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路径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生产的空间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语境
空间生产方式一直是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资本全球化是马克思当年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现在的问题是：资本全球化本质上不仅是一种历史维度，而且是一种“世界历史”维度。就是说，这一历史生成是在资本化世界的空间生产迅速扩张过程中产生和完成的。资本工业化必然要求生产要素（包括生产场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空间集聚和集中，必然造就以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镇化。“到处落户、到处开辟市场、到处生产”造就的资本全球化本然地就存在着空间生产之维。资本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而且也是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资本在造就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和乡村、全球格局的同时也就完成了空间生产的拓展。城市化、全球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物象”的空间结构或者人们“选择”的空间造型，但本质上不过是这一时代的资本的空间存在样态。资本按照自己内在的规律在城市或全球空间上进行布展。资本全球化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使资本生产空间化成为全球性的历史过程。“世界历史”即全球化的时代性与空间性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成为统一的历史语境。在这一空间拓展的资本化世界中，使马克思思想出场。如果说，资本全球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的空间语境，那么，马克思主义则成为对这一空间生产资本化世界的批判反思的精神产物。可以这样说：资本全球化的空间生产结构是打开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门的历史锁钥，马克思主义批判所思的一切问题都源于这一世界历史本身。没有对资本在全球空间拓展的结构和进程的本质分析，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意义上，正如英国学者大卫·哈维所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不仅是历史的、而且也是地理的（空间的）唯物主义。对资本全球化的空间之维的批判性分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独特的“世界观”。马克思新世界观在这一世界历史中的出场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空间语境的产物。因此，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是打开资本全球化空间本质的理论锁钥。这不仅因为只有马克思才第一次真正彻底批判性地揭示了资本全球化空间生产的本真秘密，才创造了“新世界观”；而且因为资本全球化的空间转换和空间分裂导致了某种思想传播的地理学空间效应，形成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差异甚至对峙。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语境的分析应当内在地包括空间维度和空间视域的考察。这一考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和本真意义考察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除了梅洛·庞蒂、列斐伏尔、斯密茨等西方现象学者对“社会空间”和“空间的生产”进行了研究而外，尽管卢森堡、列宁、布哈林、多斯桑多斯、弗兰克、沃勒斯坦和哈维等马克思主义者或左派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资本全球化的空间结构及其马克思主义空间维度等问题做过研究，但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却长期忽略这一空间视域，没有形成一个首尾一贯的空间研究范式和思维向度。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性考察至少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什么是当年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的空间生产，它的本质、进程与结构是什么？第二，在新全球化时代，资本的空间生产所形成的高度城镇化、全球化进程中，造成的问题谱系是什么？第三，在“中心—边缘”的全球结构中，如何造就全球无产阶级在空间上的分裂，使世界无产者需要联合起来？资本空间化进程使无产阶级的“头脑”即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发生分裂，形成所谓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们的关系应当如何，就是说，它们如何联合起来？
资本的空间生产：本质、进程与形态
在空间生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失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文本中，存在着对资本在空间生产中扩张自己的历史运动的多维度考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造就城镇化和大量人口的空间聚集的分析、对资本全球化造就“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深入分析在《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论住宅问题》中，都有对资本地租、资本造就的城镇化空间产品、工厂制度的空间聚集效应等问题的深刻研究。资本在城镇化进程中造就的城乡结构，在全球化进程中造就的东西方世界结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的空间问题。
那么，概括地说，对资本空间生产方式，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究竟原则地分析了哪些问题呢？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关于资本的空间生产的本质。与农耕社会“孤立的点”不同，资本需要“空间再造”，因而需要“空间生产”。所谓“空间生产”，就是对“空间的生产”，包括对资本生存空间的重新设计、改造和空间产品的供给行为。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使它需要集聚越来越先进的大生产设备和联合的劳动力，发展工业化生产力，就需要在空间上集聚成为一种社会化大生产的力量，不断交往、联合和空间拓展的力量。因而我们“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索”①。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共同人”的抽象主体的批判必然深入到对资本生产和交往的规律性机制的分析，正是这一机制使资本需要不断扩大的空间生产来满足其实现追逐剩余价值的客观目的。因此，资本在越来越大的空间中集聚和集中而形成“空间再造”的过程，不仅仅是资本的一个片面部门、领域或者产业（如住宅业、资本化地租等），而且就是全部资本的空间条件和空间样态。“经典资本”是在与地产分离的状况下获得的，但是进一步的资本扩张不仅通过空间生产和空间产品来增殖，比如通过获得超高利润的城镇化产品（商业区、住宅区或者其他空间产品等），通过资本或技术垄断在全球空间布展来获得垄断利润等，而且资本本身需要特殊的空间结构，资本社会与农耕社会有完全不同的空间生产需要，这一需要实际上是由资本化大工业造就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关系决定的。交往实践到处生根、到处落户和到处开辟市场，使一切空间在生产中转变为交往关系的空间样态。
其二，关于资本的空间生产的发展进程与基本形态。至少有五个阶段：原始积累时期，与小作坊手工业、行会等制度相适应的小城镇阶段；较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和交通奠基的城市拓展时期；机器大工业、较发达的区域市场造就的城市体系时期；大工业体系、国际贸易和商品输出在全球拓展时期；以信息技术支撑的资本全球化时代。因此，形成了城镇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两大基本形态。“中世纪的起点在乡村，现代社会的起点是城市”。从乡村逃逸的失地农民不断成为城关市民，工场手工业和扩大的市场交换在不断拓展城镇空间的同时也在刷新城市制度，进而建立了城市之间的稳定的经济交往关系。“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②。资本运动“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并“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③ 越来越发达的、世界普遍联系的现代城市体系成为资本实现自己高速增长的空间基地，也是其空间形态之一。进而，资本的现代化伴随着在越来越大的空间上的拓展，打破地域限制，打破城市限制，进而打破国家限制，成为全球化的空间体系。起初是资本借助于工业文明到处打破闭关锁国的农耕社会，建立“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二元世界体系。今天，进一步的发展使资本知识化，知识文明又将制造业扩散到全球，到处建立大工业基地，使之服从知识资本的统治，建立“知识资本—工业劳动”的新二元体系。
其三，关于资本空间化的两重后果。一方面，资本“再造空间”具有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急剧膨胀；“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人口、财产和生产资料在空间上集聚和集中，进而推动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社会财富、社会人口的极大增长，空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或革命，空间观念的迅速改变。从而，它能迅速冲破闭关锁国和一切与之对应的社会关系，在市场化和普遍交往的前提下推动城市之间和全球性的空间联系，造就资本的全球化这一马克思主义赖以出场的空间语境。但是，另一方面，资本的空间生产又必然在集聚财富的同时集聚普遍的社会对立和冲突，大工业城市中到处充满贫富对立和阶级冲突，全球分裂为资本民族和劳动民族、东方和西方、发达与不发达，空间结构的对立从空间资源、生产资料的占有到消费资料的分配，到处都充满着对抗，从而造就反全球化的力量。历史的对立因为首先表现为空间的对立而更为鲜明，空间的对立又必然导致对立的历史性变迁。
其四，资本的空间生产的力量与关系之间的冲突，推动着资本空间拓展从区域到城市到整个民族到全球，最终建立资本的空间布展体系和统治体系。当然，资本在空间上拓展到何处，必然就将基本矛盾带到何处，每一个后续的空间拓展既是资本为了解决原先空间矛盾的方式，又必然使矛盾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围内发展着，从而最终导致矛盾体系的总崩溃。当然，正如资本在全球实践上带来分裂一样，资本在全球精神上也带来分裂。这一分裂是资本在空间拓展中的必然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召唤今天依然有效：作为“心脏”的全世界无产者正在被分裂，因而需要联合；而作为“头脑”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在分裂，走不同的出场路径，需要相互对话和融合。
其五，未来后资本的空间生产由“自由人联合体支配”，消灭城乡对立、阶级对立和东西方对立，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在空间上“世界普遍交往”的高级形式。
可以说，当年出场的马克思“新世界观”不可能不同时就是一种基于“改变世界”实践之上的对资本生产空间化世界结构的批判性考察。
新全球化时代的空间生产：问题谱系及其思想效应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的空间生产方式的思想今天原则上依然有效。但是，正如我一再指出的：作为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空间——历史语境，资本全球化今天也发生着重大变化，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转变。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置身于一个新的空间生产的言说语境之中，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时代问题。
旧全球化是基于工业资本基础上的全球化，在“空间生产”上表现为大工业资本的高度聚集、大工业资本在全球对落后农业地域建立广泛统治、工业资本对全球生产、销售和消费社会空间的一体化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空间统治方式以及旧全球主义的思想体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新全球化时代是建立在知识资本基础上的全球化，在“空间再造”上表现为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全球性脱域”，同时又表现为知识生产对物质生产的全球性控制。后殖民时代，知识、技术、文化和政治的支配充填了那些因为原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独立而留下的空间鸿沟。“逆城市化”使原来的资本城市化聚集被一种更贴近自然的“大郊区”所取代；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迁移造成资本本土的“产业空洞化”。后工业文明的来临使主张在空间文化的“多元差异性”的后现代主义和新全球主义盛行。
新全球化时代的空间结构成为全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语境。资本的知识化造就了知识资本与知识劳动的新关系，而且这一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新的主导阶级对立的根源。从知识劳动阶级立场出发深刻认识知识资本的性质、功能和历史地位，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之一。知识资本对全球布展的工业劳动的统治，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课题。一种资本知识化的生产方式对全球工业化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方式等各种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重新统治，成为今日全球空间生产布展的基本格局。发达地区的资本相继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全球的方式，但是却以知识、信息、人才、技术、文化等各种非物质资本方式加强了对全球的空间控制。
新全球化时代使一度曾经在工业化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者再度陷入分裂。知识劳动与工业劳动之间、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之间存在着竞争性或替代性。全球资本却在高度联合；苏东剧变后，“神圣同盟”在企图“埋葬马克思”方面高度一体化。与全球分裂的劳动者状况一样，资本全球化也在造就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裂。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不仅有历史的差异，更有空间的差异。就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空间性而言，虽然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同处于一个时代，他们“共同在场”，但却具有空间上的差异性和多样化，不同的国情造就了差异化的言说语境，因而各说各话，自说自话，其理论旨趣和形态大相径庭。从我们的空间视域看，“中国化”这一出场空间是由在新全球化语境中的独特国情、本土实践和独特问题构成的“语境”，她造就具有中国气派与民族本色的马克思主义，即正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中国化的还是所谓“在中国”的言说，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语境的制约。但是，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空间性问题的意义在于：他们虽然置身于不同的本土空间中，形成基于这一本土空间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视域，但是，从更大的空间看，他们都是对于同一个资本全球化体系的批判性解读，只是从各异的角度，对象是一个，因而在差异空间中孕生的差异化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相互对话、沟通甚至联合的可能性。“我们”也需要思想的联合。
空间生产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
对当代资本的空间生产的批判性反思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基本路径，但是这一路径具有空间的差异性。思想的传播地理学图景表明：由于各地土壤和气候条件不同，马克思主义形态的生长和发展就呈现极大差异性。本土化语境对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与认同具有再创造和再理解的功能。这里，在空间语境作用下，我们必然要研究一个基本问题：来自西方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如何本土化？或者说，如何理解“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与本土化“再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一空间的坐标系不仅造成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差异，而且也必然造成与原版的马克思思想的许多差异。某些当年马克思“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在中国语境中必然会发生重大改变。“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之间总是存在着历史的和空间的张力。围绕这一张力，我们可以将许多研究范式置于其中加以评价。这里存在着许多问题，曾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上不断以尖锐化方式提出的问题是：“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解读究竟是“以西解中”、“以古解今”还是相反？这存在理解和解释的基本立场问题、范式问题。如果说原版的马克思主义是当年在西方的历史语境中本真意义的出场形态，与当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具有差异性，有着客观存在的张力，这一张力如何是合理的、合法的，需要做出深刻而准确的理解。关键在于：要认识思想、文本只是历史语境的出场形态，它必然随着客观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两种思想差异如果因为言说语境的变化而造成的，那么，这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如果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和矛盾，我们的理解应当倾向于坐标的历史语境。这才是对理解的科学性的正确立场。
对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基本路径的考察，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根本的出场方式必然是一种行动的逻辑，永远需要在“改变世界”的创新实践中出场。出场方式和出场路径的实践化，是颠覆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的基本特征。意义全在于用法。如果说，当年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出场主要在于摧毁一个旧世界，那么今天“改变世界”的实践更需要在中国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不断创造出“中国经验”，进而创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阶段的理论。在实践中出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路径，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反形而上学的基本品质。然而，在马克思看来，重新解释世界的观念路径是实践路径的必然行动，理论范式或基本路径有三：文本重读或返本开新式；与当代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各种学术思潮对话式创新；深切反思时代重大课题、在“不断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形成“一体（时代反思）两翼（文本重读和对话）”的创新格局，而其主题、视野与范式将以“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宗旨，从而成为“充分适应”这一时代的哲学。三大路径构成了一个“一体两翼”的创新格局。对新全球化时代和中国发展的重大时代问题进行反思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基本路径，是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性和“时代精神精华”的时代性品格使然；对马克思文本意义的重新解释和与当代中西哲学对话之所以成为两翼，是因为它们的创新之纬度都来源于时代，问题的解答都围绕时代主题，它们的评判标准或者“前理解结构”都依赖时代底板。解读式创新之所以能够创新理解，不是现成“在手”而是“上手”，主要因为这一解读建立在当代解读者的时代视域之上，他们是依靠来自时代视域（前理解结构）、带着时代问题对当年马克思文本意义的重新解读，从而读出新意、推进创新的。这一解读，实际上是当代读者与当年文本超越“历史间距”的视域融通，是一次真正的时代水平的神会，因而是时代的精神存在方式。对话式创新同样基于时代。虽然当代西方思潮在总体上难以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但不可否认，它们依然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它们之出场是因为时代困境，它们提出的问题是时代的，而它们解答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也是时代的。它们是时代问题在当代西方学者头脑中的哲学反映。因此，对待当代西方哲学，或者是当代中国哲学（如新儒学等），就是对待某种形式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不可能采取一笔抹杀的方式。在这里，一个长期僵化观念必须得到纠正。这一僵化观念就是：似乎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在流淌到马克思那里就终结了，或者就变成马克思主义这一唯一有价值的脉系了。在马克思之后，一切西方当代哲学都是没落的、腐朽的，因而是人类文化的渣滓。因而，在马克思充分汲取当年人类文明的许多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社会学说和历史学说等）并创立自己的世界观之后，就标志着非马克思主义文化史的价值终结，似乎马克思主义无须再认真面对当代西方的或者中方的思想残渣余孽，它们与时代是脱节的、毫无关联的，它们只存在于过去，而没有当代，更没有未来，对此马克思主义只需外在地加以批判和否定，就一切烟消云散了。实际上，否定了当代西方哲学的时代性，也同时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不仅需要时代实践的驱动，也需要当代精神、当代思想的滋养。承认当代西方思潮、特别是当代西方哲学的时代性就意味着：我们要从全盘否定到科学分析，从外在旁观到参与对话。对当代中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重新认识，必然引领马克思主义走向对话，在思想撞击和学术对话中磨砺思想之锋，在重新不断批判地汲取对话者的优秀思想资源中成为当代话语。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同样需要汲取当代优秀思想资源，同样体现在对话和批判性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当代话语的对话，实际上就是基于时代底板、围绕时代问题而展开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时代精神的表征的对话。判定这一时代对话的真理性标准，依然是时代实践。此外，展开对话必然对打破学科壁垒，融会中、西、马，进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起极大推动作用。我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最大弊端就是在学科研究上将中、西、马三者分离，造成相互隔膜的问题、范式和话语，从而使各自研究在狭小圈子内自说自话、各说各话，进而封闭自己而导致僵化。只有以时代性问题来贯穿，进而展开生动的对话，才能融会贯通。
在对话的视域中，国外马克思主义（包括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是独特的对象，需要加以更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出场在空间上的差异，造就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形态（如中国化的）和西方形态（如美国化的或者法国化的等等）。对话发生本质上不是历史间距，而是一种全球化结构中的“空间间距”——学术思想的地理学——地图学意义上在场的差异。在相互差异和分离而又被全球化紧密结合的空间上，在彼此有别而又不断交往的异质性解读主体和实践（民族）主体之间，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差异，由于出场的空间语境和路径的差异而造成了形态差异，因而就有对话的必要。中心—半边缘—边缘的思想互动，造成中心序列的马克思主义演进的逻辑和边缘序列马克思主义演进的逻辑。两个逻辑在不同空间语境中繁衍，彼此之间也在不断对话。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差异性空间出场或传播的路线图，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价值的事情。马克思思想出场的最初语境固然属于中心地带，但为什么不在资本相对发达的英国或法国，而是在相对落后的德国？为什么马克思而后在最发达的资本帝国——大不列颠观察资本主义社会并创造理论，虽然在欧洲各文明国家中传播，但是最终结果又在相对落后的俄国？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即便马克思主义最初出场地为相对发达的中心语境，获理论之花，却在边缘国家实践中取胜利之果。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对话纬度因而就有了深刻而积极的意义。如果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思想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的结果，进入中国本土，进而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那么，它的地方经验的世界意义，比如“毛主义”在欧美的传播，邓小平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就是本土马克思主义在对话中的“全球化”了。因此，“一体两翼”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在场方式，当代的出场路径。
注释：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130、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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