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面面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小学生论文,课业负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全社会普遍关注而又始终未能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多年来，为了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国家教委和各级教育部门三令五申，颁发了不少文件；大小报刊频频呼吁，刊登了不少文章；小学升初中也取消了统一考试而改为就近入学……所有这些，都使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许多地方，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有的地方呈愈演愈烈的趋向。
有人困惑：年年喊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已经喊了几十年，课业负担却有增无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人断言：课业负担重是现行教育体制下不可能真正解决的“顽症”，只要有“考试”指挥棒在，课业负担过重现象就会随之存在。
有人担忧：学习哪有没负担之理？“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小学升初中取消统考后，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已基本得到控制。再提减轻负担，岂不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
对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现状究竟应该如何估计？对过重的原因应如何分析？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又在哪里？新年伊始，记者带着诸多问号，走访了一些学校的校长、老师、学生、学生家长及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同志，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涉及千家万户，有着错综复杂社会原因的问题。
课业负担究竟重不重
课业负担重与不重，是否“过重”？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根据李岚清同志指示精神，国家教委委托京、津、沪、河北、辽宁五省市就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状况进行专题调查，调查均选取一定数量的中小学校为点，以座谈、深入学生家中访问、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获得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
北京以西城、崇文两区为重点，深入十几所不同类型的学校，分别召开各种座谈会54个，对32个班的学生、42个班的学生家长共3312人进行问卷调查。
天津以河东、红桥两区为重点，深入11所中学、6所小学，除召开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和人大、政协、民主党派代表座谈会外，对1507名小学生、311名中学生及部分家长进行问卷调查。
河北省以石家庄市桥东、新华两区为重点，深入10所小学、6所中学，分别召开各类座谈会48个，向350名学生、235位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同时有重点地对部分师生进行专访，查阅有关资料574份。
上海、辽宁也是如此。
详尽的数据资料，使我们可以从宏观上对学生课业负担状况有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估计。采访中，校长、老师、学生那发自内心的呼喊与诸般“苦楚”，更是久久地在我们心头萦绕。
调查结果显示：对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学校不同，年级不同，学生不同，家庭环境及要求不同，学生的负担状况也不同。另一方面，调查对象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对同一负担状况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近年来，特别是小学升初中招生制度改革后，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已有所缓解，但远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小学看，为了从“小通道”（择优、推荐）挤入重点中学，许多毕业班和非毕业班学生的课业负担仍然很重；从初中看，随着学习科目增多，中考压力临近，初二开始偏重，初三过重。无论是重点校，还是一般校，一些随意增加教学时数、加班加点给学生补课、大搞题海战术、考试按分数排名次，组织学生滥购、滥订各种复习参考资料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严重存在。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书包越来越重，学生肩上背重负。
北京市崇文区一教师形象地比喻说：“学生不堪重负，首先表现在书包不堪重负。过去，孩子们上学用的书包是手提和单肩背，后来改用双肩背，还是使不住，现在干脆改用双肩背旅行包。书包一换再换，就是因为书包里装的各种复习资料、辅导用书越来越多。书包越来越重，标志着学生的课业负担也越来越重。”
据抽样调查，上海市某小学学生书包人均重3.9公斤。一些学校平均每个小学生的书包中，有语文教学参考书7.3本、数学教学参考书4.8本、外语教学参考书3本；五年级毕业班的更多，语、数、外三门主课的教学参考书分别为7.5本、5.6本、4.3本。这些补充教材既有教研部门、学校统一规定购买的，也有教师、学生家长额外购买的。
北京市某中学初二年级的学生在座谈时反映，他们书包里的各种复习资料、辅导用书达32本之多（还不包括教材），什么总复习题集、难解题集、同步练习册、思维训练丛书……几乎应有尽有。学生们说，这么多的学习参考资料，根本没有时间看。而老师、家长却从不考虑这些，只管给我们“加码”。面对繁重的课业负担和巨大的升学压力，我们感到活得太累了！
更有甚者，一个刚入学的小学生，第一天到校，书包内就装进了各种课本、辅导用书19册之多。西安市一位学生家长写信给国家教委，信中附一份《关于××市九年义务教育小学一年级课本情况的调查》，19册书中，经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委员会审定使用的有7本，而未经审定的竟达12本之多。这位家长在信中写道：“活泼的儿童，年龄6-7岁，身高1米左右，刚进校门上学，第一天回家，书包内装有课本19册，价值27.45元，12家出版社的手伸向了小学生！？”
然而，对如此过多、过滥的辅导用书、参考资料，人们的看法却大相径庭。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认为，过多、过滥则“消化不良”，实属没有必要；一些教师却认为，熟能生巧，见多才能识广，让学生多看些参考书、多做点练习题总有益处；更多的家长则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给孩子购买这些复习资料很有必要。
学习时间过长，不少学生睡眠不足，视力下降。
“活得太累，但为了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好学校，只能咬紧牙往上拼”，是座谈中许多孩子们一句共同的心里话。不少学生反映，他们早晨六点起床，七点到校开始上早自习；上午4节课，下午4节课，晚上回家除了做老师留的大量作业外，还要完成家长留的作业，星期天也难得休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仅中等生、后进生感到学习负担重，就是优等生也同样叫苦不迭。他们说：“背不完的概念，做不完的习题，使我们只有星期七，没有星期天，就连节假日也难得休息。差生要补课，好学生也要参加什么‘提高班’。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有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星期天！”
据调查统计，因完不成教学任务，一些学校普遍采取增加课时的作法，且课后还要留大量的家庭作业。某市一些中学53%的学生完成老师留的课后作业需要2小时，27%的学生需要3小时，个别的要在3小时以上。82.5%的学生在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后，还要完成家长留的作业。因学习时间过长，使一些学生睡眠严重不足。以初三年级为例，近50%以上的学生平均睡眠时间在8小时以下。某省重点中学连续几年不重视做眼保健操，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也用来讲课，一半以上的学生成了近视眼。该校校长在为毕业班学生做动员时说：“你们不要把自己的负担搞得太重，但也要有点负担。晚上12点左右睡觉比较合适，最晚别超过夜里2点……”
凌晨2点到天明，短短的4小时睡眠时间，学生的负担还不“过重”吗？
各种名目的“奥校”、“课外补习班”使部分学生不堪重负。
小学升初中招生制度改革后，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就近入学。除“保送、推荐”生外，一些地方还留有少数名额允许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择校”。于是，为了争取一个“推荐、保送”的名额，或通过“择优”的“小通道”挤入重点中学，激烈的竞争依然存在。为适应这种需要，各种名目的“奥校班”、“文化补习班”也随之应运而生。
据抽样调查，天津市红桥区5所小学472名学生，371名参加了各类的校外补习班，占67.2%，其中92.1%是为了“择校”而进行文化课补习；上海市一些小学学生参加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主课“提高班”“补习班”的，分别为61%、65%、48%，而毕业年级还远远高出这个数字，分别达到80%、90%、70%。
在某“重点”小学，55名学生中，参加各种“奥校”和辅导班的有52人，其中每周上一个班的4人，上2个班的9人，上3个班的11人，上4个班以上的28人。沈阳市一小学生每周一、三、六晚上分别参加了《华罗庚数学提高班》《小学生写作提高班》《小学数学奥林匹克五年级分册班》的学习，星期日还要参加一个《英语课外辅导班》。一个小学六年级学生告诉记者，她已经三年没看过电视了，从小学四年级起，爸爸妈妈就把电视锁了起来，3年来，她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星期天，全部被各种辅导班挤占了……
考试频繁，学生心理压力大。
考试，是检验教师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习效果的一个尺码。但为了追求高升学率，一些学校却将此作为对学生施加学习压力的“法宝”，以“考”来逼着学生苦学。于是，各种名目的考试，什么周测验、月考试、单元考、期中考、期末考、摸底考（一摸、二摸、三摸）把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更多的学校不仅考试，且考后还要按分数排名次。据问卷调查统计，小学按分数排队的并不多见，中学却相当普遍。每次考试后，不但各班要排名次，年级也要大排队，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按名次顺序排列，并张榜公布。这就给学生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成绩差的有压力，怕考不好丢人现眼，遭家长训斥打骂；成绩好的也有压力，怕万一考试失误，成绩滑坡，被同学耻笑。久而久之，一些学生在“分”的重压下自尊心受挫，对考试产生畏惧心理，见卷心慌，以致厌学、中途辍学……
综上所述，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现象是不容否认地客观存在。然而，同样的负担状况，有人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有人却不以为然。调查中，上海64%的学生家长认为自己孩子的课业负担正好合适；北京82.5%的学生家长要额外加码为自己的孩子再布置一些作业；河北近90%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的学习负担并不重，希望老师再抓得紧点，再多留些作业；有些地方学生的课业负担明明很重，老师、家长、学生却众口一词说“不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座谈中，一位家长的发言一语切中要害：重与不重，人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说重，是从孩子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童年出发的；说不重，是从孩子们将来的前途、出路考虑的。面对如此激烈的升学、择业竞争，不重，行吗？
过重的原因何在
造成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教育本身的原因，也有家庭、社会方面的原因；既有具体的政策、法规实施过程中的原因，也有思想观念、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可以说，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长期存在。
“考试是指挥棒，升学率是硬指标，”是长期困扰学校、束缚校长、教师手脚的关键所在。
“考试是指挥棒，升学率是硬指标”，对于这一点，无论是重点校，还是一般校，校长们都感触至深。既然社会上仍然以升学率高低作为评价一所学校办学质量的主要标准，那么，每所学校的中考、高考成绩如何，多少学生考入了“重点校”，就成了校长、老师们必须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分”就成了响当当的“硬指标”。为了办出学校的声誉，就要考出个让人家心服口服的好成绩，就要追“升学率”。于是。校长、教师一起把眼睛盯在“考分”上，不惜加班加点给学生补课，四处搜寻偏题、难题让学生“增长见识”，以应付考试。有的地方甚至硬性下达中考、高考录取指标，制定所谓的“奖励办法”，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如某地某校在《奖励方案》中规定：超规定指标考取本科1人奖励400元，超规定指标考取省专科1人奖励200元，超规定指标考取中专1人奖励100元，单科考试成绩超省平均分1分奖励5元……有的学校除了为升学率高的教师发高额奖金外，还安排去香港等地旅游，校长在大会上公开讲：这样的出国旅游在我校是第一个，希望明年还有第二个、第三个……
说到办学思想不端正，校长们更有着难言的苦衷。迫于升学的压力，一些校长违心地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升学率上。重点校是名牌校，国家投资大，办法条件好，如果中考、高考成绩不理想，怎么向家长、社会交代？一般校压力更大，考分关系着学校声誉，声誉直接关系着学校招生的生源，生源的背后还有财源，一旦中考、高考失利，几年难以翻身。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诸多经费都要校长“自愁”（自筹）的今天，招不来几个“择校生”，拿什么去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
座谈中，校长们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出在下面，根子还在上边，一味指责学校、埋怨教师是不公平的。因为这里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它既是学校办学指导思想上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社会的人才观问题。应该看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还有很大的阻力，“素质教育”在许多地方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教育本身也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的机制。某市某区一次高考失利，便有人“兴师问罪”，大会小会不是分析原因，就是教育局长做检讨，搞得教育局长灰溜溜的，一年也抬不起头来；某重点校因开展课外活动较多，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家长埋怨不说，连某些领导也不满意。对此，校长们感慨地说，不论哪一个教育局长、校长，如果升学率这个硬指标上不去，不但他的位子坐不住，见人也要矮三分！
教师整体素质偏低，一些教师驾驭教材的能力差，教不得法，是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又一直接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主要表现在学习时间过长、课外作业量过大、补课过多和机械重复的“千题百练”上，这些都与教师的教学水平、能力有关。受传统教育思想和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一些教师教学方法陈旧，习惯于轻车熟路，课上“满堂灌”，课下“题海战”。这些教师对教材钻研不深，不能精讲精练，课堂教学效率低，又要追求好分数，只好“课上损失课下补”，把提高教学质量的希望寄托在加班加点补课和大量的课外练习上。在这些教师看来，勤能补拙，熟能生巧，家长千叮咛、万嘱托地把孩子交给学校，咱就得对学生负责。于是，他们千方百计为学生寻找各种复习参考资料，大搞题海战术，把学生学习、消化知识的过程变成了一种机械、重复的训练，使学生在茫茫题海中苦苦挣扎。
那么，大量的机械重复性训练能不能起到提高质量的作用呢？一位深受其害的学生对记者抱怨说：“频繁的千题百练使我们不同程度地患了‘消化不良’症，四月份课程刚结束时心里还挺明白的，经过二个月的题海大战，人困马乏，各种类型的偏题、怪题搅在一处，把我的头都搞昏了。考试那天，所有试题都似曾相识，却一道也解不出……”
教材偏深偏难，辅导资料过多过滥，导致部分学习基础差的学生不堪重负。
近年来，随着知识的不断更新，教材改了又改，增加了不少新内容，特别是实行新工时制以来，总课时减少了，课程科目却只增不减。以初中为例，什么三防课、环保课、人口课、法制课，都要求开齐开足，教学大纲和考试科目又不降低要求，教师还得按时完成教学进度。怎么办？只好延长教学时间，加班加点为学生补课。
教材偏深偏难，这对于一般校和基础薄弱校而言反映就更为突出。老师们说，不同层次的学校，办学水平上是有差异的。与重点校相比，普通校生源差，学生基础知识本来就薄弱，现在却用统一的大纲和教材、统一的教学进度、统一的考试标准，要求不同层次水平的学校、不同基础的学生，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学生的负担能不重吗？学生基础偏差，教材深，一次考试，各科都有十几个不及格的，再往下讲，学生听不懂，又不能丢弃这些学生不管，非加班加点补课不可。不补课，别说升学，有的学生连合格毕业都难。学生不能合格毕业，教师又于心何忍、于心何安呢？
更让教师头疼的还是“考试”这个指挥棒。教材偏难，考试中的偏题、怪题的负导向作用更不可忽视。近年来，不论学校、县区，还是省市教研部门，哪一年出的模拟试题都竭尽全力不重复，一年比一年花样翻新，偏题、怪题屡见不鲜。为了应付各种考试，老师们不得不想方设法让学生多购、多做各种复习资料，一味“填鸭”而无暇顾及学生的消化能力如何，以致各种乱编、滥印的辅导资料在校园里泛滥成害。特别是政治考试，一味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答错了前后顺序也要扣分。河北省中考政治题中一大道大的笔答题为“如何把河北的经济搞上去？”对此，老师们的反映十分强烈。他们认为，河北的经济如何搞上去，用这个题目考考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还可以，用来考一些十几岁的初中学生似乎太难了。难，也要答；答不上来，就要责怪老师没有复习到。因此，单纯地责怪老师搞“题海战术”是不是有欠公正呢？
为由“小通道”挤入重点中学，各种名目的“文化补习班”、“奥校（班）”捆绑了一部分小学生的手脚。
小学升初中改为就近入学后，为了给部分品学兼优、学有特长的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各省、市招生时都不同比例地保留了一部分通过“择优”、“推荐”而直接升入重点中学的名额。然而，初衷虽好，负效应却不可忽视。因为各个中学在办学水平上存在差别，于是，想方设法从“推荐”、“择优”的“小通道”而进入重点中学，就成了部分学生家长刻意追求的目标。适应人们的这种需要，各种形式的“奥校（班）”、“文化补习班”、“提高班”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
为了让孩子能挤入重点中学，一些家长利用种种关系，想方设法为孩子“择校”，更多的家长则把自己的孩子送往各种“文化补习班”、“奥校（班）”，以便推荐、竞争时多一个“法码”。于是，刚刚“松绑”摆脱了统考之苦的孩子又被重新捆住了手脚，开始了新一轮的竞争。
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对子女期望值过高，额外增加学习负担，超出了孩子可能达到的程度。
受东方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读书才有出息”，这一观念深深扎根于当今社会人们的心目中。调查结果显示，如今的中小学生95%以上是独生子女，其中大多数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刻苦读书，考重点中学，上大学，将来找个好工作。特别是当年上山下乡的一代“知青”家长，他们因“文革”而失去了求学的大好时机，便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们人生目标中的一个重要追求，就是要让自己青春所失去的东西在子女身上得到补偿。于是，上重点、考大学，成了他们对子女的殷切要求和企盼。然而，重点中学的招生规模却难以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激烈的升学竞争不可避免。于是，为了实现这一企盼，有文化的家长亲自为孩子补习功课，额外加码布置“家庭作业”，没文化的则不惜重金为孩子请“家教”，送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化补习班”、“提高班”，以提高孩子的竞争能力。
在北京某中学，因教育部门明确规定学校不准办补习班，不准借任何名义给学生补课，家长们便自发地组织起来，自筹经费，自选会计，主动登门请老师为学生补课。他们说：“孩子学习跟不上，做家长的从心里发愁，上边不准补课，我们自己组织，绝不让学校担责任……”据调查，这样由家长出面组织的校外辅导班不但北京有，其他地方也有。沈阳市的一个初中生告诉调查者，他们班不少同学都参加了在东北大学、教育学院校园内由家长出面组织的“周日课外辅导班”，有的同学家长还为自己的孩子请了家教。他说：“我不知道能否考上重点高中，考不上，我妈妈也得拿钱让我去重点高中读自费……”
金钱的诱惑，利益的驱动，使办班、编印复习资料泛滥成灾，成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重的“催化剂”。
采访中，许多校长、教师反映最强烈的是“钱”给教育带来的压力和扭曲。他们说，说到赚钱，中小学生是最大的财源，最大的市场。各种滥编、滥印的复习资料为什么成山成海，泛滥成灾，背后就是为了一个“钱”字；新华书店出售教材为什么硬性搭配一些练习册，背后也是一个“钱”字；学校为什么拼死拼活追升学率，除了“指挥棒”的作用外，学校声誉、生源的背后仍旧有一个“钱”字——“财源”，凭多招几个“择校生”来弥补学校办学经费之不足。
以过多、过滥的课外辅导资料为例，与教育有关的出版社、教研部门编印，与教育不相干的出版社也编印，甚至一些个体印刷户、对教育一窍不通的个体黑户也纷纷盗版印刷。这些部门和个人把学生当作一个生财的大市场，以高回扣为诱饵，向学校强行推销，不仅干扰了有关教学用书的发行，也使广大中小学生深受其害。
为了对复习资料市场作个调查，天津市教研室的同志带着数百元钱想去几家书店购买一些各类复习资料。没想到，他们迈入第一家营业面积仅十几平方米的个体书店，500元钱就统统留在那里了。换回来的是“一日一练”、“每日10分钟”、“每日一刻钟”，“综合训练”、“周周练”、“月月练”、“单元训练丛书”、“难解题思路训练”、“95年小学毕业考试预测”……几十家出版社编印的各个学科的辅导用书几乎应有尽有。有些书既无编者，也无出版社，书内更是错误百出。他们把这百余册复习辅导资料作了一个“复习资料题海点滴”展示，虽然仅仅是题海中的点滴，也足以使人们“借一斑以窥全貌”。孩子们果真“天天练”、“月月练”起来，怎能承受得起？何况，许多书中的练习与教材要求并不相干，这哪里是在帮助孩子们学习、巩固知识，分明是为了一个“钱”字，在贻误、摧残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根本出路在于改革
解决长期困扰学校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改革。
改革的突破口应该选在哪里？
有人说，关键在于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这是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
有人说，重要的是提高教师素质，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向课堂45分钟要质量。
有人呼吁，最大的压力来自中考，只有进一步改革招生考试办法，学生才能从繁重的课业负担中解脱出来。
有人建议，必须“治标”与“治本”双管齐下，对形形色色的“补课班”必须坚决停办，对乱编滥印的复习资料要认真清理。
针对造成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种种原因，各地均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
上海市针对本市目前在学生课业负担方面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作出规定：从今年起，初中招生不进行全区性统考，各级各类竞赛的优胜者、获奖者，在初中招生时不再列入保送范围。凡以中小学生为对象的竞赛，须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举办单位不得收费；各类学校、社会力量办学，不得以在校初中生、小学生为对象举办或变相举办文化学科类的班，正在举办的必须立即清理停办；小学延长班（晚托班）不得进行全班性补课，更不允许上新课，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升学率高低作为对学校、教师奖惩的依据，学校、教师不得按学生考试成绩公布名次。
天津市采取“治标”、“治本”同时抓的作法，一方面狠抓全体教师教育思想的转变，一方面采取了“双清理”、“双控制”、“双杜绝”、“双脱钩”四项具体的“减负”措施。“双清理”，即清理过多过滥的教学辅导用书，清理各种乱办的补习班；“双控制”，即控制考试与评估，控制学生课业负担量，评估一所学校既看质量，也看负担，凡课业负担过重的学校实行一票否决，不能评为先进学校；“双杜绝”，即杜绝留大量的课外作业，杜绝以作业惩罚学生；“双脱钩”，即小学毕业考试与升学脱钩，小学各科竞赛与升学脱钩。这四项措施的实施，对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北京市召开了部分中小学校长“教育思想漫谈会”，重点研究教育转轨问题。他们认为，要把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必须使教师从升学率的紧箍咒中跳出来。但教育思想的转变决不是通过一两次学习、听几次讲座所能奏效的，更不是行政命令所能强制的。重要的是加大改革力度，引导教师在教育实践中通过学习、思考、比较、鉴别，自觉地转变观念，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
在深化教育改革的实践中，一些地方把改变基础薄弱校面貌作为工作重点，他们在师资配备、办学经费投入上采取倾斜政策，狠抓薄弱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同时以狠抓教学科研，帮助薄弱校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为突破点，组织重点校与薄弱校挂钩，抽调有关人员指导教师备课、钻研教材、练好“内功”并定期进行教学质量分析，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帮助和促进基础薄弱校尽快改变面貌。
宏观上在调控，微观上也在深化改革。更多的学校广泛开展了向课堂教学要质量、要效益的活动。石家庄市28中制定了《教学过程良性循环旨要》，他们以课堂教学评价为导向，引导教师潜心研究课堂教学艺术，明确树立“功在课前，利在课上”的意识，向课堂45分钟要质量。北京市35中明确提出了“三点”、“五艺”、“三化”的课堂常规要求，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抓住“三点”，即学科教学的知识点、思想教育的渗透点、能力培养的训练点；练好“五艺”，即课堂设问艺术、教学手段艺术、板书艺术、语言艺术和课堂检测艺术；实现“三化”，即教学效果的定量化、高效化、最佳化。
这是一场艰难的攻坚战！
每一个人都清楚这场战役的难度。它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并给予支持。
1994年11月10日，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强调解决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
1995年1月，李岚清副总理就如何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发表讲话，提出了“六管齐下”的措施。
1995年2月新学期开学伊始，国家教委已经采取并即将采取一些重大措施，切实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些措施包括：
——加大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力度，实行小学后、初中后和高中后“三级分流”，大力发展各种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从宏观上解决中小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模式”问题。
——大力推进课程、教材体系的改革。课程、教材改革是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以实行新工时制度为契机，国家教委将组织有关人员对教材、课程设置作进一步调整，认真解决好各学段课程门类、学科教学容量与要求的问题，坚决把陈旧、繁琐、过重的内容减下来，使教材更体现素质教育的特点，体现因材施教、分类指导、“少而精”的原则，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积极推进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将小学毕业考试权逐步下放给学校，已经普及初中教育的地方，实行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入学；同时加快高中招生制度和高考制度的改革，积极推行高中阶段各类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办法；研究探索高考报名、录取工作和原毕业学校脱钩的办法。
——尽快建立科学的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使之成为体现素质教育的目标与要求，监督并指导评价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规范。目前，一些地方正在开展建立《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标准》的实验，国家教委将加强对这一工作的研究与指导，认真总结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尽快建立起科学可行的评价体系。并坚决纠正把学生考试成绩、升学人数与对学校和教师的评价、奖励挂钩的作法。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单纯以学科成绩或升学率高低评价学校和教师，不得以此排列学校、教师、班级的名次，也不得以此作为评价他们工作的好坏，进行奖惩的主要依据。
——清理过多、过滥的奥校，坚决停办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学会、协会、社会有关部门和学校开办的各学科奥林匹克学校（班）、提高班、超常班、培养班。最近，针对社会上“奥校”班不断升温，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情况，国家教委与中国科协联合发出《关于停办各级各类学科奥林匹克学校（班）的紧急通知》。对社会上那些欲办“奥校”班、提高班、超常班已报名收费的，坚决退还并做好解释工作，对没有执行《通知》要求而继续开办的坚决取缔，同时追究主办单位有关人员的责任。
——严格控制中小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评奖等活动，原则上不举办面向小学生的全国性或跨省的竞赛活动，不准利用竞赛活动搭售书刊、辅导材料及各种器材；各种竞赛活动一律不准收费，竞赛获奖者一般不与升学挂钩。
——严格控制学生教科书的使用，对乱编滥印的复习资料要坚决取缔。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必须是国家教委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通过并列入教学用书目录的教科书。教学用书目录中未列入的书籍，一律不准作为教材在中小学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学校强行征订《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以外的教学用书，更不得在征订教材时硬性搭售其它书刊复习辅导资料。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及学校不得组织编写，也不得组织或变相组织学生购买各种名目的复习资料、学习辅导资料等。对教学中确实需要的辅导用书，按照教材编、审、用的渠道统一管理，不允许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课外辅导用书进入中小学。
李岚清副总理在听取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汇报时强调，今后每年新学期开学都要抓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工作，一定要把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减下来，让少年儿童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
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能不能治愈课业负担过重这个“顽症”，就看这场攻坚战打得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