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话语研究综述（2010—2019）
石 群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1231）
[摘 要] 随着哲学的话语转向，作为中国显学的毛泽东研究也在此领域有所拓展。毛泽东的话语、话语权及话语体系成为近年来毛泽东研究的热点话题，从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来看，成果纷呈，优势突显，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展望未来毛泽东话语研究的趋势，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融通中西，夯实毛泽东话语研究的理论基础；二是厘清关系，统一对毛泽东话语体系的认识；三是学以致用，重点关注毛泽东话语研究的现实意义及运用；四是研究方法推陈出新。
[关键词] 毛泽东；话语体系；话语权；话语；概览；展望
随着哲学的话语转向，作为中国显学的毛泽东研究也在此领域有所拓展。毛泽东的话语、话语权及话语体系成为近年来毛泽东研究的热点话题，这一领域积累了为数众多、颇有创意的成果。本文力求梳理近年来毛泽东话语研究相关成果，剖析其得失之处，预测其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以期推进该主题的深入研究。
一、毛泽东话语研究成果概览
话语及围绕着话语构成的话语权和话语体系是话语研究的三个基础性命题，近年来学界对毛泽东的话语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取得了丰硕成果。
百年不变的是鼓和芦笙的仪式功能。对于这二者，陶兴文讲过一则起源神话，把今天依然延续的仪式功能上溯四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代——苗族把蚩尤视为祖先。
（一）毛泽东话语体系研究
话语体系是由几个具有相关性的核心概念、严密的逻辑关系及一致的叙事风格等构成的对某一事物的完整表述。在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及初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语境是生产话语的沃土，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毛泽东话语体系中获得了全面呈现。
一是毛泽东话语体系的认知。有学者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吸收、借鉴三民主义的合理内核，以具有民族特色、民族风格的表达方式为载体而形成的[1]。也有学者提出，在全民族抗战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体系过程中，形成了以“实现抗战”“巩固和平”和“争取民主”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话语体系，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强调无产阶级掌握武装力量的必要性。仅靠“枪杆子”开展革命斗争，还远远不够。要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敌人，武装夺取政权，宣传工作就显得尤其重要。提出“枪杆子笔杆子”是毛泽东重视文化宣传工作的突出表现。为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创造更好更多的文艺作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发动群众起来投身革命，他亲力亲为地构筑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论话语体系的集大成者，也是学界研究的焦点。以文本解读为起点，学者尝试了从话语构成、话语主体、话语体系的复杂性等角度来剖析毛泽东的文论话语体系。有学者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延安文艺思想最核心的话语文本，其话语构架是在中国文艺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话语体系的多方位继承和发展[3]。还有学者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工农兵”为核心，阐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构建了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4]。在详尽考察了毛泽东文论话语体系后，有学者认为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文论话语体系，实际上是由两套在性质、结构、功能及其价值取向上不尽相同的话语系统（民族话语和党性话语）构成。[5]
二是毛泽东话语体系特点的分析。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在其变迁过程中的特点概括为：映射国家主义的传统、具有鲜明的身份识别功能、话语体系自身的禁锢[6]。也有学者从理论产生的模式来探讨毛泽东话语体系的特点，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采取的是用理论来解释实践的模式。但现在我们需要实现理论创新的模式转换，即实践与理论并行。[7]
三是毛泽东话语体系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注重历史语境的变化、话语主体的建设，以及对话语权的把握[8]。也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的话语体系对构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争取意识形态博弈的主动权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9]。还有学者提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话语体系的创造者，其对人民主体的话语建构和表达体现出历史主义的鲜明特征。[10]
八是毛泽东话语的应用性研究。毛泽东话语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学以致用。有学者以此切入，指出学习毛泽东的语言艺术，有助于把握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导向，设计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议题，照应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对象[28]。毛泽东的话语建构实践不仅在国内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国外也颇受重视。西方左翼运动者便是其拥趸，但其话语已被后者出于个人政治目的而改造得面目全非。有学者指出经过“理论旅行”、语境抽离和意思化用,毛泽东的政治实践话语转变为一种文化策略,在西方左翼运动者詹姆逊的后现代文本阐释中获得新的生命。[29]
（二）毛泽东话语权研究
话语体系的核心是话语权。话语权往往依赖于话语创新、话语体系建构，在此基础上，话语权才能得到申张。对毛泽东话语权的研究往往融入了话语及话语体系探讨，话语权也经常作为一个成功话语体系的标志性结果出现。故独立考察话语权的文献资料少之又少。
王路坦博士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话语权的重要性，通过对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话语转换，来把握革命斗争中的话语权。王路坦博士探寻了不同革命阶段，毛泽东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转换的具体实践。避免了抽象地研究话语权，使之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融合中国文化来构筑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在宣传工作中取得了优势。建国初期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取得民众的广泛接受和内心认同。[11]
魏强、李刚勇等认为毛泽东通过创造鼓舞人民斗志的通俗话语，发出敢于同一切国内外反动派做斗争的中国强音，主动设置国际话语议题，力促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营造有利于我国的话语氛围，扩大了中国话语的世界影响，提升了中国话语的国际分量。[12]
（三）毛泽东话语研究
不足之处：一是话语研究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学者们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试图探寻毛泽东话语构建的理论根基，这种尝试显然有利于对该主题的研究升华。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批判唯心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考察提到了语言的产生、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等，却从未涉及“话语”这个概念。虽有学者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来解读毛泽东话语，但只是借用了一个概念。“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到底是什么理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话语分析理论还需要论证。在没有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之前，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就不可能有具体的、实质性的内容。
二是毛泽东话语体系没有形成统一的分类标准。通过搜集整理文献资料，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话语体系分类没有统一标准，显得十分庞杂。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根据革命时期不同，毛泽东的话语体系分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等。根据工作对象不同，又分为政治话语体系、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等。根据话语体系性质，又可分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至于这些话语体系的科学定义及划分依据，比较含糊。进一步而言，这些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是包含关系、交叉关系还是自成体系，仍没有厘清，显得杂乱无章。这成为毛泽东话语体系深入研究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是毛泽东的话语创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历程中，毛泽东在话语创新的基本前提、基本方法、有效途径及重要形式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形成了宝贵经验[15]。毛泽东进行话语创新的途径有三个，首先是实践。有学者指出实践是毛泽东话语创新的源泉、动力，也是检验话语的标准[16]。其次是古语化用。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创造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词语，包括对典籍或民间词语的化用[17]。其中有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愚公移山”“鱼水关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花岗岩脑袋”“枪杆子和笔杆子”等，这些古语或民间俗语经毛泽东改造后面目一新，满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需求，发挥了非同一般的作用。这些话语在革命战争年代成功地发动了群众，赢得了民心，抢占了先机，打击了敌人，壮大了革命队伍。最后是旧词功能时代化。诗词是中国话语的独特表达形式，毛泽东一生创作了为数甚多的诗词，成为其话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学者通过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将其诗词与旧诗词进行对比，得出了如下结论：通过词创作，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引入到中国独有的话语形式当中，同时也就把旧词的话语功能时代化[18]。与古诗词作者相比，毛泽东完全舍弃了个人的情感吟唱，把革命事业的宏大叙事转化为创作背景，歌颂了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从而与旧时代划清界限，赋予古诗词新的生命力。
三是毛泽东的话语性质。话语性质取决于话语表达者的阶级属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其话语性质毫无疑义地具有无产阶级属性。陈锡喜、温美平将毛泽东话语定性为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话语[19]。还有学者发现毛泽东话语性质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毛泽东早年曾频繁使用国民性话语。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阶级立场的改变促使毛泽东的话语性质发生了转化。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分析方法，完成了对国民性话语的扬弃，创立了以阶级分析为基础、人民性为核心、合法性建构为目的、纳入和包容为基点的独具特色的人民话语。[20]
四是毛泽东在党的话语建构中的作用。在党的话语逻辑演变过程中，毛泽东不断随着形势发展进行话语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学者认为借助十月革命，毛泽东使中国革命赢得了民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减少了话语建构过程中的认知障碍和实践阻力，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话语权[21]。还有学者从话语建构视阈出发，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话语逻辑突出展现了两个维度，其中对外话语逻辑突出了民族性维度，对内话语逻辑突出了时代性维度。[22]
学者们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使研究成果更具科学性。一是研究方法多样化，涵盖了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科学）方法三个层面。二是定量研究成果初显。毛泽东话语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虽然定量研究很少，但已有学者尝试研究毛泽东著作中的重点词汇。重点词汇是话语的分析单位，关注重点词汇是话语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重点词汇研究，可以敏锐地把握话语表达者的思维模式、情感表达方式、语言特征及话语目的。从细节入手，深入研究某人话语，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是最合适的方法。
五是新民主主义话语研究。有学者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话语，对外能表达党的政治纲领，对内能明确革命的基本问题，为党赢得了一定的政治主动[23]。也有学者提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通过话语路径、态度、传播内容及形态的建构，确立了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24]
六是毛泽东话语的重点概念研究。为了达到迅速发动群众的目的，毛泽东的话语简短有力，通俗易懂，词语重复率高。学者们通过聚焦这些重点词汇，开辟了该领域的新方向。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关于“长征”概念的话语陈述，一方面突破了其本身的概念意涵，另一方面又大大拓展了这一概念的思想张力，使其成为一个“建构性”的话语和“行动化”的概念[25]。还有学者考察了“科学”在毛泽东政治话语中的作用，认为它既有丰富的修饰意义，又有价值引申意义。[26]
七是毛泽东话语的定量研究。纵观学界对毛泽东的话语研究，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法。学者曾祥喜另辟蹊径，以《毛泽东文集》（6—8）建成一个封闭式语料库进行了定量研究。定量分析结果证明毛泽东话语的高频词具有时代性，话语话题及话语功能上具有个性化特征。[27]
在寓园登高远眺，可览四时变幻。“园尽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余亩，水石半之，室庐与花木半之。”[3]421亭台楼阁在寓山中，被山阴秀色笼罩，“幽敞各极其致”。依祁彪佳之见，园林设计必须得力于山水。寓园依山成园，借景西山、鉴湖、柯岩，由山生园，由园生景，由景生情，而情无限。寓山四野低平，独自兀立。西干山连绵不绝，豆雾尖山高出云表；鉴湖纳三十六源之水，而秋湖在上，脚下帆影点点，可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
重庆市民政局提供总体指导，并负责项目资金的管理与发放；重庆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心作为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全市婚姻家庭社会工作项目的统筹规划、培训指导和评估监督；各区县（自治县）民政局以婚姻登记机关为载体，作为项目承担单位，负责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认真指导、管理、检查和督促项目运行，委托社会工作机构开展项目实施，确保达到预期服务目标；社会工作机构作为项目实施单位，负责严格按照项目实施要求和申报书执行，积极配合相关单位的检查、监督和管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工作机构应是经民政部门登记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办社工服务机构与行业组织。
独活植株上不同部位的种子发芽率与千粒重均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发芽率和千粒重来看，植株上部与中部的种子质量显著优于植株底部的种子。这可能是因为独活不同部位间花序伸长与花朵开放时间不同，导致种子成熟度不同所致。
二、毛泽东话语研究的得失分析
毛泽东话语研究虽是近年来的新热点，由于学者们参与度高、学科背景多元化，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竞放局面，而且这一态势有望持续下去。现从毛泽东话语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等三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剖析其优势和不足。
（一）研究思路既注重广度也挖掘深度，但直接套用西方理论多有不适
研究思路的优势表现如下：首先，学界搜集文献的范围不断拓展，毛泽东著作、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档案材料以及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等都成为研究资料。在文献运用方面还关注了国外学者对毛泽东话语的研究成果，拓宽了研究思路。但是，国外学者对毛泽东话语的语境抽离，可能对其话语造成片面理解或误读。这就要求中国学者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地接受，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其次，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就宏观而言，学界对毛泽东的话语研究框架包括话语体系、话语权及话语等三大组成部分，基本上形成了对毛泽东话语的总体认识。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还尝试重点研究毛泽东著作中出现频率高的“科学”“长征”等词汇，见微知著，将毛泽东话语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
不足之处：为了从新的视角看问题，也有学者直接套用国外最新理论来分析毛泽东话语。如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虽是有益尝试，但毕竟是西方理论，用来分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毛泽东话语总显得“水土不服”。
（二）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但创新不足
2.2 3组病例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对比研究 从表2可以看出，3组病例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病例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基本无区别，所以，从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上不会对后期3组不同切口处理方法造成影响。见表2。
研究内容的成功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毛泽东话语研究成果丰硕，体系初成，话语及其衍生物——话语体系及话语权都有所涉猎。特别是毛泽东的话语研究已四面出击，重点主题无一遗漏。且立意高远，角度新颖别致。二是学者们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深刻剖析了毛泽东话语产生的时代背景，突出了语境的重要性。语境不仅是话语产生的前提条件，也规定着话语蕴含的特殊意义。关注毛泽东话语语境，为正确阐释时代背景下的毛泽东话语提供了科学方法，也为读者理解毛泽东话语及本质提供了条件和想象空间。
（三）研究内容既硕果累累，又矛盾重重
不足之处：一是毛泽东话语研究方法多局限于传统方法，较少创新。二是忽略了对传统方法的创新性发展，如对比研究法，使之成为毛泽东话语研究的薄弱环节。
话语是话语体系的最小单位，也是话语权得以彰显的基础。话语是一定语境下，话语主体对话语客体有目的的表达，两者是说与听、说服与被说服的关系，暗藏着权力的运用。毛泽东话语研究是话语体系、话语权和话语研究三者中成果最丰富的，也是研究相对成熟的一个部分。
一是毛泽东的话语资源。毛泽东自幼饱读诗书，及成年更是嗜书如命。即使战火纷飞，也是书不离手。古今中外的名人著作及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其话语源源不断的养料。学界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来考察其话语来源。有学者认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是毛泽东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转换的重要哲学资源[13]。也有学者将其话语资源归结为一个有多种因素组成的有机体，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俄国革命历史等资源，是毛泽东进行话语建构的文化基础、实践基础、历史佐证和国际参照，帮助中国共产党获取了革命话语主动权。[14]
三是毛泽东话语的应用研究欠缺。毛泽东一生著述颇丰，这些著述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对后人而言，如何运用好这笔宝贵财富，让它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重大课题。仅有个别学者探讨了毛泽东语言艺术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建设的启示，对毛泽东话语的应用，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运用都显得远远不够。
现代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一个项目周期长、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行为，这就需要现代企业管理阶层应主动从点滴做起、力求节约，降低成本开支，通过降低成本来增加利润额。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就可以实现无纸化办公，管理阶层和工作人员借助于电脑系统进行无纸化办公，节约了大量纸张，有助于降低成本；同时，电脑的使用、管理信息系统可以有效取代大量手工劳动，有效降低人工成本，多管齐下来降低项目运行成本。
在调查的港口企业中，有近47%的企业认为中美贸易战一旦发生，业务量的减少幅度在10%以内，也有近41%的企业认为中美贸易战对公司业务影响不大。
三、展望未来毛泽东话语研究的发展趋势
鉴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及历史地位，其话语仍是相当长时间内的研究热点。如何在硕果累累的毛泽东话语研究成果中脱颖而出，为其填漏补缺，将成为学界的努力目标。为此，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融通中西，夯实毛泽东话语研究的理论基础
应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正确看待“话语”产生的历史逻辑及话语作用。我们既不能脱离具体历史背景来评价“话语”的作用，更不能认为“话语”可以超越物质基础直接作用于实践。运用西方理论来分析毛泽东话语时，不能直接套用，也不能简单运用，需要加以改造后再用，使之符合中国实践、中国语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工具开创出毛泽东话语研究的新天地。
针对本土话语理论基础薄弱这个根本问题，笔者认为“话语”这个词虽是近代诞生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但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相关论述，如“言为心声”“言行一致”等。由此入手，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言语的经典论述，去粗取精，提炼出中国传统话语理论，来弥补中国话语分析理论基础薄弱问题，将是一个可以尝试且可能有所收获的新方向。
（二）厘清关系，统一对毛泽东话语体系的认识
笔者认为毛泽东话语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观点如果成立，那么毛泽东话语体系就有了系统化的可能，其具体分类也迎刃可解，继而可以推进毛泽东话语体系的纵深化研究，即着眼于其内在逻辑及演化历程研究。
从毛泽东话语体系演化历程来看，其中缺少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这个阶段的话语体系。如果能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过程中的话语体系特色等，并就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话语体系进行对比研究，通过话语研究探索毛泽东思想变化、心路历程，将能加深对毛泽东话语体系的全面认识，为毛泽东话语研究增补新材料。
2)监测数据显示最大位移大概位于开挖深度为8 m左右，模拟显示最大位移出现在12 m左右，这与模拟土层的划分情况、现场施工操作和基坑模型考虑的深度也比现场标准段深2 m左右可能都有一定关系.
（三）学以致用，重点关注毛泽东话语研究的现实意义及运用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也在增强，迫切需要构筑强有力的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但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仍势单力薄，处理国际事务的话语权仍掌握在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手中。毛泽东在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革命年代，形成了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对外话语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言，在国际舞台抢占先机，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这对当今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都具有借鉴意义。除此，毛泽东话语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对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启示，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把握机遇，潜心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在具体工作中懂得运用、学会运用。
（四）研究方法，讲求推陈出新
一是运用新方法。当今社会已是大数据时代，运用数字技术，对毛泽东著作进行文本挖掘研究法，可以更全面地把握毛泽东话语，领略其独特魅力。二是借传统方法推陈出新。如运用比较法来丰富毛泽东话语研究成果。历届国家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话语风格多有继承，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越来越重视话风建设。习近平的话风既秉承了毛泽东引经据典、亲民、生活化等本质特征，又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新。通过比较两位国家领袖的话语风采，寻找其中的异同点，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插秧节省用工费。机械插秧用工0.13-0.05个/亩，人工插秧每亩用4个工，每个工费100元，亩工费400元，提高效率11.5-30倍，每亩可节约工时费350元以上。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级探索阶段，毛泽东潜心话语创新，构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力争为中国民众代言的话语权。毛泽东的著作是今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学者们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通过毛泽东话语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位伟人，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另外，由于指挥员缺乏对实际战场的了解，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伤亡。冯仁昌举了一个例子：“我们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但我军很多士兵都是乘着坦克前进的。当时有上级下令，要求战士们将腰带绑在坦克上，这样可以随着坦克来机动。但是越南军队使用了高射机枪，在山头上对我军进行扫射。由于腰带来不及解开，很多士兵被打死在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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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MAO Zedong's Discourse(2010—2019)
SHI Qun
(Department of Society Science,Zhejiang University of Tourism,Hangzhou,Zhejiang 311231)
[Abstract] With the discourse turn in philosophical,Maoism,which is"the schools of China",has expanded in this area.In recent years,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discourse power,discourse system of Maoism has become a hot topic.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ideas,methods and contents,there are numerous achievements and prominent advantages.But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to be improved.Looking into the future,first of all,we will integrate Chinese and western,tamp dow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study of MAO Zedong's discourse.Secondly,we will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and unify the understanding of MAO Zedong's discourse system.Thirdly,we will focus 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tion of MAO Zedong's discourse.Fourth,we will bring forth the new through the old,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promising.
[Key words] MAO Zedong;discourse system;discourse power;discourse;overview;outlook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427（2019）03-0042-06
[收稿日期] 2019-03-22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十三五”第一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机制及实现路径探索”（jg20180593）。
[作者简介] 石群（1970—），女，安徽宁国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寇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