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友人论文,贡献论文,作用论文,国际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全世界反对侵略拥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即相继开展广泛的援华活动。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战就与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同各同盟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协同作战，直至1945年8月取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们把支援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职责，当作开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任务。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本文拟从现有研究基础和可靠史实出发，就若干国际友人群体在抗战中的贡献和作用，以及有关评价国际友人的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 从事新闻采访
抗日战争时来华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冈瑟·斯坦因，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他们历尽辛劳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忠实报道中国军民抗战情况，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其一，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局部抗战阶段，斯诺就曾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报道对中国抗战。1938年1月和1939年4月，斯诺将“七七事变”前他访问延安写就的《西行漫记》和他的夫人继续往访撰成的《续西行漫记》先后交给上海进步人士（注：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84页。）译为中文出版， 增强了国内人士对中共及其抗战行动的认识。 史沫特莱1937年3月1日采访了毛泽东，后曾将此访问记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为题用中文在延安出版并广为散发。她就抗日战争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讲：“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注：珍妮斯·麦金农等《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中华书局1991年版中译本，第230 页。）；同时，她对朱德作了多次采访，成为她后来撰写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的基础。贝特兰1937年10月到达延安，专程访问了毛泽东。他很想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此有何看法？中共的纲领是怎样的？与国民党有何不同？国共两党能合作到何种程度？红军的战略和策略如何？他们跟其他友军又是如何合作的？毛泽东与他作了长谈。这次“谈话”后来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著名篇章（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73—386页。）。贝特兰在其《华北前线》一书中详细反映了此次访谈的经过。斯特朗来到延安前先是在山西抗日前线访问八路军的。她访问了朱德、贺龙、任弼时，自称“上了一堂游击战术的课，听到了著名战绩的故事，并了解到使一支军队始终和它为之战斗的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方法”（注：《斯特朗文集》第三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 页。）。至于福尔曼、斯坦因、爱泼斯坦往访陕北较晚，他们于1944 年5月参加中外记者参观团至延安。在那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接见了他们。记者团一行还参观并访问了延安及附近地区的工厂、学校、医院、报社，随即撰成新闻电稿发行国内外。福尔曼、斯坦因并写了访问红区纪实《北行漫记》、《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被誉为权威性的纪实文献（注：拉铁摩尔、纳散尼尔·佩弗对二书的评论，见《大西洋月刊》（1945.4）、《纽约时报书评》（1945.10.28）。）。爱泼斯坦的访问文集直到1995年始汇集出版，堪称“极为出色的战时新闻作品”（注：爱泼斯坦《人民之战·序》，新华出版社 1991年版中译本，第2页。）。希伯是1938年春先到延安，然后转赴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的。此时适值周恩来向新四军指挥员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他出席旁听并作纪录后以《周恩来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为名在《东亚》杂志1939年6月号发表， 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其二，报道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来华记者为了掌握真实情况，采访时无不力求身临其境。一是亲往前线访问参战的指战员和群众。在台儿庄战役时，爱泼斯坦曾广泛接触国民党官兵和民众，并在当地访问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形容他“精力充沛，刚毅不屈，是一位敢打敢冲的军人。同时又显得和霭可亲，说起话来简短有力”（注：爱泼斯坦《人民之战》，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接着他又在汉口访问了叶挺将军，从而了解了新四军的性质及在对日作战中的不可低估的重要性。通过采访，他明确告诉人们：“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它“为人民而战”，“在长江沿岸建起了一个不可摧毁的抗战堡垒”（注：爱泼斯坦《人民之战》，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 爱泼斯坦后来在陕北、晋绥抗日根据地访问时还接触了诸多八路军领导人和久经沙场的将领以及普通群众。唯其如此，才据以写出全面深入反映军民抗战的准确报道。二是目睹抗击日军现场。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外国记者长期很难有机会到八路军的作战区域采访。 1944年9月福尔曼、爱泼斯坦等登上距汾阳仅十余里的边山顶峰，远望八路军奇袭敌人营盘电灯公司、火烧汾阳火车站的三天激战，并获最后胜利的战斗情景。继而又在娄烦附近距敌二、三百米处，观看我军民围困敌据点及部队以爆炸摧毁敌碉堡的战斗场面。福尔曼深有感触地说道：“过去有人告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注：福尔曼《北行漫记》，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中译本序，第10页；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第12页。）。三是记者随军战斗。希伯是踏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他既是以严谨求实的客观态度报道敌后根据地实况的优秀记者，又是在必要时拿起武器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不屈战士。1941年秋，日军策划对山东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为保卫国际友人安全，军区负责人劝他离开山东返沪，但希伯认为参加反扫荡机会难得，执意留下不走。就这样他同根据地党政机关一起行军，同时进行采访。当时希伯所在的连队，在转移途中，被日军的一个混成旅包围于沂南县崖子乡西梭一带，仓卒迎敌，希伯与7 名师级以上干部和数以百计的八路军一同战死。希伯以自己的生命与中国官兵共同谱写了誓死抗击日寇的英雄史诗。
其三，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不少记者根据自己的调查访问所得，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晋绥地区的许多村庄，1940年至1941年均被日寇付之一炬，四年后“外国记者在这地区走了几百英里见不到一个没有被烧毁的村庄”，“‘杀光，烧光，抢光’成为他们惩罚性远征的口号”；“日本的破坏是残忍的有计划的，他们每个讨伐队身上都带着图表，标明应予毁灭的村庄”；“三光政策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晋西北人民惨遭屠杀，再加逃亡，男劳力减少了三分之一，耕牛头数下降了百分之六十，马骡驴等牲畜，5匹中就有4匹被屠宰或被赶走，耕地减少了百分之十六”（注：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第179—180页。）；在富裕的文化城汾阳，以及密集在它周围的人口众多的村庄中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其中有上千人被杀害”，“各种程度的学校都被看作是培养爱国主义思想的温床，在城郊370名小学教师中，只有4名未被逮捕，差不多一半被抓走的教师都被枪毙。”（注：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第179—180页。）此外记者还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当局私设集中营和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作了揭露。以对西安集中营的报道来说，有的记者通过对国民党当局事先找人扮演“角色”并捏造虚假情节的自述，以及后来跑到延安的原集中营青年对营中真实情况的揭露，说明国民党在集中营中曾对进步青年进行过极其残酷的精神迫害（注：福尔曼《北行漫记》，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中译本序，第10页；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第51页。）。1941年1 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肆意杀害新四军官兵及军官家属、伤病员，且严禁国内报刊透露事变真相。斯特朗根据周恩来给她介绍的事实真相，向世界各国、向反法西斯舆论提供了事变经过。在短时间里，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过来，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斯特朗报道的及时和准确。由于中共的坚定立场以及了解情况的进步舆论和一些国家的政府对蒋介石施加的压力，这次危机才未进一步扩大，为中国的抗战进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上所述，诸多以记者为职业走遍抗战前后方的国际友人都力图反映抗日战争的全貌。但因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有关论述也并非完全正确。“有事实上的错误……有见解分析上的错误”，“缺乏批判地引用国民党军事发言人关于战争如何得手的夸张言论”（注：爱泼斯坦《人民之战·序》，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中译本，第2页。）， 甚至个别还犯过主观地为宣传抗日捏造事实和数字的错误（注：白修德《探索历史：一个人的经历》，1981年纽约英文版，第109页。）。 难怪抗战时史沫特莱对某些记者报道失实大发议论时，周恩来说：“如果新闻记者总是准确地报道时事，就不需要历史学家了。”（注：卡尔逊《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中译本，第127、286页。）尽管如此，国际友人报道亲见亲闻亲历的记述，在当时及以后仍然是极其可贵的历史见证。
二 开展医疗活动
抗战时期在华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38人。其中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有白求恩（加）、帕森斯（美）大夫和琼·尤恩（加）护士；印度援华医疗队有爱德华（队长）、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卓克华（后木克华、卓克华较早回国）；国际红十字医疗队，有德国的贝尔、白乐夫、顾泰尔、马库斯、王道，波兰的傅拉都、戎格曼、甘理安及夫人、陶维德，奥地利的富华德、严斐德、肯特，罗马尼亚的扬固、柯让道及夫人，捷克的柯理格、基什，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匈牙利的沈恩，苏联的何乐经，英国的高田宜等；单独来华或已在中国就地参加医疗工作的有美国的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麦克卢尔、哈利生，新西兰的霍尔，奥地利的傅莱，朝鲜的方禹镛等人。他们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都在多方面做出颇大成绩。
其一，奔赴前线救治伤员。1938年1 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医疗队一行3人来到武汉，2月，白求恩和尤恩告别了同来的帕森斯大夫前往延安。至延安后白求恩惦念伤员，不满足于敌后工作当即奔赴前线。6月到达山西五台金刚库村， 晋察冀军区聘请他任卫生部顾问。为了及时抢救伤员，白求恩总是要求实行火线救护，他认为自己是外科医生，应该到离火线最近的地方去治疗，离火线近，伤员可以及早治疗。伤员好得快，前线就可多一分打击敌人的力量。他还说，如果为了他的个人安全，他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了法西斯，才有个人的安全（注：江一真《生命象火一样燃烧——回忆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白求恩》，载《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1939年4月河北河间齐会战役时，敌人突然包围了驻在齐会地区的八路军一个营，贺龙师长迅速调7个团围歼敌人， 白求恩率医疗队在前线抢救伤员，战斗进行了3天3夜，白求恩的医疗队夜以继日，为115名伤员进行了手术。另外，以柯棣华为首的印度医疗队在1939 年12月至1940年8月也曾转战晋东南、冀西、冀南、 冀中和晋察冀等根据地，行程近万里，沿途施行手术千余次，诊治数千名伤病员。特别在百团大战期间，柯棣华和巴苏华响应白求恩大夫“医生不能在医院等待伤病员上门”的倡议，坚持要求参加战斗。在13天的战斗中，他们连续作战，柯棣华接受800余伤员，施行手术558次；巴苏华曾为250 名伤员做过急救处理，并负责转送到后方医院。正因为这些国际主义的白衣战士亲临前线，忘我地工作，才及时抢救了许多伤病员，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其二，积极培养医务人员。随着抗日战争的扩大和深入，我方伤病员日渐增多，医务人员缺乏成为突出的问题。1939年晋察冀军区创办卫生学校，白求恩大夫就曾为学校拟定教学计划，并根据自己参加游击战争医疗工作的经验，编写了《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的教材。在此书中，从医院的组织方案到手术的实施以及各种医疗技术均有详述，并有专章介绍实用医疗方法，如木锯代离断刀，丝线代羊肠线，木棍、鞋、秫秸当夹板等。这种教材均有助于八路军医务人员的培养和成长。在晋察冀根据地，柯棣华亲自担任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教学任务。他采取课堂讲授和临床实战相结合的方法，以提高学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遵循“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同落后的医疗条件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使学员迅速掌握简单易行的诊断方法；制订卫生学校的教学计划，使学员学习正规化、系统化；从而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时，罗生特曾建议军区卫生部在陈家老窝和桑庄创办了卫生人员训练班。罗生特讲授妇产科、泌尿科和战伤外科等课程。学员多系小学文化程度，罗生特讲课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直到学员们听懂为止。在他任教期间共办培训班3期，计100人，为山东军区培养了一批医疗卫生人才。此外罗生特还在卫生部和直属医疗所讲授“战地救护”、“外科手术”、“临床护理”等专题课程，使医护人员深受教益。总计以上几次，为根据地培养的医务人员即达数百人，不仅解决了当时人才的急需，保证了战地医院的需要，而且也为后来以至新中国的建立培训了医务人员的骨干。
其三，建立敌后抗日医疗机构。在马海德等医生的积极建议和具体参与下，卫生部直属医疗所地边区医疗网络，在开展战地医疗服务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底，随着我军对日作战日益频繁，部队伤亡日增。山西沿黄河一带的重伤员和高干伤员不断转送延安。为适应形势需要，马海德和卫生部领导同志就提出建立八路军医院的设想。整个建院工作，除雇请民工挖一排窑洞外，和泥、打土坯全部是直属医疗所的工作人员自己完成的；同时还盖了两排平房作为高干病房。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不幸以身殉职，为纪念白求恩，中央军委决定将此医院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后在中央军委的支持和领导下，马海德和卫生部的同志又以白求恩和平医院为总院，建立了8所中心医院，24 所分院，形成了总计约11800张病床的边区医疗网。1940年8月柯棣华先是在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工作，翌年1 月他即被任命为该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首任院长。在创办医院过程中，他“不泥古、不照搬、不排外、不保守”，广开言路，采众家之长，努力将医院办成一个便于医疗和教学、符合游击战争需要的新型医院。柯棣华以白求恩为榜样，以身教言教的模范行动带领全院同志努力工作，“创出第一流的成就”。柯棣华在此工作直至翌年12月病逝。后军委为加强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的工作，调米勒自晋东南回延安。米勒在此与马海德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共同为延安和平医院尽力，不仅开展战地医疗活动，还为当地群众服务，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可以说，这些到达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工作的国际友人都能发挥所长，为抗战做出重要贡献；被安排在国民党战区的国际红十字医疗队的22位医生亦热情为军队和驻地居民服务，其中的高田宜、王道等也都以身殉职，但因国民党政权政治腐败，士兵给养常被尅扣，军中卫生条件极差，有如“德国的集中营”，使他们的医疗技术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注：富华德、严斐德《起来！——中国胜利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译本，第63页。）。尽管如此，国际医疗队员始终表现出对中国人民高度友好和深厚情谊。
三 参加各项建设
在战火弥漫的抗战岁月中，还有一些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参加各项建设。有的参加“工业合作社”的经济救亡运动，如新西兰的路易·艾黎，英国的乔治·何克、赖普吾、普艾达等；有的参加了科技教学和科技工作，如英国的林迈可、班威廉、克兰尔夫妇等；有的参加文化建设，如日本的绿川英子，朝鲜的郑律成，荷兰的尤里斯·伊文思等，都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抗战力量。
其一，开展“工业合作社”建设。最早发起者是路易·艾黎。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许多工厂被毁，不少工人失业。艾黎本在上海工部局消防处供职，因其主动深入工人群众并同情工人。在宋庆龄的鼓舞和支持下，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尽其所能地为工人提供各种帮助。1938年初艾黎等人在上海组成“工合”促进委员会，8 月迁至武汉改称“工合”协会，他任代理总干事，同时国民党政府还任命他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以组织“工合”运动。艾黎以合作化形式组织人力、物力，利用中国当时普遍存在的手工业或半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从事日用工业品的生产，缓解军需民用工业品的需求量对战时工业的巨大压力。在其努力下，“工合”运动发展迅速，到1942年7月， 在全国各地共设立72个“工合”事务所，建立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近3000个， 社员3万多人，每月生产总值达2500万元，不仅生产了数千种民用消费品，还生产了部分军需品。毛泽东就曾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赞扬“工合”对中国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因嫉恨他到陕北根据地办“工合”，1942年9月21 日解除了他的行政院“工合”技术专家职务。此后艾黎将注意力转到兴办培黎学校。其中重要的一所在甘肃山丹，何克任校长。师生们自建宿舍和围墙，添置机床后，仿制机器，既可自用，又可供周围的合作社购买。学生们在学习的同时从事生产，学校也因此走上了自给自足之路。抗战胜利前夕何克因病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总之，工合及其学校生产，构成了战时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对敌经济斗争的一支力量，是战时经济的有力补充。
其二，培训技术人才。抗战时期原北平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及其夫人李效黎和另一英籍教授班威廉及其夫人克兰尔就曾为我抗日根据地培养过技术人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此两对夫妇同时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翌年2月， 林迈可受军区委托负责创办无线电高级训练班，自己讲授无线技术的原理，班威廉讲授高等物理、微积分、理论电磁学，李效黎教英文。招收学员70多人，除少数在京津读过大学外，大部分系中学刚毕业或并无正式学籍仅在无线台工作相当时间的青年。校舍用木板搭成，“没有课桌，学员们就坐在木板或树根上，面前做几个土桩，搭上木板，就正好写字。墙上有几个洞，是窗户”（注：班威廉、克兰尔《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第98页。）。军部很不容易从北平买到一套用品，其中有无线电收音机和数理课本，总共有十多本书，就算是当时的图书馆。此外就是每个学员背着的被服、牙刷、饭碗，一套替换的制服和一双布鞋。训练班还有一头骡子，负责背负公用校具——一只油印机、一些白纸、锅子铲刀等。当时根据地没有正规教材，林迈可教学生们如何从最基本的电学第一定律推演起，然后把相关的数学知识教给学生。当时军区需要一台灵敏度和选择性较好的收报机，林迈可就与学生研究组装了一台超外差式接收机，既解决了工作需要，又培养了学生实践能力。当时部队调动频繁，随军活动的培训班也就行止不定，但他们始终坚持原订计划上课，保证了教学质量。培训班至这年8月结束， 任教的国际友人因为事先对优秀生重点培养，当他们离开根据地后仍有人可以接班，继续教学不辍。此种培训班为我军培养一批无线电人才，至今老一辈无线电技术人员、专家、领导骨干中，就有不少是当年这所训练班培养出来的。
其三，进行抗日宣传。这是抗战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绿川英子是日本世界语学者，在日本与东京高等师范的中国留学生刘仁结婚。抗战初期来到上海。在“八一三”抗战中她就写了《爱与憎》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军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而战斗。翌年4月， 她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宣传处对日宣传科工作，“用柔和嗓音制造出电闪雷鸣”，“用流畅日语把一把闪光的尖刀刺向侵略者的胸膛”。她访问东北抗日女英雄赵老太太，称颂她是“伟大时代的母亲”，号召日本妇女“阻止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去屠杀无辜的邻人。”在重庆，她继续在郭沫若领导的国际宣传处文委会下工作，她撰写并翻译了《战斗的中国》、《黎明前的合唱》，《中日两国妇女携起手来》等论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号召人们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周恩来赞扬她为“日本人民的忠实女儿”、“真正的爱国者。”郑律成，朝鲜人，1933年来到中国，参加朝鲜在华抗日团体。“八一三”上海抗战时，他结识了爱国音乐家冼星海，投入了抗日救亡前线的宣传活动。后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写成一曲雄浑抒情的《延安颂》。这首歌曲当时虽未正式出版，却迅速流传，有不少热血青年就是唱着它奔向延安。8月， 郑律成从鲁艺毕业来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任音乐指导，又创作了著名的《延水谣》，这是继《延安颂》之后又一首优秀的抒情歌曲。1939年夏天他与词作者公木合作，创作了《八路军大合唱》。解放战争时期，这首歌中的《八路军进行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后被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另一位世界著名摄影家伊文思，1938年从荷兰来华，在台儿庄拍摄过反映此处对日大捷的影片《大地》。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不允许他到延安，他将一部摄象机赠给延安，就是靠它我们拍摄了延安生活片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活动以及中共“七大”等珍贵镜头（注：夏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祝尤里斯·伊文思从影50周年影片回顾公映》，载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事实证明，当时来到中国参加战时经济、技术和文化建设工作的国际友人，其所从事的工作，无不有益于抗战，但当时他们中间有的人就曾遭受到标榜“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和诽谤。如艾黎一再被说成是“特务”、“博取名声感情用事的宗教冒险家”、“对工业一窍不通的傻瓜”、“在印度银行存有巨款的匪徒”，不一而足。不少国际友人承受物质上艰辛和精神上的折磨，依然坚持援助中国抗战，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力。似此抗战以来始终和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国际友人，其精神值得崇敬和发扬。
四 置身实际战斗
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少国际友人包括战斗员、指挥员及军事观察家等来到中国。在战斗人员中，有以库里申科为首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大队（连同技术人员700人，牺牲200人）（注：杜宾斯基《中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1937—1945）》俄文本，第100页。），以罗伯特·山德尔、杰克·纽寇克为队长的美军驻华空军人员（牺牲而有姓名可考者数十人）（注：据武权亚、徐治《‘驼峰’C—53 飞机之谜》（《光明日报》1997年4月12日）一文称，抗战期间“驼峰”航线上坠落的飞机达557架，为此献身的飞行员达2000名，其中不少美国飞行员。）；在指挥人员中，有参加晋冀抗战后被我军授衔的原越南籍将领洪水，有美国政府派遣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缅、印美军司令的史迪威；在军事观察人员中有抗战时期来华的美军陆战队的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有抗战后期驻延安考察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姆凯、戴维斯等。他们置身实际战斗，或浴血奋战，或担任军事指挥，或进行军事观察，对增加抗战实力以及帮助国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增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协同作战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一，参加浴血战斗。在抗战中，苏、美志愿空军人员屡立战功，并有多人以身殉职。1939年7 月苏联志愿飞行员队长库里申科率领远程轰炸机志愿队来到中国。后在对汉口日军空军的三次空袭中，他所率编队击毁敌机136架。10月14日库里申科率机群出击武汉， 遭日军战斗机拦截。战斗一开始，他的领航机就受到三架日机的围堵，射手瞄准射击，将其中一架击落。但库里申科亦遭到其他日机袭击，致机体中弹，他以仅存的单发动机冲出重围，沿江飞至万县上空，降落江中。飞机保存下来，而他却因过度疲劳被浪涛卷走。1941年12月20日晨日寇10架轰炸机飞近昆明，由美军空军志愿队第二中队长纽寇克率4机编队去拦截。 纽寇克和他的僚机发现敌机穷追不舍，用P—40 的大口径炮把轰炸机中日本炮手面前的后部炮塔打得粉碎，结果有6 架日机残骸分布在昆明以南到云南边境的地区上（注：杰克·萨姆森《陈纳德》，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中译本，第107—111页。）。自此次昆明空战告捷起中国报纸开始称美国空军志愿队为“飞虎队”。之后该队归并入14航空队，继续在中、缅、泰和印度支那地区作战，取得很大的战绩。仅纽寇克和他的驾驶员在一月间即打掉或烧毁150架敌机。3月24日纽寇克在扫射日寇地面部队时被敌人打中牺牲。山德尔亦于此前2月7日在一次空中事故中牺牲。他们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二，担任军事指挥。这里可举越南和美国来华的国际友人为例。洪水，这位大革命后参加中国红军屡建功勋后被我军授予军衔的越南将军，1937年8月随八路军总部和115 师到山西开辟晋东北抗日根据地， 1943年3月率领1000人的队伍从河北灵寿出发，经山西向陕北进军。 在约2500里人称“小长征”的跋涉中，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翻越宁武西北终年积雪的摩天峰，于4月上旬到达绥德， 胜利完成将全部人马交给抗大一分校的重要任务，也为抗战做出了可贵贡献。史迪威，太平洋战争后翌年3 月受命来华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他上任后，即奔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以保卫中国当时仅存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并曾率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发动进攻，给日军以歼灭性打击。同时，他还为开辟“驼峰航线”，建立昆明培训中国军队中心，建议蒋介石改革军事制度，要求蒋介石取消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 组织和派出美军观察组赴延安等诸方面坚持了自己的正确主张。 1944年7月，罗斯福建议蒋介石由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前线总指挥， 统一指挥以挫败日军的进攻。蒋介石始则采取拖延战术后又持强硬态度要求美方撤换史迪威。罗斯福为顾全东方抗战的大局，不愿与蒋介石闹翻，终于作出妥协，将史召回。史迪威虽离华返美，但在华所作所为，无疑对坚持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三，进行军事观察。抗战期间，世界各国人民组成反法西斯联盟。外国军事家到中国进行军事观察，对于介绍中国战况、争取国际援助、增强反法西斯力量，至关重要。卡尔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杰出指挥官，抗战一开始便来到中国。他两次从汉口出发巡游北方，足迹遍及5 个省，行程达三、四千公里，时达18个月，始终与中国军队在一起。在延安和华北敌后，亲自和毛泽东、朱德以及八路军指战员交谈。他还访问了正面战场，把考察途中所见所闻奇迹般的事迹，毫不隐满地公之于众。他看到了八路军，对中共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主张非常赞同。认为八路军“友好、自信和民主”，是中国抗日战争“新的潜力”，日本侵略者不可能摧毁这支“在持久的游击战中以其行军速度和智力超过其对方的军队”；他也看到国民党军队“除了奉命而外，不知为什么而战。官员们傲慢地……驱赶士兵前进，这里缺少的是八路军那种谐和的精神”（注：卡尔逊《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中译本， 第127、 286页。）。他的见解具有重要军事价值，对当时美驻华军方和罗斯福总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谢伟思是史迪威司令部政治部顾问，1944年7 月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访问延安。他通过观察访问，发现“共产党宣称他们控制着日本占领区后方的华北、华中农村这一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注：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译本，第210—211页。）。他还认为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坚决支持，共产党的力量的扩大是建立在经济、政治社会革命基础之上的。从此基本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的未来，共产党确定无疑地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注：卡尔逊《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中译本，第127、286页。）。尽管他们的论断一时被曲解，但他们的预见完全为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据上所述，置身中国抗战的众多国际友人，都不同程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对中国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均应载诸史册。
国际友人作为一个颇为广泛的群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做出重要的贡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一，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可贵的直接帮助。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屠杀凌辱之时，外国朋友“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9页。），从舆论上、军事上、医疗上、经济上多方面支持中国，这不仅增加了抗战实力，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其二，对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有力的推动。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朋友来华支持抗日，使全世界人民更清楚地看到，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激发了各国人民共同对敌的热情，认识到只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可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其三，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建立了友好的桥梁。外国朋友来华抗日，是国际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历史见证。抗战中国际友人的深切同情、大力支持、无私帮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以及战后不少人曾在中国继续工作或回国后不断来访为中外人民友好尽力，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和历史影响，弘扬了中外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白求恩论文; 爱泼斯坦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柯棣华论文; 八路军论文; 国民革命军论文; 林迈可论文; 医疗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万历朝鲜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