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创新型大学建设中的理念引领——兼论经典大学理念与现代大学理念间的张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念论文,大学论文,我国论文,经典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与大学理念是近代中国从西方导入的舶来品。从传统文化层面看，尽管中国古代有太学、国子监等高等教育机构，但官本位教育以所谓的“学而优则仕”使其成为依附政治的组织形式，读书人群体事实上是社会权力结构的附庸，始终没有形成具有独立人格、以学术为本位的知识分子阶层。本文所指的经典大学理念是以德国大学所奉行的学术研究至上、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学与术相分离为代表；现代大学理念则是指以美国大学所代表的建立在学术本体意义上的实用主义理念。综观大学发展历程，美国赶超德国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聚集地的原因就在于其较好地把握了经典大学理念的继承与超越之间的关系。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向美国现代大学理念的转化是一个延续的、互动的过程，这两种理念共同架构了现代大学人的创新思想取向和行为模式。
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大学过程中存在着经典与现代理念的双重缺失，既面临经典大学理念与现代大学理念的张力，又有经典大学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张力。由此，经典大学理念的守望与超越共存，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大学中应一以贯之的原则。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植根于不同社会组织结构层面下的不同的大学理念对大学人群体心理取向与创新性行为的实际动力，从理念层面揭示大学人创新精神的培育对创新型大学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现代与经典理念的张力：美国大学发展的动力
美国大学在19世纪上半叶以德国大学为楷模，尊崇经典大学理念。在1815至1914年的一百年中，约有一万名美国学生在德国大学学习，19世纪后半叶，美国学术界的知名学者、众多的大学校长几乎都有留学德国的经历，这对美国大学与学术发展影响极大。他们对德国学术的推崇从留德的哲学家罗伊斯的评论中可见一斑：“唯有德国的学术是我们的老师和引路人，一个初去德国的人对理论生活的可能性仍抱有怀疑的态度，回国后即成为一名为了求知而将时间都用在纯粹知识上的理想主义者。”① 这种不受功利主义影响的纯学术探究与在哲学修养基础上的个性全面发展的德国经典大学理念，成为美国大学的办学旨归。
西方大学人对大学理念的自觉思考和探索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在这期间，康德、施莱尔马赫、费希特、谢林、席勒、洪堡等人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学教育的论述，充分展示了这批学者群体对大学本体的思考、认识与看法，他们集中阐述的大学论在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学得到了具体的实践。柏林大学作为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机构的典范，自此独领风骚近百年。德国大学也因此走在了世界大学发展的前列，成为世界各大学效仿的榜样。
德国经典大学理念是对中世纪大学理念的承继与扬弃。它建立在新人文主义哲学基础之上，以关乎人的知识为根本，以人的价值实现为目的。这里所谓的人既包含小写的人也包含大写的人，既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也追求民族、国家、人类的价值实现。它承继的是中世纪大学追求的知识本身就有其价值的生活态度，因此，价值理性主义成为经典大学理念的特征。它扬弃的是中世纪大学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以彼岸世界为目的、以只有能证明上帝的知识才有价值的大学理念。学术至上的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
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结构的深刻变革，欧洲以学术超越世俗社会的必要性被逐渐淡化，对有用知识的崇尚使人们对大学教育脱离现实的状况提出质疑和批评。1857年，佐治亚州的一份报纸刊登的批评文章这样写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一个需要实用知识的时代，但是州立大学却没有跟上这样的时代，因而不能满足州的需要，这个时代需要有实际技能的人。”② 美国大学的改革逐渐倾向于世俗化与商业化，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及大学对社会的反哺，这些特征也成了大学理念现代化的代名词。从1862年《莫里尔法案》产生的赠地学院中形成的威斯康辛思想，到1980年出台的《拜多法案》使得大学知识产权迅猛发展，体现了美国大学从边缘化的象牙塔走向社会中心的过程。通过立法建立起大学为社会服务的体制，推动大学更多地参与研究成果社会化、市场化，更多地参与地方经济发展，课程设置更多地关注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使美国大学成为现代大学理念的代表。
在大学现代化过程中，功利实用主义的技术研究与非功利性的科学探索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也是推动美国大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尽管大学学术倾向的世俗化、实用化是个不可逆的过程，但来自传统的呼声始终没有停息。20世纪3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和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等就是其代表人物。弗莱克斯纳批评当时的大学成为一个五花八门的机构，认为职业性的培训是大学既不必要也不应该承担的。赫钦斯则致力于将功利主义、职业主义从大学校园中分离。他坚持大学应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大学的目的是在全世界进行道德的、知识的和精神的革命。”③
弗莱克斯纳与赫钦斯的这种理想化的大学教育观表明当时的美国依然有一批经典大学理念的坚定拥护者。他们反对功利思想在大学的弥漫，认为大学应是独立于社会的，大学是社会纯粹的精神家园，自由追求纯粹真理为大学至高无上的使命。弗莱克斯纳发表的《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的文章在当时科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他认为，“有益于人类的大多数真正的伟大发现，并不是由实用愿望所推动的，而是由满足好奇的愿望所推动的——好奇心偏离立竿见影的应用越少，它们对人类福利和智力兴趣的贡献会越大。”④ 坚持经典大学理念的人们认为，对有用知识的追求容易变成思想的束缚，一味追求对世俗的有用，知识何以能真正发展？
坚持经典大学理念学术至上的价值取向与坚守可以实践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实用主义取向的大学教育观，构成美国大学发展中的一对矛盾。但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美国大学不断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使大学始终在经典和现代理念的张力中不断前行。
学界关于学术化知识与职业化知识的争执由来已久。但美国社会结构、经济的发展和工商界的压力造成社会对大量实用知识的需求，却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40年代，因为战争的需要，美国大学的应用研究突飞猛进。60年代，科尔提出的多元大学理念将各类大学教育容纳在超级大学的名下，教育的学术化取向与职业化取向并存于美国大学。70年代，美国90％以上的本科生认为获得职业培训和技术是大学教育的基本或重要目标。这种极度职业化取向的大学教育再次引发了高等教育界对该趋势的批评。但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博克却认为，“高等教育界不应谴责这些无法控制的趋势，学界该做的应是在两者中争取一种平衡。”⑤ 80年代，博克提出大学要超越象牙塔，担负起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80年代以来，美国更加清晰地呈现出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一种科学思想从诞生到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时间大大缩短。同时大学受市场化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影响，逐步确立了市场运作机制，大学的企业化特征日益明显。90年代，伯顿·克拉克提出自主创业(新)型大学的概念，以使大学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由此看来，似乎经典大学理念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事实上经典理念在美国大学以一种群体潜意识的形态，以一种制衡的力量依然被保存下来。2000年，克拉克对其在1998年提出的创业型大学概念进行深化与补充，特别提到“大学自主创新并不损害共治的精神，它并不要使大学做工业的侍女，它也不要使大学变得商业化，成为有着各种用途的购物中心。”⑥ 在他看来，纯粹的商业化和工业化与自主创新型大学的宗旨背道而驰。由此，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经典大学理念已成为美国大学人的思维原型和根基。
从上述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学术的价值取向与工具取向的两相结合、两相平衡构成了现代大学的精神实质。美国现代大学理念的形成并非仅是一个将学术社会化、市场化的过程，而同时也是一个赋予其以价值的过程。它既恪守了象牙塔的内在发展逻辑，又承担了相应的引领社会前行的责任。美国大学理念是经典大学理念的现代转型，是对经典的创新与超越。
二、双重缺失：大学理念在中国的迷茫
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并从日本间接移植了西方大学相关制度和相关教学内容，标志着清政府试图导入西方大学这样一种异质教育的尝试，但事实上依然没有摆脱旧式官僚养成所的实质，虽有大学之形却缺大学之实。整个构架缺失对大学生存起决定作用的理念的导向，而这种缺乏理念引领的大学不能称为真正的大学。
经典大学理念的导入与蔡元培密不可分。1910年，他翻译文章系统介绍了德国大学理念。“大学教育目的，非职业上实地之训练，而在授以科学的知识与科学的研究之途径。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为一。”⑦ 这是在近代中国首次对经典大学理念核心要素的介绍。1912年，蔡元培就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期间，制定了新的学制系统，并起草发布了《大学令》。指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阐明了中国大学教育的目标。经典大学理念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但该理念的具体实践则是由1917年蔡元培主掌的北京大学来完成的。
面对一个充满腐败氛围的旧式官僚学府，蔡元培从大学人观念、师资队伍建设、管理体制、学科和课程设置等各方面对北京大学进行全方位的改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他办学思想的核心。在此理念的引领下，北京大学在中国首先形成了具有独立人格的大学人团队，他们秉承德国经典大学理念，以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共同价值实现为目标，同时奉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以求知为业、追求人格的独立性与学术的创见性。经典大学理念引领下的北京大学独领风骚，取得当时中国最高学府的领袖资格。
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学理念在中国大学发展进程中在制度与实践层面起了主导性、先行性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取向变迁的历史原因有：庚款留美学生的大批回国并逐渐掌握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学领导权；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等相继来华讲学和考察，传播实用主义思想；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政治中心的转移导致奉行美国大学理念的中央大学的迅速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国人对其认同度的提高，等等。笔者认为这些的确是造成这一历史更迭的原因，可并非是决定性的。德国经典大学理念被美国现代大学理念的替代，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自身传统的土壤。
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文化与工具理性主义认识论使得古代的先哲们不太关注知识的本身价值，而把重点放在实际运用的智慧上。如荀子曾说：“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故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⑧ 在荀子看来，知而不行，知道再多也没有用处，只有产生实际功效的行，才是值得肯定的。传统儒学为实践标准所添加的功用内涵，奠定了中国重行主义的理论基础。此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皆以“事功”为准则，经世致用的重行主义价值取向根深蒂固地将古代的政治事功与现代的政治经济并重的事功囊括在内。这种功用主义的文化传统显然与经典大学理念中的知识本位观有着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竺可桢曾在美国留学八年，对美国大学理念的实质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其主掌浙江大学时，既注重通才与专才教育共同发展，又重视大学服务社会、引领社会道德风尚及振兴科学的学术责任。在他看来，“大学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不谋道的办法”⑨，因此，浙江大学科设置“应包涵行上的原则之学，和行下的应用之学”⑩，他告诫学生：“诸君到大学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11) 他理想中的大学是承担学术使命与社会使命于一体的，既包含学术化的价值取向，也内涵了服务社会的工具观。竺可桢认识到美国现代大学理念是在对经典大学理念扬弃和超越的过程中产生的。表面上，美国大学理念偏重于经济与社会的实用主义原则，但它却深深植根于传统大学文化的土壤之中。
然而，时势所然，为适应军事和经济需要，担负教育救国的重任，大学的实用性功能被放大，并与传统深厚的工具理性主义相结合，导致国人对美国大学理念的误读。1946年，教育部讨论大学组织法时，将大学宗旨定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竺可桢提出的将通才教育容纳在内的提议未获通过。至此，经过外界时势与中国文化的过滤，现代大学理念内涵中的经典部分被留在了滤纸上。一方面是国家危难当头需要大学提供实用功效，另一方面，国人用自己的文化视野来作出取舍，将美国现代大学理念理解为仅仅是实用主义和直接服务社会，这一做法影响了中国大学的发展，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当前。
综上所述，两种大学理念在中国的不同命运，从深层次上说明了经典大学理念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及美国现代大学理念被中国文化误读和同化的过程。美国大学理念体现的是建立在学术本位意义上的实用主义，我们所选择的却主要是实用主义部分，而非美国大学理念之根。
西方大学发展史表明，中世纪大学理念转型为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再转型为美国现代大学理念是一个不断继承与超越的过程，各理念间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推动着大学不断创新和发展。这种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知识本体意义的有效性向世俗意义的有效性的转移，这是一个移出“象牙塔”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世纪许多学者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证明上帝的存在，有着厚重的救赎情怀。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知识本身就是目的的价值理性观与知识应该经世致用的工具理性观开始融合，这一点在经典与现代大学理念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西方知识创新的三种动力源与大学理念密切相关，一是由兴趣和好奇心推动，二是源于中世纪知识本身具备救赎价值的信念，三是有用知识对“无用”知识的需求。但中国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却一直面临着经典理念与现代理念的双重缺失。一方面，中国传统的“重行主义”文化本身就缺失经典大学理念对知识本体意义的追求，另一方面，也为近现代中国的形势所迫，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占据了中国大学理念的主体。但创新原动力的缺失，最终难以充分完成现代大学理念对功利主义的追求。正是由于这种双重缺失，使得中国大学在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着理念上的迷茫。
三、冲突与制衡：我国创新型大学的构建
中国大学起步伊始便存在着先天不足，这种不足不仅呈现于经典大学理念与现代大学理念的双重缺失，也显现在经典大学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张力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是从政治实用主义向经济实用主义的转化。这种实用主义的转化，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不存在彼此的张力，缺乏经典大学理念把研究高深学问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态度，追求知识成为一种价值本体的实质内容。
在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中重行主义知识理念占主导地位，只有实用知识才有价值，或者说能换取功利的知识才有价值的观念一直占据着学人的心理。因此，知识的实用主义化引领着中国知识人的价值取向。典型的事例如科举的八股考试，把国家功利与个人功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主流文化。在当代，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尽管知道“格式化教育”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起阻碍作用的，但因为其实用主义有效性，依然受到追捧。
由于大学理念的双重缺失，使得中国大学从未真正进入经典大学理念所诉求的对知识本体意义的追求。大学本身传统的缺失和固有的文化基因，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大学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原创性科研成果匮乏、学术腐败等都是上述缺失的后果。科研管理与考核机制的异化，更是直接导致了急功近利的学术取向，如我国大学科研论文虽然数量已跃居世界前列，而体现原创性思想且具国际一流水平的论文却并不多见，这一状况已引起众多有识之士的质疑和反省。
知识伦理是建立在价值理性追求基础之上的，当价值理性缺失时，知识伦理的丧失便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一些能带来时代转型、对人类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在眼前也许不能产生急功近利式的效用，带来直接的收益，进而被视为“无用”，但正是这些暂时“无用”的知识却会对国家、民族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时所言，“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12)
同样，在提倡大学创新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大学与市场、政府、社会的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积极推进产学研、政学研合作，努力把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对于我国社会发展和国力增强有着重要作用，这也是大学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但同时，为保证大学的繁荣、科学的发达，实现国家、社会的最终利益和根本利益，大学应与眼前的利益和需求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是承担自主创新重任的研究型大学，更要着力于“无用”知识的探究。仍如洪堡所言，“国家在整体上……不应就其利益直接所关所系者，要求于大学，而应抱定这样的信念，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13)“无用”知识的当下无效性要求学人具备追求学术至上的价值理性观，这也是知识创新的原动力。
创新是大学整体结构的转化，包括观念、体制、学校管理等方面，尤以理念的正确引领为重。以求真为核心特征的学术精神，为知而知的非功利的学术价值观是经典大学理念与现代大学理念的共同要素。自主创新成果的涌现与创新人才的培养呼唤我国大学在扬弃传统、超越现代的过程中，始终把握好经典大学理念与现代大学理念间的张力。
回眸中西大学的理念变迁，经典大学理念已成为一种精神驻存于西方大学之中。美国大学正是在吸收、借鉴与融合经典理念的基础之上，形成了现代大学理念，并始终保持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从而推动大学的不断发展。当前，自主科研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和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原创能力的提升既是对创新型大学的要求也是它的使命。创新型大学建设必须以追求纯粹知识的本体意义作为大学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只有这两种理念的相互制衡，才能让大学在创新之路上走得更为顺利也更为高远。
注释：
①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16.
②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7.
③王英杰.大学校长要有大智慧——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建立与发展经验[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2).
④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9，(1).
⑤Derek Bok.President' s Report 1976—1977,Official Regis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Vol.LXXV,August 4,1978.3
⑥伯顿·克拉克.自主创新型大学：共治、自治和成功的新基础[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4).
⑦巴留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J].教育杂志，1910，(11).
⑧蒋南华，等.荀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131.
⑨竺可桢.新生谈话会训辞[N].浙大日刊，1936-9-23.
⑩浙江大学史编辑室.浙江大学校史稿[Z].1982.101.
(11)张彬.倡言求实，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53.
(12)(13)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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