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谈全球化——“全球化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家学者论文,社会科学论文,化与论文,研讨会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的思索：机遇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它伴随现代经济的出现而出现，伴随现 代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已经历了至少100多年的历史。在世界经济史的发展中，生产要素的 跨国流动最初是劳动力，然后是商品，既而是资本，今天则发展成为综合的要素流动，其中 知识科技要素的流动具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曾经被认为是生产要 素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动，实现最佳配置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则认为，经济 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扩大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于世界的支配与控制的过程。笔者 在考虑经济全球化时，宁愿将它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强调互相依存性，而不愿将其认定 为一种结果、一种制度或体系。
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强大的具体表现，在于有着控制生产要素和经济产出流动方向 的能力和力量。美国是今天世界经济中唯一从根本上既可以控制生产要素流动方向，又可以 控制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国家，加上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奠定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由 于东亚、拉美、东欧、俄罗斯经济的不断动荡，大量资金流入美国，为美国提供了廉价的货 币资本，又因为美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科研设备，大量代表着科技、经济未来的高技术人才 也纷纷流向美国，美国实际是在利用世界的资金、他人的头脑，赚自己的钱。另外，在今天 的世界贸易中，从贸易盈余和赤字出发来进行分析，日本的贸易是盈余，中国的贸易是盈余 ，东盟的贸易是盈余，欧洲的贸易是盈余，拉美的贸易也是盈余，只有美国是赤字，换一个 角度人们可以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商品的最后实现者和吸纳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美国 在世界范围中控制着要素（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流动方向，也控制着商品实现的流动方向。 国外高质量要素的流入，一方面提高了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压低了要素成本，另一方面，世 界产出的流入则进一步增强了竞争，刺激了进步，而廉价商品的流入又能够进一步减轻要素 的成本压力，提高美国产业的竞争力。
一个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但同时也有可能因此而付出代价。国际经济关 系的基础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因此，今天参与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自身经济与其他经济体 之间利益的交叉与妥协，判别融入全球化与否的标准应该是，融入得到的利益必须大于不融 入，若必然存在负面影响的话，则融入造成的损失必须小于不融入，否则便不是经济上的“ 合乎理性”。显然，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有经济方面的正面作用的，但 是，融入世界经济又不可避免地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相应的负面影响。例如，信息高速公路的 建成，使得世界成为“信息地球村”，绝无国界可言，从网络而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避 免，因噎废食又将使一国被排除于国际社会进步的行列。然而，比意识形态影响更为需要注 意的是，高新技术所带来的生活方式方面的“示范”作用。西方生活方式以“人”为中心， 以对世界资源大量占有、使用为基础，以舒适为目标，发展中国家的大众若追随此种以浪费 为代价的生活方式，政府当局则完全无法引导人们的消费意向。生活方式对于社会生活潜移 默化的影响，是深远而且超过意识形态宣传的（这是内心追求与外界灌输的差异），它的不可 逆性很可能给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带来出乎人们意料的、戏剧性的影响，如果承认这一 点，应该说发达国家的今天，绝不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明天，在谈论经济全球化时，发展 中国家对于这点实在是需要注意的。
20世纪即将结束时的世界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着一种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大 影响的格局：今天的国民经济要以知识为背景的高科技为基础，能够控制重要的资源和产出 的流向，最终以控制（主导）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高技术的标准制定为目标，这才是真正的 强大。中国面对他国咄咄逼人的气势，只能以更为深化的改革开放作为回应。
当代的全球化与利益格局
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全球化浪潮，是国际资本与发达国家的政府相互合作的产物。它们在考 虑并适当照顾发达国家工人群众当前利益的前提下，为国际资本的利益而作了一系列努力， 这就构成了当代的全球化浪潮。
到目前为止，当代的经济全球化都没有摆脱一个最明显的特征，这就是：它仅仅包括商品 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而不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诸如美国前财政部长鲁 宾那样的经济界权威人士在专门谈及经济全球化问题时，都只是说，全球化意味着商品越来 越在全球范围内交换和流通，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越来越自由，资本越来越在全球范围 内流动，而且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也越来越自由。但是他们都绝口不提那第三个经济上 最重要的市场——劳动市场，不提劳动市场的全球化，更不提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 动。
这绝不是言论上的疏忽，而是反映了发达国家及其政府的普遍情况和普遍的政策。由于交 通运输的发展，目前已经具备了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的客观条件，也有着这种流动 的强烈压力和愿望；但是发达国家的政府除了有针对性地允许本国企业雇佣落后国家的少数 专业人才之外，至今还在原则上禁止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入本国。这种政策已经造成了无 数的人间悲剧，但是发达国家却没有任何愿意放弃这种政策的表示。这是由发达国家内部的 利益格局决定的。
一般说来，落后国家流入的劳动力往往在发达国家干最苦的活，挣最低的工资，但是在一 直存在着失业问题的发达国家中，他们的竞争确实恶化了发达国家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在劳动 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再加上发达国家中一部分人的恶意宣传，就在发达国家中造成了严重的 排外情绪。这种排外情绪在德国和奥地利等德语国家中特别严重，在受失业威胁最厉害的一 部分文化低的年轻人中最突出。在这样的失业劳工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就产生了当代全球化 浪潮中的怪现象：所有的发达国家政府都在谈论商品流通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但 是他们却都害怕劳动力流动的全球化，想尽一切办法来防止落后国家劳动力的流入。
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目前意义上的全球化只是单方面地适应了发达国家的要求，是发达 国 家内部的各种利益集团与国际资本相互协调利益的产物。在这样的全球化进程中，真正被忽 视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它却照顾了发达国家的工人群众的当前利益。当然 ，在这种全球化过程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国际资本，特别是美国等少数最发达国家的跨国公 司：它们借口商品流通的全球化而要求所有的国家都向它们开放商品市场，以便它们从自 己生产和销售的商品中得到最大的利润；它们借口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而要求所有国家都让它 们自由地投资，以便它们抢走最好的投资机会；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还使它们可以以最有利的 条件得到金融资金，并且将自己掌握的资金投到全球任何一个对它们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去。
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也极力宣扬经济全球化给落后国家带来的好处：消费者可以买到最便 宜的产品；外国的投资给工人带来了工作和工资；而资本所有者们则可以将自己的资金投到 全球范围内回报最高的地方上去。但是他们最不敢提及的是：如果允许落后国家的劳动者自 由流入发达国家，那会最快地改善落后国家全体劳动者的处境。但是现在的全球化恰恰不允 许这一点。全球化的鼓吹者们也不敢告诉人们：资本流动的全球化现在只是使全球的资金流 向少数最富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全球化的鼓吹者们还闭口不谈这样的巨大危险：取消对本 国企业的保护可能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而这将使发展中国家永远落入低 生产率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发达国家的商品和跨国公司的分公司可能挤垮发展中国家的民 族企业，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利润都变为发达国家的收入，将落后国家变为低收入、 低工资的为发达国家提供利润的源泉；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落后国家的经济上层将变为发 达国家证券的持有者和公司下层职员，不会发展出自己的企业家队伍，而落后国家的穷人不 可能都得到工作，更不可能有高的工资和收入。
连发达国家的工人群众最终也会间接地受当前的全球化之害：跨国公司向外投资仍然减少 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廉价低技术产品在生产低技术产品的部门中造成了 严重的失业。而如果不提这一切，对当代全球化的任何论述都将是脱离实际的。
全球化与全球史观
全球一体化对历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于全球史观的出现。所谓“全球史观”是本世纪中 叶在西方史学家中形成的一种世界历史观念，代表人物有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和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 ll)等。斯塔夫里阿诺斯1966—1970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两卷本）是全球史观经典作品之 一。
除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大背景之外，社会大众对全球化过程的关注也是促使该史观出现的 一个重要因素。60年代，美国中学普遍出现历史教育危机，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传统世界历 史教育令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也满足不了他们对当代世界“多种文明神秘并存”的好奇心。 以中学历史教师为主体的美国世界历史学会于是向美国史学界发出呼吁，希望史家编写一部 “有助于孩子们理解当代世界的”世界历史教科书。斯塔夫里阿诺斯构思《全球通史》就是 响应这一呼唤的结果。始料未及的是，该书一问世，不仅在学校受到欢迎，而且一度登上畅 销书排行榜。
全球史观的主要特点在于观照世界历史的独特视角。虽然反对把世界史处理为国别史之和 的观点早已有之，虽然注意到国际联系的世界史家代不乏人，但真正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 并把描述全球整体发展历程诉诸实践的却是这些“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为了说明 他对全球史的宏观把握，声称自己是“站在月球上”来审视地球上的人类发展史。在“全球 史学家”看来，世界历史不是History of the World，而是A Global History。
在说明全球运动的过程中，“全球史学家”借鉴了人类学的“文化融合说”。该学说认为 ，举凡一种文化，她越是处于开放状态，就越能吸收周边文化的营养，越能感受周边文化的 压力，因而就越能发展得迅速而健康，而一旦该文化形成优势，又可以带动周边的文化。因 此“全球史学家”在肯定技术、制度进步的同时，更把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碰撞和融合视 为全球发展的动力。麦克维尔则以文明“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周期性转换作为全球发展 的基本规律。
全新的观念必然伴随全新的方法。“全球史学家”认为，“世界历史编纂学”是一门独立 的学科。他们在撰写世界历史时，既不疏证详考史料，也不罗列大国王朝的兴替和帝王将相 的文治武功，而是以关乎人类命运的宏大命题为线索，对人类历史脚步进行“大写意式”的 勾勒。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不足20万字的篇幅里，以生态、两性关系、社会关系和战争等“影 响 人类命运的四条生命线”为经，以血社会、纳贡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为纬，著成《一部新世 界史》（1989年出版），是为全球史方法论的典范。由于“全球史学家”重在阐释而非描述， 所以独撰世界史也是他们区别于传统的“集体编写法”的一大特点。
关于法律全球化的提法、趋势和表现
一
首都师范大学召开这个跨学科的全球化研讨会很有意义。因为全球化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 领域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似乎全球化只能谈经济全球化，而不能谈政治、法律、文化 的全球化，认为经济领域是全球化，政治领域是多极化，而法律领域谈论全球化是不切合 实际的幻想。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因为不可否定在政治领域确实存在多极化，在法律 领域存在不同国家法律的管辖权，在文化领域存在文化的多元化，在这些领域谈全球化似乎 是“不现实的”。但是，这种提法有一个缺陷，如果承认经济全球化，难道经济全球化没有 法律的表现吗？投资的全球化、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全球化等等如果没有法律的保证是不 可想象的。同样，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 中表现，经济全球化也不可能没有它的政治表现。这里还涉及一个研究方法问题，过去我们 研究问题习惯上愿意一个领域、一个学科分割，现在我们需要换一个视角，以问题为中心， 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全球化正是这样一个需要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的大问题。
二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各个领域发展的一个趋势，但并不是唯一的趋势，还有与它相互制约的 其他趋势。即使在经济领域，也不是只有全球化一种趋势。我们一方面看到，在与国际商品 、服务、技术贸易相关的领域，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全球化的趋势，但不是经济生活的一切 领域都卷进了全球化的浪潮中，在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农村广大地区还有许多处于自给 自足的状态，处于完全由国内法调整的领域。即使像欧盟这样的高度一体化的地方，也不是 一 切经济领域都由欧盟法调整。不属于国际贸易的领域，仍然由成员国法调整。在政治领域， 一方面我们看到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和其他国际条约对缔约国的制约作用，在保护基本人权 等方面各国都受到相应的束缚，国内法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冷战结 束以后，前苏联的解体，前南斯拉夫的解体，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盛行，这又是与全 球化相抗衡的民族化趋势。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全球化的旗号下对广大发展中国家 所实行的强权政治、“双重标准”，更引起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反抗。在文 化领域，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像美国的麦当劳、NBA、CNN、因特网在世界的流行，但是另一 方 面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又有着自己固有的领域。在法律领域，一方面我们看到世贸组织在统 一世界贸易法律规则方面的巨大进展，加入世贸组织必须首先调整国内的法律规则，适应世 贸组织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所谓的法律全球化并不是在一切法律领域都发生，在其他 领域，法律仍然受到国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的制约，是主权国家意志的体现。
三
法律全球化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国内法的国际化，即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流行的法 律由于某种原因，如该国在经济、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或霸权，而在世界其他地区流行，这 类全球化实际上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发生了，在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发生的以市场导向的法律改 革也属于这类全球化；另一种是国际法的国内化，即一些国家所参加的国际组织的规则，如 世贸组织的规则，两个人权公约，对成员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国内法必须根据这些国际 规则调整，这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主权转移”的问题，即原来属于民族国家主权范围内的 事务，如关税、国民待遇、对国内企业的保护措施等等现在转交给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 的共同体。对此问题应做全面分析：一方面主权在形式上并没有变，因为是否加入某一国际 组织、服从它的规则，毕竟由主权内国家自己决定，主权国家会从自己的民族利益出发，权 衡利弊，作出选择；另一方面，这种选择毕竟是由国际力量对比关系所决定的，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地位，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力量空前强大，“我这里有最有利于投资的环 境”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的口号。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别无选择， 只有同意这些规则。否则，只能关起门来，把自己隔离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更加落后。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进行体制外的反抗，而且 也正在学会进行体制内的斗争，包括改变世贸组织规则的斗争，使这些规则尽可能地体现发 展中国家的利益。
面对全球化：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
目前，全球化浪潮正在迅猛推进，不仅深刻影响着人类的实践活动，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的 理论思维，迅速改变着人们的世界图景。
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日 益为人们所运用。可以说，在当今国际学术界比较知名的全球化理论家，如阿明、多斯桑托 斯、沃勒斯坦、詹姆逊、德里克、吉登斯、罗伯逊等，都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研究当 今世界变化最有用的分析工具，正如沃勒斯坦所说：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在我看来对分 析现代世界体系仍然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从国内看，情况也大致如此。可以说 ，在当今世界上，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任何一种分析框架能够更好地回答全球化给当 代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二是全球化现象和趋势最直接、最深刻地确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例一 ，全球化过程几乎是在逐字逐句地实现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东方道路”理论。 例二，全球化更加凸显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的规律，亦即经济→政治→文化的作用和反作用规律；这一规律不仅在今天的各个“民族— 国家”内部发生着根本作用，而且在“全球社会”中起着根本作用，因此成为人们普遍接受 的社会分析框架。例三，全球化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全球性经济危机、全球性两 极分化等更加凸显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例四，全球化确证着马 克思的人的存在和发展理论。全球化正在向马克思所预言的方向迈进：随着现代交通、通讯 和因特网的发展，人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发展已在逐渐成为现实；传统意义上的“三 大差别”和社会分工正在消失，为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当然，马克思所批判的 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依然存在，只是增加了新的内容，最突出的新异化是“物质主义”和“ 消费主义”。此外，全球化还在人类的实践、“人化世界”等方面确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 本观点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所有这些都同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新的 生长点。
当然，今天的全球化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现象，遇到了许多历史上没有遇到的新问题 ，需要人们去解决。这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哲学层面看，全球化给我们提出的最大而最直接的问题是：“全球社会”作为社会历史 哲学的分析单位是否可能？“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以民族 —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社会”而提出来的。沃勒斯坦在70年代提出了“世界体系”的概念， 并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但“全球社会”的提出是近些年的事。90年代联合国 召开了有关全球社会的一系列高峰会议。许多研究全球化的文献都使用了“全球社会”这一 概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看，全球化必然导致全球社会的出现。“全球社会”概念 和分析单位的出现正是这种客观趋势的反映。由此看来，“全球社会”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 历史哲学的概念和分析单位应当说是成立的。如果我们能够像研究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基 础的“社会”那样深入研究“全球社会”，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将会有新的发展。
然而，这样一来，就会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国家理论、人类解放道路理论等提 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例一，如果把“全球社会”作为分析单位，那么，“全球社会 ”的结构怎样，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和全球文化的形成是否可能？“全球社会”的发展规律 怎样？例二，全球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应当是什么？而这一问题的核心又是全球社会的权 力和各民族—国家的主权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特别是在目前国家利益还十分突出的情 况下，如何防止少数西方大国利用全球化干涉别国主权？例三，“全球治理”对人类的未来 意味着什么？“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是近几年来全球化研究中出现的新概念，也 是“全球社会”为解决全球问题而采取的新行动。国际上还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专 门从事这项工作。“全球治理”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全球社会的各个方面问题，包括全球 经济、全球公民社会、南北平衡、发展援助、债务减免、环境保护等。如果加上联合国其他 组织的职能，那么“全球治理”的内容就更多。可以说，“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产物，是 以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是人类联合起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的积极行动，但是 否像国外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通 过 更加完善的“全球社会”的“全球治理”并通过相当长的时间逐步实现，而非通过以往人们 所设想的那样？
全球化也给人学理论、甚至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例如，随着产品 、金融和信息的跨国流动，人才的跨国流动也日益显著，人才的竞争成为全球性的，因此， 有的学者提出了“全球人”、“全球伦理”等概念。又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和因特网 的普及，人们日益生活在电脑和因特网的“虚拟世界”(virtual world)里，那么“虚拟世 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究竟怎样？人们在这两种“世界”中的“实践”、“生活”究竟有什 么本质区别？
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有些不仅是严肃的理论问题， 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科学地研究和解答这些问题，就一定会开辟出马克思主 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化
我们现在可以说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客 观现实。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当代文化研究正面临着来自两个极致的全球化的挑战：经济 全球化以及可能出现的文化上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我们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都进入一 种以市场为主宰的经济大循环之中，在这样一个大的国际循环中，经济发达者越发强盛，而 原先的经济落后者则再度被边缘化，全球化使我们大部分人都被边缘化了，我们的生活好坏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化服务的程度。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文化全球化，它使得西方的 （ 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在文化上出现趋同的现象，它模糊了原有 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因而全球化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中遭到的抵制和反对就不 足为奇。但另一方面，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 就在《共产党宣言》中预示了资本的积累和扩散将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作为其必然的后果 就是经济的全球化。
毫无疑问，就全球化的本来含义来说，它隐含着一种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在 经济上，美国的货币已连续多年占统治地位，美国经济也一直发展飞速而居高不下。因而一 些人就认为文化也可以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这面大旗下，世界文化越来越走向趋同，民族 的文化特征越来越模糊。这一切都引起了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和知识分子的忧 虑。但是我们切莫忘记，文化的发展规律是远比经济发展规律更为复杂的，经济上发展很好 的西方大国未必能在文化上取得相应的成果，反而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穷国，倒 有可能出现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文学艺术精品。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当然，对文化全球化这一来自西方的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对之进行 批判。对于全球化这一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重视的，但他们往往只看到全球化可 能带来的积极后果，而忽视其消极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立场对全球化的出现和历史演变作出考察研究，对其消极的方面反其意而用之。 这样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全球化曾在历史上有过两个传播出发点，其一是正如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 大陆的发现，这是从西方中心向边缘的扩展；另一个则是更早一些的始自华夏大地的丝绸之 路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这便是从东方中心向西域的扩展。如果前者是资本的全球化的开始， 后者则是文化全球化的另一起点，这样看来，文化上出现全球化的趋同现象并不可怕，它不 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任何（强势）文化在对另一种（弱势）文化施加影响的同时，它也有可能 被其 影响，这可以从不少西方汉学家的“汉化”现象中找出例证。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 的交融和相互渗透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新世纪东西方文化共处和对话的新局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预示着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但是这并不表明马 恩所说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它的原意 应当是多种各有自己特色的文学所显示出的共同的、普遍的艺术魅力，世界文学应当是各民 族文学相互交融而发展成的一个最高阶段，即使在这一层面，各民族文学所固有的特征也不 会全然消失。因此我们从事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应当具备一种国际的视野和包容的胸 襟，敢于汲取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营养，同时也敢于将自己的文化和学术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文化理论争鸣中，以便发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这样，我们便可 看出，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后者进行对话。文化全球化并非像 经济全球化那样使各民族的文化走向同一性，而有可能从另一个方面保持不同文化的本质特 征和平等地位，通过全球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理论对话而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关于“全球化”与文化认同问题的几点思考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全球化有两种比较典型的态度与回应方式，一种是自由主义与普遍 主义的，认为全球化将导致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宽容与言论的自由，其结 果是中国将变得更加民主自由，人民将有更大的政治与文化权利。这是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 的批判话语以及五四启蒙主义现代性的延续。它的立足点依然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分析 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官方/民间的关系中争取政治文化的自由与民主，它是反民族主义， 是世界主义的，它的批判矛盾指向国内的文化霸权——主要是官方的文化霸权。认为全球化 有助于打破这个霸权。
另外一种是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的回应方式，具体可包括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多元 文化主义等言述。它同样也诉求平等民主，但这种诉求转向民族国家之间、不同的文明形态 之间，寻求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性或中华性，用本土性来对抗全球性（西方化）。这种回应的 方式表明全球化不仅在改变中国的现实，更加重要的或许是它也在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 实的认知方式。就是说，全球化在改变着权力关系，也改变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权力关系的 认知方式，改变着知识分子对于霸权的体认方式、批判话语的建构方式。
这两种回应方式的共同点是认为全球化已经或将会导致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导致一种全球 性 的统一的文化认同。至少在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幻觉（无论是从肯定的意义上还是从否定的意 义上说都是如此）。实际上，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同时也引发了强 烈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原教旨主义的冲动。这就是所谓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实际 上，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后冷战时代两种相辅相成、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并发性的现象。 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多么强调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跨国运作、文化的跨国渗透，或信息告高速 公路的神奇魔力，中国依然是中国，中国依然不等于美国或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是带着 自 己的传统（从古代中国的旧传统到新中国建国以后的新传统）进入所谓“全球化”过程的。
“全球化时代”、“全球化语境”是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全球化”的言说已 经构成了我们知识生活的真正的“语境”。我们的现实在多大程度上全球化了，经济市场化 了？政治民主化了？文化自由化了？信息自由流通了？是全球化的事实导致了“全球化”的言说 ，还是“全球化”的言说构成了我们的全球化的感觉？
因为全球化而导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思想境遇”的“趋同”现象是谁也不能否定 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夸大这种共同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真地分析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之间的互动。如果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美国化（在一定程度上笔者同意 这个判断），那么，全球化/美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差异、断裂、改写的过程，它在改写 中国的同时，也被中国改写。不仅中国的大众，也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中国政府对于 全球化/美国化的选择性“接受”都是十分显见的。全球化固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今天中 国不同于以前的中国，但是它当然也没有使中国变成美国。全球化在中国生产出来的许多结 果（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不是全球民主化浪潮、世界市场、信息高速公路等全球化的 重要方面单独能够解释的。比如跨国公司在中国由于与某些权力集团勾结而导致了腐败加剧 ，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把它完全归咎于所谓“全球化”。因为同样的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就没 有产生类似的后果。对此的正确诊断因而必须是：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某些权力集团是如何互 动的。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否存在本真的民族身份？大量的文化研究成果已有力证明，民族身份是 建构出来的，不存在“天然的”民族身份，也不存在本真的民族身份（参见霍布斯班关于“ 建构的或发明的传统”的论述）。尤其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的共同体而不是文化 的共同体，其中文化的差异是非常之巨大的。
这就涉及最后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多元文化主义？如何处理民族国家之间的多元文 化诉求与民族国家内部的多元文化诉求的关系？如果多元文化主义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 那么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怎么办？我们是否要通过强制性地推行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来抵 制西方的文化霸权或文化一体化？既然不存在统一的民族文化认同，那么所谓的统一的民族 国家文化认同实际上是也只能是通过文化权力的行使而得以建构，那么，谁来进行民族文化 认同的建构？怎么建构？如何对待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在一致地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名 义之下是否会导致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霸权？在民族国家之间的多元主义与宽容主义是否同 样适用于民族国家内部？这些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必须回应全球化的挑战。这种回应应 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改造和优化自己的文化传统，其二，向全人类贡献自己文化传统中的 优秀内容，使之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哪些具有全球价值的 内容呢？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可以做出哪些贡献呢？海内外的学者们 在如下方面大致形成了共识：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伦理道德方面。中国传统的 ，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中，有许多可以成为全球伦理。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思想，被称为人类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共识，是人类和平共存的最基本原则和保障。 它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包含了宽容、互相尊重和与人为善的精神，它可以保证公民的人 格受到尊重和权益不受损害，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黄金规则。再比如“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古老的命题中包含着相当超前的观念，“立”就是独立人格的确 立，“立人”就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达”就是发展，在承认并尊重他人的尊严和权益 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互爱互助，尽自己之力来赞助他人的发展，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人实现 人格之独立，与天下之人共同发展提高。儒家这种立人达人的思想，正日益在世界范围内受 到重视，它是一种更高的道德要求，如果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作为人类和平 共存的基本原则，那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可以作为当今人类共同发展的 基本原则。
在国际政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中处理国家与国家、 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重要观念。比如孟子提出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讲的是道义的 原则或正义的原则。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享有自己的主权，都应当 在平等的原则下参与国际事务，不承认这一点，破坏平等的原则，就是“失道”，就会“寡 助”，就会受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这一观念，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乐于接受的，对于维 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抵制霸权主义有重要的意义。
在文化方面，《左传》和《国语》中提出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可以为消解不同民族文 化的冲突做出积极的贡献。“和而不同”是在承认“不同”的基础上而形成“和”，它可以 使人们在文化理念上持一种宽容的心态。这样，既可以保持自身文化的特点，又可以通过交 流获得发展，实现多元文化并存，彼此认同，互相理解，互相促进，减少冲突，由文化上的 对抗变为对话。
在经济方面，墨家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则。未来世 界的发展趋势，是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即使是那些富裕国家的利益，从长远来看，也是建立 在别的国家也富裕的基础上的。“兼相爱，交相利”，就是在“爱心”的基础上，实行互利 互惠，共同发展，而不是互相损害，更不是强国富国对穷国弱国的侵害和剥夺，否则，富国 的利益也得不到最终的保障。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道家主张尊重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反对人类中心 主义，主张尽量减少对自然的干预和剥夺。儒家主张“仁民而爱物”，将人类的道德情感推 广到对待自然万物，强调人类应该承担起维护万物的生养、使万物各得其所的道德责任和义 务。同西方的传统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显然更为合理，对于保护生态环 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悟价值。
全球化视野中的教育学反思
全球化既是一种机遇，同时也是一种挑战。作为机遇，全球化无疑为人类跨国界、跨民族 和跨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但作为挑战，全球化的盛行无疑也会削弱民族的、本土的和个 性的文化特质，从而导致文化个性的缺失。因此，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 。
全球化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趋势、潮流和氛围，在此种氛围、潮流和趋势的制约与影 响下，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既有对全球化趋势的主 动因应，同时也有被动的全球化适应。对此，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也不例外。 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进程的加快，全球化的话题逐步从理论的探讨走向大众的日常生活 ，成为一种生活性话语，同时，全球化的话语也逐步从原先的经济领域走向了文化、政治和 其他的理论探究领域。生活性话语地位的获得和普适性范围的界定，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化 话语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无条件合理性的获得，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仍然会困惑如何应对全 球化？如何实现与国际的接轨？在追求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持我们民族的和本土的文化？ 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有必要对不同领域内的全球化问题进行相应的反思，在 反思的基础上，解决存在的问题，为探究适合我国发展实际的全球化道路提供理性思考的借 鉴。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来展开全球化视野中的教育学反思，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我国自身的 教育学学科体系作出有益的尝试。这种反思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首先，是对我国教育学学科发展历史的反思。我国学科意义上的教育学建设实质上是在借 鉴和引进西方教育学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引进从近代以来有三个高峰：第一高峰 是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这是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起步时期。其标志就是从日 本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教育学著作，其中有迄今所知的我国第一本教育学理论著作，是 由王国维由日本翻译的《教育学教科书》。根据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 书综合目录》统计，从1896—1911年，中国共翻译日本教育类书籍达76种之多。由此也可见 ，这一时期对西方教育学引进的盛况。第二个高峰是建国后，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主要以 凯洛夫《教育学》为主，该著作成为影响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达三十多年之久的西方教育学 著作，至今在我国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中仍然有其影响的痕迹。引进的第三个高峰是改革开发 以来，对欧美等国尤其是美国教育学的直接引进，成为二十世纪末期我国教育学建设的主要 潮流。虽然我们不否认这一时期我国自身的教育学理论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我们也不 得不承认在我们的教育学学科建设中，西方的影响和痕迹随处可见。以上对我国教育学学科 发展的历史概述表明：我国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从其产生之初，就是遵循了全球化的原则，是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教育学的移植和转化。由此出发，我国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当务之急是解决 如何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实现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问题及如何建立自己的教育学学 科 体系，而不是单纯的盲目的与国际接轨，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本土化。这是在全球 化背景下进行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和出发点。
其次，是对教育学全球化的概念反思。教育学的全球化问题实质就是教育学的国际化，是 指教育理论、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教育学的国际接轨。表面上看，教育学的全球化可 以轻松地通过国际接轨的方式加以实现，但事实上，由全球化本身的标准悖论所决定，教育 学的全球化或国际化面临深刻的理论困境。所谓全球化的标准悖论，就是说在全球化过程中 ，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才能体现人类共同的利益？是否存在对不同文化和种族的人类都使用的 全球性标准？即使这种标准存在，那么这种对人类具有普适性的标准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些问 题是全球化本身所无法解答的问题，教育学的全球化同样也会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这就为 我国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一个标准选择问题，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应选择什么样的标准 作为我国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基点？我们现在所一直沿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标准是否适 合我国的发展实际？如果我们一直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学标准，那么我们的教育学的全 球化会不会沦落为一种简单的西化？这些问题无疑困扰着我国教育学的全球化进程。这种教 育学全球化的理论困境并非无法解除，事实上，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中的全球化标准应立足 于我国教育的实际问题解决加以界定，在全球化过程中，坚持以我为主的发展方针，根据教 育实际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引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吸取其教训，为我国教育朝优 异和高质量方向发展提供国际借鉴。这是教育学学科全球化应持的基本态度所在。
第三，是对教育学全球化的途径和范围的反思。教育学全球化决不等于教育学的西化，而 是应有选择的教育学的国际接轨。这种选择性主要表现为教育学方法论的国际化和教育学研 究问题的本土化。所谓教育学方法论的国际化，是指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应实现与国际流 行研究方法的接轨，这种接轨有利于实现平等的国际学术对话，有助于促进我国教育学与国 际教育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教育学研究问题的本土化，则是指我国的教育学建设在研究 问题的界定上应尊重我国教育发展实际，从实际中选择和界定教育学的研究问题，实现问题 的本土化。当然，问题意识的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教育学研究主题与国际研究主题的隔离和封 闭，二者是可以实现在本土基础上的国际交流的。在教育学方法论的国际化和教育学研究问 题的本土化二者的关系上，方法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是为更好解决教育的本土问题的重要保 障，是实现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因此，可以说方法论的全球化是手段，而本土问题 的解决则是目的。但单纯的问题解决并不是教育学全球化的终极目的指向，其目的在于最终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这也是我国教育学建设奋斗的最终目标所在。
综上所述表明，由全球化本身双刃剑的特性所决定，教育学的全球化不可能是毫无保留的 完全开放式的全球化，而应该是立足中国教育实际的、有选择、有取舍的全球化。同时，在 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为我国教育学建设所带来的机遇，也应充分了解全球化 过程中将会存在的理论和实际陷阱。只有充分认识到教育学全球化的困境，才有可能真正实 现我国自身教育学建设与国际的接轨。
人文社会科学在全球化方面需要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和多维度的过程，它本身需要从多个学科和多种角度进行探讨。从国外 的情况来看，全球化研究主要是围绕两个现象展开的：跨国公司通过资本、生产的全球化和 新的跨国劳动分工而扩张；现代传播媒介具有全球规模。有人把目前西方比较具有学术连贯 性的全球化研究大致归类为四个流派：世界体系研究法；全球文化研究法；全球社会研究法 和全球体系研究法。除了这四个影响较大的学术研究流派之外，有三个互相交叉的问题即“ 全球环境变化”、“性别与全球化”和“全球性城市”的研究和讨论也比较热烈。我国研究 全球化的学者也来自不同学科。使全球化这个问题更复杂的是，它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 是一个有政治争议的过程。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声浪目前有上升之势，19 99年末爆发了著名的“西雅图之战”，反对世贸组织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可以说，学术争论 与政治经济利益之争是混合在一起的。
尽管全球化研究具有多学科性，但目前学者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全球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过程，还是一种有意识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谋划(project)？这 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全球化的本质。一些人认为，全球化是各国市场、各民族国家、各种 技术不可抗拒的一体化；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全球化是那些企图使各个国家和个人屈从于市 场力量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有意编造的神话。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全球化与现代性、资本主 义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有人认为，全球化是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发生的资本主义扩张达到 顶峰，由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阶段发展到了全球资本主义阶段。也有人认为全球化的开始是 以1991年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的。
2.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的大时代的带来？这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化的阶段划分问题。一些 人认为，全球性的实践、价值和技术正在改造人们的生活，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全球 时代”，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另一些人则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只不过是数个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在全球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3.全球化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还是复兴？一些人认为，全球化正在导致民族国家的终结， 自由贸易限制国家制定政策和保护本国公司的能力，资本流动性使那些慷慨的福利国家失去 竞争力，全球性问题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控制能力，全球性的制度和规范变得更加有力； 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更加一体化的世界中，民族国家变得更重要了，它们在确保经济成长和 竞争力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它们是处理全球性问题的组织和条约的关键角色。
4.全球化有何利弊？用通俗的话来说，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这是政治上争论较多的问 题，涉及到人们的利益，因而形成了对全球化的不同评价。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全球化 的讨论兴起时，很多人认为，全球化使世界更加开放，新的产品和思想普遍可以得到，打破 了贸易壁垒和其他方面的界限，赋予更多的人更大的能力，从而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一句话 ，全球化使人们有了更大的自由；而到了90年代下半期，悲观论和反对全球化的倾向占了上 风，很多人对全球化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弱势群体的福利受到侵害，民族国家的主权和认同 受到影响，全球环境继续恶化等表示关注，一些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不平等和美国的 全球影响表示不满，认为全球化是危险的。
5.全球化将导致同一性还是导致更大的差异？这是从文化的视角讨论全球化的人士争论较多 的问题。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全球化将对各种民族、宗教认同产生何种影响以及是否将出现 一种“全球文化”。一些人认为，全球性的互动和一体化导致差异的缩小，全球性的规范、 思想和实践将压倒本地的规范、思想和实践；还有一些人忧虑，全球化进程中的许多文化流 动，主要反映的是西方的利益和思想，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将导致美国的象征和通俗 文化在全球传播；另一些人则认为，全球性的互动可能会导致各种文化的新融合，全球一体 化也可能激起各种传统的防范，全球性规范必然会被人们根据本地传统作出自己的解释，而 且目前正被强调的一个全球性规范，便是文化差异有其自身的价值，文化上的流动是相互的 ，美国没有办法实现全球性的文化霸权。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全球化与地方 化(localization)是什么样的关系。
6.全球化是一种物质性的过程，还是更多的是一种意识？这涉及的是全球化的主观性和客观 性问题。一些人认为，全球化的动力是各个国家追求物质利益和跨国公司追求更大利润而导 致的，技术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因此对全球化更多的应从客观的、物质的方面来理解 ；另一些人则强调，全球化根源于人们对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星球上的意识的自觉，当今全 球化与以往的不同特征，正是全球意识的形成。由于这两种强调重点的不同，关于全球化的 学术探索也存在明显的主观（强调经济过程）和客观（强调文化过程）取向。
以上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全球化时首先应当关注的问题。从各位以上谈 到的观点看，大家从不同角度提出的看法都与这些问题相关。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 的。应当说，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对全球化涉及的这些关键问题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 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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