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巴基斯坦对外政策中的伊斯兰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巴基斯坦论文,试论论文,因素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国际政治的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冷战 结束之后更是如此。在90年代掀起的宗教复兴浪潮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让位给文明间冲突 的条件下，世界各国学者更加关注和研究宗教的价值和作用，因为宗教不仅在各国国内 政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直接影响着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南亚次大陆作为宗 教云集的区域，自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巴基斯坦作为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 ，伊斯兰因素一直在国家对外交往中占据重要地位。2002年10月份的巴基斯坦议会选举 中由伊斯兰促进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等6个宗教组织和派别组成实践团结联盟，异军 突起，更增添了宗教因素对巴基斯坦国内外政策影响的能力。因此，历史地考察和研究 伊斯兰因素在巴基斯坦的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对于正确看待和解决印巴冲突以及维护南 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对国际政治中宗教因素的理论分析
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崩溃，引起了国际政治理论界的反思。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 政治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美国学者福山指出“这是历史的终结”，而塞缪尔·亨廷顿 则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他指出“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 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 竞争”，(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1999年1月版，第7页。)因此他宣称“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各国围 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注：[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4页。)同时，他 也认为宗教是界定文明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他说：“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界 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 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 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5页。)“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 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在韦伯提 出的五个‘世界性宗教’中，有四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教与主要的文 明结合在一起”。(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 华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2页。)国际政治大师汉斯·摩根索也指出：“在近代，同 各国政府有联系或与之合一的宗教组织在实行文化性的帝国主义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 这方面典型的是沙俄的帝国主义政策，它利用沙皇既是俄国政府首脑，又是东正教教主 的双重地位，力图把俄国强权扩展到外国的东正教教徒。俄国能在19世纪取代土耳其成 为巴尔干的霸主，多半要归因于把东正教会用作俄国对外政策武器的文化帝国主义。” (注：[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 995年1月版。第91页。)安东尼奥·葛兰西也用文化和意识形态来解释国际施动者的行 为。他指出：“例如宗教，还有和它在一起的国际组织如共济会、罗蒂俱乐部、职业外 交等一起提示历史渊源不同的手段，……并能在有些国家取得成功。”(注：[法]阿芒 ·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0 月版，第190—191页。)为了证明宗教的重要性，塞缪尔·亨廷顿根据宗教的标准把人 类文明分为七大类：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 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他认为20世纪末宗教在世界各地的全球性复兴，包括宗教意识的加 强和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扩大了宗教之间的差异。因此，衡量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 差别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而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梅尔科 也认为“如果文明由一些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将多于它们同该文明之外 的国家的关系。它们可能更多地相互打仗和更经常地建立外交关系，在经济上将更为相 互依赖。”他正确地指出了文明特别是宗教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明形态，自从公元七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之后，便被许多学者 所承认。塞缪尔·亨廷顿明确指出，“所有重要学者都承认存在着独特的伊斯兰文明” 。(注：塞缪尔·亨廷顿前引书，第30页。)他在论述伊斯兰文明时指出“伊斯兰教的复 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世界的主题。”正如凯伯尔所说，“世俗化和宗教与世俗主 义相适当的趋势发生了逆转。一种新的宗教方法开始形成，它不是旨在适应世俗价值， 而是旨在为社会组织重建一个神圣的基础。……其目标不再是使伊斯兰教现代化，而是 使现代性伊斯兰化。”这种宗教复兴部分地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扩张。伯纳德·刘易斯认 为，穆斯林世界正再次出现一种趋势，在紧急时刻，穆斯林需要在宗教社会中，也就是 说，在一个由伊斯兰教而不是由种族或区域标准来定义的实体中，寻找他们的基本认同 和忠诚。葛柏姆·E.福勒(Grabam E.Fuller)在《政治伊斯兰的未来》一文中也指出， “事实上，伊斯兰主义已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政治话语中首要的工具和词汇”(注：
Grabam E.Fuller,The Frture of Political Islam,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 02,p.50.)。换句话说，伊斯兰教给穆斯林世界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不 仅能提高凝聚力，增强他们的实力，而且最终也会增强穆斯林世界在国际政治格局转变 中的发言权。因为，“在哲学层面上，身份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注：[美]亚 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世纪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81页。)， 而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组成的。它指的是行为体是谁或者是什么这样的内容，表示 社会类别或存在状态，为国家提供认同的基础和标准。但角色身份依赖于文化。它只能 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因为角色身份依赖共有期望(注：[美]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世纪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85页。)，而伊斯兰教正满足 了这一需要。塞缪尔·亨廷顿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在经济发展使亚洲变得日 益自我伸张时，大批穆斯林却同时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 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 它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摒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 活的指导来信奉。”约翰·艾斯波西多写到“政府和反对派都转向伊斯兰教来提高自己 的权威和赢得公众的支持……大多数统治者和政府都开始意识到伊斯兰教的潜在力量， 对伊斯兰问题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敏感和担忧。”(注：塞缪尔·亨廷顿前引书，第111 页。)然而，塞缪尔·亨廷顿却把伊斯兰教的复兴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忽 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对东半球的政治影响，就等于忽视16世纪末新教改革对欧 洲的政治影响。”“这种伊斯兰化倾向首先发生在文化领域，然后继续扩展到社会和政 治领域”。因为，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文化认同的 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小 集团和大信仰，即部落和伊斯兰信仰一直是忠诚和义务的中心，而民族国家则一直不太 重要。这为伊斯兰世界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通过对伊斯兰信仰或整个伊斯兰文明的认 同来加强团结提供了条件。在地区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穆斯林的团结意识在国家和国 际组织的行动中得以体现。伊斯兰会议组织、世界穆斯林大会和世界穆斯林联盟的建立 就是明证。总之，伊斯兰文明作为一种主要的文明，在未来世界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它却要受到以下几个条件的制约：第一，伊斯兰世界因几个权力中心的相互竞争而发 生了分裂，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试图利用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认同来增进其领导下的伊 斯兰世界的凝聚力。这种竞争在现政权及其组织与伊斯兰主义政权及其组织两者之间展 开。第二，伊斯兰世界缺乏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核心国家来统一。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 内，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和足够的宗教、文化的合法性来担当这一角色， 并被其他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承认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伊斯兰国家反西方的趋 势和西方国家对伊斯兰威胁的恐惧将加剧它们彼此间的不信任感，为文明间的冲突提供 了条件。为此，塞缪尔·亨廷顿得出这样的结论：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 、伊斯兰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前引书 ，第199页。)在国际政治理论流派中，英国学派也十分重视文化和宗教在国际政治体系 中的作用。怀特是其典型代表，因为“在英国学派所有的人里面，怀特大概是最推崇西 方基督教思想及其文化传统，主张将其延伸到国际问题特别是权力政治分析中的一位” 。(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 第370页。)
他在依据激发和培育各自体系的规范和价值来找出几种最有影响的文明和国家体系的 基因时，指出了宗教因素在构建和维持国家体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一个国 家体系必然孕育和包含着某种共同的文化，不管这种共同的文化是限于某种共同的道德 和符号，或是扩展成某种更深刻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设定。”(注：王逸舟：《西方国际 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71页。)但他的目的却是 试图说明：“伟大的文明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在凝聚力和外部整合能力；近代以 来只有西欧代表的西方文明具有这种伟大文明的素质，……它的辐射和扩张不是偶然的 ”。(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 ，第370页。)伊斯兰学者伊本·赫勒敦也认识到伊斯兰教的巨大潜力。他指出，“在任 何未来世界秩序的塑造中，伊斯兰文明将无不体现出它的存在”。(注：[美]詹姆斯·N .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66页。)因此，我 们可以认为，宗教作为一种影响国际政治发展的因素是毋庸置疑的，所谓的“国际政治 中的伊斯兰问题，本质上是在总的伊斯兰信仰下的，体现不同观念的人们通过他们的国 家机器或相关的社团组织所从事的活动并由此产生的相互关系”。(注：金宜久、吴云 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20页。)伊斯兰教作为巴 基斯坦的国教，成为指导它的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也就有了理论基础。
二、伊斯兰因素在巴基斯坦对外政策中的发展与演变
巴基斯坦地处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汇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这一地理位置使其 容易遭受外部攻击，国内安全稳定也易受世界各种变化的影响。因此，维护国家安全成 为巴基斯坦历届政府的首要目标。对外政策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无疑在巴基斯坦 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外交政策设计是为了获得特殊目标的， 巴基斯坦也不例外”。(注：Hafeez Malik:Dilemma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India and Pakistan,St.Martin' Press,1993,p.131.)不仅如此，
一国的外交政策还常常反映它的国内政策。巴基斯坦的两个概念基石，即“两个民族理论”和伊斯兰意识形态就暗示着它将会从伊斯兰教中获取根基(注：Hafeez Malik前引书 ，第245页。)。巴基斯坦外交部也明确表示，其外交目标之一就是“密切与伊斯兰世界 的亲密关系与合作”。(注：见巴基斯坦外交部网站：www.forisb.org/ foreignpolicy )伊斯兰教作为立国之本，使得巴基斯坦的政治运动从一开始就同宗教结合在一起。(注 ：高鲲主编：《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7页。) 因此，巴基斯坦的政治与伊斯兰教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分析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 渊源时，必然首先涉及到伊斯兰教这一决定性因素。巴基斯坦在追求其身份认同时，一 直把国家政策建立在伊斯兰基础之上，运用伊斯兰宗教意识来维护国家利益便成为巴基 斯坦对外政策的两种重要的手段之一。目前它仍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 (注：高鲲主编：《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79 页。)
巴基斯坦自从建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与伊斯兰世界保持友好的兄弟般的联系。(注：S.S.Bindra,Determinants of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Guru Nanak Dev University,Amritsar,1988,p.300.)这一政策起始于阿里· 真纳，但在这个方向上真正的努力是由Z.A.布托做出的。他的继任者哈克也坚定地执行 了这一政策。从1947年8月诞生起，巴基斯坦的统治者就已经把伊斯兰教作为国家认同 的源泉和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的手段。在该国，伊斯兰意识不仅为巴基斯坦从印度独立 出来提供合理性，而且也为其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指导方针。作为一个新生的国 家的缔造者，真纳自发地向外部寻求支持。自然，他首先转向了伊斯兰国家。尽管伊斯 兰世界涉及广泛的地区并且拥有众多的民族和种族，存在着种种矛盾，然而宗教作为唯 一的联系纽带，却为穆斯林国家间关系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天然的基石。真纳正是 认识到这一点，才在一开始就提出在全世界的伊斯兰国家间加强凝聚力的要求。实际上 ，把巴基斯坦看作是伊斯兰国家的领袖的愿望使得他热衷于看到由共同的认同所激发的 在伊斯兰国家间广泛的合作，并且呼吁他们进行共同战斗。同时，伊斯兰合作的主题也 被巴基斯坦的首任总理阿利卡特·阿里·汗所采纳。这位总理曾宣布：“巴基斯坦主要 的对外政策目标就是维护巴基斯坦的完整，其次是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建立亲密的关系。 ”在巴基斯坦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在印巴对抗中为其提供援助的可靠的朋友或盟国的条 件下，巴基斯坦早期的领导人试图通过强调伊斯兰世界的团结来吸引伊斯兰国家对巴基 斯坦同印度斗争的道义支持。为此，巴基斯坦大力倡导“伊斯兰斯坦”思想和：“穆斯 林北约”计划，甚至明确提出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应建立一个联邦的构想。(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战略场》，时事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13页。)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第一次立宪会议还认为“政府应努力加强与伊斯兰国家团结的纽带 并使这一纽带具体化；宣称伊斯兰对国内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激励因素”。为了达到利用 伊斯兰教来取得外部支持的目的，巴基斯坦在政治上通过在讨论巴基斯坦问题的联合国 大会上支持阿拉伯国家并投票反对分裂巴勒斯坦以及反对建立以色列来体现与伊斯兰世 界的团结。另外，巴基斯坦政府还试图通过主办旨在处理影响伊斯兰世界团结的各种经 济和政治问题的伊斯兰国际合作会议，来实现使巴基斯坦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国家的 战略目标。为此，巴基斯坦于1949年在卡拉奇举行了国际经济会议，并且在1950～1951 年期间几乎与每一个伊斯兰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
然而在1952年，伊斯兰世界发生的事件促使巴基斯坦重新考虑它的泛伊斯兰主义政策 。这是因为它对伊斯兰国家的所有努力并没有导致其他伊斯兰国家在巴印斗争中给予它 直接有效的支持。这些国家不是太弱小就是刚刚独立，不能对大国产生任何影响，而且 巴基斯坦在军事上仍然弱小并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有求于大国。这一困境不久就得到了 证实。1952年3月，巴基斯坦外长提议穆斯林12国建立处理共同利益问题的咨询体系的 失败就证明了把伊斯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战略的失败。尽管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 但伊斯兰国家间不存在统一。各国对巴基斯坦充当“伊斯兰集团”领导的企图的戒心和 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关切使巴基斯坦早期的努力功亏一篑。在谈到巴基斯坦在“伊斯兰集 团”的领导地位时，埃及的爱资哈尔(AI-Azhar)大学的校长评论道：“在巴基斯坦举行 太多的会议会使巴基斯坦领导人变得骄傲自大”。其他伊斯兰国家也更加愿意解决自己 国内的问题而无暇顾及巴基斯坦。哈菲兹·马利克评论道：“看起来，阿拉伯国家过于 关注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斗争而忘记考虑克什米尔问题。土耳其更加关注在其北部边境 的共产主义分子的渗透，伊朗则陷入因对巴基斯坦援助所产生的自身的民族主义运动之 中”。(注：Hafeez Malik前引书，第134页。)
当巴基斯坦重新评估来自伊斯兰国家的支持的价值时，美国决策者开始注意巴基斯坦 ，从而加速了美巴之间的合作进程。50年代苏联在伊朗、希腊和土耳其的扩张以及苏联 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全球的势力均衡。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 斯在1950年访问中东，希望中东国家能够参加西方的军事防务条约以避免来自共产主义 扩张的威胁。但阿拉伯国家出于对殖民主义的憎恨和对自己民族的自信，拒绝了这一建 议。因此，美国被迫把注意力转向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同时，巴基斯坦也渴望加 入同西方的同盟，这是因为军事上脆弱、经济上不发达的巴基斯坦意识到西方国家尤其 是美国是其外来援助的唯一可靠来源。巴基斯坦不仅需要军事援助，而且在克什米尔问 题上，只有与其友好的大国才能提出有利的解决方案。利益的一致，使得巴基斯坦不仅 获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而且巴美签署了《巴美共同防御援助协议》和《巴美双边防御 协定》并先后加入了美国组织的两个军事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和“中央条 约组织”(CENTO)。(注：孙士海主编：《南亚的政治、国际关系及安全》，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91页。)但巴基斯坦参加这两个军事组织的一个未曾言明的 目的，就是想借此加强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为实现这一目标，巴基斯坦还在地区 内寻求其他伊斯兰国家对其联盟政策的支持。不久，这一政策取得了成功。1954年4月 ，巴基斯坦与土耳其签署了一项军事援助协议，从而得到了土耳其的支持。然而，巴基 斯坦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却严重影响了它与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在1956年的苏 伊士运河危机中，它对英国的支持使纳赛尔指责巴基斯坦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 甚至连保守的沙特阿拉伯也攻击巴基斯坦加入了对阿拉伯国家有“不良企图”的国家一 边，从而恶化了巴基斯坦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60年代的巴基斯坦对外政策处于转折的十字路口。中印关系的恶化及边界冲突、美国 向印度输送武器，引起了巴基斯坦的不安和愤恨。外交部长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在 1963年宣称“对印度的大规模军事援助将会打破在次大陆和世界的势力均衡。因此，被 巴基斯坦认定是一种‘不友好行动’。”它不得不认真思考与反省自己的结盟政策。为 此，布托同时声明“巴基斯坦将被迫考虑从西方联盟中撤出”。1965年的印巴战争，彻 底打破了巴基斯坦对美国所抱的幻想，促使其在1966—1970年奉行既在大国之间保持平 衡同时又发展双边关系的“双向主义”。其中“双向主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向穆斯林 世界靠拢，热心参与地区合作。1967年阿以战争爆发后，巴基斯坦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 的反侵略斗争，正是“巴基斯坦的伊斯兰身份使其与中东的巴勒斯坦事务紧密地联在了 一起并且采取了非常强烈的反以色列的立场”。(注：Hafeez Malik前引书，第246页。 )由于巴基斯坦致力于伊斯兰事业，它日益成为穆斯林运动的活跃分子。1970年12月， 在卡拉奇召开穆斯林国家外长会议，表明巴基斯坦国际地位的提高。巴基斯坦努力推进 由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组成的地区合作发展组织的活动以来，它在穆斯林国家的声 望有所提高。(注：高鲲前引书，第384页。)
但1971年巴基斯坦同印度的第三次战争以及东巴基斯坦的丧失，给它提出了一系列问 题。紧接着战败的震惊是一个自省和反思的时期，促使巴基斯坦的统治者不得不调整对 外政策。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利用公众情绪重申把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个人和国家意识形态 以便赢得公众的支持。1973年宪法第40条就具体解释了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新动力，其 中之一就是要加强同伊斯兰国家间的兄弟关系。布托还强调伊斯兰世界在经济和政治领 域加强团结的必要性。巴基斯坦希望利用自己在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来换取海湾国家的 投资和贸易机会，因为海湾国家在地缘上的邻近对巴基斯坦的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制成品 的出口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巴基斯坦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较佳的效果。1974年以前
，巴基斯坦没有从伊斯兰国家取得任何直接的财政援助。然而，到1976年，阿拉伯国家 已经给巴基斯坦提供了9.93亿美元的借款和信贷，这几乎占这三年外国对巴基斯坦财政 援助的1/3。(注：Hafeez Malik前引书，第137页。)在外交上，布托把巴基斯坦看作是 一个中东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在印度洋的锚。他宣称：“伊斯兰国家应当在它们之间以及 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扮演一种有建设性意义的角色。”巴基斯坦试图通过1974年2 月在拉合尔举办的第二届伊斯兰国家会议来加强它作为伊斯兰国家领袖的地位。虽然会 议的直接短期目标是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 土的解放，但它的长期目标是在全球确立伊斯兰国家的角色。同期，巴基斯坦也为它的 核武器选择披上了一层伊斯兰教的外衣。布托在回顾他为发展巴基斯坦的“全面核能力 ”所做的努力时曾辩护说：“我们知道以色列和南非具备全面核能力，基督教、犹太教 和印度教文明也具备这种能力，唯独伊斯兰文明不具备，但是这一状况即将改变。”( 注：塞缪尔·亨廷顿前引书，第366页。)“伊斯兰炸弹”的讲话提高了巴基斯坦在伊斯 兰国家的威望。但它却使巴基斯坦同印度和美国的关系变得复杂化。印度多次拒绝巴基 斯坦提出的建立“南亚无核区”的计划，理由是“有关国家的安全利益未被考虑到”。 美国也明确表示了反对任何核扩散的坚决态度，从而恶化了巴美关系。为了改善与美国 的关系以获取美国的军事援助，布托不得不转向伊朗和中国及沙特阿拉伯，要求它们来 调节巴美关系。这一策略取得了暂时的成功，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武器禁运在1975年被废 除。但巴基斯坦1976年3月与法国签署的核裂变协议再次导致巴美关系的倒退。1979年4 月，美国中止了对巴基斯坦的所有援助。然而，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两伊战争的爆发， 为巴基斯坦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巴基斯坦作为抵御苏联对中东地区威胁的前 线国家的战略地位使它受到卡特政府的欢迎。结果，巴基斯坦成为继以色列和埃及之后 与土耳其并列的第三大受美国援助国。
1978年上台的齐亚·哈克将军继承了布托对伊斯兰国家的政策。他强调巴基斯坦毗邻 海湾国家的地缘优势，声称巴基斯坦构成了海湾地区的后门；在巴基斯坦海岸线上任何 敌对势力的存在，都将使海湾国家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为此，巴基斯坦加强了同海湾 国家的关系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到80年代中期，巴基斯坦已经在中东和非洲22个国家 驻有军事代表团，使它成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军事人员出口国。巴基斯坦通过卷入地区 事务拉近了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军事关系。例如，阿曼传统上从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军官 中招募中级和高级军官；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也雇佣巴军事人员到其海军和空军中服役 。但巴基斯坦对阿富汗抵抗运动力量中逊尼派力量的支持，使它与伊朗的关系变得日趋 紧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巴基斯坦一方面试图保持它在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军事和经济 援助中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希望与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海湾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海 湾战争为巴基斯坦这一策略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在这场战争中，它与所有海湾国家保 持了密切关系，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例如，沙特阿拉伯就要求巴基斯坦撤回自1983年 驻扎在该国的13000人的部队。因为这些部队中的什叶派军官在面对伊朗与沙特阿拉伯 的冲突中，将无法保证后者的安全。
然而从整体上讲，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巴基斯坦同海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却在急剧降温。海湾国家对外国工人的大规模消减和由于为海湾战争提供财政支持所导 致的石油过度供应，使巴基斯坦的经济面临巨大挑战。大批海外工人的回归，不仅使巴 基斯坦丧失了可观的外汇收入，而且加重了国内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1988年当选的贝 娜齐尔·布托总理为改善国内的紧张局势所做的种种外交努力，意味着海湾国家特别是 沙特阿拉伯对巴基斯坦重要性的增强，因为沙特阿拉伯不仅作为伊斯兰圣地的保护者具 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而且拥有大量的石油美元并乐于支援伊斯兰事业。然而，由于沙特 阿拉伯的宗教领袖曾宣称妇女不能领导一个伊斯兰国家，所以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国王 拒绝贝娜齐尔·布托总理来访的请求。接待一个作为国家领袖的伊斯兰妇女不仅会激怒 国内保守的宗教领导人，而且会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后来，因为害怕受到友好国家领导 人不必要的指责，沙特阿拉伯勉强接待了巴基斯坦总理。这个例子足以证明巴基斯坦同 海湾国家关系的冷淡。但波斯湾危机的爆发为巴基斯坦重建与沙特的友好关系提供了一 次机会。在沙特的邀请下，巴基斯坦成为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第一个非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总统伊沙克·汗说，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伊斯兰世界在侵略面前的 团结。这一举措受到了沙美两国的赞赏。巴基斯坦也希望通过派遣军队获得沙特阿拉伯 的财政援助和石油及军事装备之外的承诺，并借此保持它在阿富汗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以 向美国传递一个信号：战争结束后，巴基斯坦在美国的战略中应被看作一个有用的角色 。然而，巴基斯坦不但没有从与美沙的合作中获得利益，反而使政府不得不与反对派遣 军队同另一个伊斯兰国家作战的亲伊拉克的民众作斗争。面对民众的压力，伊沙克·汗 总统不得不妥协。为防止政府陷入进退维谷境地的地面战争的爆发，谢里夫总理于1991 年1月22日出访了六个伊斯兰国家的首府，呼吁停止轰炸伊拉克和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 ，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注：Hafeez Malik前引书，第147页。)这表明巴基斯坦的伊 斯兰外交政策正在日趋失效。
冷战的结束，不仅使巴基斯坦失去了作为美国遏制苏联盟友的地位，而且也迫使巴基 斯坦再次转向并强调它的伊斯兰属性，其目的就是要加强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在国际 环境的压力下，巴基斯坦开始实行外交西移战略，除了加强与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尤其是 与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友好关系外，还抓紧时机与新独立的中亚穆斯林国家发 展关系。巴基斯坦与中亚国家在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趋同以及各自在经济和外交上的 需要，推动着双边关系不断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中亚国家独立后，巴基斯坦率先给五 国和阿塞拜疆以外交承认，并邀请各国元首来访，分别与这些国家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 ，建立了官方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为了帮助它们重建，巴基斯坦向乌兹别克提供了30 00万美元的贷款，向其他几国各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贷款。此外，巴基斯坦与这些国家 签订了航空协定，巴航可直飞中亚；巴基斯坦还计划修建通往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 坦的高速公路并提出把卡拉奇作为中亚各国出海口的建议。(注：孙士海前引书，第201 页。)巴基斯坦的外交努力获得了积极的回报。吉尔吉斯同意向巴基斯坦出售总价值2.5 亿美元的电力；与塔吉克斯坦的协议规定，巴基斯坦将参与总值为5亿美元的罗贡水力 发电站项目，该电站部分电力将出口巴基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的协议规定，土库曼斯坦 通过管道向巴方出口天然气(注：[美]胡曼·佩马尼：《虎视中亚》，新华出版社，200 2年5月版，第201页。)。同时，在伊斯兰因素成为中亚政治中的关键和最有生命力的主 题的条件下(注：Shirin Akiner,“Religion's Cap:Islam and Central Asia in the 1990s,”Harvurd International Review,Winter/Spring 2000,p.62.)，巴基斯坦把宗 教活动作为手段，希望它能成为渗透中亚的一种强有力的方法。为此，它在该地区建立 宗教学校，修建清真寺，分发古兰经，还为中亚的神职人员提供宗教培训。(注：胡曼 ·佩马尼前引书，第97页。)在巴基斯坦和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中东国家的援助下，中 亚各国的伊斯兰势力急剧上升。以修建的清真寺和宗教院校为例，中亚地区在1989年只 有一所经学院，150座清真寺。到1991年，经学院发展为9所，清真寺已达5000座。1992 年仅塔吉克斯坦的清真寺就有2870座。1993年，乌兹别克斯坦的清真寺超过了5000座( 注：金宜久、吴云贵前引书，第633页。)伊斯兰影响在民间的复兴与发展，为巴基斯坦 拓宽外交空间提供了契机。然而，中亚各国在地缘上与巴基斯坦并不接壤的现实，制约 了双边关系的发展。阿富汗作为巴基斯坦与中亚各国相互联系的必经之路，它的和平与 稳定成为巴基斯坦与中亚各国发展关系的关键。为了控制阿富汗的政治局势以保持自己 在阿富汗国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关系，巴基斯坦积极参与阿富 汗国内的政治斗争。巴基斯坦先是支持普什图族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后又支持塔 利班。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使巴基斯坦再也无法继续采取袒护塔利班的政策。在劝说塔 利班交出本·拉登及其追随者失败后，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宣布支持美国打击本·拉 登及其庇护者塔利班。巴基斯坦希望通过与塔利班决裂和同美国的合作来缓和它与伊朗 及中亚各国的紧张关系，并以此为契机获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改善巴基斯坦的国 际形象。随着塔利班的瓦解和阿富汗新政府的成立，巴基斯坦这一战略取得了成功。它 不仅获得了美国的经济援助，而且改善了同阿富汗新政府的关系，维护了自己在阿富汗 的传统地位，同时也改善了同伊朗及中亚各国的关系。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伊斯兰教作为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始终贯穿在其外交史之中。
三、伊斯兰因素对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的制约
虽然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为其寻求外部支持和援助，维护 其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严重制约了其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和扩展空 间。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巴基斯坦对外政策中的伊斯兰倾向严重制约了它同美国的同盟关系的顺利发展 。作为一个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 承担着一种特殊责任，负有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美国的这种“上 帝的选民”的观念对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体现出 来，成为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它无疑是美国外交决策 者思想意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注：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年3月版，第18页。)90年代伊斯兰的复兴运动被西方国家看作“伊斯兰威胁”。 马克西姆·罗丁森评述道：“在他们变成一个麻烦之前很久，穆斯林就是对西方基督教 世界的一个威胁。”(注：[美]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5页。)“伊斯兰教也是对西方社会的满足的一种 威胁或挑战——精神的、社会的和最终政治的。”(注：[美]J.L.埃斯波西托：《伊斯 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17页。)因为，“ 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发生过两次。” (注：塞缪尔·亨廷顿前引书，第231页。)同时，穆斯林也一致认为在他们的文化和西 方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冲突就是差异的产物。虽然巴基斯坦曾经是美国的盟 友，但美国对巴基斯坦政治走向伊斯兰化的疑虑却一直存在。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伊斯 兰极端分子的态度和国内伊斯兰政党的反美情绪加深了美国的这一疑虑。巴基斯坦经济 形势的恶化已导致国内政治中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增强。这反过来又使人们更加对巴的重 要制度能否保持长期稳定感到担心。(注：[美]扎勒米·哈利勒扎德：《美国与亚洲— —美国新战略和兵力态势》，新华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209页。)“假如军政府失 败了，分离分子与伊斯兰势力便会蠢蠢欲动。”(注：[美]扎勒米·哈利勒扎德：《美 国与亚洲——美国新战略和兵力态势》，新华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25页。)这不 符合美国的利益。然而，巴基斯坦文化趋向保守，从而使之成了一个西方人无法理解的 封闭社会。结果，造成了在美国政治中缺乏为巴基斯坦说话的游说集团的现象，从而也 严重影响了巴美关系的发展。
其次，围绕伊斯兰教义的分歧以及穆斯林世界缺乏核心国家的现实，使得巴基斯坦同 其他一些伊斯兰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制约了巴基斯坦在穆斯林世界地位的提高和 外交空间的拓宽。在伊斯兰教中，哈里发制度和阿里制度的分歧，为逊尼派占主导地位 的国家和什叶派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埋下了冲突的祸根。这也是巴基斯坦同伊朗产生矛盾 的根源。两国的矛盾充分体现在对阿富汗各派的支持上，几乎在巴伊之间触发一场新的 “准战争”。因为伊朗寻求建立一个包括什叶派和塔吉克因素在内的至少是不反对它的 利益的阿富汗新政府；而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则希望建立一个普什图族和逊尼派占统 治地位的政体。塔利班的出现和军事上的快速成功加深了巴伊之间的对抗，并且影响到 巴基斯坦同中亚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与俄罗斯和中国一样害怕一个由塔利班控制的阿 富汗。(注：Ameen Jan,“Pakistan on a precipice,”Asian Survey,Vol,XXXIX,NO.5 ,September/October,1999.pp.711—712.)尽管巴基斯坦在九一一事件后抛弃了塔利班 政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伊朗和中亚各国的关系，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巴基斯坦与这些国家的矛盾依然。同时，巴基斯坦想做伊斯兰国家领袖的企图，也增加 了它同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和埃及的矛盾与摩擦，从而制约了自己的外交活动空 间。
最后，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政府内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势力都极其强大，对其对外政 策形成了严重的制约。为了获得约占全国人口97%的民众的支持，巴基斯坦的统治者不 断推行伊斯兰化并在宪法上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从而为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政党参政提 供了群众基础。在巴基斯坦，所有的政党几乎都与伊斯兰有关，有些政党、教派不是以 宣教而是以参政、议政为主。(注：黄心川：《当前南亚宗教发展的趋势与特点》，《 南亚研究》，1997年第1期，第38页。)这对统治者的外交决策形成了挑战。军方作为最 保守的伊斯兰势力的堡垒，极大地影响到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谢里夫政权 就是因为军方不满其与美国的外交协定而被推翻的。穆沙拉夫上台后，在与美国达成反 恐协议和打击塔利班之后，军方的反对呼声很高，同时国内激进教派团体和广大民众也 强烈抗议，导致反美、反政府和反战示威不断升级。穆沙拉夫为了控制局势，撤换了几 名亲塔利班的高级将领，但由此可见巴基斯坦国内伊斯兰反对势力的强大(注：原狄： 《国际反恐怖主义战略：美国、巴基斯坦与印度》，《南亚研究季刊》2001年第4期， 第33页。)。这就严重制约了巴基斯坦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外交决策的执行和效果。
总之，巴基斯坦作为一个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伊斯兰教对其内政外交有着重要 的影响。它不仅为巴基斯坦的统治者取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维护国内的稳定提供合法 性，而且为巴基斯坦的对外政策提供了指导思想。高举伊斯兰教的大旗，一方面为巴基 斯坦获得穆斯林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摆脱外交孤立的局面从而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极大 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为巴基斯坦的同盟外交战略带来了许多不便，尤其是影响了与美国 关系的改善，从而破坏了巴基斯坦的长期国家安全目标。然而，伊斯兰教作为巴基斯坦 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将继续在其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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