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洲投资格局的形成——中国对非洲投资50年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中国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033(2008)01-0001-12
一、中国对非洲投资概况
国际直接投资是一项复杂的经济行为。它不仅涉及货币形式的资本转移，还涵盖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及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的转移和输出，更与企业国际化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投资者除需关注政局和社会环境是否稳定外，更多还要考察投资对象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后者主要涉及经济增长、资本收益率及金融市场条件等三个方面[1]。
新中国的境外投资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以直接投资为主。具体到对非投资，基于投资主体和客体的特殊性，仅仅运用纯粹的投资学理论，似乎还不足以诠释中国在过去50年的对非投资情形，因为个中充满了太多的迷思和例外。譬如，中国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同属于渴望资本输入的发展中国家。从投资学角度讲，独立初期的非洲并不具备吸引外资的条件。中国既为资本缺乏国家，且面对的又是一个落后、不稳定的大陆，中国为什么还要投资、援助非洲？笔者认为，中国对非投资情形所以如此复杂，这与不同时期双方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关系。惟有借用政治投资的概念，并从更为宽泛的层面上加以分析，才能对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对非投资情形，做出较为详尽的阐述。
非洲有53个国家，多数独立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非洲国家建交也多始于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出于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均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此间发生的抗美援朝、万隆会议及中苏论战等一系列涉华重大国际事件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最终孕育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诞生。因此，尽管面临国内政治斗争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国政府还是义无反顾地援助新生的非洲国家，积极发展与它们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其目的不光是为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也有支持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巩固第三世界阵营的需要，充分体现了新中国领袖们的政治智慧。
回顾建国以来中非经贸往来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是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中非经贸合作在不同时期虽有不同特点，但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却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作为服务于政治需要、双边贸易和对非援助的重要手段，中国对非投资大体上亦因循着上述历史分期发展。因之，中非经贸发展的历史分期可依据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界定为三个历史时期：从建国初期到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体制改革，以及从体制改革到实施“走出去”战略。
第一个时期：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1955年—1980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非双边贸易额仅有1200万美元[2]204。从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随着非洲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高涨，许多非洲国家相继取得独立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从而为中国开展对非投资和贸易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使得双边经贸合作得以稳步发展并初具规模。
1964年周恩来访问非洲时提出的著名的援外八项原则，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特别是对非援助的指导方针。这一时期的对非经济援助(或投资)，是以换取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为其主要回报的。其特点是对非进行无偿援助，以援建坦赞铁路最为典型。从1956年到1977年底，中国向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2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50多个发展中国家援助的70％[3]。到70年代末，中非贸易额也只有8.17亿美元[2]99。
第二个时期：从改革开放到体制改革(1980年—1990年)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几乎为零，少数合资企业也是为了执行特定的政府项目而兴办的，如中坦航运合资公司。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战略之后，为了巩固和扩大以往的对非援助成果，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一改与非洲国家单一的贸易往来和经济援助方式，从小额承包工程项目入手，在非洲国家开展了包括兴办合资、独资企业在内的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经营方式也由“交钥匙”援建，转向合资经营，共同管理。在这一时期，对非直接投资既服务于政治目的，同时它也是带动工程设备、原材料以及其他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的重要手段。
与此同时，国内进行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与实施，为即将到来的企业对非直接投资做了必要的体制上的准备。由此而引发的企业重组和产业结构调整，使企业最终实施产业转移和对外投资成为可能。然而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中国对非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企业不熟悉国际投资的惯例作法，对非洲市场的风险和潜力认识不足，加上企业的实力有限，对非直接投资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总额也不高。1979年至1990年底，中国在非洲共投资102个项目，投资额为5119万美元，项目平均投资约50万美元。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投资项目的行业分布详见表1。
表1 1979年—1990年中国对非洲投资行业项目统计
行业工农业 资源开发建筑承包 交通运输 工贸技餐馆诊所
项目个数 50
15 102 2
22 1
资料来源：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不过，也有一些大中型项目投资，其中超过100万美元的项目有11个；如扎伊尔的金沙萨木材加工厂，投资额超过500万美元。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标志着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已经实现了由纯粹的政治行为向理性的经济行为的转变，并开始逐步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
第三个时期：从体制改革到实施“走出去”战略(1991年至今)
这一时期是中国对非投资的快速增长期。在项目的分布上，北以埃及、苏丹为重点，南以南非、赞比亚为中心，形成了两头带动中间的发展态势。项目涉及的非洲国家达49个之多。投资领域不断拓宽，由以贸易类企业为主转变为以生产加工和资源开发为主，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诸多领域。在投资规模上，中方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大中型项目逐步增多。
1992年初，中国开始探讨如何把对非援助转化为双边企业之间的合资合作，并摸索出三种较为成熟的合作方式：一是对新建的援外项目，由受援国政府将中国提供的贴息贷款，转贷给其企业作为项目资本，中国企业在此基础上再行投资，双方企业合资经营该项目；二是将已建的援助项目转为中资企业独资或租赁经营；三是两国政府通过签署原则协议，在政策或资金方面给予扶持，由两国企业直接合作[4]。
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于1995年对援外方式进行改革，积极推行“以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援外政策。在扩大对非洲贸易出口的同时，积极开展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并以此带动、扩大和深化中非经贸关系。从成效看，1995年援外方式改革促使更多的中国企业把目光投向非洲大陆，大大地推动了中国企业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使中国对非经贸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方对原有经援项目继续加强援助与开发。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对一些非洲国家给予了经济技术援助，援建过一些工业项目。然而自90年代中期始，由于投资对象国的政治和经济原因，对中国早先援建的项目实行了私有化，而当地企业很难将这些项目维持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对方的要求，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对这些项目注入新的资金，继续转让技术，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必要时国家在信贷方面，予以专项支持，使这些项目起死回生，得到很好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涌现出五矿、成套、海尔等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生产和科研企业。根据中共十五大提出的鼓励能够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精神，以及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方针，中国政府有组织、有步骤地推动这些企业以现有设备和成熟技术到非洲国家投资设厂，将加工装配作为这一时期推动海外投资的重点，鼓励国内企业到非洲投资设厂。国内富余生产能力的转移，既带动了出口，又配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对非投资由此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详见表2)
表2 1996-2000年中国对非洲投资统计
时 间
1996年 1997生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中方投资总 5625818488276465
21310
额／万美元
资料来源：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面对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势头，1997年中央成立了由李岚清副总理任组长的对非经贸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对非经贸工作。同年9月，外经贸部在大连召开第一次全国对非经贸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推动双方企业之间的合作，并把援助与投资、贸易和其他互利合作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外经贸部也加快了在非洲国家设立“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的步伐，以为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提供信息平台。援外优惠贷款与援外合资合作专项资金相配合，有力推动了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发展。是年，由外经贸部审批的对非投资项目中有9个使用了援外资金，投资总规模达5000多万美元。尽管在这一时期，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尚不具备大规模到境外投资的条件[5]，但是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似乎是个例外。这再次表明，中国政府是以战略性眼光看待对非投资工作的。
199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即现在发改委)确定对非投资规划方案，第一次就对非投资领域、规模及投资目标，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着重就对非资源和矿产类投资提出了指导意见，这标志着对非投资工作开始孕育面向新世纪的战略转变，即由贸易型投资开始向以资源类为中心的直接投资的转变。据统计，截至1998年，中国累积在非洲设立企业381家，协议投资总额6.13亿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3.68亿美元，占中国当时境外投资总额(63.3亿)的6％。这些项目的设立将带动中国企业对非洲零件、散件、原材料的输出，极大地改变中国对非洲出口以单纯商品贸易为主的局面，有利于中国企业开发当地市场与资源。
1999年，中国对非投资达9500万美元，设立企业54家。截止到1999年底，中国对非累计投资4.66亿美元，设立企业442家[2]，该年投资涉及轻工、机电、纺织、服装、制药等领域。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加工贸易项目已经开始起步并初具规模。截至1999年底，中国在非洲16个国家建立了47个境外加工贸易项目，双方投资总额7414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4314万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6.89％。境外加工贸易项目不仅为对象国增加了税收，还为它们创造了就业机会，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带动了中国相关技术、设备和原材料的出口。
无论从认识，还是从规模上讲，真正意义上的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还是在中央组织和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所谓“走出去”战略，实质上是企业的外向国际化行为，也是企业内向国际化发展的必然结果。2000年在该战略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的推动下，中国对非投资取得了长足进展。其突出表现是，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领域不断扩大，协议投资额也在迅速增加。2000年，中国在非洲设立的投资企业为57家，双方协议金额为2.51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金额为2.16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了一倍多，约占中国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39.2％。到2000年底为止，经中国政府批准的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项目累计499个，双方协议投资总额达9.9亿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为6.8亿美元。从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的趋势来分析，增长的势头显而易见，而且在2000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6]。截止2000年底，中国已经与17个国家签订了双边鼓励和保障投资协定，这些国家是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马里、佛得角、加纳、尼日利亚、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刚果、加蓬、赞比亚、毛里求斯、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南非和塞拉利昂。此外，中国政府还与埃及、苏丹、毛里求斯和塞舌尔4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议。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重化工业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有学者预计，中国会像当年日本和韩国向东南亚及中国东南沿海实施产业转移那样，向对华友好的非洲国家大举转移其过剩的产能。然而，这一情形非但没有出现，中国对非投资的绝对额反而下降了。笔者以为，这种产业转移滞后现象与中国自身所处的经济环境有关。日本和韩国均为资源稀缺国家，且劳动力成本极高，这是它们急于转移产业的主要原因。而中国的情况则稍有不同。一方面，中国的资源并不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十分的匮乏；另一方面，中国本身拥有巨大的投资市场。这使得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加强与外部世界联系(不妨称之为体外循环)的同时，还须优先解决其区域性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自身的体内循环)。尤其是东西部差异的存在，使得资本和技术实力相对雄厚的企业随中央开发中西部战略决策的实施，优先转移到了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和地区。这或许是2000年中非论坛之后，中国在继续扩大引进外资的同时，对非投资额反而下降的主因。这也再次表明，对外经贸关系服务于国家利益，对非投资自然也不例外。
表3 截至2003年上半年中国对非洲国家投资统计简况
国家地区 企业数量／个总投资份额／万美元 中方投资总额／万美元
非洲 602117323.5645 82813.0445
埃及 28 12548.974950.99
利比亚5 95 95
阿尔及利亚9 270.8 261.4
突尼斯6 560
302.5
摩洛哥24 1264.5 752.8
毛里塔尼亚4
384.81 373.81
马里 5
7099.36 5812.16
苏丹 13 1970.5 1158
埃塞俄比亚6686.2 398.78
肯尼亚28
2752.792279.39
索马里0
0 0
吉布提1 100 78
厄立特里亚2 198.1 97.3
坦桑尼亚 20 6165.7
4138.5
乌干达12 1014.7667.9
赞比亚18 13922.2213441.62
莫桑比克 62046.11 1463
马拉维0
0 0
布隆迪2 179.5 71.8
卢旺达4 735
285.1
马达加斯加182223.74
2000.84
科摩罗1
1010
毛里求斯 253078.1 2122.3
留尼旺0
0 0
刚果(金) 10 3177 2600.2
刚果 4 1022.6115
594.1115
中非 6 470.8 428.6
乍得 1 17 17
塞内加尔 3 35.2
24.3
冈比亚8 390250
几内亚比绍2426.7 426.7
几内亚61223.91
1192.71
塞拉里昂 3 130.1 114.8
利比里亚 121355 931.8
科特迪瓦 22
2722.41893.3
布基纳法索1
3 3
加纳 20
2492.32009.2
多哥 12
778.12778.12
贝宁 82935.51777.9
尼日尔4 1834 1521.4
尼日利亚 51
7268.85
4506.75
喀麦隆18
2253.16
1633.08
赤道几内亚31131.51
1131.51
加蓬 162167.2
1998.5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
00
佛得角3 220 60
南非 103 20298.673 12247.273
纳米比亚 11
1208.5 973.5
津巴布韦 15
5374.83
3454.29
安哥拉4 330 281
博茨瓦纳 8 490.5472.5
莱索托10245.6144.5
斯威士兰 0
00
塞舌尔1
15
15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有关资料统计。
截止2001年底，中国已在非洲累计设立投资企业达549家，比2000年增长9％。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0.826亿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7.5537亿美元[7]。到2002年，中国在非洲新增企业36家，协议总投资7283万美元，中方投资6275.5万美元。截止2002年底，中国在非洲设立的投资企业共有585家，协议总投资11.56亿美元，中方投资8.18亿美元。
这一时期中国企业的投资项目具有规模小、中短期收益性项目多、国别分布零散、缺乏产业集群效应等特征，多是一些餐馆、小型加工厂、商店。但也有一些大型项目，其中投资额较大的项目有：苏丹油田开发项目，累计投资15亿多美元；中色建设集团公司在赞比亚建设的谦比西铜矿，投资1.5亿美元；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在南非投资铬矿资源开发项目，总投资额达2000多万美元；上海华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563万美元(其中使用贴息贷款5000万元人民币)在尼日利亚成立中尼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等等。
二、中国对非投资的特点
从以上三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出，中国对非投资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目标也各不相同：或是改善与拓展国际生存环境，打破封锁；或以投资带动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增长。充分体现了其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综合地看，中国对非洲投资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中国的对非投资带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性，它与援助、贸易的联系性极为密切[8]，由商务部(原外经贸部)统一管辖。商务部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条例》和《办法》，对涉非投资企业进行归口管理。
其二，长期靠政府推动，属于国家行为。如表2和表3所示，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非投资两次高潮(1997年和2000年)分别是在大连会议和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的推动下到来的。前者旨在改革援外方式，后者则是为了促进对非投资。
投资领域不断扩大，并由轻工、家电逐渐向资源类倾斜。这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投资的目标已由单纯的以投资带动出口，开始向与带动进口并举的方向转变。对非投资总体上与国内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呈互动态势，并服务于后者。
其三，随着外经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对非投资由国家行为逐步向国家指导下的企业行为转变。投资主体也由国家包揽，转而呈现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三分天下的格局。其中，国有企业一直是中国对非投资中坚力量。在对非投资的历史沿革中，由国营改制而形成的国有企业，其角色由体制改革前的政府行为的载体(援外项目的承担者)，开始向追求经济效益的企业行为转变。如同在国内一样，国有企业同样面临着民营和私营企业的强有力挑战。这表明，在非洲竞争性的市场条件下，民营和私营企业同样有其发展空间，一定程度上还有着它们自身的优势。由于它们灵活的经营机制，因而能够较快地适应非洲市场较小规模的投资需求。鉴此，本着注重实效的原则，政府同样也应该积极鼓励有实力的民营和私营企业去非洲投资兴业。
其四，在投资主体的选择上，以实力强，管理科学，出口产品有信誉的国内生产企业为重点；在投资方式上，以企业现有设备及成熟技术和原材料零配件等实物投入为主，从事散件组装及加工生产为重点；在行业的选择上，考虑到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在家电、纺织、服装、机械装配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建厂，以便更多地雇佣非洲当地的劳动力；在地区选择上，以政局稳定，投资环境好，双方有相当经贸合作基础的国家和地区为重点。可以说，以低端技术和产品切入，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外在表现。
其五，在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较快增长的同时，双方投资合作的方式和途径也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双边投资的法律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其六，鉴于非洲市场的特殊性和中非经济发展的互补性，中国政府对于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予以特别的支持和鼓励，并从一开始就在税收政策和进出口政策方面给予其优惠。近年来，中国政府还对现有的中非合作项目进行评估。通过总结中国在非洲投资项目的经验，以为中非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同时，有关部门还编制了非洲部分国家吸引中国投资的项目清单，确定潜在的投资项目，积极推动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尤其是支持企业到非洲从事资源性投资与开发，以充分发挥非洲国家的资源优势。
三、投资资金来源
(一)政策性资金来源
境外投资的资金必须来自投资者自筹，这是中国政府同意国内投资者到国外投资设厂的一项原则规定。对于国家政策性境外投资项目，特别是对具有战略和政治意义的国家投资，许多发达国家在财政上都给予大力支持，其通行做法是设立专项基金。考虑到对外投资项目带有较强的政治性，资源开发项目所需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投资风险较大等因素，为了促进对非投资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央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于1998年设立了资金总额为40亿元人民币的外贸发展基金。其中又可以细分为优惠和贴息贷款两个部分。其后，从该基金中又派生出很多专项基金，如境外加工贸易扶持基金、援外合资合作基金、中小企业开拓基金，等等。对非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基本上是根据相关规定划拨的。因此，投资者除自筹资金外，还可以向以下投资资金或基金提出申请：
1、“中小企业开拓基金”主要是为配合中国援外体制改革，而专门设立的。随着中国援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在受援国境内与其企业进行合资、合作开发中小型生产项目，将成为今后援外的重点。作为受援的重点地区，非洲无疑是中小企业开拓基金的主要受益者。
按照商务部的有关规定，如果境外投资是对外援助项下投向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地区，境内投资者可申请援外合资合作基金、援外优惠贷款等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兴业。
2、“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该基金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用于支持中国企业同受援国企业举办具有援助性质的合资、合作、独资企业。自1992年起，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贷款先后支持中国企业在30多个受援国探讨、落实援外合资合作项目40多个。其中援非的主要项目有津巴布韦华津水泥厂、拖拉机组装厂；卢旺达水泥厂代管经营；马里塞古纺织厂合资经营、茶厂租赁经营；纳米比亚拖拉机组装厂；赞比亚农场、商品中心；肯尼亚制药厂独资经营，等等。
自1995年实行援外方式改革，推行“以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的援外政策以来，中国政府先后同40多个受援国签订了优惠贷款框架协议，探讨了近100个援助投资项目。非洲主要实施的项目有苏丹石油、黄金开采；坦桑尼亚、赞比亚的两个纺织厂；赤道几内亚的森林开发和木材加工；博茨瓦纳铁路更新；科特迪瓦农机装配厂、汽车装配厂和制药厂；加蓬渔业开发等投资项目。
3、“对非投资专项基金”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倡导，于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之际设立的。该项基金主要由财政拨款和国家外汇储备构成，基金主要用于资源开发类项目的注册资本金或固定资产投资，可根据项目情况逐步到位，滚动使用，并应随中国对非投资总规模的扩大而有所增长。据此，中国政府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去非洲投资，建立有效益、适合当地需要的合资合作项目，以增加当地的税收和就业，参与当地的经济建设。该合作专项基金的设立，使得中国的对非投资开始逐步游离于援助项目和贸易投资之外，标志着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真正步入正轨。
(二)国际市场融资及中方提供的相关金融服务
除了政策性资金可资利用外，针对非洲国家投资环境和支付能力较差，以及国际融资条件欠佳等具体情况，中国对非洲投资在资金来源和投资资金的回收方式上采取多元化的原则，即除了注册资本和购买资源等必须直接投入的资金外，尽可能争取在国际市场进行融资(如以项目或拟购置资产抵押、无追索贷款、项目融资等非直接负债形式)，将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风险尽可能分散。
在资金的具体安排上，鉴于投资资源开发类项目的投资额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且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为鼓励中国企业发展对非洲国家的投资，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能够达到合理经济规模且具有较好经济效益的资源开发类项目，其项目投资总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在项目的中方投资主体以部分自有或自筹资金作为项目投资的同时，国家每年在财政预算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中安排部分资金作为专项基金，用于项目的注册资本金和自有资金，并配套安排适量的政府优惠贴息贷款、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和境外投资专项商业贷款；对扩大国内长线产品、设备、技术出口和劳务输出的项目，根据其投资主体的性质和投资规模比照上述条件给以适当支持。
此外，为解决境外中资企业的融资问题，中国政府还以提供中长期出口信贷、债转股，以及设立金融机构等形式，向对非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具体做法有：
其一，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中国企业提供政策性中长期出口信贷，条件是出口产品属于机电产品成套设备等资本性货物，中国国产成分不得低于70％(买方信贷不得低于100万美元，卖方信贷不得低于50万美元。这一要求限制了单笔生意销售额达不到上述标准的中国企业使用该项贷款)。
其二，境外加工贸易业务的资金鼓励政策适用于：凡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有关银行对其到海外建厂提供人民币中长期贷款。银行对境外加工贸易出口的设备、技术、零配件、原材料所需资金优先提供出口信贷。有关银行根据《贷款通则》的要求及企业的经营状况、偿债能力和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实际生产规模等指标，为举办境外加工贸易项目的国内企业核定该项目出口信贷额度，在额度范围内简化审批手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可申请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专项资金扶持。具体项目由进出口银行评估、放款和回收。开展境外加工贸易业务的企业可申请使用援外优惠贷款、援外合资合作项目资金。为鼓励扩大生产规模，允许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将获利后5年内所获利润充实资本金。举办境外加工贸易项目的企业申请批准的周转外汇贷款，银行按正常的贷款利率执行，由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对出口企业贴息2个百分点。
其三，债务资本化是目前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一种新形式。对某些还贷吃力的生产性项目实行债务资本化，将受援国所欠的无息贷款转为我公司的股本合资经营，由中国公司向中国政府还贷。1994年4月马里政府将中国援建的赛古纺织厂折成1763.76万元人民币作为归还中国政府1970年5000万元人民币贷款还款的一部分，转股给中国海外工程公司，由海外工程公司归还中国政府，其余部分仍由马里政府偿还，就是这类形式的成功实例。
其四，利用政策性和商业性出口信贷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和成套设备出口的管理。鉴于对外工程承包和成套设备出口对扩大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外工程承包和成套设备出口涉及中国对外关系，具有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且对技术和商务谈判有较严格的要求，为规范对外工程承包和成套设备出口的经营秩序，改善对利用政策性和商业性出口信贷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和成套设备出口的管理，保证出口信贷的回收，维护国家利益，商务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对上述业务的管理做出了新的规定：
(1)申请使用出口信贷开展对外工程承包的企业必须具有商务部批准的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
(2)申请使用出口信贷开展成套设备出口的企业，须报商务部批准方能获得成套设备出口经营资格。申报经营资格的企业要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具有政府有关部门核发的机电设备成套单位甲级资格证书并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管理的、以出口机电产品为主并与具有政府有关部门核发的机电设备成套单位甲级资格证书的企业有合作关系的外经贸企业。
其五，设立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在赞比亚等非洲国家设立分行，以便利中国企业存贷款，开辟融资途径，规避汇率风险。中国银行将根据非洲各国贸易额和投资额的大小，在重点国分别设立分支机构。
四、主要投资领域及目标市场
投资领域的确立与目标市场的选择，是投资者进行可行性研究的两个基本层面，它们决定着投资方向和效益。新世纪伊始，中国对非投资领域不断拓宽，投资格局初步形成。在贸易类投资仍占主体的同时，投资重点开始转向生产加工和资源开发两大领域。
从投资领域看，以往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领域集中在技术含量不是很高、资本量不是很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涉及轻工、机电、纺织、服装、制药等领域。这些领域多数已经成为中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其特点有三：一是生产能力强。服装、棉纺织、丝绸、化纤、煤炭、水泥等生产能力均居世界首位。空调器、洗衣机、电冰箱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30％、24％和16％，已经进入家电生产大国行列；二是出口比重大。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纺织品、服装、一般机电产品、鞋类、旅行用品及箱包、玩具、塑料制品等7类产品已占中国出口总额的72.4％，自行车、丝绸等产品占国际市场主要份额，可以主导国际市场价格；三是拥有一批优势企业和知名品牌。中国前6位家电生产企业的电冰箱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75％，洗衣机占74％，空调器占68％。国产大家电产品已主导了80％的国内市场，涌现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优高新产品。1979年至2000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部门分布情况详见表4。
表4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部门分布情况(1979-2000)
部门
项目数 投资额／百万美元
服务业
200124.50
工业制造 230315.27
机械 20 16.06
家用电器 36 25.40
轻工 82 86.54
纺织 58 101.60
其他 34 85.67
农业 22 48.13
资源开发 44 187.60
其他 3 5.85
总计 499681.35
资料来源：根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业务统计资料整理。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部分产业技术、设备及产品的国内市场已趋饱和，急需到海外寻求新的销售市场。截止1998年底，中国机电行业有约1/3的生产能力过剩。如自行车、缝纫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电视机生产能力分别有33％、32％、35％、28％、35％和25％的过剩，这无疑增大了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压力。同时，中国的纺织工业，特别是棉纺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达24％，需要削减1000万锭的生产能力，如能将其转向盛产棉花的非洲国家生产、销售，对中国纺织工业的结构调整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可见，国家计划委员会在1998年制定了对非投资发展规划并提议设立对非投资发展基金，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国内经济背景的。
不过，中国在以上领域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也是相对于目标市场而言的。从目标市场看，除南非和埃及等国外，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较为单一，尚未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因而，迫切需要引进外资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资料生产。这种因目标市场需求而促进投资，以投资带动出口的情形，对中非双方来说，无疑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与日俱增，如何加强对非洲资源的开发力度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的资源环境特点是总量可观、结构不尽如人意、人均拥有量不足和使用损耗率高。对世界人口大国的抽样分析表明，目前中国的资源环境安全状况仅略优于日本。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目前一些大宗战略性资源如石油、森林、橡胶、铁矿、铜矿等已出现相当程度的短缺，如不采取得力措施，到2020年前后中国的部分资源供需情势将进一步恶化，如何确保国家资源环境安全的稳定性已成为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
以石油资源为例。目前中国石油预测资源量在世界居第十位，但人均拥有量很低，按照“十五”规划，要保证中国的GDP按7％的速度发展，能源的增长速度大约要保持在5.5％左右，其中石油供应量必须以3.5％的速度增长，但中国国内的石油供应增长量仅在1.67％左右，余下的就要靠进口。1993年中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1年进口原油6025万吨，总值116.72亿美元，已占当年国内生产量的36.5％。其中从海湾国家进口2302万吨，非洲则是第二大石油来源地，总计从非洲进口1373万吨，价值25.967亿美元(其中苏丹497万吨，安哥拉380万吨，赤道几内亚215万吨，喀麦隆82万吨，尼日利亚77万吨)[7]14。
综合考虑政治外交等因素，素有“世界原料库”之称的非洲极有可能成为中国今后利用海外资源的重点地区。世界上最重要的50种矿产中，非洲至少有17种矿的蕴藏量占世界第一位，其中铂、锰、钌、铱等储量占世界80％以上，磷酸盐、黄金、钻石、钴等储量占50％，铀、铝矾土等储量也相当丰富；它是世界八大产油区之一，石油储量占世界的7％，目前产量占世界的11％，出口量占世界的20％；此外非洲渔业和林业资源也极为丰富。
在目前的条件下，通过投资参与开发或买断部分生产能力，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基地和供应能力，作为利用非洲资源的主导方式，是必要和可行的，中国开采和利用赞比亚的铜矿资源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铜资源最大的消费国。为了满足巨大的建设需求，中色建设集团公司在赞比亚建设的谦比西铜矿，投资1.5亿美元，为中国占有了500万吨铜资源，15万吨钴资源。因此，中方应积极总结这些成功经验，为合理开发非洲资源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
关于目标市场分类，目前缺乏完整的统计数据。但总的说来，资源、矿产类投资主要是以中国和国际市场为目标；农副产品加工主要是投放当地市场；服装及轻工产品则主要是销往欧美市场。
五、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效益
“走出去”战略是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另一个“轮子”，其核心是要强调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为此，商务部就对非投资，实现效益，提出了五项基本要求：企业要有实力；项目要有市场；管理人员要有能力；驻在国环境要有保证；合作伙伴要有资格[7]12。具体地讲，企业首先要有实力、有信誉、有自己的优势产品和技术，承担与自己的实力相适应的合作项目；合作项目要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确保其市场前景；要选派技术、业务水平高、精于经营管理、有敬业精神的高素质人员；注意深入了解市场、扎实调研，做到透彻地掌握、并能灵活运用当地相关政策、法律法规；选择有实力、有信誉的合作伙伴，并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
从中国对非洲非贸易投资的总体情况看，大多数项目设立后生产经营情况较好、产生良好社会效益，受到有关国家的欢迎，同时对扩大中国出口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例如，海信和上海广电在南非的电视机厂、海外工程总公司在马里的纺织厂、内蒙鹿王集团在马达加斯加的羊绒衫厂、中农垦在赞比亚的几个农场、第一拖拉机厂在科特迪瓦的农机装配厂、肯尼亚的金钟电池项目、青岛纺织公司在赞比亚的纺织厂、山西药物研究所在多哥的药厂等合资、独资或承包项目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6]284。
以海信集团开拓南非市场为例。1993年海信集团领导通过市场调研，根据当地市场购销旺盛和贫富分明的特点，决定以海信自己的品牌快速进入市场。由于产品价格定位准确，海信一举获得成功，开中国家电产品进入南非市场之先河。2003年9月，《人民日报》对此做了专门报道。海信还适时提出以自己为主体与当地企业合资经营，培育和发展南非潜力巨大的市场，以此作为集团发展海外市场的桥头堡。1996年10月，海信在海外的第一个生产基地——年产10万台彩色电视机和黑白电视机的工厂开工生产。在“让中国成为名牌”这一经营战略指导下，海信南非公司连续奏响“市场调查、市场进入、市场占有、市场开拓”四部曲，被当地政府树立为中资企业在南非投资的典范，也被当地商家评为“最佳产品”和“最佳供应商”。与此同时，海信利用覆盖南非全国市场的品牌优势，进行多元化经营，将海信洗衣机、微波炉、家庭影院等产品成功地推入南非市场，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借力发展及利用区域性组织的优势上，海信也走在了同类企业的前头。2001年海信集团审时度势，追加投资295万美元，收购韩国大宇南非公司厂房，扩大生产规模。同时，着手向东非和中非延伸，目前海信电视机和DVD等产品已经顺利打入南非周边国家市场。
除了轻工、机电产品外，大型资源性项目、承包劳务工程等对非投资项目，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不仅有效地带动了中国设备和机电产品的出口，而且还产生了连带效应，带动一些中小型项目的发展。如中国在苏丹实施的石油开发项目(中方参大股)，项目总投资已达10多亿美元，中国企业承担了炼油厂、输油管道、集油站等数个辅助项目的建设任务，项目总金额10.17亿美元。该项目以石油勘探开发为龙头，带动了中国大批量的石油钢管及其它石油设备的出口，金额约5.2亿美元，并且带动了中国劳务人员的输出(约7000人)。该项目为实现苏丹石油自给做出了贡献。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均很突出，对外影响颇大，是中国实施“一大带群小”战略的典型范例。
然而，中国企业在非洲也有一些沉痛的教训，如科特迪瓦华科汽车装配厂、尼日尔棉花项目、喀麦隆拖拉机厂等，都是由于前期工作没有做好，才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非洲办农业合作项目，经验和教训也很多，如中几(内亚)农业项目，1997年以来国家投入资金1600多万美元，但到2001年底，项目累计亏损已达315万美元，造成亏损的主客观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前期可行性论证不充分，对农业项目的特点和困难估计不足。
中资企业对非投资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要特别注意搞好规划，防止盲目投资。要认真调查分析投资对象国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消费能力、市场容量以及自然资源等情况，给企业提供指导和咨询，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特点及容量，明确具体投资项目和规模。
六、中国对非洲投资问题剖析
作为新兴的资本输出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虽已遍布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然而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所占份额却相对较少，1999年累计投资额与投资项目总数甚至低于非洲对华投资水平[2]100。中国对非投资也面临不少自身的困难和问题，包括国际化的市场规则、销售网络的创建、自主品牌的拓展。目前，双方在投资领域仍然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投资不足已成为中国扩大对非经贸合作的一项制约因素。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就客观因素而言，非洲市场存在的不利因素有：
1、大多数非洲国家资源长期遭到西方殖民者的掠夺。在独立后，经济上的困难使大多数非洲国家对石油、矿产、农、林、渔业等资源的开发长期处于低水平和粗放发展的状况，投资配套条件差，致使中国在非投资成本增大。
2、非洲国家的经济仍受前宗主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左右，其资源仍为这些国家所控制，如欧美的大公司仍垄断着该地区石油等战略资源，使中国面临严峻的竞争。特别是近来美国调整对非洲的经济政策，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在非投资的难度。
3、一些非洲国家近年来政局动荡，战乱不断及连年自然灾害，再加上西方国家对非洲的资源和市场的争夺日益激烈等原因，致使非洲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步履艰难，外债负担严重，支付能力低，给中国对非投资带来了较大的风险[7]305。
4、非洲多数国家市场狭小、购买力低且各国间贸易壁垒仍然存在，这些因素也都给中国对非投资带来了不利影响。
除了上述客观因素之外，也存在一些主观问题：
1、对投资领域与目标市场的可行性论证不够深入。提供的项目以无偿援助性、贸易性和加工性为主，投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分散性和短期行为，多数项目的投资规模偏小，达不到合理的经济规模，因而效益不够明显。
2、现在的境外投资统计系统不包括中国境外金融机构及港澳地区对境外的投资。商务部、原国有资产管理局、外汇管理局、海关都有基于各自业务的统计，数字不尽一致。有必要建立新的境外投资统计系统，以期在统计口径、方法上与国际统计惯例接轨[9]。
3、来自体制方面的制约因素。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对非投资主体主要是国营企业，即由国家出资，国有企业承担援建项目。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民营和私营企业的逐步发展、壮大，它们开始走出国门，并以其产权制度变革作为基础，经营方式从以生产加工为主的产品经营逐渐向品牌经营，甚至资本经营转变。民营与私营企业挟其经营体制上的优势，与国有企业在非洲市场一比高低，[1]中资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成为中国开拓非洲市场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在产业导向、投资规模、经济布局等方面国家调控力度有限，项目的投资主体缺乏跨国投资经验，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足，致使中国企业在市场开拓时压价竞标和削价竞争的现象时有发生，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和信誉损失。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国家在宏观管理上力度不够。因此，深化经济和外经贸体制改革，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根本与关键。事实上，这也是国内市场状况在国外市场上的部分反映。在现有情况下对涉非国有中资企业完备审批手续，进一步加强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它涉及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商务部所确立的监管模式——如不再进行外汇风险审查；300万美元对外投资项目报当地有关部门审批即可；允许各种所有制的企业购汇开展境外投资，企业免交汇回利润保证金等项措施已经在10多个省市进行试点，这无疑为国有企业的境外运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事实上，现存的中国对非投资主体所呈现出的国有、民营和私营三分天下格局，既是一种客观情况，也是符合目前对非经贸工作需要的。鉴此，积极引导并正确规范中国在非投资的企业行为，做好在非洲投资的总体规划也是十分必要的。国有中资企业以其资金、雄厚的技术力量和齐备的人力资源能力，适宜在非洲进行农业和资源矿产类投资与开发，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取决于其今后5年国民经济对资源和市场的需求情况。作为被国际社会广泛看好的重要经济体，中国可望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第四引擎”。基于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及非洲对投资的需求和投资条件的改善，中国对非投资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当前，应当认真制定中国与非洲重点国家及区域性经贸合作发展战略和规划，不断研究中非经贸合作中随时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动向，及时调整相关政策，为中非双方企业开展经贸互利合作创造良好环境，鼓励和推动更多中国企业到非洲地区开展投资业务和中国新商品进入非洲国家市场。同时重视从非洲国家的商品进口，逐步缓解中非贸易不平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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