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国民：严复与中国启蒙运动——纪念严复诞辰16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蒙运动论文,严复论文,诞辰论文,中国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4)12-0154-08 严复(1854-1921)是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1895年春，在甲午之役北洋海军灰飞烟灭之际，海军教官严复独树一帜，以“开民智”的呼唤，开晚清启蒙运动之先河。严复的启蒙思想影响了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潮，他所输入的欧洲启蒙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迄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化转型进程。今年是严复诞辰160周年，本文拟从思想史的角度，总结严复对于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贡献，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思想遗产，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启蒙先驱。 一、中国启蒙运动之父 严复是洋务运动的产儿。1866年，严复考入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为中国第一代海军军校生。1871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航行理论科，在海军实习服役六年，1877年被清政府选派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舰艇驾驶，成为中国第一批海军军官留学生。留英期间，严复的学识才华颇得驻英公使郭嵩焘之赏识。1879年毕业回国后被北洋大臣李鸿章聘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会办、总办。1894年中日甲午之役，大清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海军，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全军覆没。甲午兵败，举国震惊，海军教官严复所受刺激尤深。1895年2月4日，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于威海自尽和李鸿章赴日议和前数日，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其后又连续发表《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自此，一位海军先驱以“开民智”的启蒙思想崛起于晚清思想界，引领了一场中国思想文化“转型时代”的思想变革运动，成为中国启蒙运动之父。 严复超越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远见卓识在于：一国的海军不是孤立的军事力量，而是其整个文明系统的组成部分。故富强不仅在坚船利炮，而在社会整体的文明进步。这种从文明系统看海军的宏阔视野，使海军教官严复放眼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成为晚清第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回忆甲午之前，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与他闲聊道：“海军之于人国，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人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①赫德关于海军问题当于根本求之的见解，启发了严复对中国问题的整体思考。启蒙者严复在甲午之后的异军突起，极具象征意义：一名海军教官开启了中国的启蒙运动，并且成为以兴办海军为要务的晚清洋务时代的终结者。严复从海军先驱到启蒙之父的转变，表征着洋务时代的终结和启蒙时代的开端。 严复的启蒙主义独树一帜，它既超越了以往洋务运动的技术现代化路线，又不同于康梁维新派之政治改革的变法路线。晚清现代化有三条路径：洋务运动的技术现代化、维新运动的制度现代化、启蒙运动的观念现代化。以往学界论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三部曲，启蒙运动往往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此“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价值现代化”的线性递嬗公式，确实“整齐好玩”(胡适评梁漱溟中西印文化哲学语)。然而，这一流行的三段论公式完全抹杀了晚清启蒙运动。在甲午战败的1895年，康有为以“公车上书”引领的变法运动和严复肇端的启蒙运动几乎同步发生。在晚清现代化三部曲中，洋务运动和变法运动皆为清廷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启蒙运动则是知识分子推动的自下而上的思想革新运动，严复关注的是国民与社会层面的改革。参照郑观应等的中体西用论和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论，严复独特的思想意义一目了然。 中国早期现代化三阶段说源自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他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过程概括为“学术的觉悟——政治的觉悟——伦理的觉悟”三阶段，此三个觉悟阶段分别对应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②其后梁启超亦循陈说，将中国人认识西方文明的觉悟过程概括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③陈梁二氏都将启蒙运动归为辛亥革命后共和失败的产物。其实，20世纪初梁氏的新民说已在呼唤“全人格的觉悟”。而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严复已高擎启蒙大旗，其“开民智”的启蒙主义正是旨在中国人之“伦理的觉悟”和“全人格的觉悟”。改革者辛亥革命后的幻灭和关于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觉悟，证明了严复作为启蒙先知的深刻洞见。 在《原强》等文发表一年后，严复曾与梁启超忆及他当年的写作初衷：“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溯源竞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故其为论，首明强弱兼并乃天行之必至，而无可逃；次指中国之民智、德、力三者已窳之实迹……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存亡之数，不待再计而可知矣。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④首明现代世界优胜劣汰的进化趋势，次倡中国之民智、德、力的振衰起弊，为严复启蒙主义的两大要旨。 与康梁变法的激进改革不同，严复的启蒙主义承袭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社会理论的渐进改革路线。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关于立法者创制的个人主义理论，而更重视政治制度中社会演化的作用，强调习俗的决定性力量。弗格森认为，斯巴达和罗马政府的兴起不是来自单个人的设计，而是来自当时的状况与人民的智慧。米拉亦强调，政治体系中更伟大的部分源自人民整体的合力。⑤契约论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立法者与国民之争，表征着二者在个人与社会、理性与习俗、建构与演化、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之间的深刻分歧。康有为尽管反对法国大革命，但其自上而下的帝王“变法”路线仍属于立法者的建构主义传统。而严复“开民智”的启蒙主义则与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社会理论的演化论传统一脉相承。 启蒙者严复的崛起，突破了晚清洋务派主流的“中体西用”模式。严复启蒙精神之精髓，在自由之思想，开放之心灵。他关于言论自由的诠释，最足以表征其理性开放的启蒙精神：“须知言论自繇，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繇。亚里士多德尝言，吾爱吾师柏拉图，胜于余物。然吾爱真理，胜于吾师。即此义耳。盖世间一切法，惟至诚大公，可以建天地不悖，俟万世不惑。未有不重此而得为圣贤，亦未有不倍此而终不败者也。使中国民智、民德而有进今之一时，则必自宝爱真理始。”⑥严复对中西古今的文化评判，坚持启蒙主义的开放立场：“今日中国最大的病患在愚、贫、弱，尤以愚为根本。凡是能解决愚、贫、弱三患的，一切事皆可为。而求其解决之道，则无论中西新旧。凡致国人于愚贫弱的文化，虽出于祖宗君师，犹将弃之。反之，凡可以疗救愚贫弱的文化，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⑦在中华帝国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传统和洋务派不敢越雷池的“中体西用”模式相交织的晚清思想界，严复对中西古今之开放的心灵，具有何等思想解放的意义！ 严复译介的进化论，是清末影响最大的西方理论。它以一个变动的、进化的、竞争的新宇宙观颠覆了古典中国的意义世界，并激发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和改革意识。梁启超闻名遐迩的新民说，以优胜劣汰的进化论为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鲁迅早年在南京路矿学堂读书时即深受严译《天演论》的影响，成为进化论的信奉者，他承认“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⑧少年胡适则因虔信“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而更其名“嗣穈”为“适”，字“适之”。他曾这样忆述进化论在20世纪初中国的巨大影响：“《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⑨ 严复“开民智”的启蒙主义，亦深刻地影响了清末和五四两代启蒙知识分子。梁启超的“新民”主张，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陈独秀倡言的“新青年”和“伦理之觉悟”，胡适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之“中国文艺复兴”主张，无不深受严复启蒙思想的影响。作为“中国启蒙运动之父”，严复不仅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而且是启蒙者们的思想导师。 二、中国自由主义之鼻祖 自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主义是关于现代社会秩序的政治哲学，为启蒙运动主流的现代意识形态。严复是最早输入自由主义于中土的普罗米修斯。 在晚清思想界，严复的不同凡响，在于其第一个发现“自由”(liberty)的意义。中国人之认识自由，自严复始。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复指出，洋务运动三十年并未认识西方文明的真谛。汽机兵械和天算格致，皆西方文明之形而下之器，而非其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⑩质言之，西方文明的两大命脉为科学与民主，而科学与民主得以成长的独特社会机制则是自由。严复的高明，在于其慧眼独具地发现了“自由”之于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意义。他的“自由为体，民主与科学为用”的西方文明观，显然比五四“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模式更为深刻。 严复与后来的自由主义者不同，他并没有追随欧美新自由主义潮流，而是追溯早期现代欧洲自由主义的古典源头，从18世纪启蒙时代寻求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严复留学英伦的晚期维多利亚时代，正值英伦自由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蜕变的时代，经历了德国化转向的英国新自由主义，以社会自由代替了个人自由，以政府干预代替了放任主义。严复并未被彼时流行的英伦新自由主义所诱惑，而是把学习西方的目光投向了18世纪早期现代的启蒙时代，他尤为推重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巨擘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思想。严复翻译的西学社会科学名著，如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密尔的《群己权界论》，均为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社会有机体论对严复思想影响深巨，斯氏亦为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人。严复的“输入学理”慧眼独具，他关于中国文明古今转型之独到的问题意识，使其对古老祖国和现代英伦社会发展的巨大历史落差有深刻的体认，因而他并没有照搬当时流行的新思潮，而是着力于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输入处于大转型前夜的中国社会。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严复第一个发现“自由”在西方现代文明中的核心意义。《原强》中之“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11)的西方文明观，超越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范式和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主义，深刻地揭示了自由主义的本质，直抵现代西方文明之堂奥。严复以“群己权界”译Liberty，揭示了西方“法律下的自由”的精义。一百年来，严复对自由主义的诠解，国人迄今亦无出其右。 严复传播自由主义的理论贡献在于：他通过翻译而输入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自由主义、孟德斯鸠的宪政理论、密尔的自由理论等古典自由主义经典理论，其在中国传播自由主义学理居功至伟。在20世纪中国，古典自由主义在“革命世纪”不合时宜，但其市场经济、法治政府、公民自由、民主政治等理论在改革时代却大行其道，成为引导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 三、富强主义与“救亡型启蒙运动” 严复为中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其回应救亡图存之危机语境的启蒙主义，开晚清启蒙运动之先河，并奠定了中国启蒙运动的基本特点和风格。 (一)“富强的哲学”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一场走出中世纪的伟大思想革命，启蒙学者是一群胸怀人类的世界公民，他们以人的解放为鹄的，探究人性、社会与文明的本质，为曙光初现的现代文明探寻新的价值原则和秩序原理。无论是苏格兰思想家休谟的《人性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还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都凝聚了启蒙时代伟大的人道理想。狄德罗将“人”作为规划百科全书的核心原则，人的存在不再是一种为更高目标——灵魂拯救或天国来临——服务的简单工具，他自身就是绝对的目的。(12)康德的“人是目的”则是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宣言。 而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最关注的则是中国复兴的富强之道。中国问题的独特性在于，现代文明是与列强侵凌同时降临的，现代转型与民族危机相交织。在甲午战败的民族危机之中，严复于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充满危机意识的启蒙宏文，其主题皆围绕中国富强问题：中国处于千年大转型的危机之中，西方富强的原因，中国救亡的对策。严复“开民智”的启蒙，旨在唤起危机中麻木的中国民众之救亡图存的觉悟，这种思想启蒙属于迂回的治国术，而不是“人的科学”。晚清以降中国启蒙运动是西力东侵的民族危机所激发的思想变革运动，其有别于欧洲启蒙运动之最鲜明的特点，是以国族富强为目标的“救亡式启蒙”。启蒙，在欧洲是“人”的启蒙，它以弘扬人的主体性和追求人的解放为宗旨；在中国则是“中国人”的启蒙，其首要目标是追求国族富强，人的解放则为依附于富强的次目标，它往往被赋予工具性的意义。人的启蒙，是个人本位的人文启蒙；国族启蒙，则是国族本位的救亡式启蒙。在启蒙思想史上，欧洲式启蒙人文主义与中国式启蒙民族主义，相映成趣。美国学者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比较概括了英法美启蒙运动的不同特点：英国启蒙运动之“美德的社会学”、法国启蒙运动之“理性的意识形态”、美国启蒙运动之“自由的政治”(13)，而中国启蒙运动最显著的特征，则是旨在救亡图存的“富强的哲学”。 中国启蒙与欧洲启蒙具有时空迥异的历史语境。在18世纪的苏格兰，斯密处于大英帝国崛起的太平盛世。“光荣革命”完成宪政转型后，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英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迎来了工业革命的时代，现代世界由英伦三岛诞生，无远弗届地走向全球。而严复身处的19世纪末，中华帝国自鸦片战争败于英国后即一蹶不振，日益深陷秩序危机和意义危机之中，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被西方列强裹挟入现代化大潮，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危机中的晚清知识分子，奋起担当救亡图存大任，艰难求索达致国家富强的变法和启蒙之路。因而，“富强”成为中国启蒙思想的基调。 (二)工具性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宗旨是弘扬人的主体性，即康德所谓“人是目的”。“自由”意谓不受强制和支配，个人可以活得有尊严。在欧洲启蒙思想中，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具有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 “寻求富强”是严复启蒙思想的核心关切。在《原强》中，严复追寻西方富强的奥秘，他最终找到了自由。在他看来，西方富强之道，在于其“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英国之所以成为称雄全球的世界商业帝国，正在于其自由的制度。“是故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14)严复把西方富强的原因归结为自由自治的公民个体，以及自利利民的市场秩序。质言之，个人之自由自治是因，自利利民是果，而自利利民又是国家富强之因。在严复的富强主义逻辑中，自由更多被赋予工具性的意义。 严复移植了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但二氏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旨趣不无差异：斯密的自由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其关注的是自由与富裕繁荣的关系；严复的自由主义一民族主义则以国族为本位，其中心关切是自由与国族富强的关系。易言之，严复对自由的倾心多了一层国族关怀，他更重视自由之于富强的意义。显然，严复的中国式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的苏格兰自由主义，这种思想差异是中英不同历史语境的产物。另一方面，严复认识到中国和英国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异，因而中国实现自由的路径亦不同。在近代中国，国群自由急于个人自由。“西土计其民幸福，莫不以自由为惟一无二之宗旨。试读欧洲历史，观数百年暴君之压制，贵族之侵凌，诚非力争自由不可。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15)在救亡图存和寻求富强的历史语境中，严复和中国启蒙思想家一直面临着自由的工具性与内在价值的困扰，以及个人自由与国族自由的纠缠，这是其欧洲导师所不曾遇到的问题。 (三)“开民智”的启蒙主义 严复的启蒙主义建基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他认为，国家由国民聚合而成，民优则国强，民劣则国弱。在优胜劣汰的现代世界，国族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的竞争。国民程度的高下，表现为其体力、智力、德性的优劣。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之民力、民智、民德全面衰败。洋务运动一味追求船坚炮利，完全是舍本逐末，见物不见人，治标不治本。其所引入的现代技术虽皆西方富强之基，但淮橘为枳，终不能实收其效。故中国欲富强，必须标本并治。“标者何？收大权，练兵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16)国民为政治之基础。“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政法从之。”(17)在严复看来，“民智者，富强之原”。(18)国民素质为一国富强的根本。西方的富强，归根结底在于其自由自治的公民。而西方公民之能自由自治，在于其力、其智、其德的优胜。中国富强之根本在公民，欲养成自由自治的公民，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19) 提升民智民德民力，是一项艰难的启蒙事业。严复强调：开民智最急，“至于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20)通过比较中西道德，严复揭示了中国民众道德的阙失。西洋宗教，七日循环，必有牧师聚其民祈祷，其宗教则临之以帝天之严，重之以永生之福，无论王侯或穷民，皆为天之赤子而一律平等。平等则其民自尊且向善。西洋小民若信教诚深，则品行端正，与中国之大人君子无异。至于中国之民，则学校已久废，且其自古亦不过选择俊秀之民而教之。至于穷人子弟，则终身缺乏受教育之机会。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民。君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处。奴虏之于主人，只是形劫势禁，无可奈何而已，并无真正的爱国爱君之心。(21)严复比较了中西教化之差异：“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22) 与康梁的“变法维新”路线不同，严复的启蒙旨在“陶铸国民”(23)。他认为：“盖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发生滋大者，必其地之肥跷燥湿寒暑与其种性最宜者而后可。”(24)富强的根本在国民。“一群之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于是其为君相者，不过综其大纲，提絜之，宣布之，上既不劳，下乃大治。泰西各国所以富且强者，岂其君若臣一二人之才之力有以致此哉？亦其群之各自为谋也。”(25)富强的关键，在国民之各自为谋的自由。在严复看来，“顾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立宪之民者，各有国家思想，知爱国为天职之最隆，又济之以普通之知识，凡此皆非不学未受文明教育者之所能辨明矣。”(26)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国民素质。严复视提升民品和国民程度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从而开启了人的现代化的方向。梁启超、鲁迅、陈独秀等人之“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皆循严复“开民智”以“陶铸国民”的启蒙方向。这种“开民智”的启蒙主义，亦成为中国启蒙运动异于欧洲启蒙运动的鲜明特色。 (四)“中西古今”问题 晚清以降，西力东侵，古老的中华帝国被强力裹挟入现代化大潮，在中西文明的碰撞冲突中走上现代转型之路。在中国以敌为师的外铄型现代化历程中，伴随着一个知识精英发现西方和反思中国的双向思想过程。中国文明转型的“古今”问题，则以“中西”问题而表现出来。中国启蒙运动以西方为现代性的典范，中西文化比较成为其一个历久弥新的基本主题。 “西学圣人”严复的西方观，代表了晚清思想界的最高水准。他认为，西方文明以科学与民主为两大命脉，而科学与民主得以成长的独特社会机制则是自由。而中国文化则自古匮缺自由传统。“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27)严复进而指出，自由与不自由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西文化的一系列差异皆源于此：如三纲与平等，亲亲与尚贤，孝道与公道，尊主与隆民等等。(28)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以中西价值伦理对举，隐含着以现代性衡估传统的文化批判。这种以欧化批判传统的中西文化比较，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一大特色。 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历史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严复的启蒙主义承苏格兰启蒙传统之余绪，主张中西文化融合论。他认为，“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支叶华实……晚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及其无功，辄自诧怪……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29)严复“统新故，苞中外”的中西文化融合论，显示了一位兼具世界眼光与主体意识的启蒙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会通中西、融合古今的文化融合论，是严复与陈独秀式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所在。后者的激烈反传统主义以法兰西启蒙运动为榜样，它兴起于民初的宪政危机之中，并压倒了晚清温和的苏格兰式启蒙传统。 在中国启蒙运动中，“中西古今”之争不绝如缕，它蕴含着文明之普遍性与特殊性、时代性与民族性、西化与现代化等复杂的关系。严复关于中西新旧之会通的文化观，表征着中国启蒙思想的深邃智慧。 (五)文明与富强 “文明”是严复所追求的启蒙目标。他曾与梁启超谈及其翻译西学的意义：“夫译书之业，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30)传播文明思想，使中国人完成由臣民而公民的转型，正是严复启蒙的核心宗旨。 关于“文明”之义，严复的诠释是：“文明者，西人谓之Civilization……案其字与City市府与城邑之字，同原于辣丁之Civitas，所谓一邑之众是已。可知西人所谓文明，无异言其群之有法度，已成国家，为有官团体之众。其人之动作云为必与如是之团体社会相宜，怀刑畏法，有敬重国家、扶翼同类之德心，必如此，而后乃称为文明人也。”(31)严复所谓具有守法、爱国、互助之德性的“文明人”，即现代国家之“公民”。他所谓民之“文明程度”，即公民程度。在他看来，在现代世界，国与国的竞争，归根结底为文明的竞争，亦即公民的竞争。文明为富强之本。 在严复看来，日本则为“开民智”之文明化的反例。日本虽迅速崛起而达致富强，但其反文明的军国主义道路并非成功之路。“倭之谋则大矣，而其术乃大谬。……倭变法以来，凡几稔矣。吾不谓其中无豪杰能者，主权势而运国机，然彼不务和其民，培其本，以待其长成而自至，乃欲用强暴，力征经营以劫夺天下。其民才未长也，其民力未增也，其民德未和也，而唯兵之治，不知兵之可恃而长雄者，皆富强以后之果实。无其本而强为其实，其树不颠仆者寡矣。”(32)严复强调，日本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富强道路违背进化公理，若富强可倒行逆施而得速化之术且不至于自我毁灭，则无需达尔文、斯宾塞著书立说了。(33)在严复看来，开民智，养成自由自治的公民，是一条由文明而富强的现代化正道。反之，穷兵黩武，以武力侵略而兴国，则是一条由野蛮而富强的自我毁灭的发展邪路。 严复关于文明与富强的思考，揭示了一个关乎中国现代化之前途命运的重大主题。他关于日本军国主义道路的批判，则显示了一个具有世界视野的启蒙思想家的深刻历史洞见。 四、严复的思想遗产 在百年中国风云激荡的“革命的世纪”，严复的思想被激进的历史浪潮所淹没，其引入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和古典自由主义沦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尽管如此，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所揭示的现代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严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面而深刻把握现代化问题的启蒙思想家，他孜孜以求的“富强”“民主”“文明”，1980年代以来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三大目标。在大转型的新世纪，严复播下的思想种子正在开花结果。 市场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一股迟到的斯密热在神州大地兴起。当中国摒弃僵化的计划经济而探索经济改革时，斯密这位一百年前由严复引入的政治经济学鼻祖再次降临中国，其《国富论》被奉为市场经济理论的“圣经”，经济自由主义在转型中国大行其道，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指南。经济自由，带来了中国举世惊叹的经济奇迹。中国在斯密热中迎来了经济腾飞和大国崛起的新世纪。一本探究中国经济奇迹的西方著作的书名尤耐人寻味——《亚当·斯密在北京》。严复移植的斯密之思想种子，虽然没有在“革命世纪”的中国发芽生长，却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迎来了迟到的市场经济开花结果的季节。 自由民主。严复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之现代文明观最早揭示了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在新世纪，“自由”与“民主”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之核心价值。在转型中国，告别革命，走渐进改革的法治化和民主化之路，已成为时代潮流。严复关于政治如草木的观点，强调制度与文化的共生性，以及公民养成与政治发展的艰巨性，百年中国的历史证明了其深刻洞见。民主政治不可能任意移植，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阿拉伯之春”的悲剧是最新的教训。 陶铸国民。严复“开民智”的启蒙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目标，并以自由为现代人格之理想。随着中国在新世纪的迅速崛起，国民文明素质的阙失日益凸显。所谓中华泱泱大国的“软实力”，并不是纽约时报广场中国形象广告牌中的孔夫子、姚明等古今名人可以表征，而是表现为每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精神面貌，这才是中国真正的软实力。富强的中国需要文明的公民相匹配。一国无形的软实力的提升比其有形的硬实力的扩张远为艰难。在新世纪，“开民智”的文明化任重道远。在20世纪初，梁启超认为世界上有三等国家：第一等“受人尊敬之国”，以文明表著；第二等“受人畏慑之国”，以武力雄视；第三等“受人轻侮之国”，文明武力皆无足道。(34)受人尊敬之国，即软实力强大之国。受人畏慑之国虽有超强武力之硬实力，终究为二等国家。文明优于富强，最优等国家是文明冠绝环球的“受人尊敬之国”。其文明卓越的基本表征，为国民素质的优良。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国家的富强，而且是社会的文明。国家软实力归根结底是一个启蒙问题。此即“开民智”和“陶铸国民”的当代意义。 ①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62页。 ②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1916年2月。 ③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45页。 ④严复：《与梁启超书》，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521页。 ⑤[英]克里斯托弗·贝瑞：《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马庆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3页。 ⑥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文选》，第131页。 ⑦严复：《致〈外交报〉主人书》，《严复文选》，第535页。 ⑧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5页。 ⑨胡适：《胡适自传》，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第46页。 ⑩严复：《论世变之亟》，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4页。 (11)严复：《原强》，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14页。 (12)[法]茨维坦·托多罗夫：《启蒙的精神》，马利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9页。 (13)[美]希梅尔法布：《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齐安儒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序言第13页。 (14)严复：《原强》，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17页。 (15)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81页。 (16)严复：《原强》，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16页。 (17)(18)(19)(20)(21)(22)(24)严复：《原强修订稿》，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27、32、29、33、33、34、29页。 (23)(26)严复：《宪法大义》，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260页。 (25)严复：《国闻报缘起》，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60页。 (27)(28)严复：《论世变之亟》，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4、5页。 (29)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537页。 (30)严复：《与梁启超书》，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524页。 (31)严复：《政治讲义》，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195页。 (32)(33)严复：《原强续篇》，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42页。 (34)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饮冰室合集》2，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标签：严复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法国启蒙运动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晚清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