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分期问题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词分期问题是了解宋词三百年间发展变化的实际状况并进而探索其运动规律的一项基本课题，也是从宏观上把握宋代词史演进线索的关键性步骤。然而，对此一问题的研讨一向是宋词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不仅有关论著较少，论证疏略，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仍各执一说，标准不一，尚未提出一个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试行方案”。为了反思以往的研究，总结其中的得失，现将历来有关宋词分期的意见述列于下，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充分重视。
一 宋词分期研究的简略回顾
宋词的魅力令文人墨客为之倾心，宋词的辉煌使有识之士击节叹赏，于是，自宋代以降，品藻赏鉴、推求本事、考订音韵、编著词选者皆有之，唯独很少有人纵览宋词的生命行程，探究宋词的历史分期。只有到了清代——世人一般所说古代词学的复兴与终结时期，才逐渐有人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首先明确提出“两期说”，其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后此不少词话与词学专书，在分期问题上多奉此说，尽管它们对南、北宋词的论断有所不同。从整体上看，北宋词与南宋词确有不同的体貌特征，只是这种分法完全依据历史的断代，且过于笼统、囫囵，不能较为具体地反映宋词演变的实际过程。也有人受唐诗分期的启发，提出初、盛、中、晚“四期说”。刘体仁《七颂堂词绎》首倡此说，不过，他将初、晚二段的时间分别延伸到唐五代与明初，并非专指宋词。稍后，尤侗《词苑丛谈·序》采其说论宋词分期云：“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其他人亦有类似说法。这种分期又完全模仿、因袭唐诗，无视宋词不同于唐诗的种种独特性，不但有生硬比附之嫌，又立足于传统“婉约”词为正宗的立场，所举代表词人无论就年代、地位来说，亦多有不相符者，因此，上述各家观点就分期研究而言，还处在初始阶段。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学术界思想较前大为解放。文学史观念85某种革新，促使宋词分期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1926年，胡云翼先生扶版《宋词研究》，该书虽“分宋词为南北宋二期”，于北宋词未再分治，认为此期词是五代词在形体与内容上的“增延”与“扩充”，但于南宋词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南渡时的词”（英雄的词文学）；“偏安以后的南宋词”（文人词偏于长调的发展，平民之作长于小调）；“南宋末年的词”（文人词已无可变，民间词不可忽略），似分宋词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这个分法虽有偏颇，比如忽视了北宋词的几次变态，对南宋词的看法亦可商酌，但他兼顾到时代风气、词体本身以及文人词与民间词的不同情况，并为此后的分期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值得重视。次年，胡适先生在其所编选的《词选》一书的序言中又提出了“三期说”：“苏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此说突出了苏辛词的地位，并照顾到作者与接受者的身份特征，但其解释多不有合事实之处。比如，谓苏、辛之词全不管是否协律与能歌，尤其把白石以后的词统统贬为“词匠的词”更欠允当。所以，这个分期尚缺乏必要的科学性。三、四十年代，学界出现编著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热潮，一些学者对宋词分期的考虑更趋细密。陆侃如、冯沅君先生合著的《中国诗史》率先提出“六期说”，即把宋词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六个阶段。北宋词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约在十世纪的后期”，此时的词坛“是个青黄不接的时期”；“第二个队段约在十一世纪的前期”，此时有晏、欧、张（先）、柳“四个重镇”；“第三个阶段约在十一世纪的后期与十二世纪的早年”，似以东坡与清真为代表，是一个“黄金时代”。南宋词亦分三个阶段（即1127——1141，战争时期；1141——1235，苟安时期；1235——1276，亡国时期），虽其具体表述与胡云翼先生有别，各个阶段也都有明确的时间标志，但时代段落的跨度则两者大体相近。此说对北宋词分期比胡先生进了一步，而将柳永排在晏、欧之后，又谓东坡出现在“十一世纪中年”却列在第三阶段，叙述上尚觉混乱。后来，薛砺若先生的《宋词通论》（实际上是一部宋代词史）则直接分宋词为六朝：第一朝“由宋初一直到仁宗天圣、庆历间，是北宋词的蓓蕾含苞时期”，本期“中心人物”是晏、欧，其作品“是五代词风的最大的光辉集结与终了”；第二期“由仁宗天圣、景祐以后起，直至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是花之怒放时期，是创造时期”，代表作家是柳、苏、秦、贺、毛（滂）。由于柳永影响最大，亦可称“柳永时期”。第三期“由哲宗末年，历徽宗一朝，直至汴京被陷以前止，是柳永时期的总结集时期”，此时“以周邦彦成绩为最伟异”；第四期“约自宣和以后起，直至南渡后庆元间”，是“朱敦儒与辛弃疾的时期”，因为辛氏“造诣最精邃博大”，可简称为“辛弃疾的时期”；第五期“由嘉泰、开禧间起，是苏、辛一派词的终了，姜夔时期的开始”；第六期“为南宋末期，是姜夔时期的稳定与抬高时期”。薛先生的分期强调了词的主体生命，兼顾到时代与作家、词派诸因素，整部著作以此为线索详尽论列，颇多可采。但这个分期也存在明显之不足，比如过分夸大了柳永、姜夔的作用；将苏轼、周邦彦涵盖在“柳永时期”之内，更难以为人所接受；年代排列上也有错列之嫌。这期间，稍早于《宋词通论》的郑振铎先生之《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亦以两期六段论宋词，南、北宋各三段，每一阶段的时间划分与薛先生所说基本一致，只是具体称呼不同。虽然其中也有时间错列的弊病，但说北宋第三段是“深造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周美成的时代”倒更接近于实际。龙榆生先生的《两宋词风转变论》一文[1]，同样分六段描述宋词的发展，而把南宋词分做两段，似嫌粗略。
建国后三十余年，宋词分期研究未能取得进展（其间有十几年众所周知的学术荒废期），可以说是一个停滞阶段。当然，也并非全是空白。八十年代初，有个别论著涉及到这一课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唐宋词选》分北宋词为两段：前段自宋初到仁宗末(960——1063)，此时的词“形式上是从小令发展到慢词，在题材上开始比五代时有所扩展”；后段自英宗初到钦宗靖康元年(1064——1126)，这时词体“在内容上和风格上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以苏轼最杰出。南宋词也分两段：前段自建炎初到开禧末(1127——1207)，“词是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重大题材占主导地位，以辛弃疾为代表；后段自嘉定初到宋亡(1208——1279)，词人很多，是“雅正派”时期。这个“四期说”在同类分法中显得较为匀称，且便于叙说，但它过分重视词作的政治性内容而比较忽视词体本身的演化，仍不够合理。徐调孚先生《中国文学名著讲话》、周笃文先生《宋词》两部著作均持“六期说”。前者基本沿袭龙榆生先生的观点（即五代令词之延续；慢词之发展；曲子律之解放；典型词派之构成；豪放词派之高峰；典雅词派之昌盛）；后者则类同郑振铎、薛砺若先生的看法，而因“分期与流派”一并叙述，时间线索并不明显[2]。
二 近年宋词分期研究概说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整个学术事业和词学研究的日趋繁荣，宋词分期研究也进入较前活跃的阶段。近年中，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种说法：
三期说。丁乃宽先生《论儒家思想、社会心态与宋代词风之演变》一文[3]，从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与词风演变之关系入手，认为宋词经历了婉约词、豪放词、典雅词的历程。此文并非专论分期，但从文中驳论以往“论者多以两宋史演变为序，总分之为二，再分之为四”的口吻来看，他是试图改换一个视点，即从词风变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指出宋词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因而具有分期的性质。这样分不是没有道理，但仅从词风角度着眼，不仅容易搞乱它和词派的关系，最终也会导致时间线索的紊乱。
四期说。陈迩冬先生《宋词纵谈》一书于分期“袭昔人立名之成法”，将两宋词分为第一（初期）、第二（盛期）、第三（中期，即再盛期）、第四（晚期）几个阶段，的确是“师唐诗分期之故智”，与尤侗分法类同。稍有区别的是，他将第三期看作“再盛”的阶段，尚有一点新意。
五期说。《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宋代词”条，把词在北宋的发展分做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由唐人宋的过渡”，代表词人有二晏、欧阳修等；第二阶段，柳、苏、秦、贺等人“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阶段周邦彦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对南宋词未分期，实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易安与向子諲为标志，是“歌词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第二阶段，南渡后作家诸如陆（游）、辛、姜、张（炎）等人，其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词体的蜕变”。此说将柳永放置北宋第二阶段，同样犯了一个在当时难以避免的错误。对南宋词分期不甚明确，而从陆游延伸到张炎，时间段落似嫌过长。杨金先生从文学的“灵魂”和人类“意识”之关系的角度立论，也认为宋词的生命历经五个阶段：首先是“生命的早期阶段——孩童时期，它带着五代词的胎印而表现出某种‘集体无意识’的特征”，晏、欧之词即体现了“人欲冲动”；其次，“柳永词的出现，标志着词由儿童期步入青春期，此时，词突破了原始欲望的藩篱闯进了‘个人无意识’的大门”，这是一个更高的层次——人情性层次；再次，是“生命的成熟期——成年期。此时的词，既包容了人的正常情欲，又融进了人的理性”，以苏词为其标志；又次，是“衰萎前的过渡期——更年期”，其生命泉流“一股流向‘潜意识’领域”，经周邦彦到李清照形成高潮。“一股流向‘意识’领域”，经张元幹到辛弃疾出现高潮；最后是“衰萎阶段”，表现“潜意识”的词流，以姜词为发端，至吴（文英）词而生命逐渐干枯。表现“意识”的一脉，经二刘（刘过、刘克庄）“丧失了生命的原动力”[4]。这种论说给人以某种新颖之感，但其理论支点是否恰切还值得考虑，于北宋词也有时间倒置之弊。
六期说。1987年底，杨海明先生出版《唐宋词史》，这是建国后第一部具有相当水平的“真正的”词史著作。关于宋词的分期，杨先生依据两宋的“政治经济形势”和“词的实际情况”，首先把宋词分为两大时期：北宋词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南宋词则“由‘极盛’而‘渐衰’”。然后又各分为三个阶段。北宋词第一段“从宋初到真宗朝前期的五十年左右”，词坛上一是五代旧人的“挽歌”，二是宋朝“新人”在预奏着“序曲”，这是个“沉寂阶段”；第二段“自真宗朝后期到仁宗朝的五十余年”，词坛重新复活，“‘妇人语’和‘女儿词’的黄金季节堪称已经来到——柳永以及二晏一欧的词，就是它们的代表”；第三段“自英宗至‘靖康之变’前的六十余年(1064——1127)”，词的“‘政治’的色彩和‘忧世’的色彩就渐次浓将起来”。南宋词第一段(1127——1161)，政治上是大动乱到偏安局面初步形成，词坛上“应运而生了‘伤感词’、‘愤慨词’和‘隐逸词’”；第二段(1162——1268)是漫长的偏安时期，主要是“辛派词”和“雅词”；第三段(1269——1279)是南宋覆亡阶段，辛派和雅词的后继者都“写出了他们类似于《诗经》中‘变风’、‘变雅’式的词篇”。此说吸收了陆、冯两先生《中国诗史》的研究成果，但时间段落的具体划分多有不同，似更趋合理。尤其是他能够把柳永词置于正当的位置，显然是宋词分期研究的一个突破（顺便说明，杨著虽把北宋词分为三段，却又认为“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两大发展阶段——因为，第一时期基本无词”。所以，谓其分为五期亦未尝不可）。薛祥生先生《对宋词发展分期问题的思考》[5]，大概是近年中第一篇研究宋词分期的专文。该文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分期的几项基本原则：“要打破新旧一切偏见”，“客观地考察各大词人、词派在宋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衍变情况、地位与贡献”；二是“要以宋词发展的自身做主体，从历史时代、文学流派、艺术风格诸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三是“切忌时代错列，源流倒置”。从上述原则出发，薛先生断然分宋词为六个段落，虽未明标南、北宋两大时期，但从时间断限看，与杨海明先生并无二致，而各个阶段的具体划分则自成一说。他充实了第一段的内容（划为960——1050），谓之“宋词的奠基时期”，颇可参考；又把陈迩冬先生两个“盛期”的说法融进自己的六段分期中，提出“两个高峰说”（即第二段1050——1100，以苏、黄、秦、贺为代表；第五段1164——1234，辛、姜两大词派并起），显得更较科学。只是将第四段（南渡后，划为1127——1164）看作“沉寂时期”需要斟酌；而以具体的时代年月为准分疆划域，似也统得过死。王兆鹏先生完全采取了另外的角度与方法，其《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一书声称，他的分期是“将同一年龄组”（同一世代）、生活和创作又基本同时的词人划分为一个代群。两宋三百余年词史，先后产生过六代词人群体，宋词的发展历程也相应地经历了六个阶段”。第一段(1017——1067)“承平时代”，词坛上出现以柳、范（仲淹）、张、晏、欧等为代表的“台阁词人群”；第二段“变革时代”，有以苏、黄、秦、贺、周等为代表的“元祐词人群”，其间有不少一流的词人和词作，是“第一个繁荣期”；第三段(1110——1162)“战乱时代”，有以叶（梦得）、朱（敦儒）、李（纲）、李（清照）、张（元幹）等为代表的“南渡词人群”，人数众多，但未产生大家；第四段(1163——1207)“中兴时代”，有以辛、陈（亮）、刘（过）、姜等为代表的“中兴词人群”，此时大家辈出，多元化艺术风格与审美规范并存，是“第二个兴盛期”；第五段(1208——1265)“苟安时代”，有以刘（克庄）、吴、陈（人杰）、孙（惟信）、黄（升）等为代表的“江湖词人群”；第六段(1252——1310)“亡国时代”，有以周（密）、刘（辰翁）、王（沂孙）、张、蒋（捷）等为代表的“遗民词人群”。同时他又指出，六代词人群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词作美学风貌各异，于是又分宋词为三大周期，即第一、二代词人群为第一周期，第三、四代词人群为第二周期，第五、六代词人群为第三周期，每一周期的时代氛围、词的音调、创作主体的角色气质、作品本体的内容以及传播方式、接受主体的身份等均有不同。而在每一阶段或周期中，词坛上总是多元发展。这个分期，简而言之，即三大周期、六个阶段、两个高潮。不仅如此，他还从中归纳出几条发展规律：第一，创作的繁荣期与大词家“都是出现在每周期的第二个阶段”（即二、四、六代词人）；第二，“繁荣期的到来，总有一个相对‘低潮’的过渡、准备阶段”；第三，词的发展“始终与现实保持着同步态”；第四，在代群交替过程中，常常是“属于上一代的年长者时而在新的年青代群中作‘首领’”。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关于宋词分期的最全面最详尽的说明，其论说之创新、见解之独到不言而喻。然其时代断限亦较具体，第三、六段分别与第二、五段时间上交错，第五、六段的终止年份又分别在宋度宗咸淳元年与元武宗至大三年，皆未申明理由，读者不知何据。又，李清照已是公认的一流词人，王先生将其列入第三段，谓此时“未产生第一流的大家”，这个矛盾涉及到南渡词人群的其他一些问题，如何处理较为妥当，大概还值得推敲。
八期说。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谈到“词派”时，认为它是“词史的骨骼”，就宋代而言，“柳永、苏轼、周帮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吴文英诸家，以及宋亡后遗民词”，可分别代表“宋词发展中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派别”，实际上提出了“八期说”。自然，吴先生非专门讨论分期，而兼体、派论之，有些因素如时间线索并未指明。
近年中分期研究的情况大略如上。其中，持“六期说”的学者较多，且以专论形式对之加以探讨，其分析也最为精采、严密，故此处介绍亦较详细。
三 对宋词分期问题的几点思考
综观以上所述，可以从中得到几点有意义的启发。
其一，尽管宋词的分期问题一直未受到人们足够的关注，但自清代以来，仍然有一些学者为之付出了心血与汗水。特别是近十年中，当代某些学者以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更加认真的探索，由于时代的进步，观念的变革，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在过去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进展。而尤其明显的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前人的成果不断被后来者吸取、消化，并用之以丰富、充实自己的观点，使宋词分期显得日趋合理、日益科学。这说明，科学研究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对前此成果的借鉴与继承；科研成果的积累过程，实质上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因此，词学研究者要十分尊重先贤及词学前辈的劳动，并给以充分的估价。在分期研究上，今后还需要词学专家，尤其是思维敏锐、接受新观念迅捷的青年学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如能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某种方式就此问题展开讨论，那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近年词学界就某一重要议题集中进行讨论（或者争论）的空气欠浓厚，而事实上，论争常常有可能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比如前些年通过对豪放、婉约“二分法”的讨论，多数学者对此一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便是一个例征。所以，活跃论争的气氛，对于促进分期问题的研究必然大有益处。
其二，考察宋词的分期难免要受到研究者文学史（词史）观念的制约，而各个人的观念又会有所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分期研究是一个“理论性”问题，理论观念的差异，导致宋词分期的多样化，出现了或以朝代、或以作家、或以风格，或以流派、或以群体等分期的种种情况，出现时间断限上的不一致，这原是可以允许的正常现象。然而，两宋三百余年间的词史确实呈现出阶段性的推移，有着合乎自身发展规律的逻辑过程，换言之，宋代词史的演进具有某种客观实在性，前文所述各家之分期，其实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试图接近这一客观实际。从这一角度看，分期问题又毕竟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自然需要商榷，不过，通过讨论寻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案也许不太困难。当然，这个方案最好宜简不宜详，宜粗不宜细。一方面，根据宋词发展本身“质的规定性”勾划出这个系统各个重要的纵向构成环节的基本轮廓，一方面考虑到各家的理论识见，在具体阐释时又给以较大的自由，这样做或许比较容易协调学者们的立场，以便于求大同而存小异。
其三，对宋词进行分期研究时，应该顾及到时代、流派、词体、词风、代表词人等诸种因素。它们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只从一个方面去看，容易顾此失彼，出现偏颇。比如有的论者仅从流派着眼，或将辛弃疾与宋末文天祥、刘辰翁等划为一派，或把姜夔与周密、张炎等划为一派，并据此进行分期，虽有某种理由，但显然迷失了时间的顺序，是不太合适的。同时，对以上各个概念的内涵也应有所界定。比如词风，目前用法不一，有时指某位词人的某一种风格，有时指某一词人词作的总体风貌，有时指某个时期或某个词人群体词作情感内涵的主要倾向等等，在分期中如何理解并应用这一概念，至少应取得近似的认识。又如对于代表词人，既应考虑到他们各自的创作分期，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典范作品产生的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重要影响、词史意义等，更不应忽视其词作的艺术成就及词史地位。而在参与分期的各种因素中，时间线索当是首要的一环。王兆鹏先生批评以往的宋词分期“并不是历史的分期，而是逻辑的分派，不是时间纵向‘线索’的分段，而是空间横向‘块状’的分割。这种‘分期’，空间关系的排列比较清楚，但时间的先后次序，词史真实的具体的发展历程则被混淆、错乱”[6]；前面曾说过的薛祥生先生提出的分期原则中也特别强调“切忌时代错列”，可见其重要性。当然，也不宜将每一时间段落的起迄年代划得太死，辩证法告诉我们，对待历史问题的历史分期，有时愈是具体反而愈不准确。宋代词史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连续过程，决不会在哪一年哪一天截然分做两段，分期总是相对的。论者在以年代为基准进行分期时，往往先将起止年代加以固定，然后再声明那只是一个大致的、并不严格的时间区限，但从读者的接受效果及实际社会影响来看，却恰恰违背了论者的主观愿望。要之，在宋词分期问题上，需要综合衡量各种要素，分别主次、轻重，商略出一个最基本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期标准。
其四，为了给宋词分期提供更多的参照，笔者不避浅陋，并参考前此诸家之说，以为不妨将宋词的发展历程分为七个段落。第一段，北宋建国后一百年左右，是宋词的开基与词体走向成熟的时期。此期重要词人有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等。现有研究成果表明，他们的生年均稍后于柳永，而柳永大量制作慢词，扩大表现范围，其词作中最集中地体现出新的时代气息，因而是此期最主要的代表词人。第二段，北宋中后期约三十年左右，是宋词的多元发展与新型词的建构时期，也是第一个创作高峰期。此时重要词人有王安石、晏几道、黄庭坚、秦观、陈师道、晁补之等。苏轼推尊词体，提高了词品、词格，创作豪旷词，对于宋词的革新颇多建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词人。第三段，此宋后期约三十年左右，是宋词词体谨严化与词艺的深化时期。此间重要词人有晁端礼、贺铸、毛滂等。周邦彦进一步发展了长调慢词的技巧，词法缜密，格律精审，传统柔婉词在他手中更趋精工、浑成，可为此一时期的代表词人。第四段，南渡前后约四十年左右（南渡后约三十年左右），受时代感召，是词坛风尚发生扭变的时期。重要词人有叶梦得、朱敦儒、吕本中、向子諲、张元幹、陈与义等。此期词人众多，情况亦较复杂，然大而化之，词作多呈现沉挚、哀痛之风。李清照以其独具风姿的“易安体”赢得世人的高度评价，被推为词史上堪与第一流男性大词家比肩的女词人。其南渡后所作歌词，尤能体现“易安体”的个性特征。因此，以李清照作为此期的代表词人，似不为过。第五段，南宋中期约四十年左右，是宋词词体功能大拓展的时期，也是第二个创作高峰期。其间重要词人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陈亮、刘过等。辛弃疾英杰特出，其词作数量多，且能熔铸百家，刚柔相济，沉郁悲概，词体形式繁富，无愧于这一时期的代表词人。第六段，南宋中后期约三十年左右，吻传统婉美词创作的回归及其词艺的再次改造与提高时期。此时重要床人有史达祖、高观国、韩淲等。姜夔孤高一世，以健笔写柔情，其词清峻疏宕，高雅拔俗，艺术成就最高，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词人。第七段，南宋末约四十年左右，是宋词词艺、趣尚的最后一次变化时期，也是宋词的收束时期。其间重要词人有刘克庄、陈人杰、吴潜、李曾伯等。吴文英开径自行，其词作运意深远、芳菲密丽，可作为这次变化的代表人物。这里，还需要有几点说明：首先，这个分期在时间段落上不过求于分明，而是各段略有交叉。这一是因为如前所说，愈具体未必愈科学，二是因为有些重要词人的生卒年代、创作分期、典型作品产生的时间等尚待进一步考察，有的则处于两个时间段落之间的“过渡地带”，如何处理还可商酌，故而留有伸缩的余地。其次，时间段落的大致划分尽可能照顾到各种因素，而又主要参照每期重要词人特别是代表词人的生活与创作年代。如同法国艺术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因为他们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是那个时期的“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比如，以周邦彦为代表的第三段和以姜夔为代表的第六段分别与苏轼为代表的第二段和辛弃疾为代表的第五段在时间上相去不远，且有交错现象，但周、姜不仅生年要比苏、辛晚二十年或者十几年，其开始写词及主要作品的产生时间均略后于苏、辛，尤其是周、姜词作的品格风貌、创作倾向显然与苏、辛有别，因仍分别单列一期。再次，北宋建国后约四、五十年的时间，虽有寇准、潘阆、林逋等人写作歌词，且时而透露出不同于唐五代词的新信息，然词作既少，又无代表性词人，词作总体上亦缺乏显著特征，只能算是宋词的序幕，不别置一个段落。宋亡前后大约三、四十年的时间，词坛上有刘辰翁、周密、文天祥、王沂孙、蒋捷、张炎等“遗民词人”，虽其作品仍为“宋调”，也都有一定成就，但他们有不少重要作品写在入元之后，其歌词的情感类型、风格范畴等也基本含纳在辛、姜、吴几个阶段的词作特征之中，又难以举出一个具有“领袖资格”的代表词人，故而可将其视为宋词的余波，亦不列为一个段落。因此，如果说得全面一点，这一分期的基本思路是：序曲→七个阶段→尾声。另外，这里所谓“词体”，不仅指词的体制，主要还指词的本体，即“词这种文体”的意思。因词体产生于宋代之前，为昭示其在宋代的演变，故有时以“宋词词体”称之。总之，笔者的看法尚不十分成熟，又因受题旨所限，不宜对宋词分期作更为详细的申说，姑且述此轮廓以见其大端，以之参加分期问题的讨论并求专家赐教。
注释：
[1]见《词学季刊》2卷1号
[2]上文曾参考刘扬忠《宋词研究之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薛祥生《对宋词发展分期问题的思考》，《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
[3]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
[4]见《从宋词的发展探寻文学的灵魂》，《殷都学刊》1993年第1期
[5]见注[2]
[6]见《对宋词研究中‘婉约’、‘豪放’两分法的反思——兼论唐宋词的分期》，《枣庄师专学刊》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