成书过程作为一项重要研究命题之途。
四、孙梅《四六丛话》与20世纪《文选》、《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研究
清人孙梅《四六丛话》卷三十一“作家类”论刘勰曰：“彦和则探幽索隐，穷形尽状。五十篇内，历代之精华备矣。其时昭明太子纂辑《文选》，为词宗标准。彦和此书，实总括大凡，妙抉其心。二书宜相辅而行者也。”孙梅认为刘勰《文心雕龙》对《文选》而言，实已总括其大概，妙抉其用心，二人的文学观及选文尺度非常接近。孙梅此说为《选》学史上首次将《文选》与《文心》相提并论之言，对后世影响极大。
清末民初著名《选》学家黄侃首先对此加以发挥：“读《文选》者，必须于《文心雕龙》所说能信受奉行，持观此书，乃有真解。若以后世时文家法律论之，无以异于算春秋历用杜预长编，行乡饮仪于晋朝学校，必不合矣。开宗明义，吾党省焉。”[5](P1)学界今多以为黄侃为《文选》与《文心》之相互关系研究之发端者，而黄氏此说实本于孙梅《四六丛话》。
黄门学者骆鸿凯《文选学·纂集第一》云：“刘勰传载其兼东宫通事舍人，深被昭明爱接；《雕龙》论文之言，又若为《文选》印证，笙磬同音，是岂不谋而合，抑尝共讨论，故宗旨如一耶？”《文选学·体式第四》又云：“《文选》分体三十有八，七代文体，甄录略备。而持校《文心》，篇目虽小有出入，大体实适相符合。《文心》榷论文体，凡有四义：一曰原始以表末，二曰释名以章义，三日选文以定篇，四曰敷理以举统。（见《序志篇》）体制区分，源流昭晰。熟精《选》理，津逮在斯。书中选文定篇，去取之情，复与昭明同其藻镜。”[3](P124)骆鸿凯认为：《文心雕龙》实为“熟精《选》理”的“津逮”所在，这与孙梅所说“二书宜相辅以行”如出一辙。且骆氏更明白地说出《文心雕龙》的选文定篇与《文选》中的入选之作，虽然篇目小有出入，但大体实相符合。故刘勰、萧统评价作品的标准（“去取之情”）实相一致（“同其藻镜”）。
骆鸿凯《文选学·体式第四》论述赋、诗、骚、七等诸体时，大量引用《文心雕龙》的论述，视为的论。骆氏《文选学·评骘第八》曰：“《文选》篇章，彦和批判已备，片言只字，拱璧同珍。”[3](257)
骆氏《文选学·读选导言第九》引用刘勰之言尤多。
《导言二》“乙析观”全取彦和《文心》一书，诸如《练字》、《事类》、《才略》、《丽辞》、《物色》、《比兴》诸莫不备录。
《导言三》曰：“文体莫备于六朝，亦莫严于六朝。萧氏选文，别裁伪体，妙简雅裁，凡分体三十有八，可谓明备。《文心》一书，本与《文选》相辅，今宜据彦和所述四义，以观《文选》纂录之篇，用资证明。”[3](P302)以下即详征刘勰之论。
《导言四》曰：“彦和论文，标举体性。体斥文章体格，性即文家材性。缘材性之殊，而发之于文，体格异状。”[3](P304)下文详征彦和《体性篇》区别文章之体格之论。最后总结曰：“《文选》网罗文家凡百三十余，文章体格之歧异可谓能尽大观矣。今举所载文辞，以证彦和八体之说。”[3](P304)
《导言五》论文章风格，骆氏特举魏文为例，并详引《文心雕龙》之《时序》、《明诗》二篇论述魏文风格。骆氏云：“《文心·时序篇》论建安文学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而多气也。”[3](P309)
《导言六》论骈文演进，骆氏纯以《文选》诸篇为例。骆氏曰：“骈体之源，肇于《书》《易》，彦和论之详矣。”[3](P310)在此总论之后，骆氏举李斯《上秦始皇书》、邹阳《狱中上书自明》等篇为例，详述骈文演进历程。
《导言七》评《文选》诸家才思，骆氏全用刘勰《文心·才略》之评语。骆氏云：“《文心·才略篇》于六代文人咸有品藻，以别其才思之优绌。今录篇中所举诸家见《文选》者，而以彦和品藻之语系其下。”[3](P312)此节骆氏品藻之文士有屈原、宋玉等57人。
《导言八》引刘勰《文心雕龙·程器篇》论《文选》所录诸家瑕累、世路坎坷，语涉司马相如、扬雄等作家。
《导言九》讲文章参伍相变、因革为功。骆氏此节首引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之言，总言历代文体递相祖述，然后又详引彦和《通变篇》所论，发明汉代佳篇递相因袭的事实。再以《文选》诸篇“题之相祖”、“体之相祖”、“句之相祖”与“意之相祖”证明刘勰所论之正确。此节其实以《文选》诸篇证明彦和通变之论的正确。
《导言十》专论五言古诗之流变，骆氏所选评论之言仅《文心雕龙·明诗》与钟嵘《诗品》、章太炎《诗辨》。详其所论，诸人诸体皆录《文心·明诗》所论。
综上可知，骆氏深会其业师黄侃先生承袭清人孙梅之论，对于《文选》与《文心》之关系，笃信不疑。故在《导言》一章中，从各个方面充分论述了二书的相互关系。一章读《选》导言实即成以《文心》指导阅读《文选》的说明书。
周贞亮《文选学》上编第三章《文选之封域》亦曰：“《刘勰传》独载其为东宫通事舍人，深被昭明太子爱接，是《文心雕龙》一书，必为太子深所契赏。昭明选文，必与彦和共相讨论，即彦和亦必代为搜讨，此可推想而知者也。”[2](P30-31)“《雕龙·序志篇》曰：‘选文以定篇’，此明书中所举各体之文，即彦和所定选文之目。今观《明诗》以下至《书记篇》，所胪各家之文，昭明虽不尽入选，而大旨不出其范围。”[2](P31)周贞亮《文选学》第四章《文选之篇体》论述赋、诗、骚、七等诸体时，亦大量引用《文心雕龙》的论述，视为的论。周氏《文选学》下编第二章《文选之观察法》引用《文心雕龙》论述最夥。但骆氏《文选学》所论与周氏《文选学》所论绝类，兹不重复。
周贞亮《文选学》与骆鸿凯《文选学》是20世纪现代《选》学的代表之作与奠基之作。二书对《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的认同极大地影响了现代《选》学中一个极为突出的课题，即《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的研究，使之成为现代《选》学中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曾经发表了4篇有关《文选》研究的论文，成为中国大陆《文选》研究在1949年至1961年中断了十几年后第一次较为集中的研讨。这次研讨中王运熙先生的《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光明日报》，1961年8月27日）从《文选》与《文心雕龙》的相同处着手，为1949年后《文选》在大陆学界受到冷遇鸣不平。郭绍虞先生的答难之文《〈文选〉的选录标准和它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光明日报》，1961年11月5日）亦将《文选》与《文心雕龙》的比较作为研究的重心。这是中国大陆继黄侃、骆鸿凯等学者之后，另一批学者将《文选》与《文心》二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典范之作。
20世纪后期，莫励锋先生《从〈文心雕龙〉与〈文选〉之比较看萧统的文学思想》（《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吴林伯先生《〈文心雕龙〉与〈文选〉》（《武汉大学学报》，1986.5），马积高先生《〈文心雕龙〉与〈昭明文选〉中对“文”的看法的比较》（《〈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李晖先生《〈昭明文选〉与〈文心雕龙〉》（《〈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齐益寿先生《〈文心雕龙〉与〈文选〉在选文定篇及评文标准上的比较》（《古典文学》第3期，1981.12），清水凯夫先生《〈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关于散文的研讨》（《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9），均将《文选》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研究作为重点，尽管上述论文的主旨并非一律，有些尚相差甚远，但将《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研究作为《文选》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却是受益于清人。
五、《选学胶言》、《曝书杂记》“注例说”与20世纪《文选李善注》体例研究
清儒《选》学之李善注体例研究，实源于对李善注整理之需求。清儒认为要辨明李善注与五臣注之混淆，不仅需要不同版本之比勘，而且需要对李善注的体例进行董理。因为掌握了李善注的体例，方可使《文选李善注》的整理有规矩可循。
张云璈《选学胶言》卷一“注例说”条首开传统《选》学研究李善注体例之先河。张氏《选学胶言》曰：
李氏之注《文选》，自有其例。不明其例，则李注之次第，不可得而知也。凡五臣注之阑入李氏者，不可得而知也。且非五臣注而阑入李氏者，更不可得而知也。
《选学胶言》于此数句总论之后，列“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等李注体例8条。
张氏发明善注8条注例，距善注体例之全貌相距甚远，然作为《文选》李注研究，实又增一新途。高步瀛《选学举要》卷二《李注略例》开篇即云：“张云璈《选学胶言》‘注例说’曰：李氏注《文选》，自有其例，不明其例，则李注之次第不可得而知也，凡五臣之阑入李氏者不可得而知也，且非五臣而阑入李氏者更不可得而知也。”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下“《文选》注义例”条曰：李氏《文选注》自明注例，散见各篇，录之以为注释古书之法。可见，钱泰吉搜寻善注义例，已不仅仅着眼于整理《文选李善注》，而是立此为法，为古籍注释服务。钱氏凡总结《文选》李善注义例17条。
高步瀛《选学举要》卷二《李注略例》全引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下《李注略例》17条。周贞亮《文选学》第七章《文选学之成立》曰：“至欲观《选》注之详，当先明《选》注之例。此则善于注中已自详之，都十八条，汇录于左。”[2](P78)计周氏发明善注义例凡18条。与钱泰吉《曝书杂记》所列善注义例18条相比，多2条而缺1条。
骆鸿凯《文选学·源流第三》章《隋唐间文选学之起源及唐代文选学家考》一节曰：“昭明选文，著其例子序内。李善辑注，则散其记于注中。此盖本左氏作传，立凡五十，散在各篇，以发明《春秋》之例，可谓于古有征矣。今刺取而汇辑之。”[3](P56)计骆氏发明善注义例凡22条。骆鸿凯所列善注义例22条与钱氏发明善注义例相较，多6条而缺1条。
高步瀛《选学举要》与周、骆二氏《文选学》将李注义例列入现代《选》学研究视野，实为现代《选》学洞开一闼。崇贤之注，自宋儒合刻五臣之注为六臣注，二者混淆，已难辨析。判明善注，实为整理出版善注《文选》之重要手段之一。
20世纪的现代《选》学家在《文选》李善注义例研究方面付出了长期艰苦的努力。
20世纪前期，诸多《选》学家已发展为专文考辨善注义例。民国时期著名《选》学家普暄《胡克家〈文选考异〉叙例》（《女师学院期刊》3卷2期，1935）虽为论述胡克家《考异》义例，但此文第一部分专论《善注义例》，且其所论远较李详为备。普暄此文将善注义例厘分为11类：1.李注音释存于注中例；2.注中音释有尤所增例；3.善注用字有特式例；4.引旧注多非全文例；5.引书但取意同不拘语倒例；6.引书注字，字不必相同例；7.引书各随其用而不划一例；8.引书取大义不取一字例；9.采取《汉书》注而不称《汉书》例；10.引书可节其字句例；11.善本文句不必同于他书例。
另一位著名《选》学家李详（审言）《李善文选注例》（《制言》月刊第50期，1939）一文曰：“古人注书例即见于注中。李善《文选注》首举赋甲，存其旧式。《两都赋序》以下继之，皆例也。钱警石先生《曝书杂记》曾揭善注之例，而惜其未备，今广钱氏之采，加以案语，庶几备《选》学之一称云。己巳（1929——笔者）十月，
叟李详。”李氏此文共发明善注义例凡是21条，远较清儒为备。但李氏发明善注义例，分类不明，尚属草创阶段。
《文选李善注》义例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得到学界广为注目后，研究者后出转精，日臻完备。李维棻先生《文选李注纂例》（《大陆杂志》第12卷第7期，1956.4）将善注义例厘分为4大类。每大类之下，再分若干小类；每小类之下，再分子项。此文将善注义例分为大类、小类、子项三个层次，隶属关系相当明晰。与20世纪前期学者同类之作相较，更深入亦更细致。
王礼鲫先生《选注释例》（《幼狮学报》第7卷第2期，1968.4）一文，将善注义例厘分为55类。此文在现代《选》学史上可谓总结善注义例最为完备的论文之一，但与李维棻之文相较，惟分类稍嫌琐细。
黄永武先生《昭明文选李善注摘例》（《中山学术文化集刊》）一文将善注义例分为三大类93种：1.自明作注之例（含12种）；2.善注释题之例（含8种）；3.校定篇次之例（含2种）；4.绍介作者之例（含3种）；5.释字审音之例（含66种）。此文将善注义例归纳得既详备又条理分明，亦为现代《选》学史上总结善注最为完备的论文之一。
小结
20世纪现代《选》学的创立得益于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亦受惠于传统《选》学自身的裂变，因为，传统《选》学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已孕育着现代《选》学的萌芽。学界对现代《选》学的现代化进程，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影响，而对传统《选》学自身的现代化萌芽关注不够，现代《选》学的诞生实为“旧学新知”与“西学东渐”互相影响的逻辑归宿。
收稿日期：2002-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