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进行了深刻批判，这一批判实质上是从自由的维度对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根本批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本批判。《资本论》手稿对经济自由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批判，其深层内蕴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研究《资本论》手稿时期马克思的经济自由批判思想，有助于丰富马克思文本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经济自由；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私有制；资本
追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思想史，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为起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进行了分散的而非系统的批判，这一批判实质上是从自由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批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本批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批判，然而这一时期马克思对经济自由的批判一直没有得到理论界应有的重视。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主要内容和思想实质，既有利于丰富马克思文本向度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一、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思想前史
马克思对自由问题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的博士论文《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差别》。德谟克利特强调一种表现为原子的直线运动的必然性；伊壁鸠鲁谈到的原子论的偏斜运动，就是一种具有偶然性的自由精神。马克思在文中特别强调了作为偶然性表现出来的自由，体现出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所向往的英国和法国的人本主义哲学和现代性发展所带来的自由精神，来说明和论证德国既向往革命又害怕革命的状态，这篇论文体现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价值起点。
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实践经历了与封建经济制度的长期斗争过程，1838年曼彻斯特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就是资产阶级争取经济自由的起点。当时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就谷物法的关税保护和贸易自由问题和土地贵族之间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斗争，恩格斯就此写作了《谷物法》《各个政党的立场》《国内危机》等文章，指出有一些在过去的历史著作中基本不起作用的经济事实，却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决定性力量和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决定现代社会的经济事实与经济自由问题密切相关。恩格斯的这些文章发表于1842年的《莱茵报》上，而马克思时任《莱茵报》的编辑，恩格斯这些观点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正如马克思所说：“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P588)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关注的主要是政治自由问题，并对其产生的分裂进行了批判，林木盗窃案的发生和恩格斯的观点促使马克思又退回到了书房，他在研究中发现是特殊的私有制产生了异化劳动，产生了现代性过程中的世俗自由与精神自由之间的分裂，导致了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之间、劳资关系之间的对立，从而发现了世俗自由代替了精神自由的问题。由此可知，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涉及经济自由问题。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一方面肯定和继承了黑格尔关于自由精神的思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把他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颠倒过来，既肯定了市民社会的经济自由原则，一种市民社会的精神，又在继承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的自由的思想基础上，想要超越市民社会的利己性。从现实性上来看，这反映了德国人一方面向往英国的现代性、一种新型的分工体系和经济秩序的理想，另一方面又想用理性的精神来超越世俗社会。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思路启示了马克思，就是用精神自由来超越现实社会，来提升世俗主义的交换自由，从原子式的世俗自由上升到精神解放的自由，这就要运用阶级的力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对政治自由问题的思考进入对经济自由问题的思考，以一种新的精神来超越西方现代性发育的经济自由的逻辑程式，这促使他展开了对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占有关系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悖论，他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在此基础上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他认为社会历史就是劳动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此时，马克思已从主要研究哲学、宗教、国家和法，转向研究私有财产和物质生产，从社会大厦的物质基础出发去说明社会，说明“人的本质从社会性向自然的复归”。但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还不是唯物主义的，他与成熟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批判还不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架构，深刻批判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首先，马克思谈到了人类历史的前提是个人的力量，不是机械的个人的简单加总，也不是抽象的、直观的个人，而是感性的、对象化的、劳动的、生产的、实践中的个人。其次，马克思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运用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原理，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伤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资本对社会关系的物化以及资本的世界历史意义进行了大量生动的描述，并提出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抗资本的国际化带来的问题，这些思想就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思想前史。
二、《资本论》手稿时期马克思经济自由批判思想的理论方位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进一步阐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下降规律，此时他分析竞争与利润率的关系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问题。马克思指出，庸俗经济学家总是用资本主义关系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形式来描述资本主义关系，他们总是以最浅薄的形式说明现象，却自以为揭示了这种现象的规律。在马克思看来，竞争只是资本的各内在规律的实现。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商品的一般规律，即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即资本的发展，商品的价值由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也才第一次得到实现。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和利润存在着概念和实质上的区别，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关系揭示了资本形成和增长的秘密，而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会改变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利润向平均利润的转化表现为在流通中同实际的竞争相一致，同高于和低于价值买卖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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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称赞魁奈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就是研究了一国范围内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魁奈把收入的起源、资本和收入的交换、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等都纳入《经济表》中，对马克思建构再生产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批判也在这一分析范式中显现出来。
1.交AI写作作缘由，确定全文感情基调。如《回忆我的母亲》一文开头：“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母亲去世了，作者写此文是为了回忆母亲，表示对母亲永远的爱，感情的基调是悲痛和爱。《我的老师》一文的开头：“最使人难忘的，是……”这个开头，突出表现了“我”对蔡芸芝老师的怀念。回忆性的文章，常用以上的开头，相类似的课文还有名篇《背影》等。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批判了黑格尔逻辑方法的唯心主义性质，详细地阐述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并指出这一方法同现实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这一点恰恰与古典经济学从实在和具体出发的研究方法完全相反，马克思的思想前提是其追求精神自由的人本主义精神和追求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的阶级意识，他对经济范畴的分析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前提和分析方法的。马克思指出，比较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在历史上也曾经独立存在过，那么，资本一般这个抽象作为许多资本的结合，不应该只在特殊形式上被加以思考，而应该运用抽象力，它只是到了现代社会才发展为最真实的东西，为此就要对它产生的历史进行分析。“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2](P49)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主体是既定的，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范畴只是表现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和存在规定，他们常常只是从“个别的侧面”来表现资产阶级社会。[2](P48)因此，马克思对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私有制等范畴的研究，归根到底只是从属于他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社会这种具有原生性的范畴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不能按照经济范畴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来进行地位的排序，也不应该由它们在“观念”中的地位来排序，而应该由它们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来决定其排列顺序。[2](P49)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对分篇的设计首先要谈到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其次是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三大社会阶级的相互关系。他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顺序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关于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考察从属于他对资产阶级社会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的研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只是从后者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即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2](P51)
1)钢丝绳缠绕到卷筒上时，对筒壳产生了箍紧力。在多层缠绕过程中，外部钢丝绳缠绕于里层相邻两圈钢丝绳间隙所形成的绳槽里，如图5所示。
费米尔在他的《翻译行为中的目的与委任》一文中这样说：“任何一种翻译行为形式，包括翻译自身，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行为，正如它的名字所诠释的那样，任何行为都有主旨、目的”，“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译文，译文的形式并非照搬原文模式。要想创造出理想的翻译作品，译者必须清楚地了解翻译的目的与译文的功能”，从而可以更好地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即“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方法。
三、《资本论》手稿时期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对商品流通过程多有批判。在《巴师夏和凯里》篇中，马克思就对英国大工业垄断世界市场以后对外国的处于较低阶段的生产形式的瓦解作用进行了批判，指出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有利于一国内部的资本积聚，但是却瓦解了其他民族的较小的民族资本，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不和谐。可见，马克思在该手稿中一开始就涉及对经济自由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外来影响的强度，部分地取决于本地的生产要素已经发展的程度。对外贸易扩大了交换领域的界限，使资本家有可能消费更多的剩余劳动，它只是资本家满足自己消费欲的手段而已。
(一)马克思对自由贸易的批判
从文本分析结果来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批判主要体现为对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从实践上来看，在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经济自由的实践主要表现为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从理论形态上来看，与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实践同时出现和发展的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其主要的理论主张是对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正义性辩护。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经济自由的理论与其实践发展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时期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重点就是对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批判，这一批判当然也连带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
马克思肯定了自由贸易的积极意义，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是历史的产物，“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2](P112)但是，等价物的交换只是“生产的表层”而已，它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性质。马克思指出，等价交换制度的基础是资本，资本是“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2](P551)“如果把它(指等价交换制度——引者注)同资本分开来考察，像它在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把它看作独立的制度，那么，这只是一种假象”。[2](P505)马克思还分析了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在流通过程中得以保存和通过劳动使自己倍增的现象，指出流通是资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交换活动即流通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而是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资本通过这些活动才确立起自己的形式，因而交换、流通只是资本本身的条件。流通包含在资本概念之内，“和谐的交换价值的发展就是不和谐”。[3](P365)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批判密切相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他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灭亡的趋势，指出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3](P412)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制度下，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往往受到政治、宗教关系的制约，因而不是表现为直接的买卖关系，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才被剥掉了一切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观念的伪装。这种关系——在双方的意识中——被归结为单纯的买和卖的关系”。[7](P150)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这种表现为纯粹商品流通关系的经济关系制约着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的东西。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详细地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问题，从中可以推断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研究目的和这一批判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理论方位。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把分配关系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只有分配方式才会发生变化，因而割裂了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再生产过程的内在联系；图克的《价格史》以及英国一般的论述流通过程的著作，则把流通视为真正有些新发现的唯一领域。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批判了这些观点，精辟地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2](P22)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他把生产关系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运用这一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分配、交换和消费只是生产的要素并且包含在生产之中，一定的生产决定分配、交换、消费和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见，自由贸易(流通)、分配和自由竞争等经济形式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分析了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只不过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分析了流通过程对剩余价值的掩盖作用，指出“流通过程已经抹掉了、已经掩盖了其间的联系。因为剩余价值量在这里同时还决定于资本的流通时间”。[5](P340)在《经济学手稿(1863—1865)》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对贸易的影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必须出售的商品数增加了，所以市场的不断扩大是必要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需要。”[6](P44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促使资本必须消除“使它不能在不同生产部门中自由运动的一切法律障碍和非经济障碍”。[6](P493)资本的流动性要求它所占有的劳动过程具有同样的性质，要以“工人在运用劳动能力的本领上具有同样的流动性或可变性为前提”。[6](P493)而流通过程中互相对立的平等的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关系不过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假象，世界市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
大力培树“书记+”带民致富新标杆。出台《村居干部考核激励办法》《村党组织书记工作绩效百分制考核细则》，对支部书记领办或引进带民富项目、发展设施农业特色农业、新上村级集体经济增收项目、发展乡村旅游和农村电商的，每完成一项奖励村居2万元，其中50%奖励给村居书记，充分调动村居党组织书记发展项目的积极性。全县142个村已有68个村书记被评为项目书记，培强不走的扶贫队长。把扶贫工作实效作为使用基层党组织书记的重要标尺，量化考核，严明奖惩，把“三项机制”落实到基层。
(二)马克思对自由竞争的批判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上篇对自由竞争的研究是为了分析资本超越按比例生产的趋势，这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研究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目的是一以贯之的，也是为揭示资本的自我否定性服务的。马克思首先指出，资本具有无限追求超额劳动、超额生产力、超额消费等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本身就是以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为前提的，而竞争作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资本自身施加的强制，“驱使它(指资本——引者注)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2](P394)此时，马克思把资本之间的竞争视为一种资本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趋势”的外在必然性的表现，但是并未明确说明资本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趋势，而只是说明了资本竞争学说作为“后来的东西”已经包含在资本的一般概念中。[2](P382)也就是说，对竞争的分析要以对资本的一般概念的考察为前提。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概念时，马克思认为资本并不直接是生产和价值增殖的统一，而“是和外部条件联结在一起的过程”。[2](P387)竞争就是资本的外部条件之一。马克思又说到，竞争作为资产阶级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不能创立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而是这些规律的执行者”。[2](P551～552)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把竞争与资产阶级经济规律联系起来，把竞争视为经济规律发展的结果和经济规律的实现形式，但是也未明确说明资产阶级经济规律的具体内容。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规律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完全实现，无限制的竞争是资本的实现条件。自由竞争的前提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特征的充分现实性和充分实现”。[2](P552)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概念时，他认为资本的一切要素只有表现为许多资本才能获得独立的现实性，“那个在竞争范围内并且通过竞争而存在的内在的活的组织，只有这个时候才更广泛地展开”。[2](P517)他分析了竞争与利润之间的关系，指出竞争虽然能够形成平均利润率，但是却不能创造出这个水平的高度：工人之间的竞争能够把较高的工资压低，但是工资的一般标准或者说工资的自然价格，却不能用工人之间的竞争来说明，而只能用资本同劳动之间的原始关系来说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不能改变总利润和总工资之间的比例，而只能改变他们分享总利润的比例。利润率具有自行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只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竞争只是具有形成平均利润率的趋势。此时，马克思还未进一步分析竞争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专门谈到了自由竞争并非自由个性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的绝对存在形式的看法，对资产阶级关于自由竞争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从正面阐述了自由竞争的概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自身的再生产过程的自由发展，它是与资本的实际过程相适应的经济形式，反映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马克思在这里明确阐明了竞争的基本规律，即“必要劳动时间由资本本身的运动所决定”。[3](P49)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地点使生产方式从属于自己的统治,“竞争一般说来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3](P128)国际竞争是资本在国外市场上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马克思在1858年4月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打算把《资本》拆分成四篇：(1)资本一般，(2)竞争，(3)信用，(4)股份资本。可见对竞争的分析必须从资本一般的概念出发。马克思认为，竞争并没有发明资本的内在规律，但它贯彻和实现这些规律。只有在利润率普遍下降的情况下，竞争才能持久地压低平均利润率。[3](P152)进一步追问，在资本量相等的情况下，资本的利润取决于什么呢？马克思指出，利润取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和劳动生产率。商品的利润看似取决于预先确定的价格，而价格又取决于实际生产费用，由此推出的结论就是利润取决于生产费用，这就是竞争对资本内在规律的扭曲。马克思的发现是，剩余价值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而利润则表现为资本预先设定的价值，一种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率总是小于剩余价值率。[3](P164)
1857～1865年间，马克思先后写出三部篇幅巨大的手稿，即《经济学手稿(1857—1858)》《经济学手稿(1861—1863)》和《经济学手稿(1863—1865)》。这一时期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著作主要包含在这三部经济学手稿中。他在这些手稿中基本上都涉及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问题的批判，但是每部著作的具体思想观点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可以说，他的经济自由批判思想在这一时期才真正得到了发展，具体表现为他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批判。
高木问她怎么又是浑身泥巴？桃花说：“他们追我呀，我就拼命地逃，一路跌过来的，被他们追到就没命了。”高木问他们是谁？桃花说：“我不知道。有三个黑影子，脸是虚的，但很凶。”高木端来水，叫她洗洗。桃花就叫他去拿洗澡用的脚桶。高木准备好脚桶和水，掩上房门要出去。桃花叫他别出去，他们就候在门口。高木说我就在客堂间，你放心吧。等桃花说好了，高木才进房，只见桃花穿着那件绣有竹子的的确良衬衫，盘腿坐在床上梳头；高木愣住了，他看到了梨花，怯怯地问：“梨花，真的是你吗？”
马克思指出，“支配资本的实际运动，支配竞争的唯一事情，就是利润，而不是剩余价值”，[7](P414)就是说，资本家唯一关心的就是剩余价值同预付资本总额的关系，而不是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关系。马克思在这里把竞争作为实例来考察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关系，某一商品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只是表明了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丝毫也不能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因而，竞争只是资本的规律呈现出来的歪曲的方式，资本家在竞争中完全不能理解他在其中活动的那些关系的内部实质。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竞争是通过调节平均价格来实现利润率的平均化的，竞争通过调节平均价格，把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到另一种商品上。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商品所包含的有酬劳动量加上无酬劳动的平均份额，商品的价格必须高到等于费用价格加平均利润，这是通过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之间的竞争实现的。“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恰恰使土地所有者能够要求每个资本家满足于‘平均利润’，把价值超过提供这一利润的价格的余额付给土地所有者。”[4](P372)
马克思指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和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量之间的差额构成利润的源泉。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不总是同时提高或降低。资产者把生产关系看作是既定的自然关系的社会形式，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并由此才成为竞争的前提。资本外在的、人格化了的固定形态(资本生产的物质要素在货币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地主等身上的人格化)是竞争的前提。“资本的这些固定形态，对于竞争来说，是合乎自然、在自然史意义上的存在，而竞争本身在自己的表面现象上只是这一颠倒的世界的运动。”[5](P376)“在竞争中，一切都在这一最外表的最后的形式上表现出来。”[5](P376)马尔萨斯先假定利润的存在，然后用一个外在尺度来衡量它的价值量，把费用价格(预付资本+利润)等同于价值，“这是囿于竞争、只看到竞争的表面现象的市侩所特有的价值观”。[5](P29)他没有涉及利润的产生和内在可能性问题。马克思指出，利润这种“完全异化的形式”掩盖了资本的内核，使资本转化为一种获得了虚假独立性的存在物。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更加彻底，他指出随着资本的集中，劳动资本日益转化为由全社会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向全世界扩展。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私有制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是发展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私有制虽然在形式上是以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却具有剥削的性质。随着资本巨头数目的不断减少和工人运动的日益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资本主义制度再也无法协调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8](P874)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它必然造成对自身的否定，使劳动者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由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一般关系，指出分配的性质是由生产所决定的，这种分配本身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6](P21)进而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中。马克思详细描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是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过程，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起点是丧失生产资料的自由工人的形成和货币能够购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还存在着大量的小生产者，劳动力的供给很不充足。于是，资本家借助国家的暴力手段到处掠夺生产资料和建立劳动力商品市场。如在英国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时期的政府，就用绞架、鞭子和耻辱柱，迫使劳动者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把他们赶到劳动力市场上去，因而“政府”是作为“历史上解体过程的条件而出现的，并且是作为资本存在条件的创造者而出现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6](P160)因而，资本的原始形成并非是由资本创造的，而是借助于国家的暴力手段剥夺劳动者的结果，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在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中就转化为资本家压迫工人的权力。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些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导致了对世界市场的完全依赖性，“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2](P109)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在商品的货币形式上的发展蕴含着危机的可能性。生产的发展越是依赖于商品的交换价值，货币关系的内在矛盾就越发展。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进一步分析了商品买卖过程的分离在市场危机中的展现，他认为世界市场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的综合和暴力方式的平衡”，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各个资产阶级经济领域中得以展开。[4](P578)资产阶级经济的各种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内在矛盾属于资产阶级经济比较抽象的矛盾形式，这些矛盾所表现出的具体形式就是危机，而危机的第一种形式就是买卖的分离。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深层内蕴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他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对私有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指出私有制是剥削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基础，这时他对私有制的批判已经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私有制的一种理想主义的批判转变为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剥削性的生产关系中揭示私有制的现实本质。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思考和批判性研究，但是其中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在《资本论》中并未体现出来并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理论界对《资本论》手稿本身的研究较为薄弱。事实上这一时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问题的重要时期，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思想脉络和实质内容不仅体现在《资本论》中，而且必须结合《资本论》手稿时期的研究成果才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这一时期他对经济自由的批判主要是服务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指出的，他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客观地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对经济自由的批判正是围绕这一目的展开的。
数学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是学生思维能力不断锻炼提升的过程，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应该多多创造出新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中获得知识。在进行探究性教学方法的设计时，教师应该注意以学生为本，为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发挥他们的学习主动性为主要设计标准，以此来让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保障，最终让他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提升自己在数学方面的综合能力，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奠定基础。
四、当代启示
通过对马克思经济自由批判思想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经济自由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和启蒙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产物和现实诉求，它在孕育着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产生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带来了劳资冲突、社会两极分化和民族国家的对立等现代性发展悖论，这些经济不平等的表征内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固有的不平等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批判证明：仅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进行非现实的批判和反思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现实出发，回到现实并时刻关照现实，由解释问题转变为改变世界，如此方能最终消解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带来的种种弊病。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自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社会繁荣与人民的自由和平等的实现，但在利用资本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随着社会财富积累的增加，经济自由的各种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其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问题。当今中国存在的两极分化问题，其核心是“劳动者与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之间的差距”，其根源在于“强资本、弱劳动”。在现阶段的分配制度中，劳动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差距呈现出急剧扩大的趋势，大资本处于强势地位，侵吞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其所得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劳动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劳动报酬。如果收入分配问题得不到解决，既影响经济发展，又是社会稳定的隐患。在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在一定限度内的扩大，是完全正常的和积极的。但是，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扩大的趋势，无疑是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9](P26)现在，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如何消除两极分化成了最大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对一些关键性问题，比如对“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提法之间的关系、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确表态。这些问题如果在理论上得不到彻底解决，就会影响我们在实践中的做法和今后的改革方向。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市场资源配置的手段，决不能偏离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因此，必须通过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构调整，扼制经济自由的负外部性，为“看不见的手”发挥正效应创造实现条件。
直面经济自由带来的劳资冲突、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并对其作出积极回应，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立足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视角对经济自由带来的现实问题进行积极回应：一是扬弃资本逻辑对实现和谐社会的危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导向。二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具有双重特性：既保留了理想性，也有其现实关照。共产主义不仅是人类追求的一种远大理想，也是一种改变现存世界的手段，是一种扬弃异化经济、克服经济自由的弊端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运动。这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观，对于克服当前经济自由带来的价值和现实困境，具有深刻的实践指导价值。
只有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为消灭剥削提供物质准备。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备消灭不平等和剥削的功能，它本身是不能自动完成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的。只有“以人为本”，使被各种产权分割的剩余价值复归于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身上，才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劳动价值论。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既是积极应对经济自由带来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重要方略，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
对资本的批判是为了在理论上指明资本的特性、运行逻辑和发展趋势，深刻认识当代资本的新变化，确立社会主义条件下对资本应有的态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为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发展提供有利环境，又要自觉坚持对资本的批判意识，克服西方经济学对资本意识形态特性的遮蔽，消除资本逻辑产生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因此，现实的问题要求必须坚持对经济自由的批判，由此强化对资本的历史超越意识。基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批判始终要求保持在场性。
她的声调冷酷无情。“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纳。沙多里斯上校早就向我交代过了。或许你们有谁可以去查一查镇政府档案，就可以把事情弄清楚。”
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自由的实践来看，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由资本的力量主宰的世界，任何一个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纵容资本在社会经济领域的肆虐，纵容资本逻辑带来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而且赋予资本进入政治领域完全的合法性，资本完全可以掌控国家权力，这就使国家权力失去了对资本的规制和操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此，中国的未来是建立在权力对资本的制约之上的，或者说权力对资本的调控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因为中国至少是现在世界上唯一有希望杜绝资本进入权力的大国，是唯一一个能够解决资本逻辑或者说控制资本逻辑的主导性力量的国家，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地方。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促消费惠民生、规范资本市场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彰显出共享发展、为人民服务的勇气和决心，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资本逻辑的规制和对市场经济弊端的扬弃。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克服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最终使人民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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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The Critical Thought of Economic Freedom in Marx’s Manuscript of Das Capital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FENG Jing, WANG Jun-kui
(Research Center of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CPC and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Henan, China)
Abstract:Marx deeply criticized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freedom in his manuscript of Das Capital, which is essentially a fundamental critique of the capitalist relations of exchange and ownership from the dimension of freedom. In a certain sense, it is also a fundamental critique of the modernity of capitalism. The critique of economic freedom mainly focuses on free trade and free competition, and its deep connotation is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The study of Marx’s critical thought on economic freedom during the manuscript period is helpful to enrich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arx’s texts and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economic freedom; free trade; free competition; private ownership; capital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9)07-0018-08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7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重点项目(17JDSZK021)
作者简介:
冯 静(1979—)，女，河南许昌人，河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中原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哲学研究；
2.4.1 食物摄取的影响因素 针对年轻女性和婆婆/妈妈在常吃食物这一问题回答上有统计学差异的几项，分别以是否常吃猪蹄、蔬菜、水果、牛奶为因变量(是=1，否=0)，以调查对象及其配偶文化程度、建议来源于父母、公婆、老公等为自变量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建议来源于月嫂、公婆、亲戚/邻居分别是猪蹄、蔬菜、水果摄入的阻碍因素，文化程度促进了这些食物的摄入，医生/护士的建议也推动了猪蹄、水果和牛奶的进食。见表2。
王军魁(1980—)，男，河南许昌人，河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中原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 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