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脱钩的演变与测度--兼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_经济周期论文

中美经济脱钩演进及其测度研究——兼论中美经济联系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经济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新变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从GDP总量上看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及相互影响受到国内外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美贸易、投资关系不断深化，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间的经济增长势头却出现巨大反差，即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却日益缓慢（见图1）。因此有关中美经济增长的“脱钩”理论一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①。该理论认为，伴随着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日益深化，该地区新兴经济体的产出增长率不再依赖发达经济体的产出增长率，后者对前者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实施“四万亿”财政政策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但中国经济增速在经历短暂复苏后却于2010年后再度放缓，反观美国经济则出现了强劲的复苏态势。如图1所示，自2010年起，美国经济平均季度实际GDP增长率达到2.27%以上，而中国经济的实际GDP增长率从2010年一季度的12.1%下降到2015年一季度的7%。可见，美国此次经济增长并未惠及中国，中美两国新一轮的经济“脱钩”趋势再次显现，即美国经济强劲复苏而中国等东亚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中美两国经济增长趋势出现了新（反向）的“脱钩”态势。

      虽然十几年的时间对人类历史发展以及经济学的经验验证过程而言格外短暂，但这一期间中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却相当巨大。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经济增长呈现出的相反方向变化是否意味着两国经济“脱钩”的发生？当前中美经济的这种新变化是短暂的周期现象，还是两国经济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开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显然有助于我们把握中美经济关系的总体发展脉络，对于研判今后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二、“脱钩”理论的内涵及测度

      1.“脱钩”理论的内涵

      20世纪60年代，以保罗·巴兰、安德烈·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依附论学者在寻求第三世界的发展道路时就曾提出“脱钩论”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不发达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从属性依附地位是它们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不发达国家只有与发达国家“脱钩”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③。但是，反对者认为“脱钩论”的观点忽视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体系相互依赖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过于强调第三世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受到的发展限制④。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东亚新兴经济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美欧发达国家经济的缓慢增长形成了强烈对比，有关“脱钩论”的观点再次引发学术界热议。Eduardo Levy Yeyati（2009）认为，“脱钩”是两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和敏感性的减弱。Park Yung Chul（2011）则认为，“脱钩”是发达国家供需变化对东亚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减弱，同时东亚地区经济周期的波动更加独立于全球经济周期波动的现象。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2007）指出，由于东亚区域经济周期变动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内部需求，并相对独立于全球需求变动趋势，因而导致其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脱钩”。Kim Soyoung等（2011）的观点与之相似，认为“脱钩”是由于东亚区域经济增速加快以及区域一体化程度提高所引起的、与世界其他地区宏观经济相互依存的相对变化。约翰·奥瑟兹（2009）更为明确地指出，“脱钩”是指无论发达国家情况如何，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大国都能够实现自身经济的长期增长。

      综上所述，学术界通常将狭义的“脱钩”定义为两国间经济周期同步性或敏感性减弱。广义上的“脱钩”理论主要认为，由于政治体制的调整、经济基础的扩展以及地区间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兴经济体能够更好地抵御外部经济冲击所带来的影响，经济增长不再依附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显然，“金融危机前的‘脱钩’一词蕴含了人们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良好期望，希望由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脱钩，促进新兴市场经济的良性增长，避免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对新兴市场产生大的负面影响”⑤。对中国而言，此间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脱钩”是良性的，有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然而，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以及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新兴经济体未能续写“脱钩”的神话，经济增长率随同发达国家一同大幅度下滑，而且在美国经济快速恢复的过程中依旧未能改变经济下滑的态势，“脱钩”理论显然难以解释现实。同时，学术界也涌现出大量文献来证伪金融危机前的“脱钩”，证明两者间依旧“挂钩”。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对外部需求依赖的角度来看，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比例的提高主要表现在零部件贸易上，外部需求仍是东亚经济增长的引擎⑥，东亚区域内尚无能够替代美国成为最终商品市场提供者的国家或地区，区域间贸易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达国家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⑦。因而，一旦来自东亚区域外部的最终商品市场需求下降，将给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较大冲击。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脱钩”的主动方开始由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经济体转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此阶段，“脱钩”主要是指2010年后美国经济复苏强劲、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的现象。徐以升、单景辉（2013）的研究表明，由于美国在产能、投资、供给端的复苏使中国对美国出口持续弱化，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在持续变弱。曹晓蕾（2013）同样认为，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并未带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因素和美国产业、贸易政策等因素加剧了中美经贸关系的“脱钩”化发展。由此可见，在后危机时代，“脱钩论”蕴含着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顾忌美国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惠及中国经济增长，甚至由于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使美国的经济需求更多地从国内来满足或更多地惠及TPP和TTIP国家⑧，破坏了中美两国间原有的互补性经济关系。这对于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这种中美经济“脱钩”趋势若得以长期持续，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

      2.“脱钩”程度的测度方法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最常使用的关于两国间经济“脱钩”程度的度量方法，是利用两国宏观经济变量（如产出增长率、产出缺口、就业水平以及价格水平等）探讨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变化⑨。若两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减弱，说明两国经济存在“脱钩”趋势，反之则出现“挂钩”趋势。但是，由于样本国家和时期的选取不同以及衡量经济周期同步性的方法各异，导致学者们得到的实证结果不尽相同。Kose等人（2008）的研究证明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间的经济周期存在脱钩趋势。He Dong（2007）的实证结果则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东亚国家的经济周期无法与美国经济周期脱钩。因而，仅采用经济周期同步性变化衡量两国经济“脱钩”与否的方法引致了学术界的质疑。Park Yung Chul（2011）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复苏源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了国内需求的增加，而东亚国家扩张的国内需求是否能够持续还不可而知，以此判断东亚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经济“脱钩”为时尚早。Bernhardt（2010）的研究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会通过不同渠道传递至新兴市场，使其无法与发达经济体真正“脱钩”。

      此外，历史经验表明，经济萧条时期两国间经济周期同步性会有所提高，而在稳定时期则呈现较低的同步性⑩。因而，单一的经济周期同步性指标不足以全面准确地反映两国间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仅用经济周期相关系数衡量两国经济的“脱钩”与否是不可靠的，或者过于简单。本文认为，两国经济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如贸易、投资、金融等发生联系，研判两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脱钩”趋势应通过分析经济周期、贸易、金融等联系的密切程度来进行。因此，我们尝试从中美经济周期同步性、贸易密度和金融联系等角度出发，构建一个度量中美两国经济联系程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并利用因子分析对中美经济“脱钩”进行具体验证，探索两国经济联系程度的变化及其内在原因。

      三、“脱钩”指标体系框架的设计

      1.经济周期同步性

      国际经济周期同步性表现为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增长率的同步性，但事实上却是不同宏观经济领域相互对应传导冲击的综合体现(11)。国内外已有众多学者采用多宏观经济指标综合考察经济周期同步性。例如，彭斯达、陈继勇（2009）采用产出增长率、农业产值、工业产值、服务业产值等数据，对中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了研究；Artis等（1997）以及Wynne和Koo（2000）使用GDP、工业产出、就业水平和价格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研究了西方七国集团和欧盟国家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中美两国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采用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率相关系数和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相关系数等指标衡量两国间经济周期同步性。

      对于经济周期同步性中不同宏观经济变量相关系数的计算，本文采用Cerqueira和Martins（2009）提出的Cerqueira-Martins相关性指数，见式（1）：

      

      2.贸易密度（强度）

      本文选取Frankel和Rose（1998）提出的双边贸易密度概念考察中美贸易密度的变化，公式如下：

      

      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贸易密度的变化情况，本文选取初级产品贸易和工业制成品贸易作为衡量中美贸易密度变化的指标，分别用wt1和wt2表示，公式如下：

      

      3.金融联系

      （1）直接投资依存度

      利用双边直接投资总额与两国GDP总量之比考察中美两国投资依存度。公式如下：

      

      （2）资本流动倾向

      Imbs（2004）认为，如果两个国家各自持有的国外资产净额均为正值（或负值），那么两国均易成为资本输出（输入）国，故不容易发生资本相互流动；反之，如果其中一国的国外资产净额为正值，另一国的国外资产净额为负值，那么双边资本流动倾向将更为强烈，即两国国外资产净额之差的绝对值越大，表明两国间资本流动倾向也越大。依此，用式（6）度量两国资本流动倾向：

      

      由此，本文建立了一个衡量中美经济“脱钩”的指标体系框架（见表1）。从上述每个指标的定义可知，若根据指标体系计算出的中美经济“脱钩”综合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则中美经济“挂钩”；若综合指数下降，说明中美经济存在“脱钩”趋势。

      

      四、中美经济“脱钩”的具体验证

      1.数据来源

      本文将数据起止时间设为1984-2014年。其中，中美两国GDP增长率和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来源于EIU网站；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按照国际贸易分类标准（SITC）进行划分，其中0～4类代表初级产品，5～8类代表工业制成品，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中美双边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BEA）(12)；中美两国国外资产净额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2.利用因子分析对“脱钩”指数的计算

      由于指标体系中含有较多变量且各经济变量间存在一定相关性，故此本文利用因子分析对中美经济“脱钩”进行具体验证。首先，对数据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SPSS软件能够自动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以排除由于各项指标的量纲不同对实证结果带来的影响；以下实证结果均为标准化后的数据所得），其检验统计量为175.46，相应的概率为0.000，不能接受相关系数矩阵是单位矩阵的零假设。同时KMO值为0.736，因而可以认为所选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13)。

      采用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对标准化后的数据提取公因子，结果见表2。提取结果显示，共有两个因子对应的特征值大于1，且它们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1.917%。旋转后，两个因子所对应的方差贡献率有所变化，但总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保持不变，仍为81.917%，能够较好地解释所有变量的信息，因而应提取相应的两个因子。

      

      

      

      利用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分析不同因子与原有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使提取的公因子有更好的经济意义，以便对指标体系进行解释。从表3中的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第一因子在初级产品贸易密度、工业制成品贸易密度、直接投资依存度和资本流动倾向等指标上具有较大载荷，主要反映中美贸易密度和金融联系的信息；第二因子在GDP增长率相关系数和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相关系数上具有较大的载荷，主要反映中美经济周期同步性的信息。

      利用SPSS计算因子得分，并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和原始变量标准化值计算出每个观测值的各因子得分系数，将所得结果绘制成图（见图2）。最后，利用旋转后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及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计算综合因子得分，图3即为根据最终所得结果绘制的1984-2014年中美经济“脱钩”综合指数。

      五、结论与启示

      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中美经济关系的演变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1984-2000年中美经济联系紧密程度较低，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有所上升；第二阶段，2000-2010年中美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虽然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但总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第三阶段，2010年以后中美经济联系小幅下滑，继而呈现出平稳发展的新态势。由此可见，GDP增长率的反向变化并不意味着中美经济全面“脱钩”的发生，样本期内中美两国经济联系不断增强，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两国经济联系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平稳降低态势。以下我们将分析导致中美经济联系变动的影响因素，而后分析当前中美经济联系新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1.中美经济联系演变的影响因素

      第一，贸易和金融联系是导致中美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的主要因素。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代表贸易密度和金融联系的第一因子在整个样本期内呈现上升趋势，是导致中美经济“脱钩”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1984-1992年间中国处于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与美国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密切程度较低。此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代表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同步性的第二因子有所下降。两个因子的共同作用使中美经济“脱钩”指数徘徊在较低水平，两国经济呈现“脱钩”趋势。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第一因子增速提升，中美经济“脱钩”指数上升到新的水平。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前后，“脱钩”综合指数均呈现出先下降再大幅上升的趋势。从因子分析提取的两个公因子来看，这主要是受中美经济周期同步性变化的影响，即在经济萧条时期两国经济更易呈现“脱钩”趋势，这与已有的相关研究得到的结论一致。此外，由于在此期间第一因子不断上升，最终使得中美经济“脱钩”指数在经济大幅波动后总能提升到新的高度。

      第二，全球金融危机前中美经济“脱钩”未能持续。“脱钩”综合指数显示，2000-2005年中美两国经济联系密切程度显著增强。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当中，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同步性逐步提高。与此同时，两国经贸关系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双边贸易总额迅速增长，贸易密度不断加强。中国利用大量贸易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储备以及来自美国投资所积累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以维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并确保美元储备保值，致使中美两国的金融联系显著提升。

      

      2005年后该上升趋势开始放缓甚至在2006年后有所下降，中美经济显现出“脱钩”趋势，代表经济周期同步性的第二因子下降幅度明显。在此期间，中美经贸关系增长稳定，中国对美国出口持续增加带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GDP增速从2004年的10.08%上涨到2007年的14.17%。而美国对中国进口的增长满足了美国国内部分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图4所示，2003年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最终消费品占美国GDP比重逐年攀升，而与之相对应的美国私人消费占GDP比重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美国GDP增速从2004年的3.79%逐年下滑至2007年的1.78%。两国GDP增速的反向变动直接导致中美经济周期同步性的降低。此外，由于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枢纽（出口加工组装中心）地位，来自美国最终消费市场的需求促进了中国与东亚各经济体之间贸易的快速增长，部分地形成了对中美双边贸易的替代，拉低了中美贸易密度的增速。但是，这种“脱钩”趋势未能得以持续，一旦来自美国的最终需求减少，东亚区域内贸易也将随之降低，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经济“脱钩”指数的再次上升便是最好印证。

      第三，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结构调整是出现新变化的重要原因。2010年后中美经济联系呈现出平缓下降的态势，中美经济周期同步性上升幅度放缓。与此同时，代表贸易和金融的第一因子呈现出下降趋势，进一步拉低了“脱钩”综合指数。这主要缘于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首先，2010年美国在开采页岩气资源技术上的突破进一步推动了美国能源独立的进程。能源独立战略减少了美国对外能源依赖，同时通过降低能源价格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其次，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一系列政策，使传统制造业在回流美国本土的同时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一方面，能源独立与“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将产生进口替代效应，使消费更多地由国内生产满足；另一方面，从中国国内情况来看，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正逐渐减退，与美国劳动力成本的差距不断缩小，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近年来产能逐步提高，劳动力成本相对下降，由于临近北美大陆而具有低运输成本的比较优势，结果导致美国的外部需求开始向拉美地区转移。最后，美国从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加快推进服务业的可贸易化。在技术上，美国近年来推出移动支付、虚拟城市空间、云计算、社交媒介等技术，为原来不可交换部门变成全球化的可交换部门做出了大量充分的支撑和准备；在制度上，美国积极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制度框架的构建，制定了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规则，进一步开拓了服务业出口市场，提升了在全球服务贸易市场中的份额。

      

      2.中美经济关系新趋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中美经济增长率的反向变动并不意味着中美经济“脱钩”的发生；相反，通过经济周期、贸易密度和金融联系等多个变量综合构建的指标所计算出的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经济联系依旧紧密。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脱钩”指数由原来的大幅上升转变为平缓下降态势，但依旧保持在高位水平。但是，后危机时代中美经济联系平稳下降在样本期内首次出现，而这种新趋势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影响。

      第一，美国与东亚之间的贸易一资金双重循环机制是当今“美元体制”得以维系并运行的重要原因。其中，中国不仅是贸易关系的枢纽，也是资金循环的中介(14)。中国通过对美国开放的商品市场出口最终产品，以满足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需要，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主要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还流”到美国。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鼓励制造业发展的一系列战略调整以及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抬头，使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受到挑战，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这种态势若持续下去，将对美元的“还流”产生不利影响，今后长期内中国通过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以维持“美元体制”的机制可能会发生变化。

      第二，中美经济“脱钩”形式的新变化对依旧难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且处在“美元体制”下的中国而言，负面影响巨大。一方面，如果未来美国经济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美联储进入新的加息周期，国际资本将大量回流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资本项目的开放构成巨大挑战；另一方面，美国实施的能源独立、再工业化、服务业可贸易化等经济结构调整措施均有利于收窄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提升美国对国际收支逆差的调控能力。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大幅减小。经常账户逆差的缩减或可控性增强，将导致美元流动性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性的规模、方向发生重大变化，这将对依旧处于“美元体制”下的“贸易国家”产生巨大影响(15)。

      第三，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在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也为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历史机遇，并有助于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受危机后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乏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从出口带动型经济增长向消费带动型经济增长转变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在这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在优化贸易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多方面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提升。巨大的消费潜力决定了中国具有成为东亚区域内最终商品市场提供者的潜力。伴随着中国成为东亚区域重要的最终商品市场提供者，部分地替代欧美最终商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与作用，现阶段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三角贸易”格局（即中国作为该区域生产网络的出口加工组装基地，用对欧美的贸易黑字弥补对日本、韩国等经济体贸易赤字的格局）也将发生变化，中国在区域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将得到提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东亚区域内最终商品市场提供者，有利于人民币在区域贸易计价、结算中的使用规模，在促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同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些都将有利于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使东亚新兴经济体能够更有效地抵御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实现区域经济的稳定增长。

      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7年《世界经济展望》中正式使用“脱钩”一词来描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而新兴市场国家产出高速增长的现象。有关研究主要通过考察国家间经济周期同步性（Kose A，Otrok C，Prasad E，2008；Tiago Trancoso，2013）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受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变化的影响程度（Thomas Bernhardt，2010），来分析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真实“脱钩”情况。而在后危机时代，中美间经济“脱钩”主要用于描述美国经济持续复苏而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的现象（徐以升，单景辉，2013；曹晓蕾，2013）。

      ②安德烈·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③安德烈·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A].查尔斯·K.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④孙来斌，颜鹏飞.依附论的历史演变及当代意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4）：70-76.

      ⑤杨盼盼，徐奇渊.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趋势脱钩：中国将有望扮演关键角色[R].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2014.

      ⑥耿楠.东亚生产网络发展及其与外部市场关系考察[J].亚太经济，2011（01）：32-37.

      ⑦Artis M.J,Kontolemis Z.G,Osborn D.R..Business Cycles for G7 and European Countries[J].The Journal of Business，1997:249-279.李晓，付竞卉.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现状与前景[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03）：18-28.

      ⑧彭斯达，陈继勇.中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研究：基于多宏观经济指标的综合考察[J].世界经济，2009（02）：37-45.

      ⑨Kose A,Otrok C,Prasad E..Global Business Cycles:Convergence or Decoupling?[R].IMF Working Paper,June,2008.Tiago Trancoso.Emerging Market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Network:Really Decoupling?[J].Physica A: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October,2013:499-510.

      ⑩Yetman J..Exporting Recessions:International Links and the Business Cycle[J].Economics Letters,January,2011:12-13.

      (11)彭斯达，陈继勇.中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研究：基于多宏观经济指标的综合考察[J].世界经济，2009（02）：37-45.

      (12)由于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数额不大（2002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仅占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3.5%），并且美国经济分析局只发布了2002年以后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数据，因而文中2002年以前中美双边直接投资仅包含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13)Bartlett球形检验和KMO检验都是用于检验所选变量是否适合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其中Bartlett检验的零假设为相关系数矩阵是一个单位矩阵。如果检验统计量数值较大且对应相伴概率值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则不能接受零假设，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原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反之，则不适合做因子分析。KMO检验统计量取值在0～1之间，当所有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平方和远远大于偏相关系数平方和时，KMO值接近1。一般认为，KMO值在0.9以上表示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0.8～0.9表示适合，0.7～0.8表示尚可，0.6表示因子分析效果很差，0.5以下表示不适合做因子分析。

      (14)李晓，丁一兵.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的作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01）：17-26.

      (15)所谓“贸易国家”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国内金融市场封闭且不发达、无法引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潮流并制定其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指那些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且本币尚未成为世界性货币、不得不依赖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收入的国家。当然，也可泛指那些没有掌控“金融霸权”的国家。参见李晓，丁一兵.亚洲的超越——构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与“人民币亚洲化”[M].北京：中国当代出版社，2006：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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