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泉州实践
黄益军
(泉州师范学院 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摘 要： 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内在机理包括：非遗的公共属性契合公共文化服务共享本质；非遗的多元属性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拓展非遗保护的社会空间；公共文化服务集聚非遗保护的社会资源。泉州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运作模式可以归纳为四种，即发挥社会力量对于非遗保护的能动作用的政社协同模式、利用校园平台开展非遗文化传承的文教结合模式、利用区位和城市优势加强非遗文化互动的文化交流模式、挖掘地方文化塑造非遗保护品牌的特色强化模式。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泉州实践，不仅对非遗保护更好融入泉州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具有现实价值，对其他同类型城市也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公共文化；非遗；融合；泉州实践
在泉州创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过程中，融入非遗保护对正逐渐边缘化的一些非遗(如部分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工艺等)在现代社会土壤中有效拓展生存空间、提高社会地位和声誉，以及凝聚社会力量实现对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同时，非遗的公共性与泉州公共文化服务制度设计及其共建共享主题十分契合，泉州多元的非遗资源对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也是一种有效反哺。因此，在文献回顾和实践分析基础上，厘清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内在机理，并据此总结泉州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运行模式，不仅对泉州更好地发挥非遗的现代公共文化价值，使非遗保护更好融入泉州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具有现实价值，对其他同类型城市也具有借鉴意义。
当时九江已被辟为英租界，正在大兴土木，李广记营造厂专给外国人做房子。祖父精明灵活，又见过大世面，做出来的活质量过硬，价格实惠，很快李广记声誉鹊起，订单不断，九江成了祖父发迹的福地。那时九江上游的汉口、下游的芜湖都有外国租界，祖父的生意顺风顺水扩展到了那里。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李德立在庐山成立牯岭公司，开发别墅，李广记营造厂也上了庐山，建了不少庐山别墅。现在的柏树路5号，就是李广记营造厂建的，在罗时叙先生编写的《庐山别墅大观》里有记载。
根据广泛地收集和整理湖北省有关的苔类文献，以及根据《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第一卷）·植物：苔藓植物》［32］同种异名整理归纳总结，得出湖北省苔类植物共35科61属200种（包含两个问题物种：Plagiochasma sp.这个物种在李粉霞等［24］一文中，并没有明确具体物种；Metzgeria temperata Kuwah.这个物种目前存疑，没有对应中文名），本名录采用的排列系统根据文献［32］排列；希望未来会有更多苔类植物的新纪录种丰富这份湖北省苔类名录。
一、文献回顾
伴随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热潮，学界探讨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相关文献也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机理研究、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场馆)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非遗保护的对策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个案研究等方面。
在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机理方面，现有文献主要从公共性视角探讨两者的契合点。高丙中将非遗保护放在作为共同体的公共文化建设范畴进行讨论，认为非遗通过权利主张、价值评估与社会命名的程序成为公共文化，进而关联着传承者与被代表者、小群体与大共同体的关系。这意味着非遗进入公共文化事业主要涉及的是公益，是共同体的价值，起到参与完成共同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文化再生产的作用[1]。此后，公共性成为探讨非遗保护与公共文化关系最为常用的字眼。高小康认为，非遗保护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传承和发展，而当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亦是为了建设能够满足各个文化群体个性发展需求、内容丰富多彩的文化共同体，因此，在文化发展的意义上，非遗保护可以成为当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2]。杨洪林认为，非物质文化公开、共享的本质属性与公共文化特征相契合[3]。张青仁认为，非遗保护是恢复非遗作为共同体的公共文化属性，实现其在当代社会意义生产的过程[4]。金昱彤甚至将公共性提升到当代非遗研究新范式的高度[5]。解胜利提出“非遗保护和公共文化服务互嵌”的概念，即一方面政府把非遗项目作为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给群众，实现非遗项目的群众化和生活化；另一方面在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时尽量把群众喜闻乐见的非遗项目纳入其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和效果[6]。
在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非遗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方面，主要通过委托、合同、招标等方式，将非遗公共文化活动和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或企业承办。如南安市2013年开始实施制定政府购买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计划，以社会化方式送戏下乡；2015年，制定了《南安市购买公共演出服务(高甲戏)实施方案》，按程序进行了剧团资格审核、考核定级、结果公示等，完善了百场送戏下乡公益演出活动的规范运作流程。在利用社会组织推进非遗保护活动常态化方面，泉州利用丰富的非遗民营剧团、非遗文艺社团、非遗文艺队伍等社会力量，推动非遗文艺作品创作、非遗培训、非遗展演等活动的常态化，有效缓解了政府力量供给不足问题。泉州目前活跃着近700个业余文艺社团，集聚了2万多名业余文艺骨干，这些队伍门类较齐全，覆盖面广，其中大都是非遗社团，如南音社团数量达237个、高甲戏剧团76个、歌仔戏剧团22个、木偶布袋戏剧团30个，还有舞龙舞狮队、大鼓吹队、什音队、笼吹队、拍胸舞队、火鼎公婆表演队、高跷队、鼓坠舞队、腰鼓队等非遗演出队伍。具有代表性的是泉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截至2018年9月，该会共有团体会员161个，个人会员1 482人。该会以传承南音为主旨，广泛开展本市以及市际南音艺术交流，组织举办各种南音活动，协同有关部门举办各种南音教学培训、交流会演、比赛评奖、评级定级活动，对群众性南音活动予以支持与辅导，推动南音网络传播和数据库建设，促进了南音艺术的普及和提高。
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场馆)与非遗保护的关系方面，现有文献集中于探讨公共图书馆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优势、做法等。陶晶雯分析了图书馆在非遗保护和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认为保护、研究非遗有利于现代图书馆延伸基础职能和拓展服务空间[7]。刘建从文化记忆视角入手，认为公共图书馆在推广、传播非遗方面具有文献资源收藏保存、专业人才资源集聚、服务功能完善、受众人群庞大等优势[8]。夏洞明和蒋倩以金陵图书馆对南京市非遗宣传和保护的案例为例，认为公共图书馆在非遗宣传和保护中应加强网络直播平台、名人效应、AR/VR技术等的利用[9]。孔凡敏从技术方法和用户使用习惯入手，提出完善公共图书馆非遗数据库的方法[10]。
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政府及其事业单位不再是单一提供主体，私营企业、非营利社会组织、社区和个人等日益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政府、公共部门和社会力量等主体逐渐建构出紧密合作的服务网络[16]。泉州在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中，通过完善主体协作规范和文化市场监管体系，形成了政府与非遗传承社会组织、传承个人等政府职能转变转移承接者的“共享—价值”型关系[17]198，充分发挥了社会力量在非遗保护方面的能动作用。政社协同模式包括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非遗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利用社会组织推进非遗保护活动常态化等。
于饲养试验28日龄晨，每个重复挑选接近平均体重的试验鸭1羽，称活体重后屠宰，分别取其内脏器官心脏、肝脏、脾脏、腺胃、肌胃、法氏囊、胰腺及肠道称重，并测量肠道长度，随后按以下公式计算内脏器官指数：器官指数（g/kg）=器官重/活体重，肠道长度指数（cm/kg）=肠道总长度/活体重。
综上所述，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文献以经验介绍居多，对两者融合内在机理进行系统分析的文献尚不多见。同时，只有从理论上将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经验上升为可复制的运作模式，才能更好促进成功经验在更大范围的推广。
二、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内在机理
(一)非遗的公共属性契合公共文化服务共享本质
非遗的公共属性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能在观念上为大众所接受，并且得到公众的自愿参与；一是在体制上为政府部门所承认，并且以一定的公共资源加以支持[1]。非遗在空间上有其特定的影响或成长范围，从而凸显出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如泉州南音演出主要流行于福建南部、台湾等闽南语系的地区，而“二人转”演出则在东北独具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传承地域自然环境和人文素养的基础上，非遗成为该地域特定民间传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该地域民众耳濡目染的一种存在，具有获得区域内群体文化认同的天然优势。政府对非遗的公共资源支持，不仅包含政府与教育机构合作开展非遗传承人培训、传承人头衔颁布等，还扩展到法律法规和政策层面上的扶持，如非遗法律法规的颁布、非遗登录制度、传承人生活补贴等。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5年起由文化部、教育部联合相关院校实施的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2017年3月，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制定了《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提出“要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基础，建立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调动年青一代从事传统工艺的积极性，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队伍”等任务。这些举措有利于强化非遗的公共属性。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主要目的是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正式提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八条强调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地域均衡协调发展，第九条强调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群体普及供给，均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是最广大人民根本文化利益层面的共享，而不是为了一部分人、少数人的文化利益。因此，公共文化服务的本质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共享。从这点看，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公共属性都体现出对文化普及性的追求，两者的本质是契合的。
(二)非遗的多元属性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截至2018年，泉州拥有世界级非遗名录4项(南音、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福建木偶戏传承人培养计划)、国家级代表性项目34项、省级代表性项目99项、市级代表性项目224项。目前泉州的非遗涵盖了传统戏剧，传统体育、游艺或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传统民俗等各大门类。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泉州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特定载体和资源基础。有些非遗本身就可直接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满足公众审美、精神愉悦、文化体验等方面需求，如泉州组织梨园、高甲、木偶、南音等非遗剧团以及民间文艺演出团体在府文庙广场举办的“传承薪火、筑梦海丝”百姓大舞台活动，公众就可直接观看欣赏。同时，以非遗资源为基础，经过公共文化供给主体利用传统或现代技艺进行设计、创新与生产，如结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视频直播等科技创新手段，非遗可以外化为满足公众不同层次需求的、形式各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或产品。如泉州市图书馆和相关单位协助建立的南音资源数据库，通过把正式出版的南音典籍曲谱、原来出版的音像资料以及新制作的成品全部数字化，存入数据库，并建立网站以扩大传播；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在文图、音视频采录的基础上，与深圳奇梦达软件公司合作开发“智能化数字曲谱”，使新录制的南音成品有音像有曲谱，并可在互联网传输，在电脑和手机上播放。这些工作既拓展了南音的传唱度，也间接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三)公共文化服务拓展非遗保护的社会空间
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为非遗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展示平台。非遗在当今社会面临生存困境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非遗产品缺乏有效的渠道平台，无法把传承者、经营者、消费者集中起来[13]。政府通过百姓舞台、节庆会展、文化下乡等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中的非遗文化展示，以及大众媒体对公共文化服务中非遗保护活动的报道，增加非遗项目为公众所认知的机会，间接搭建起连接非遗传承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平台。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培养了公众的非遗文化素养和非遗产品消费观念。非遗保护应当着力于培养社会对非遗传承技艺和过程的关注、理解与兴趣。如果把非遗传承从个别传承人的展演转向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变成娱乐、旅游和其他文化消费活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并且逐步纳入到青少年的教育内容中，就有可能逐渐培养人们对非遗技能的欣赏意识与鉴别力。公共领域的推介，给非遗提供了公共资源支持和展示机会，使非遗从较狭范围的公共文化走向大共同体公共文化，也利于引导传承人不断完善和创新非遗项目，同时培育出需求群体[2]。有了对非遗传承的真切感受与了解的公众基础，才会形成非遗产品消费市场，非遗的保护才有可能具有活力和发展空间。
(四)公共文化服务集聚非遗保护的社会资源
在校园文化共建方面，泉州积极探索文教双向服务、双向促进模式，优化非遗文艺活动与素质教育实践对接机制，组织选派优秀非遗文艺工作者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将优质非遗文化资源融入校园素质教育，根据学生成长阶段合理制定非遗文化活动内容，让文化教育实践体验贯穿学生成长过程。如泉州市实验小学、泉州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丰泽区第二中心小学、鲤城区新隅小学等多所学校与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共同开展高甲戏表演教学实践合作共建项目，在活动过程中，各校积极开设学习课程，将戏曲文化融入艺术课堂教学，作为学校课程资源。此外，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校园戏曲文化知识推广和宣传，将戏曲文化推广与学校日常教学活动相结合，进一步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泉州还利用各种公共文化资源和力量，积极安排互动体验类非遗项目走进校园，面向全市师生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戏曲进校园”等非遗文化传承活动，培育在校学生的非遗传承意识。如南音艺术家协会自1990年开始，配合市教育局、文化局，参与全市中小学南音比赛的策划、组织和选拔等工作，推动全市中小学南音的传播教学，至今29年。其间，全市累计200多所中小学南音进入校园，累计20万人以上中小学学生接受了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熏陶，深受海内外南音界人士赞许。在人才共用共培方面，泉州加强公共文化机构与教育机构开展“结对子种文化”活动，鼓励和引导各级各类文艺专家、文艺院团演职人员、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到大中小学校担任兼职教师，开发南音视唱、花灯制作、陶瓷鉴赏、戏曲表演等有关非遗的校本课程。如南音艺术家协会编辑出版《泉州南音基础教程》一书印送各校，作为中小学学生的南音学习教材；泉州师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安溪茶学院等院校均聘请非遗文艺专家和传承人担任兼职教师，共同培养南音、德化瓷烧制技艺、乌龙茶制作技艺等非遗传承人才。
三、泉州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运作模式
(一)政社协同：发挥社会力量对非遗保护的能动作用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非遗保护的对策方面，现有文献主要介绍各地的具体做法。韩成艳认为，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非遗的现场保护，以及借助现代学校及其教育方式实现非遗知识技能的有效传承，是将传统非遗纳入现代公共文化予以制度支持的成功探索[11]。邵燕探讨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背景下非遗的数字化传播，提出增加传播方式和途径、激励公众参与、引入民间资本、加强非营利性组织建设等促进非遗数字化成果传播的路径[12]。
（1）在进行防渗漏施工中要坚持可续发展原则，主要体现在可以使用环保材料进行施工，注意施工垃圾的处理，将可回收利用材料与不可回收利用材料分开处理。
(二)文教结合：利用校园平台开展非遗文化传承
校园是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文教结合的目的是通过教育和公共文化事业紧密合作、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共建共享、优势互补，促进非遗传承保护和校园非遗文化建设，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总体水平。文教结合模式包括推进校园文化共建、形成人才共用共培等方面。
非遗一般具有比较久远的历史传承，把非遗项目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会增强公众对非遗的接触从而产生某种认可。这种认可在家人、朋友、同辈的人际交往中容易相互传递，并通过社交媒介(微信、微博、微视频等)进一步传播，产生更大范围的扩散。通过在公共领域展示本地的非遗文化资源，引导公众在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也更多关注与了解非遗保护现状，进而对非遗文化产生认同，并不断扩散这种情感，这是集聚更多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投身非遗保护事业的重要开端。《保障法》第十三条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并“对在公共文化服务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给予表彰和奖励”。在泉州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实践中，充分发挥最广大社会力量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加快共建数字平台，实现共建机制创新，营造共建氛围，实现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服务供给，落实文化志愿服务等方面的全民参与，有力推动了非遗保护事业的共建。如晋江通过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宣传，实践海外华侨的家国情怀，仅2018年就引入3 000多万侨资捐助晋江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其中2 000万元用于扶持晋江传统文化传承，实现了社会主体对公共文化事业和非遗保护事业的反哺。
在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个案方面，现有文献的个案选择涵盖非遗项目、创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等层面。刘显世和唐月民以庙会和非遗会展为例，认为两者都是推动非遗传承和发展的公共展示和交易平台，并提出现代庙会和会展在展示和交易非遗产品时，要在传统中融入“创意”，才能符合新时代背景下非遗保护和传承的要求[13]。陈耿锋以福州市为例，从非遗传承与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融合、非遗传承与公共文化供给阵地融合、非遗传承人与公共文化骨干融合、非遗宣传与公共文化氛围营造融合等方面介绍了非遗文化资源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的若干举措[14]。董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视角下广州“周末非遗课堂”是“惠民共享式保护”的鲜活案例，其区域文化共建、传统与当代共融、多样需求共存和多元群体共建等经验，成为公共文化视角下非遗保护的有益探索[15]。
(三)文化交流：利用区位和城市优势加强非遗文化互动
对港澳台文化交流工作，是泉州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重要一环，对泉州文化软实力和泉州文化海外知名度、影响力的提高均具有重要作用。文化交流模式包括利用区位优势深化泉台非遗融合、利用城市优势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非遗文化交流合作等。
泉州是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泉台两地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深化泉台非遗融合，集中在传统戏曲和传统民俗两个方面。泉州地方戏曲以泉州方言为基础，南音为主调，形成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木偶戏等南戏剧种。这些艺术形式随着泉州先民传入台湾，是台湾歌仔戏、布袋戏等曲艺的演化母体。泉州充分发挥独特古老的传统文化优势，积极促进泉台非遗文化交流。梨园戏、高甲戏、南音、木偶戏等剧团不但多次赴台湾交流演出，还选派师资赴台湾授艺，在当地引起轰动。除传统戏曲外，泉州传统民俗对台湾民俗也有深远影响。一直以来，泉州将民俗交流作为对台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举行了凤山文化节、关帝文化节、闽台对渡文化节、永宁古卫城暨城隍文化节、清水祖师文化节、闽台三同文化节、安海端午文化节、泉澎“乞龟”等各类两岸民俗活动。
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融合特色化既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融合发展，也有利于深化特色非遗文化资源利用、促进特色非遗文化旅游发展、建设泉州非遗特色文化品牌。特色强化模式包括依托闽南文化优势凸显闽南非遗保护特色、挖掘“海上丝绸之路”和“东亚文化之都”内涵塑造海丝文化非遗品牌等。
(四)特色强化：挖掘地方文化塑造非遗保护品牌
泉州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和先行区”，应充分利用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商缘、文缘、亲缘上的独特优势，积极搭建“海丝”沟通协作平台机制，在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非遗文化交流合作方面勇于先行。一方面，通过“走出去”推广非遗。积极整合各种非遗文化资源，精心安排了木偶戏、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南音等具有泉州特色的传统戏曲，以及花灯、刻纸、妆糕人等民间工艺项目，以文化展演的形式“走出去”，为喜欢泉州传统文化艺术的港澳台同胞和东南亚侨胞展示泉州传统艺术，同时积极参加海外侨团和文化组织举办的大型文化活动，推动与当地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积极“请进来”。如泉州梨园戏传承中心在2016年举办了长达1个月的“海丝之春戏剧季”，把法国导演、作曲、演员等主创团体请进来，法国团队演出了法国版《董生与李氏》和《节妇吟》，为泉州观众呈现了不一样的艺术风情；2017年，法国青年作曲家Benjamin Attahir在泉州对梨园戏《小闷》中的经典曲目进行重新编排，在梨园戏传统音乐中融入西方音乐元素，一首原时长10分钟的曲目经由中西方乐师共同演绎成一场近40分钟的音乐盛会。连续几年成功的演出，加上剧种和演员的魅力，已有多个艺术节及演出团体向剧团表达了邀请意向，希望能有机会与剧团合作演出。
2007年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后，泉州市政府在2010年5月发布《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规划》，将非遗保护工作纳入生态保护区建设总体布局加以推动。2015年以来，又先后发布《〈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泉州市实施方案》《泉州市21个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性保护重点区域保护专项规划》，以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抓手，对非遗保护工作作出具体安排，为非遗整体保护提供政策保障。根据国家、省里的部署，泉州创新性地开展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十百千基础工程”建设，建成10个非遗展示馆、100个非遗传习所(传习中心)、1 000个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示范点，并整理出版《泉州花灯图集》《惠安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等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系列丛书。泉州依托市图书馆在福建省率先成立“闽南文化摄制组”，抢救性拍摄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地方文化活动，推进非遗资源数字化建设。与文化部、省文化厅、省图书馆联合摄制了《闽南文化电视专题片》18集、建设“南音多媒体数据库”等。通过实验区基础工程建设，进一步将社会各界参与非遗保护的渠道和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热情聚焦于闽南非遗，凸显了闽南非遗活态传承的泉州特色。
2014—2018年，结合“东亚文化之都”和“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泉州开展了系列非遗展示、交流活动。连续举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亚洲艺术节、国际南音大会唱、国际木偶节、闽南文化节、泉澎“乞龟”民俗文化活动、闽台对渡文化节、国办剧团戏剧会演、元宵泉州灯会、威远楼民间戏剧节等非遗展示活动，同时积极“走出去”，到6大洲33个国家、地区举办文化周(展)等文化交流活动。2017年12月，泉州举办“海上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活动以“一条海上丝路 万千非遗瑰宝”为主题，在泉州古城区展出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国内各非遗代表性项目富集区域、福建省各地市及泉州本土的重要非遗项目，参展项目112 个，参展非遗传承人达205人。
四、泉州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借鉴意义
(一)找准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的契合点
城市有其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公共文化服务基础和非遗资源禀赋，每个城市都应该选择适合的路径与模式，将非遗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深度融合。正如艾伦•J•斯科特曾指出，“地点和文化持久地纠缠在一起，因为任何特定地点……总是密集的人际关系的所在地(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由此产生)，而且文化往往是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征的现象。”[18]5泉州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应立足于城市自身的非遗资源和文化传统。以传统戏曲为例。泉州作为戏曲之乡，长久以来，戏曲满足了广大市民的文化生活需求，而这种需求也哺育了戏曲，让泉州戏曲艺术不断发展。多年来，泉州文艺公益惠民演出每年均超过千场，常年演出已经形成品牌，不断吸引新的戏迷走进剧场，也让一批批青年演员成长起来，不断生成越来越多的优秀剧目。对其他创建城市而言，应该通过行业调查、编制目录、专家咨询等方式定位自身的文化优势和非遗特色，找准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的契合点。
（2）课程体系不够合理．由于专业定位不太明确，因而造成课程体系的安排欠合理．多数高校只是把数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和计算机专业的课程体系简单嫁接进行教学，没有形成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完整的、有机的整体课程体系．
本院所制定的满意度调查表，调查患者及家属的满意程度，满分为100分。非常满意为＞80分；满意为60～80分；不满意为＜60分。
(二)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规模效应
泉州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中，在文化交流、节庆品牌等方面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集聚。因此，各创建城市可以结合当地具体的非遗资源特色，推动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规模效应。首先，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编制详细的非遗保护发展规划，制定非遗公共文化演出或产品目录等方式，合理规划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重点项目和重点方向。其次，应努力打造政社、文教之间非遗交流和沟通平台，促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与非遗传承主体优势互补，促进互信与合作。再次，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建设模式，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所需的财政、金融、法律等方面的支持体系。最后，根据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与非遗传承主体的差异，结合各自优势加强不同主体间的合作，积极打造主体间的公共文化服务合作链。
(三)积极开展公共文化与非遗文化对外交流合作
创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创建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分享公共文化服务创建经验、思想和优秀实践，共同推动全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因此，积极开展对外公共文化与非遗文化交流是申创城市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一方面，通过“请进来”的方式，积极利用非遗节庆、演出、赛事等平台，邀请国内外非遗爱好者和媒体工作者前来体验城市非遗文化，通过他们的新闻报道、文学、艺术等作品扩大城市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充分利用各种机会邀请其他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相关职能部门以及非遗传承人、文艺队伍、社团等前来参观交流。另一方面，积极“走出去”，多组织人员参加各类非遗节庆、非遗博览会、非遗国际赛事、“文化遗产日”活动等，加深国际社会、国内其他地区对所在城市的印象。
(四)塑造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品牌
泉州的非遗保护实践在国内外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这是泉州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重要基础。因此，其他创建城市可以找出最具特色和潜质的非遗领域加以重点拓展，培育具有影响力的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品牌。首先，制定中长期品牌宣传计划，借助各种公关活动和广告宣传，包括利用多样化的媒介和途径，如电视、报纸等，努力塑造创建城市的良好形象，突出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的特点。其次，在深入挖掘城市优势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形成规模化、品牌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实践案例。最后，引导城市形成良好的非遗保护氛围，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融合发展的基础设施设备、管理服务体系等。
The grain sizes (D), the lattice strain (ε) and the dislocation density (δ) of the CuInGeSe4 thin films deposited on Si substrates were calculated by the following equations[16, 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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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ractices in Quamzhou city about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HUANG Yijun
(Business School，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362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ner mechanism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public cultur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clude the public attribut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forms to the sharing essenc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the multi-attribut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nriches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expands the social space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gathers social resources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s. The operation mode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four types, namely: the collaborative patter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o develop social for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binding pattern between culture and education to carry out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y taking advantages of schools,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attern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based on the location and urban advantag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 reinforcement pattern to shape the bran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based on local culture. Practice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Quanzhou city not only have practical value for better integr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to the demonstration zon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but also have reference significances for other similar cities.
Keywords ：public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egration; practices in Quanzhou city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24(2019)05-0021-07
收稿日期： 2019-09-10
作者简介： 黄益军(1983—)，男，福建泉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研究。
基金项目： 泉州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领导小组办公室“泉州市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机制研究”项目资助。
(责任编辑 陈生)
标签：公共文化论文; 非遗论文; 融合论文; 泉州实践论文; 泉州师范学院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