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1]2000年在《明清前期东南亚华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依据中外史籍记载，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分析方法，对明清前期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侨，以专题的形式，分别进行述评。 早在汉代，我国史籍中就有移民东南亚地区的记载。经唐、宋时期的发展，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分布也逐渐广泛。到了元代，华侨开始遍布东南亚各国。 明朝和清前期是东南亚华侨骤增的重要时期。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战乱及初年统治者厉行“海禁”，迫使一些中国军民不得不移居东南亚国家；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较开明统治者的局部开放，促进了中国商民移居东南亚国家。至清前期，东南亚华侨骤增至数百万之众，他们以聚族而居和散居于当地居民中 的两种形式侨居在东南亚国家，与东南亚人民 友好相处，共同开发东南亚地区。在艰苦卓绝 的开拓中，华侨流血流汗，无私奉献，为东南 亚国家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和乡村的发” 展，文化事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为 东南亚各国日趋富庶，走向繁荣，打下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正当华侨与东南亚人民源源不断 地创造着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时，西方殖民 者于16世纪闯入了这片乐土，对华侨和东南亚 人民进行残酷的殖民奴役和掠夺箩 不甘屈服于 西方殖民者苛暴统治的华侨与东南亚人民纷纷＿ 起义、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反击殖民统治，谱写 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史事，揭开了中国古代对外 关系史上华侨与当地人民并肩战斗、共同反霸” 斗争的光辉篇章，为今天我国同东南亚人民一 道与新殖民主义进行斗争奠定了历史的基础。
刘强[2]2005年在《明清潮州对外贸易研究》文中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私人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以潮州诸港口为依托的潮州海外贸易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本文以“明清潮州对外贸易”为研究主题,应用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地理学、发展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潮州外贸港口、外贸结构、对外贸易与潮州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外贸港口方面,本文在继续深入对南澳港、樟林港和汕头港研究的同时,重点研究以前被忽略的其它外贸港口,如柘林港、庵埠港、溪东港、东港、西港、潮阳诸港、靖海港、神泉港以及其它一些临时性的外贸港口,力争展现明清时期潮州外贸港口的全貌;对外贸易方面,首先探讨明清潮州对外贸易的对象、特点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等,然后从“潮州粮食贸易与对外贸易”、“潮州籍华侨与潮州对外贸易”两个角度对明清潮州对外贸易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最后,本文试图避开前人研究较多的“海外贸易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这一方面,而是以“社会问题”为视角,集中对“海外贸易对潮州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作理性的分析,以期对潮州社会作更深入的了解。
陈俊[3]1999年在《试论明朝和清前期东南亚华侨的骤增》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战乱及初年统治者厉行“海禁”，迫使一些中国军民不得不移居东南亚国家；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较开明统治者的局部开放，促进了中国商民移居东南亚国家。明朝和清前期东南亚华侨人数骤增数百万之众，他们以聚族而居和散居于当地居民中的两种形式侨居东南亚国家。
陈俊[4]2001年在《论明朝和清前期东南亚华侨对侨居地经济发展的贡献》文中指出明朝和清前期是华侨与侨居地人民一道开发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时期 ,该时期的华侨为东南亚各国日后的富庶和繁荣作出了卓著的贡献。本文从东南亚国家农业、工矿业、商业的发展方面 ,论述了华侨在开发东南亚经济上的历史功绩
陈园园[5]2014年在《宋元明泉州港海外贸易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表明泉州港的研究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七十年代后随着水下考古的发展,泉州港研究取得较大突破。目前泉州港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存在着量多质劣的问题,因此将前人成果作适当总结,以展望未来研究方向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根据目前研究情况,分三个主题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分别是港口兴衰历程、贸易方式、海商华侨。就第一个主题而言,包括港口兴衰的原因、商品的海外销售。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对泉州港兴起与衰落的原因并无定论,但越来越多学者注意到国际贸易大环境对泉州港的冲击。研究方法上,开始将泉州港置于印度洋贸易圈乃至世界贸易网络中进行讨论。至于第二个主题,本文主要安排市舶贸易与朝贡贸易,其中以市舶贸易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为研究重点。但目前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多从国家角度出发,如何将市舶制度与地方财政相结合,本文认为是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三个主题涉及到海外贸易的商人及国内外贸易线路,包括泉州本地商人、蕃商、华侨等。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宋、明两代的泉州本地商人是研究重点,而元代的研究存在较大缺口。相反蕃商在宋、明两代的具体贸易形式如何,从目前的研究看较为模糊,而元代蕃商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贸易线路研究方面得益于考古技术的发展,海外贸易线路渐趋明朗,只是如何将贸易线路与港口贸易形式结合是目前需要攻克的难题。通过梳理前人研究成果,本文以为泉州港的研究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以泉州港口的发展历程为例,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后渚港,泉州港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各港口之间有何关联?泉州港与其经济腹地之间的经贸网络如何形成?泉州港与明州港、广州港等港口发展模式有何差异?这些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讨论。
赵璐[6]2016年在《清代康雍时期南洋政策及其对印尼华侨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中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不断加强,我国的外交活动相继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外关系又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文中定位于清代初期,主要从朝贡、海禁、弛禁三方面讨论清代康熙和雍正时期的南洋政策,分析了统治者对南洋贸易与移民的态度。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以当时与我国来往相对密切的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群体为例,讨论以上政策所起到的实际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康雍时期保守的南洋政策是印尼华侨在当地遭受荷兰殖民者打击与迫害的原因。研究发现,由于历史及腐败等因素的存在,当时具体的政策制度并没有被严格落实,没有对我国民间贸易往来及印尼华侨的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统治者对中印(尼)海洋贸易的抵制及对华侨群体的偏见是影响印度尼西亚华侨生存状况的主要原因。另外,康雍二帝对沿海民众下南洋采取的敌视态度,仅在短期内对华侨的生产贸易和政治地位产生不利影响,从长远来看并没有影响到中印(尼)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正常交流。随着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尼土著文化相融合,中印(尼)人民的情感更加深厚,联系更加紧密。
周堃[7]2016年在《17-18世纪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7-18世纪是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第一次大潮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文化在当地传播的重要时期。因为闽籍华侨在17-18世纪东南亚移民潮中所占比例最大,故闽籍华侨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7-18世纪,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传播至东南亚,这使得东南亚的语言当中出现许多汉语借词,尤其是闽南方言借词,丰富了当地语言。中国文学作品经华侨及土生华人的翻译和传播,深深影响着当地文学的创作及发展。其中,闽侨翻译家及作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中国冶炼、制糖、印刷术、水稻耕作方法等生产技术的传播极大地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中医药的传播大大提高了当地的医疗水平。同一时期,美洲的番薯等物种传入东南亚后经华侨带入中国,对中国的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华侨将中国的佛教以及妈祖、保生大帝、关帝等民间信仰传播至东南亚,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融入了东南亚的一些文化特色。而华侨逢年过节或酬神的一些风俗也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由于17-18世纪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都是居世界领先,去往东南亚的华侨将中国文化传入当地,但他们并非刻意传之,而是融入当地后潜移默化地传播。这不仅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也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以及东南亚文化的发展。这是发展当代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时需要注意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翟意安[8]2005年在《论中华文明圈的内发性发展史观》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当今日本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出发,致力于探讨以今日之东亚、东南亚为范围的中华文明圈的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发展规律。 在绪论部分,作者回顾了亚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史观以及学术界(尤其日本学术界)的反思,指陈立足于亚洲自身历史来论证其发展历程的必要性,以及从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出发探讨中华文明圈的内发性发展的原因;作者对何为“中华文明圈”以及“内发性发展”进行了阐释,指出日本学者的“亚洲”整体性研究中的“亚洲”多指中华文明圈,而本文之“内发性发展”则是指在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华文明圈业已存在的推动社会前进的因素,以及这种因素在近代的作用和地位,这种因素虽然不可能将中华文明圈社会导向英国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但它却是促其走向现代社会的主要因素;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仅仅是依靠“西方的冲击”,中华文明圈不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些因素包括中华文明圈传统的生产方式、贸易方式和贸易体系、人力、物力、技术交流、中华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等因素。 第一章中,作者回顾了日本人亚洲观的演变历程。指出日本人亚洲观的演变可以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世、近代以来几个阶段,而当今日本学术界对中华文明圈研究的关注就是日本人亚洲观发展的延续。 在第二章,作者对日本学者中村哲、宫岛博史的东亚小农社会理论进行评论,指出中华文明圈的精耕细作型农业是一种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农业模式,它立足于东方独特的气候和历史文化,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该地区的农业发展必须立足于传统,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使得农业走上科学合理的发展道路。而中华文明圈农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对其近代工业化的影响也是该地区近代化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其耕织结合、多种经营、兼业型的农业发展模式,使得农民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极强的适应性。 在第三章,作者对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理论进行评论,指出中华文明圈的贸易渠道在该地区各国开港之前就是畅通的,并且形成了跨国境的、自成体系的贸易网络,将中华文明圈在经济上紧密的结合起来,使其在近代形成了统一的市场。对于滨下强调的朝贡贸易体系对近代亚洲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观点,笔者指出其对西方的沖击有所忽视,但其强调华人华侨在近代中华文明圈贸易中的作用,以及从长时段理论和整体史的角度考量中华文明圈的近代发展则是恰当的。 在第四章,作者从中华文明圈的人员流动的角度来审视中华文明圈的内在发展,指出华人华侨在该地区的活动,将整个区域的经济有效地联系起来。华人华侨在中华文明圈的活动历史悠久,在明清时期形成华商贸易网络,而以近代(尤
田华杰[9]2016年在《华侨华人对南海区域的历史贡献》文中研究说明“南海区域”这一概念是把南海海域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内在关联的整体,包括了中国与东南亚11国。其无论是在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上,还是经济水平和社会演变历程等方面,南海区域都具有高度统一性和密切的整体性。南海区域也是世界华侨华人及侨眷最为集中、活跃的地区,是华侨华人发展史上脉络最为典型的地区。梳理华侨华人在南海区域历史发展中的贡献,既以南海区域新颖的视角研究华侨华人,有别于以往的东南亚、南洋、东洋等陈旧视角,也看出作为南海区域的共同因子——华侨,在南海区域历史演变过程中由孤立走向整体,由分散走向联合中的作用。对挖掘南海区域各国友好交流中的共同因素,促进南海区域的和平、友好往来具有重要价值。文章主要论述了从秦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华侨华人对南海区域的历史贡献。古代中国与南海区域其他国家友好往来过程中,华侨华人从诞生到壮大,为古代中国与南海区域各国的友好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起到了连接彼此的桥梁作用。及至明清,由于封建政府对外政策的改变,华侨华人处境艰难,加之继1511年葡萄牙率先介入南海区域之后,西方殖民者纷沓而来,中国与南海区域各国历史演变过程被打乱,南海区域各国之间呈现出诸多不和谐因素,华侨华人作为南海区域的共同因子,在促进南海区域各国的友好往来,对侨居国和祖国抵御外来侵略战争中的作用,更显弥足珍贵。在西方殖民势力仍存,日本法西斯突然介入的状况下,华侨华人的处境更加艰难,但其在反抗日本法西斯直至胜利的过程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增进了与南海区域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南海区域各国再次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同呼吸共患难,携手共进,相互支援,赢得了民族独立,经济发展。
胡乐伟[10]2018年在《近代广东侨乡社会经济的历史地理学考察》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以近代广东侨乡的人口变动与房地产业为着眼点,运用历史地理学、华侨华人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近代广东侨乡的社会经济变迁问题,以此推动和丰富笔者所提出的侨乡历史地理尤其是侨乡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文章首先从广东不同侨乡地区的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人文背景出发,以此揭示各侨乡近代社会经济问题的不同基础。其中,人地矛盾加剧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是直接促进侨乡海外移民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广东不同侨乡的人口数量、结构及其分布问题,不同侨乡表现出的不同的人口特征既是影响海外移民的基础,又是海外移民影响下的结果,两者相伴而生又相互影响。文章探讨了海外华侨的分布及其职业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各地侨乡侨汇的差异以及房地产投资资金规模、投资形式、投资影响等方面的差异性。海外华侨的侨居地及其职业分布直接决定了其经济实力,并影响了侨乡侨汇的多寡尤其是各地房地产投资规模和类型的差异。海外华侨整体上以中低收入者为主的特点,决定了近代华侨投资侨乡房地产业时表现出来“量少而分散”的特征。但就地区而言,北美华侨较其他地区平均收入更高。以北美为主要侨居地的五邑华侨在房地产投资规模、西化程度以及房地产投资的运作模式上与以南洋为主要侨居地的潮汕、兴梅客家华侨表现出迥异的特点,前者房地产投资规模往往更大,房地产西化程度更加彻底而房地产投资的运作模式也更加现代性。文章将人口的变动尤其是海外移民、侨汇流通及华侨投资三者作为紧密关联的整体进行考察,以揭示华侨与侨眷的互动以及侨资在广东侨乡社会经济变迁中产生影响的完整过程。文章亦注重对广东各不同侨乡区域在人口变动、侨汇流动以及房地产投资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性的探讨。文章最后指出,华侨及其在近代侨乡的大规模房地产投资是这一时段广东侨乡社会经济变迁的关键性因素,这是广东侨乡近代城乡社会经济变迁有别于内陆地区乃至于大部分沿海地区的主要特点。此外,侨资房地产业在推动各地侨乡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广州由于城市本身较为发达,侨资房地产在完善和拓展城市功能空间方面作用明显;而江门得益于侨资的建设城市等级上升迅速,由墟镇上升为省辖市;而在梅州,墟镇和乡村的繁荣,则促进了城、镇、村三级商业体系的建构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明清前期东南亚华侨研究[D]. 陈俊. 云南师范大学. 2000
[2]. 明清潮州对外贸易研究[D]. 刘强. 暨南大学. 2005
[3]. 试论明朝和清前期东南亚华侨的骤增[J]. 陈俊. 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9
[4]. 论明朝和清前期东南亚华侨对侨居地经济发展的贡献[J]. 陈俊.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5]. 宋元明泉州港海外贸易研究述评[D]. 陈园园. 厦门大学. 2014
[6]. 清代康雍时期南洋政策及其对印尼华侨的影响[D]. 赵璐. 内蒙古大学. 2016
[7]. 17-18世纪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D]. 周堃. 广西民族大学. 2016
[8]. 论中华文明圈的内发性发展史观[D]. 翟意安.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9]. 华侨华人对南海区域的历史贡献[D]. 田华杰. 海南师范大学. 2016
[10]. 近代广东侨乡社会经济的历史地理学考察[D]. 胡乐伟. 暨南大学.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