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以旧思维阉割新思想——浅谈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引向深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谈论文,学习贯彻论文,新思想论文,思维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必须正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中的偏向及不良后果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来，全党掀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的热潮，这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建设，密切了党群关系，促进了各方面的工作。然而，有些地方在学习和贯彻中存在的某些偏向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些偏向主要表现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的字面化、泛化、庸俗化。
所谓字面化，即从字面意义上解说“三个代表”思想，不自觉地扭曲“三个代表”思想的真正含义。这种现象最突出地反映在对“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思想的理解上。一些同志只注意前半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而将“发展要求”四个字扔掉了；也有些文章着重阐述“先进生产力”，而对“发展要求”忽略不论。实质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要害恰恰在“发展要求”四个字上，即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体现就在于自觉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努力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前进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创造条件。所谓泛化，即一些地方在学习贯彻中，把“三个代表”既当帽子又当筐，将日常工作事无巨细地都说成是“体现”、“落实”“三个代表”要求。这两种偏向，必然带来庸俗化现象。例如，某地发生火灾事故，当地报纸上醒目地写道：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又如，某单位在七天长假之前下发文件：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做好本单位节日安全度假工作。
而在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实际工作中同样存在着一些偏向。一是以搞“人海”战术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某省2001年抽调4万干部下乡进村，2002年提出再抽调5万干部的要求，谓之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硬抽人，抽硬人”。更有些地方甚至抽调人员达十几万之多。二是泛化、庸俗化的贯彻落实，助长了新的形式主义，产生的是宣传规模效应，而社会效果如何、效果能否持久则很难评说。
凡此种种把工夫放在制造“宣传效应”上的做法，不免产生各种负面影响：一是将“三个代表”当时髦口号喊，表面上学习贯彻轰轰烈烈，而实际上难以做到深入、扎实与持久；二是败坏“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形象，窒息新思想的生命活力，造成人们由反感而误解“三个代表”思想。比如，有的人就认为“三个代表”没有新思想，只不过是口号而已；还有人认为这只是政治宣传的需要；甚至有的人认为这是搞新的个人崇拜。凡此种种，对学习贯彻“三个代表”是极其有害的，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我们必须从对党负责、对人民根本利益负责的态度出发，多一点深入学习和思考，少一点追风赶潮的花架子。
二、清除旧思维 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引向深入
之所以出现这些偏向，归根到底是旧思维作崇的结果。这些陈旧思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口号政治的习惯思维；二是机械统一的习惯思维；三是运动式搞党建的习惯思维。由于思维的陈旧，客观上严重地干扰着“三个代表”的学习贯彻。
口号政治的习惯思维，是指我们一些同志凡事先从个人“政治保险”需要出发，认为调门越高政治上就越保险，着眼于政治表态。一些同志又以循环论证的方式证明“三个代表”的正确性：因为马克思等“老祖宗”书本上有过类似的观点、说过类似的话，因此“三个代表”是正确的；因为“三个代表”是正确的，所以“最……”、“高……”、“新……”。用诸如此类的方式“捧杀”新思想可以不负任何政治责任，相反却可能得到某种“政治”利益。这种口号政治的思维，本质上一是教条主义思维的变种，二是“左”的遗毒的残存，三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所以，就必然出现概念化、口号式地就党建谈党建的现象，不是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出发，深入思考“三个代表”思想的现实针对性以及深远的历史指导意义，真正搞明白“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实质及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是或者将“三个代表”变成泛泛而论的大话空话，或者变成逢事必讲的新“八股”套话。
出于政治保险需要，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自然落入机械统一的窠臼。一些同志凡张口说话，必先考虑上级讲过没有，文件上写过没有，只说别人说了而可以说的话，而不敢从实际出发说那些别人没有说的却又应该说的话。因而，少数地方在学习贯彻中不是从本部门、本地区实际出发，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深入分析、着力解决党建工作中的难点、焦点和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是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当做上级指令来完成，搞层层布置、照搬照传、整齐划一的大轰大嗡式，以求获得“贯彻有力”的汇报效果。这样的贯彻落实，本质上是计划体制条件下行政指令、高度集中、机械统一方式的沿袭。
层层布置、照搬照传的结果，必然习惯于采用集中人力、集中时间搞“人海战术”，开展“专项工作”。于是学习贯彻“三个代表”不是着眼于改革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是因袭传统思路，大规模地层层抽调人员，着眼于依赖于人的德行来体现和保证“三个代表”。这种做法实际上将学习贯彻变成不是运动的“运动”，既使学习贯彻难以持久，又不利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自觉地冲击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运动式的习惯思维，一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惯性影响，二是传统农业社会中人治思维的表现。
在个别地方学习贯彻“三个代表”之所以变成了“新瓶装旧酒”，体现时代精神和充满创新思维的“三个代表”之所以被阉割成维护旧东西的工具，就是因为某些同志思想上还存在着各种陈旧思维。然而，我们有些人至今还没有完全清醒、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就极可能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引入误区，甚至因难以触及和解决深层次问题而使党的建设日益陷入被动和困境。实践表明，要将“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贯彻引向深入，就必须努力清除旧的思维，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去面对现实、思考问题。
三、放开眼界看“三个代表”从新的实际出发思考党的建设
要清除旧思维，就必须摆脱封闭式、孤立地就党建谈党建的狭隘眼界，将党的建设置于宏阔的历史背景中观察，从新的实际出发思考党的建设。新的世纪里，世界的深刻变化和中国社会的阔步前进使党面临着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和考验，党要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牢牢把握领导的主动权，就必须思考和解决党向何处去、党的建设怎么办的问题。
首先，我们党已经从一个进行武装斗争，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党成为了长期执政的党，这标志着党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政党活动的角度看，政党与法、政党与国家政权、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状况，既构成政党活动的不同政治环境，又决定着政党活动的特定方式。能否适应不同的政治环境，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关系到政党能否生存、发展乃至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决定着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盛亡。
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仍然以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思维来开展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还没有能从执政党的高度认识和处理好党与法律的关系、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和党与社会的关系。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几乎都涉及这些基本关系。无论是从我们党自己的经验教训看，还是从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看，处理不好这几大关系，就难以做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胜利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三个代表”就是针对这个实际而提出，它要求我们党努力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
其次，我们党已经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全面改革开放使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转型从经济体制上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而其实质是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社会的整合主要依靠政治的强力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凝聚力，形成了以政治活动为中心，政治统帅一切，一切服从政治需要，各领域高度合一的社会结构方式。我们党以往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党的建设的基本思路，无一不是适应于领域高度合一的社会结构方式的。而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方式必然呈现出由领域高度合一到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逐步相对分离的基本趋势。由此，社会关系必然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发生利益分化与重组的过程；社会秩序必然要经历一个稳定——动荡——走向稳定的过程；社会价值观念必然由单一转变为多样与多元。我们面对的一切新情况、党建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都是在这个基本趋势的支配和影响下出现的。这就必须将所有新情况、新问题都置于这个基本趋势中去研究解决，确立既与此相适应，又有利于推动社会前进的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和党的建设的基本思路。“三个代表”思想正是针对这个新的实际而提出。它要求我们党从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从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高度，探求在领导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并在这个转变中自觉推进党自身的现代化，使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牢牢把握领导的主动权。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改变民族命运、重振中华雄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新世纪里，中国的现代化处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高新技竞争的时代大背景下。世界的深刻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多重严峻挑战。在这样的世界大背景下，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现代化显得分外紧迫。
经济全球化首先表明，全球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正在构建之中。这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同时，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人才的全球范围争夺、经济风险的全球共担、社会生产的全球性分工，都将使国家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目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利用他们在科技、经济上的暂时优势来攫取更多的利益，遏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暂时处于不利地位。能否由弱变强，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和为我所用的环境条件，能否牢牢掌握经济发展主动权，而不是由别国来牵制、甚至控制我们的发展，是我们党首先面对的挑战之一。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汇与激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与竞争将长期存在，而较量与竞争的结果都取决于我们国力的强弱与发展的快慢。在两种社会制度、两个主义的较量与竞争中，西方发展国家利用他们在经济、科技方面的暂时优势打意识形态牌，加紧“西化”、“分化”我们的阴谋活动。能不能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同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而奋斗，关系到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加快中华民族的发展。而没有发展，任何信念的坚定都不能长久，任何伟大的事业都难免中途夭折。党能不能领导中国加快发展，完全取决于党能不能清醒地认识世界、认识时代、认识自己。
当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由高科技支撑。从发展竞争角度看，谁掌握高科技的领先权，谁就拥有发展生产力的强大优势和发展后劲。而从更深远的历史走向看，高科技的迅猛发展，预示着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态——知识经济文明形态。历史事实表明，人类新的文明形态孕育时，往往提供着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抓住机遇，就能创造一个民族的辉煌未来。而能不能抓住机遇，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当政者。今天，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抓住了这个历史性机遇，我们就能赢得21世纪中华民族新的辉煌，中国共产党人就将矗立在历史的丰碑上；反之，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就会把我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正因为此，江泽民同志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为突出、最为鲜明地提到全党面前，并把能否做到这一点作为我们能不能忠实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正是放眼世界大局，站在时代高度，为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为国家长治久安而深谋远虑，江泽民总书记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走在全党思想解放的前头提出“三个代表”，并对“三个代表”思想内涵作出充满时代精神的精辟阐述。同样，总书记提出落实“三个代表”的五个方面要求，每一点都饱含着以改革、创新推动党的建设不断前进的思想。可以说，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背后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三个代表”思想本身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命运高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贯穿于“三个代表”思想的灵魂是鲜明的改革与创新精神。
由此可见，“三个代表”绝不是简单地重复“老祖宗”，更不是无所针对的空泛之谈，而是要求党的建设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开拓前进，在领导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自觉地推进党自身的现代化，使党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抓住这个基本精神，自觉地防止旧思维阉割新思想，防止扭曲“三个代表”精神，是当前学习和贯彻中不能不注意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