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游戏：人类生存的辨证法（续）——现代哲学家对体育本体的多维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本体论文,哲学家论文,人类生存论文,体育游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上描述，是在对“体育游戏的和平统一功能”进行评价时所出现的截然不同泾渭分明的观点，两者本身已发生激烈对抗冲突，对此能否寻觅规则，予以裁判？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pengler)索性将战争与Sports等同转换。他认为，竭力运动的竞技是最完美的状态，而战争是一切伟大事物的创造力，生存之流中一切有意义的事物都是通过胜利和失败显现出来的①。斯宾格勒的观点着实令人难以认同。那么解决的办法究竟在那儿？还能否求得一种“冲突与和谐”的平衡并协状态？笔者以为，这里有两层意思需明察秋毫。其一，Sports在内在结构上的确存在一种与战争冲突的惊人的“同构”关系，二者同构异质。战争的内在结构是两极性对立互冲类型的，“交战双方的每一方都想取得胜利，这是真正的两极性，因为一方的胜利排斥另一方的胜利。”②本质直观Sports，显然也是两极性互冲结构，争胜逞强相互排斥、知性坚执的非此即彼是Sports之所以成Sports的逻辑前提。正由于Sports与战争同构关联，凡是战争的结构性特征：冲动性、博奕性、惊险性……在Sports结构中都能一一对应。更主要“分离性”将战争与Sports几近浑然一体。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从野蛮人的游戏结构中发现，Sports具有一种分离性的效果：“游戏结束时在比赛者或比赛队之间造成一种区别，而起初他们之间并未显示出不平等来，游戏终了，他们被分成胜负两家了。而仪式则正相反，它是结合性的，因为它导致起初分离的两组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③看来体育运动倘若缺乏仪式“亲合性”的规范，仅具“分离性”漫无涯际的骚动的话，那压根儿无法担当起“冲突与和谐统一”的大任，最终扬弃的不是战争，而将会被战争冲突同流合污，其后果恰同《自恋主义文化》一书所描述的。④其二，请注意，前面对体育功能争执双方所理解的体育运动大都是Sport复数形式Sports，这是一个封闭性概念，意指竞技运动、高水平体育、尖子体育……这些运动内在结构都是与战争同构的“两极互冲对立”型；而单数形式Sport则是一个开放性概念，它整合了游戏、象征、仪式等人类生存方式，包蕴着诸多二律背反：严肃与娱乐、幻想与真实、自由与必然……Sport源于拉丁文deportore，由de(away)和portare(carry)构成，本真意义是“解脱僵化劳作、转换固定时空、改变价值意向”，这儿显示了一种消解去执态度及自在自为的境界。很显然，Sport与人类对自由追寻息息相关，而自由的圆成离不开人的创造力、想象力、消解力。⑤
三、创造与接受的融合
体育游戏究竟是否具有文化创造力？这是非常棘手的难题。传统理解的“锻练身体发达肌肉的创造功能，仅仅属于自然科学视界（生物学、医学等，未脱出技术创造层次，而进入人文主义的视界。人文精神观照体育游戏的创造性，就是看它是否具有去蔽澄明、构造秩序、显示意义的能力？
对这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现代哲学家的回应还是相当富有成效的。他们认为，游戏通过确立或控制行为形式而创造了秩序，并把“某种有限的完美引进了不完美的世界”。游戏规则构造着活动，并在游戏领域规定什么是恰当的和可以接受的行为，因此，可以把游戏看作是机构模式。他们进一步分析说，体育游戏规则是构造性规则，构造性规则不仅仅象控制性规则那样只支配行为，它还创造出新的行为形式及理性活动的可能性，使游戏的玩法层出不穷，⑥这使得游戏能不断自我更新，从而消除劳累，“对无限的世界游戏，对永恒地构成自己本身的艺术作品的有偏差的模仿”⑦。
最令人信服的还属杰出的瑞士发生认识论专家让·皮亚杰(J·Puaget)对儿童游戏的周详厘析。皮亚杰告诉我们，人类的“人格”、“自律”、“公正”、“协约”等德性的发生，与儿童对游戏规则的体认与互动密不可分。在那些貌似平平淡淡的诸如打弹子、寻人等游玩中，儿童心灵深处由此烙下了追求人类尊严特有的美德。皮亚杰分析说，早期阶段的儿童游戏，一方面表现出最大地尊重规则，另一方面又深信这些规则具有先验的来源，即源于成人世界的权威，因而早期儿童的游玩还处于他律状态。但随着年龄增长及社会关系变化，当儿童们以一种真正协作的精神应用这些规则，他们对于规则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规则变成了可以改变的东西。如果大家一致同意应该改动的话，规则就可以改变，因为规则的真理并不依靠传统而依靠一致与互惠。在这“一致与互惠”的协作中，儿童不仅将发现区分自我与别人的界线，而且也将学会理解别人并为别人所理解，所以协作是产生人格的根源。那么根据同一原理，规则也就不再是外在的了。规则既是组成人格的因素，也是人格所产生的后果。于是他律之后就继以自律了。人的道德尊严得以圆成。⑧皮亚杰的这一分析，启示着体育研究不可忘了道德判断与体育游戏之间的创造性互动建构关系。
如果说，皮亚杰关于儿童游戏创造力的分析相当温和的话，那么英国学者德·莫里斯(D·Morris)的判断就相当激进了。他直言不讳地认为，人的创造力不过是童年时代那些重要的品质在成年阶段的延续而已。莫里斯对儿童游戏与成年人攻击性的娱乐活动（指Sports，非Sport）的功能区分相当犀利，他说，成人们只是在追求无止尽刺激而儿童游戏却是创造性活力的沛发。儿童们的每一次游戏都等于是登上了发现的旅途：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能力和智力，发现自己周围的世界。莫里斯认为应超越儿童与成年人两种对立游戏意识，寻找一种“童心不灭的成年人”；孩子爱提新问题，成人却只有旧答案；孩子喜创造，成人喜生产，而童心不灭的成人却能创造性地生产；孩子喜探索环境，成人善安排环境，而童心不灭的成人却能安排自己的探索活动，使之井然有序，因而更具效果。所以，他能创造。莫里斯实际上给体育研究一个重要课题：能否形成“童心不灭的成年人”提供有效的运动方式。⑨。
人的创造力在与自然关系中，不仅仅是人能否使用工具去改造驾驭大自然（如生产劳动、科学技术等形式），关键看人是否在精神世界对自然意向性建构与体认，就是审美意义上的“自然的人化”。艺术创作这方面可以说得心应手，那么体育游戏呢？法国实存主义大师萨特(Sartre)明确告诉我们，体育活动事实上是把世界的中心自由地改造为支持行为的成分，因此象艺术一样，它是创造者。体育活动的主要方面──尤其是户外的体育运动──就是征服似乎先验地是不可征服和不能使用的大量的水、土和空气。在每种情况下，问题都在于不是为占有元素本身，而是在于占有以这些元素的手段表现出来的一种类型的自在的存在：人们要在雪的情况下占有的正是实体的均匀性；人们要在大地和岩石等等的情况下化归已有的则是自在的不可入性和它非时间的永恒性。均匀的和结实的物质只有通过体育活动才提供了它的固体性和均匀性，体育运动在这里实现的我和非我的这种综合，象在思辨的认识和艺术作品的情况中一样，是通过滑雪者对雪的权利而表现出来。萨特言简意赅总结说，“游戏如同艺术、科学，都是化归己有的活动，它们想化归己有的东西，就是存在本身，自在的绝对存在。”⑩
二十世纪哲学对辩证法的最大发展，体现在对文化、语言等领域实施全方位的消解(Deconstruction)战略，消解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身体(11)、能指与所指、现象与本质、创造与接受等一系列二元性的分裂。当代哲学家认为：创造者与接受者是一个互为主体的关系，它们相互解释、相互说明。创造者只有在接受者的镜子中才看得清自己。而实现这一消解战略，其有力武器莫过于“游戏”。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者德里达(J·Derrida)一针见血指出：“游戏总是不出场和出场的游戏，必须把存在设想成游戏的可能性，而不是周围的其它方面的基础上的出场和不出场”。(12)这一消解结果直接导致游戏者对于观者具有统摄权的观念消失，游戏者不可能单独创造，还必须无止境地到游戏者活动之外去寻求。伽达默尔也明确认为，游戏本身是由游戏者和观者所组成的整体，这是游戏的根本特征“同一性”所规定，即游戏始终要求与别人同戏，因而即使是旁观者也不单单是眼前活动的看客，而是作为参与了游戏，是游戏活动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伽达默尔揭示说，游戏最根本地是由观者去感受去观照的，在观照游戏中，游戏才赢得了其完整的意义。游戏成了观照游戏之后，将出现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使观者处于了游戏者的境地，观者就是这游戏本身──并不是游戏者──对于观者来说，并在观者中，游戏才进行着。”游戏与旁观者二者之间的“解释学身份”不仅是平等，而且是互渗的，双方都在不断展开的对话中超出各方原初的视界而进入一个探索的历程。(13)
如果说德里达与伽达默尔分析有点晦涩的话，那么雅斯培斯的描述就直接了当多了：推动运动嗜好的共同因素，很可能和古罗马时代吸引群众到竞技场上欣赏格斗有同样的理由，也就是在目睹和观众本人命运无关的危险和竞技者的毁灭时，所感受的乐趣。观众在看到他们这些人的成就时，都会为之疯狂、惊叹和欣羡，内心深处不时会有一股神秘的盼望：或许自己也能做出了不起的事情来。(14)雅斯培斯这儿所用“共同嗜好”一词，不如用现代“接受美学”所发现的“主导趣味”概念来表征。接受美学家认为：趣味并不是一个前后一致的性质或是一个普遍性的官感，而是在时间中，两种文化中，甚至在社会中，都在随时改变着的东西。(15)那么体育研究者就应去深入把握社会对于体育游戏的主导趣味及其转换的规律(16)。这样的话，象乒乓球易遭冷落、而足球总是备受青睐的问题就迎刃而解。(17)
在分析“创造与接受的融合”时，强调了不要仅把眼光盯在运动员身上，观众与比赛具有同一性。然而体育研究中还有一个常常被遗忘的角落──裁判员的游戏态度。美国哲学教授丹汉姆(B.Dunham)出人意料地切入了这个死角，并作出了令人惊讶的判断：“裁判员若不是哲学家，就不能担任裁判工作。他们虽然套上面具、穿上胸甲，但不得不考察有关存在的重大问题，并且站到一般的哲学立场上来。”丹汉姆列了两位最著名的棒球裁判员的哲学观。一位站在实在论立场声明：“我并不是看到什么就吹什么信号，而是原来是什么就吹什么信号”；另一位则立之于主观感觉中：“可能是坏球，也可能是好球，但是，如果我没吹哨子，就什么也不算。”这两位裁判的哲学观，似乎主观感觉论有点悖理荒谬，然丹汉姆──尽管他认同持实在论裁判员的见解──告诫人们事情没这么简单。他说，这位感觉论者“想要捍卫裁判员的权威，而实在主义的意义上说，他说得完全对。在比赛的过程中，会出现象他所说的那样的击球；至于比赛一方表示反对，也和在政治上一样，可以通过压制反对者的办法来压制住。毫无疑问，这样使比赛避免发生争吵和打架的事情”(18)。经丹汉姆这样一分析，使人们明白了：“感觉与实在”是裁判员在运动场上无法回避的矛盾，体育研究者人对此了应知难而上。
（未完待续）
注释：
①《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战争论》（商务印书馆出版）P37
③《野性的思唯》（商务印书馆出版）P41
④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体育与战争”的关系和“体育与政治”的关系具有同一性。当今许多政治家对体育的结构──功能予以关注。亨利·基辛格认为，足球运动有些方面与政治很相似。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赛中各个国家队都超越了单纯的体育，而在相互比赛独自的国民性。足球运动是国民性扩大的类型。（见《和平、人生与哲学》P53—54，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牙买加政治家迈克尔·曼尔在《变革的政治》一书中指出：“有些清教徒认为比赛性的体育运动是件坏事，因为它唤起侵略进取的本能。事实上进取心是现代社会人类个性的一部分，而且不可以因为被忽视而受到抑制。成功地管理社会的秘密，在于开辟使人类个性得以发挥的渠道……体育健儿的活动则永久比其它方法更能完全地满足青年人浪漫主义的要求，并且会产生更健康的效果。我深信组织起来的运动是民族发展战略的关键性的工具。”体育理论界就“政治与体育一体化”发生过一场争鸣，对这一问题必须从社会存在本体论上予以廓清。不仅要抉发体育作为竞技Sports与战争政治间结构功能的同一性，更要体认Sport本真意义及其超越扬弃功能。
⑤关于Sport的自由转换的未来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一段描述可资参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批判者。”Sport“业余性”取向的理想意义，从中可体味到。
⑥《生存的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P296-277
⑦《真理与方法》P152
⑧《儿童的道德判断》（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P107—109）。关于体育游戏与道德判断的关系，这里再补充几句。Sport一词除了含有游戏、娱乐、运动等意义外，还蕴含着“德性”之义，如：Be a Sport！ Lte is a good sport。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活动”。他用奥林匹克运动会来阐释“活动”概念时说：“如同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受到表彰的不是最健美和最强壮的人，而是那些竞争有方的人。实干的人就会取得胜利，而且是正当的胜利，这是生命中崇高而美好的事情。”（转引自弗洛姆《追寻自我》P29—30，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现代国人大都误认为近代西方文明与培根那句“知识就是力量”密不可分，其实相形之下，康德的“德性才是力量”更能切中近代文明本性。
⑨《人类动物园》（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P124
⑩《存在与虚无》（三联版）P743-748
(11)不少人将体育视为“身体文化”，这里就涉及到了“精神与身体”的对立统一关系。西方Idealism （这个词一般译为“唯心主义”，不妥，应直译为“理想主义”）传统中扬“理念”、抑“身体”，现代实存主义反其道行之。萨特的名著《存在与虚无》辟专章讨论“身体”。法国哲学家马塞尔认为，“作为主体的身体是我厕身于世界的结合点。我的身体是我同世界之间的媒介。在我同一切存在物之间，有一种关系，它和把我同我的身体成为一体的那个关系是同一类型的。由于我的身体，我对万物抱有同情。”（转引自伽罗蒂《人的远景》25，三联版）
(12)转引自徐崇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P275
(13)参见《德国哲学》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P169及《真理与方法》。
(14)《当代的精神处境》P56
(15)《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P331-332
(16)关于游戏者与观者的关系，利比亚的卡扎菲有一个非常邀进的看法:“成千上万的坐在台上观看、鼓掌喝采的人，是那些自己不能从事体育运动的糊涂虫。他们一排排地坐体育的看台上，为运动健将们傻乎乎地鼓掌。正是那些健将们剥夺他们的主动权，控制了场地。……公共体育场看台应被摒弃，被拆除，若是让极少数丧失工作能力或庸庸碌碌的人当观众，那倒是合乎情理，亲自创造生活的人不需要通过舞台上的演员来观察如何生活。”（《绿皮书》P160-161，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17)“青年人之所以喜欢足球，是因为足球赛‘气氛’。足球对他们具有的吸引力，除了比赛本身之外，就是他们在观众中所体验到的群体心心相连的感情。足球比赛所引起的群众狂热的场面，以及足球比赛提供的机会，使观众在鼓励球队，为之助威时表现文化的创造性，都是足球运动能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八十年代世界青年问题》P156—157，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18)《锁住的巨人》（三联版）P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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