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城市化群体的转型适应与社会认同——基于江苏淮安市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淮安市论文,江苏论文,失地农民论文,群体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型。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我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城市化，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体正在被强大的社会机制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剥离出来，去面对陌生的城市生活。这场剧烈的社会变迁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变迁，在社会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对传统农村社区的接替，在社会主体层面上表现为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嬗变和转型；它不仅体现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化模式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人们心理上的转型适应及社会认同上的巨大变化，尤其对处于这种转变浪尖的失地农民而言，其处在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矛盾冲突的夹缝中，其经历的困难和心理震荡最为强烈。因此，研究失地农民心理上的社会认同变化及其转型适应意义就更为重要和更具典型性，这不仅影响到失地农民群体本身的城市融入，还关系到当地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和谐发展。
近几年学界对失地农民的研究颇多，总的看来，主要体现出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注重对造成失地农民问题的成因分析。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度成因。有学者认为，城乡二元政策导致了农民身份的制度性安排，这为后来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①另有学者认为，这一问题的成因主要是现行的土地和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造成的。②二是需求诱因。由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各行业对土地的需求旺盛，国家为保证此类需求而大量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导致失地农民增多。③三是政府自律不足。有学者认为，征地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寻租”的重要手段，致使在此过程中失地农民利益受到侵蚀。④第二，注重对失地农民的权利损失与利益补偿方面的分析。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多，首先，关于权利损失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民失地失去的不仅是土地本身，还包括一系列权利和利益。⑤其次，对于失地农民的利益补偿和安置，学者多认为当前补偿标准太低、不合理，提出应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并认为目前普遍采用的货币安置使农民得不到制度保障，提倡土地换保障政策；还有学者则强调应加强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注重职业和劳动技能培训。⑥第三，围绕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与“适应性”进行研究。目前学者们对此方面的研究，主要达成三点共识：其一，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农民素质低下，在离开土地后缺乏谋生技能；其二，失地农民“非农化”意愿不强，使失地农民难以在短时间内融入城市生活；其三，城市社会对失地农民存有排斥，城市政府对农民市民化少有鼓励和支持政策。⑦
通过上述考察，学界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失地农民问题的外部性因素分析，对失地农民本身的因素有所忽视或研究不足；注重对宏观的制度与政策的分析与研究，或是对中观层面的日常生活进行考察和描述，而鲜有对失地农民微观层面的系统性研究，尤其是对处于社会生存转换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机制问题关注较少。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以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和转型适应为主线，探讨失地农民在从农民向市民转化过程中社会认同系统的变化，以及由这种变化导致的转型适应心理及特征。
研究框架、概念和分析视角
本文研究的中心概念是被动城市化、转型适应、社会认同和社会记忆。所谓被动城市化，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方式与机制，反映了失地农民的产生逻辑。具体是指失地农民的失地与城市化行为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所致而非个人的自愿选择，其遵循的是政府行政主导的逻辑，由此，我们可把失地农民称之为“被动城市化群体”⑧。农民城市化的逻辑不同其城市化体验也会不同。转型适应，是指失地农民在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由于政府的制度推动发生社会生存全方位的急剧转换而对现有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心理归属等方面的总体态度和认知变化及相应行为反应。社会认同是个体对外在环境和自身状况的综合情况的反映⑨，具体说是失地农民在由农民向市民转变过程中对社会认识的内在延续性与一致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感知到自己与他人是相同的并意识到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延续性；另一方面感知到别人承认自己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也即对现有地位的接受程度。所谓社会记忆，具体是指失地农民在我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与传统农村社会中形成的感受、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等文化特质与群体特性在失地农民心中的沉淀固化。或者说“……记忆就是存现的某种特征”⑩。人们总是凭借一定的记忆来确定自己的行为，构建自己对周围社会的认识。在不同的社会时空中人们会有不同的生命历程和生活行动特点，这会给他们留下不同的社会记忆(11)，由此形成不同的群体特性与社会认同。在这四个概念中，转型适应和社会认同属于社会心理的范畴；而“被动城市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属于时空结构范畴；社会记忆则属于城乡文化的范畴。
本文四个概念源于本文研究特别关注的三个理论问题。第一，社会记忆和被动城市化机制与转型适应和社会认同的关系。本文认为，失地农民对过去的社会记忆与现实社会时空转换中的体验之间的互动制约着其在城市化过程中转型适应和社会认同的进度和深度，进而影响着其城市化路径的选择。这对我们解析社会认同及转型适应的原因有很重要的意义。该理论观点受王春光对新生代流动农民认同研究的启发，其认为“正是当前我国独特的城乡社会空间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群体社会记忆之间的互动铸就了他们的社会认同”(12)。但失地农民与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与转型适应心理又是不同的，这种判断基于本文的一个逻辑起点——失地农民是被动城市化的。被动城市化作为一种时空架构，其直接影响着失地农民在社会生存转换中的体验，这对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社会认同与转型适应的关系。笔者认为社会认同制约着失地农民城市化与现代性获得中所必需的转型适应过程，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失地农民在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选择、社会交往范围、就业趋向和心理归属。如果说社会记忆更多是反映城乡文化的差异，那么社会认同则主要反映失地农民在被动城市化过程中的心理感受，且它是“人们获得其生活意义和经验的来源”(13)，是“衡量个体融入主体社会程度的一个重要维度”(14)。但“认同”同时具有建构性和被建构性。作为建构者，失地农民积极的认同能够建构主动的城市化，促进成功的转型适应；而消极的认同会阻碍转型适应。作为被建构者，认同总是依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受群体社会记忆与时空结构的影响，因此，需要结合两者的变化来确认失地农民社会认同的程度及变化。第三，转型适应的作用。本文认为，转型适应的成功反过来有助于消除失地农民消极的社会认同及社会记忆，并进一步影响失地农民对城市社会的态度与行为选择，是积极融入还是消极逃避，这直接影响着失地农民的城市化进程与现代性的获得。同时，对失地农民而言，转型适应的成功也意味着其对城市社会的认可及对社会认同的重构。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法，调查对象是淮安市清浦区城南乡与经济开发区徐杨乡的失地农民。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进行抽样调查，而是根据已有的资料和研究，考虑了总体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职业分布和地区分布4个因素，采取了配额抽样方式。实地调查工作于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期间进行，课题组分别在淮安市清浦区城南乡与经济开发区徐杨乡等几个主要失地农民聚居区作了入户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383份，有效问卷375份，有效回收率为93.75%。本文分析以深度访谈资料为主，并辅以问卷调查统计资料。
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与社会认同分析
在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过程实质是失地农民城市化与现代性的获得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人类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迈向现代化的综合反映”(15)。而现代化，从微观角度看是指“个人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一种复杂的、技术先进和不断变动的生活方式的过程”(16)，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路易斯·沃思认为，“城市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具有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17)。帕克认为：“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培养成的各种新型人格。”(18)可见，城市不仅仅是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域，它还是一种“城市性”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而是否认同与接受这种城市文化对失地农民的城市化进程起着关键性作用。可以说，失地农民的城市化就是指失地农民进城后的现代化转变及对城市文化的认同、适应过程，同时也是对传统乡土文化的一种扬弃过程，它涉及到农民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个人城市化进程与个人现代性的获得基本上是同步的。失地农民的转型是以城市为参照系的，正如传统的变迁方向是现代一样。从这种意义上说，转型适应是一种文化适应。由此，笔者认为，对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研究应当采用文化分析模式(19)。
（一）失地农民转型适应的一般模式
适应是一个过程，更是一种实践感，通过生活中持续不断、往往不被人们明显觉识的系列磨合、矛盾和冲突（不适应问题）的解决而达成的(20)。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即是失地农民在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民向市民转型过程中，其在传统乡土社会与特定城乡二元结构下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社会记忆）与现代城市社会的主流文化接触、交流与碰撞、融合的过程。
一般而言，转型适应有四种不同的后果，即同化、融合、分化和边缘化。同化是指在社会时空的转换过程中，对原有的乡土文化（社会记忆）不保持固有的认同，与城市社会主流文化密切交往，并完全接受达到社会认同。在同化问题上是否自愿是一个关键尺度，如果失地农民能主动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模式，积极学习和接受城市主流文化，则为自愿同化，反之，则为强迫同化。融合是指在社会时空的转换过程中，既保留原有文化中的部分内容，同时也灵活接受城市现代性和城市社会主流文化。分化是指在社会时空的转换过程中，失地农民对传统乡土社会中所形成的各种行为和生活惯习强烈认可和留恋，而对城市社会主流文化产生排斥和规避。边缘化则是指失地农民在社会时空的转换过程中，既无法保留原有的乡土性文化与生活惯习，同时也不接受城市社会主流文化，或者说不被城市社会主流文化所承认和包容。这是大多数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进城之初的一种过渡现象，它在后来可能发生转化，演变为分化、同化或融合，也有可能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在这四种现象中，同化和融合是良性适应，分化与边缘化是不良适应。
这四种现象既是失地农民转型适应的四种表现形式，同时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转型适应过程。作为一种分析模式，四种现象对失地农民城市化的效果和路径又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在具体分析中，我们将从经济、社会和心理这三个层面来分析，这是失地农民转型适应的三个不同的方面，同时，这三个方面又是互相影响、不可分割的。
（二）被动城市化群体的转型适应情况
吉登斯曾指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存在着多元生活风格的选择(21)。被强大的社会机制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社区中剥离出来的失地农民，面对复杂、陌生的城市社会，其转型适应具有多重性：既不断学习和适应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新的身份，又对传统农村社区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留恋感；既要惜别、留恋原有的社交圈，又要适应和拓展现有的社会关系网；虽对未来城市生活心存疑虑，却又必须积极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其转型适应的煎熬备受痛苦，特别是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由政府行政主导被动城市化，而政府社会政策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路径呈现多样性。
W女士：45岁，初中文化程度，没有工作，2005年土地被征用。据她介绍：
我家四口人，有两个孩子，一个小子刚上大学，一个闺女在读高中，读书都挺用功的，不用操心。我爱人，他在南通打工，主要是零活，做木工的，也不固定，一个月好了能挣个千八百，少了可能一分钱都挣不到。我呢，现在没有工作，在家待着。说实话我心里挺着急的，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现在家里生活主要还是靠以前的积蓄和征地补偿款，但不能总这样坐吃山空啊。我呢本身是个很要强的人，原来有地时，种蔬菜（这里曾是蔬菜之乡），我自己还有个手艺活——做豆腐，生活还算不错的，我们自己盖了三层的楼房，独门独院……。但现在地也没了，还要统一住进公寓楼，也没法做豆腐了。也想过找工作，但家里还有孩子读书，两个人也不能都去外地；离家近的吧，像富士康（该地最大的投资商，也是这次征地的直接促动者）人家要年轻的，还要高中文凭、要考试的，像我这么大年龄的，人家不要，很多地方都这样……再等等看吧，我还是觉得以前好，要是有可能，我还想弄块地种点菜，做做豆腐……（案例一）
W女士夫妇在征地后的生活与就业经历反映了淮安市大多数失地农民的经济生存情况。对多数农民言，失地即意味着失业、失去生活收入，尤其是那些像W女士一样长期以耕作为主、年龄偏大、又没有进厂经验和技能的农民，他们容易成为失地农民中的弱势群体。而W女士的丈夫虽然已经就业，但从事的却是一种临时性的简单劳动，稳定性差、替代性强，不具备城市经济特征。而经济生存适应是失地农民进城后首要面临的问题，反映了失地农民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深入程度，也影响着失地农民最初的转型适应及接下来的社会认同变化。经济生存不适应易引发失地农民对自己经济生存现状不满与焦虑的负面认同与评价，这在问卷调查中也得到了验证。而这种对经济现状的负面认同又会进一步影响到失地农民对未来的期望及其城市适应性的选择。
那什么导致失地农民这种经济生存状况，本文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传统农耕生活与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群体弱性。由于社会历史原因，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方面造成农民的劳动技能主要依附土地，一旦失去土地，其原来赖以生存的技能在城里难以谋生，如案例中的W女士，易成为失地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另一方面造成中国农民长期弱势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使得中国农民在文化和教育享有上也处于较低水平。这造成失地农民对技术要求高的工作难以适应，而只能介入一些简单职业劳动。这使失地农民的生存转换面临十分艰难的处境。其二，社会保障供给不足。据问卷调查显示，77.6%的失地农民目前最担心的是生活没保障。一定的社会保障有助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也是其享受市民待遇的重要标志。但现实是失地农民失去了土地保障，却没有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这易使失地农民成为边缘群体。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新近征地中实行的土地换社保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呈现一种“富农倾向”，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倾向于选择该政策，而经济生活相对较差的家庭却无人问津，这实际背离了土地换社保政策的初衷。其三，被动城市化导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一种“现实与期待的负面差距”，当人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而没有得到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调查显示，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如意，但因不是主动选择，他们不会把原因归结于自身，而是将谴责矛头指向征地政策和当地政府，并对政府抱有强烈的期盼和依赖心理，这造成失地农民主观上的就业压迫感较弱。
基于上述几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制约，失地农民转型适应面临着不小的阻碍，也即说，他们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矛盾状态。既想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但又对社会认同持犹豫、怀疑心态。既想融入城市社会但又无法摆脱社会的排斥。像案例中的W女士夫妇，丈夫积极外出打工，一方面是征地后的生活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对城市社会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是自愿的。但由于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群体弱性与政府政策支持不足导致其在拓展生存空间上的能力有限，只能从事一些不具备城市经济特征的简单劳动工作，游离在城市边缘。而W女士同样存在这种矛盾，一方面对生活充满焦虑、迫切希望寻找工作，而另一方面却又无法适应城市社会，只能待在家里并对政府充满期望，甚至还想做老本行种地、做豆腐，这实际是转型适应不成功的表现。
经济生存适应是失地农民转型适应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失地农民对自我身份与城市文化的认同是影响失地农民转型适应的内在因素，其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失地农民在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选择、社会交往范围和心理归属。因此，对失地农民而言，如何转变社会认同及其转变进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转型适应的广度和深度。
下面的案例反映了失地农民在心理与社会转型适应上存在矛盾与多样性。今年44岁的Z女士，现在一家私人模板厂打工，土地是2003年被征用的。Z女士介绍说：
我们家里情况现在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我们家三口人，我和爱人现在都有工作，虽说都是给人打工，但收入还算稳定，一年的收入两个人加起来能有3、4万吧。花销主要是儿子，儿子在南京读大学，二年级了。老人身体挺硬朗的，不跟我们过，村里每月给他们发补助（基本生活保障），我们平常只要送点菜啊米啊就行。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挺简单。总体来讲生活还是可以的。（问：您觉得自己现在是不是已经是城市人了）……怎么说呢，我觉得再怎么着，骨子里还是农民，你生活方式、习惯啊，（跟城里人）很多方面都不一样的，像我们晚上吃饭一般都很晚，七、八点，比较随便，城里人就不一样了。很多方面都不一样的，有时间，我一般都在家做做家务、跟人聊聊天什么的，很少出去玩。话说回来，人家也不会认为你是城市人的。不过我儿子不这么认为，他跟我说，在学校里人家要说这个，他就跟人家急（笑）……（案例二）
而一位C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一些与此不太相似实质却又一致的看法：
我们家四口人，有两个女儿。我在一家私人企业上班，也算个头吧（基层管理者），两个女儿也都上班了，一个在美容院，一个在酒店，我爱人在家，以前也打过工，在饭店，但年龄太大了，也累，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呢，就不去了，也不需要，两个孩子都上班了，她呢现在家做做家务什么的，平常没事打打牌，挺好的。我们家现在的生活算是中等以上吧，一年刨去各种花费什么，纯收入有2万多吧。……（问：您觉得自己现在是不是已经是城市人了）其实我觉得呀，从生活上看，也没什么差别，人家有的，我也不缺啊，甚至比城里很多人还好呢，你像有些下岗职工，过得不挺差啊。而且我在企业里还蛮受欢迎的，老板跟我哥们似的。有时因为生意也会经常跟城里人一起吃饭，觉得还好，没有什么说你是农民就怎么地，反正是做生意嘛。……不过有些地方还是不一样的，像做事啊，考虑事情什么的，感觉我们那个比较重哥们义气，他们，怎么说呢，有点势利……（案例三）
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及其社会认同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其虽然已经生活在城市并能积极适应城市生活，却又无法达到社会认同，无法实现角色内涵与生活方式的转换，这反映失地农民心理与社会层面的转型适应与认同出现障碍。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言，城市化往往会很快造成一个地区人口及经济结构的变化，但文化变迁的步伐却相对缓慢。这正是社会转型时期失地农民城市化过程中城乡文化碰撞、冲突的现实表现。对于失地农民而言，由农村居民转换为城镇居民的手续一天可办理完成，但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认同与适应却远没这么简单。
如案例中Z女士与C先生，他们都已适应了城市化的经济生存方式，对自己的生活也比较认可，表面看似乎已达到一种良性适应。但其在关于自我身份的社会认同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适应障碍。在被问到“是否认为自己是城市人”时，Z女士虽然身份上已是城市居民，但却认为自己“骨子里仍是农民”。显然，其在对自己身份与角色转换的认同上出现了背离，内心深处更认同自己的农民角色而不认可自己的城市身份。Z女士的这种心理认同实际是建立在对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居民角色规范和文化差异的社会认同基础上的，其判断自己身份的标准是“自己的生活方式、习惯都跟城里人不同”，而且“别人也不认为”是城市人。可见，正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居民的这种角色内涵与社会认同存在巨大差异，并在人们心中沉淀成为一种社会记忆，影响着失地农民城市化过程中的自我定位及对城市社会的认同。但Z女士提到其儿子在这方面的认同与其不同，这实际是社会记忆影响社会认同的一个极好注脚，乡土生活记忆越少的人越倾向于选择城市身份。关于C先生，虽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其通过与城里人比较来确认自己的说法实际反映了其自我身份与角色认同的一种模糊与不确定。心理层面的适应是转型适应的深层体现，其表现为失地农民对自己身份与城市生活方式等城市性的认同，影响着失地农民转型适应的进度和深度，也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而Z女士与C先生的这种角色认同困境反映了当前大部分失地农民的心理转型适应情况，这实际是转型适应不成功地表现。这也验证了张海波失地农民自我认同失调的研究假设(22)。也说明心理上的适应要比经济生存的适应更艰难，其受传统记忆的影响更明显。
而关于失地农民社会层面的转型适应如何呢？社会层面即指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交往情况。这是城市文化适应的外化，反映了失地农民转型适应的广度，它既受经济生存方式的影响也受社会记忆的影响。
据城南乡CMC村干部X先生讲：我们村土地征用量很大，近几千亩土地被征用，征地后村民都获得了足额的房屋拆迁费和征地补偿金，手头相比从前阔绰了很多，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几乎家家都有手机、都骑摩托，像很多年轻人都开始穿名牌了……（案例四）。
这实质上反映了失地农民一种思想观念的变化，显示了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主动性。但同时我们又注意到，由于受长期的传统文化观念与农耕生活的影响，失地农民更多接受和追求的是一些物化、表层的城市生活方式，深层城市文化特质不足。如C先生谈到妻子不适应饭店“一天10小时”的工作方式而赋闲在家，没事打打牌。Z女士也谈到在闲暇时多是“做家务”、“跟人聊天”，吃饭等时间安排相对松散，而劳动和闲暇方式是反映城乡生活方式差异的重要方面。可见，由于受社会时空转换以及经济条件的影响，失地农民对城市生活有了更多的接触与认识，已主动开始模仿和接受城市生活方式，这是一种自愿同化。但因长期受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及与此相应的生活习惯影响，失地农民对城市快节奏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却无法适应，这影响了其转型适应的深度，在此社会记忆起了一种制约作用。
同时，调查还发现，失地农民的城市社会交往呈现内倾与表层化特点。其日常交往对象更多指向亲缘或地缘的初级关系，像家人、亲戚、街坊邻居等，与城市居民互动较少，出现问题更多是找亲人帮忙或靠自己。而失地农民在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中多只涉及业缘关系，很少有情感交流。除去业缘联系，他们之间缺乏深入交往的支持点。如C先生介绍，“有时因为生意也会经常跟城里人一起吃饭，觉得还好，反正是做生意嘛”，但交往中感觉他们“有点势利”，这是社会交往表层性的很好注脚，实际反映了城乡文化的冲突。而这种内倾与表层化的社会交往会限制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广度，不利于转型适应。
显然，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失地农民心理与社会层面的转型适应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与困难。那么，为什么失地农民出现上述转型适应障碍？我们认为，第一，社会记忆与社会认同的制约。对于中国的失地农民而言，由于长期的农耕生活与城乡二元结构强化了城乡居民的角色规范与文化差异，这些在失地农民心中沉淀下来，成为一种历史记忆。虽然经过时空转换，失地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身份上已转换为城市居民，但由于社会记忆和路径依赖，其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角色内涵与行为方式的转变，这导致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处于一种城市边缘化的矛盾状态，并会影响其城市适应路径的广度与深度。同时，也正因这种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异，造成了中国农民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的长期弱势，一定程度上使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与社会记忆烙上负向情感，存在自卑心态，这使失地农民在较长时期内对自身身份的重新定位产生迷茫和困惑，也使其转型适应面临种种困难与阻碍。第二，被动城市化机制的影响。对失地农民而言，其转型适应不仅受社会记忆与社会认同的制约同时又受到被动城市化机制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失地农民的城市化是以政府行政主导的、被动适应性的方式展开的，这不仅使失地农民的社会记忆和社会时空发生断然变化，而且使其转型适应缺乏基本的心理调适过渡机制和弹性，从而使失地农民的社会心理认同出现失调，身份与角色转换出现背离，严重影响了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失地农民多是统一集中安置，一般仍处于城乡结合部。这种社会空间的安排，进一步固化了其乡土性的生活经验与社会记忆及社会交往的范围，“失地农民彼此经常性地交换和仰赖着的仍是是‘手边的’、熟悉的乡土生活经验”(23)，延缓了失地农民社会认同的进一步延伸，阻碍了其与城市社会的互动，大大地降低了他们转型适应的程度。
结论
本文在前面曾提出三个重点关注的理论问题，即失地农民的社会记忆与其被动城市化方式，制约着失地农民转型适应和社会认同的进度和深度，进而影响着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路径的选择；社会认同制约着失地农民城市化与现代性获得中所必需的转型适应过程；转型适应的成功反过来有助于消除失地农民消极的社会认同及社会记忆，并进一步影响失地农民的社会行为选择及其对城市社会的态度。总的来说，这三个理论观点是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情况如何？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实质是失地农民城市性与现代性的获得，表现为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主流文化的碰撞、融合。由于中国失地农民的城市化是以被动适应的方式展开，并长期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障碍与困难，并且由于转型适应内容的复杂性与影响因素的多源性，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与社会认同存在着矛盾与多样性。第二，失地农民转型适应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社会记忆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影响着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与社会认同，社会认同对转型适应的影响及相互关系怎样？即本文探讨的核心，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机制。社会记忆与社会认同是影响其转型适应的内在因素，被动城市化制度安排是影响其转型适应的外在因素，而社会认同又是其转型适应程度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失地农民社会记忆的形成源自长期的农耕生活与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差异，具体反映在失地农民群体身上，就是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形成的各种感受及劳动与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固有的乡土性惯习，在城乡居民心中沉淀下来成为一种历史记忆，制约着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而同时被动城市化的制度安排割裂了失地农民的社会记忆与社会时空，使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缺乏基本的心理调适过渡机制和弹性，导致其身份与角色认同失调。政府对失地农民城乡结合部的集中安置情境，又强化了失地农民的乡土记忆，延缓了失地农民社会认同的进一步延伸。这都给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带来重重障碍与困难。可见，对于失地农民而言，城市物质空间的打开并没有同时为失地农民带来就业、社会空间等的联动开放；政府主要依赖资金投入以补偿与安置失地农民，却没有赋予他们相应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认同。(24)这使失地农民在城市适应的单行线上，前进，无法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后退，无法重拾传统乡土文明，只能在城市化和现代化途中“画地为牢”，在遭受忽视和边缘化中自我隔离，自我统治。如果短期内我国不能对目前失地农民的这种情况进行根本性和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他们的社会认同容易趋向“内卷化”建构，不易实现转型适应所要求的同化与融合；另一方面也易使其对社会的主流思想产生排斥，不利于社会稳定机制的形成。
注释：
①王华春等：《“城中村”问题的制度成因及治理思路》，《社会学》（人大复印资料）2006年第3期。
②廖小军：《城市化中失地农民与制度安排的合理化》，《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2期。
③李明月：《论地方政府征地收益的合理使用》，《国土资源》2005年第4期。
④周飞丹：《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李明月：《论地方政府征地收益的合理使用》，《国土资源》2005年第4期。
⑤李俊峰：《征地补偿安置制度透视》，《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4期；梁伟、袁堂明：《失地农民权益流失探析》，《农业经济》2003年第11期。
⑥贺金花：《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保护的调查与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4期；陈立新：《论土地征用中失地农民的权益保护》，《求索》2004年第2期；唐钧、张时飞：《城市化与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北京市朝阳区和丰台区个案研究》，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zc/ t20041024_3260.htm。
⑦董克用等：《从北京看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面临的困境与解决思路》，《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3期；杜洪梅：《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农民融入城市社会问题研究》，《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田凯：《关于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的调查与思考》，《人口学刊》1996年第4期。
⑧这与因城市经济的吸力和农村劳动剩余力的推力造成的流动农民的逻辑完全不同。流动农民的城市化是个人的自愿选择，可视为“主动城市化群体”。参见张海波等《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基于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⑨参见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页；王毅杰等《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现状探析》，《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⑩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14页。
(11)(12)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3)米尔顿·戈登：《同化的性质》(1964)，《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5)(17)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8、311页。
(16)罗吉斯：《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9页。
(18)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73页。
(19)赵定东从市场与单位体制文化的角度认为，下岗职工的转型适应适用于此文化分析模式，而本文认为文化适应模型对失地农民更加适用。参见赵定东《论大型国有企业失业人员的转型适应与社会认同》，《社会》2006年第3期。
(20)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社会》2006年第2期。
(21)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93页。
(22)(23)张海波、童星：《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基于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4)严翅君：《农民社会流动与苏南社会政策选择》，《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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