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领导权论文,述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史学界近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发表的文章有一二十篇，其他论著中也多有涉及。概括起来，主要观点有以下七种，现分述如下：
一、共产党领导说
大陆学者特别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学界绝大多数人持此观点。但是，对于共产党领导的范围、程度、实质及表述等，又各不相同。
第一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理由是：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高擎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自觉地担当起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率领全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但表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表现在共产党员的先锋和模范作用上。具体说有以下三点：第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指明了中国抗战胜利的道路，促成了全民族的大团结，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中国共产党发起、领导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在统一战线中，党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并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这一历史结论，是客观事实，是否认不了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较大程度上取得了抗战的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主要是在政治上发挥着领导作用”，而且由于政治上的领导缺少组织上的有力保证，受到国民党组织上的钳制与压迫，因而能充分行使领导权的地方仅限于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不能掌握整个形势。
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共产党领导，主要是指的政治领导，或者就是指政治领导。刘大年、胡华等学者均持这种观点。刘大年具体提出以下几点理由：第一，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指共产党在抗战中政治上起了领导作用，居于领导地位。这种政治领导并非空谈，是以一定有组织的力量为依托的，组织力量的增长有一个过程，政治领导力量的充分发挥也有一个过程；第二，抗日战争中谁领导谁的问题，一条是共产党独立自主，不被国民党拖着走；另一条是把抗日主力军广大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其他“同盟者”动员、团结起来，跟着自己走，或赞成自己的主张、行动。共产党很好地实现了这两条；第三，共产党固然指挥不了国民党，但它与蒋介石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迫使后者不至于和不敢从抗日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这一条也完全做到了；第四，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在敌后战场上的力量，又直接转化为政治力量，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因此更增加份量，不能被轻视。“对上述各点，无论分别去看或者加在一起来看，都说明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无可置疑”。
第四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思想影响和组织推动之下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党的思想影响是无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一个显著特点；组织的推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一个强有力的方面。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以上说法。如胡绳指出：“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过于简单。总不能说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湘桂大溃退，等等”。张宪文认为，那种笼统地、简单地说“共产党领导了抗战”等提法，“都没有能够使大多数人信服”。
二、国民党领导说
台湾学者全部持此观点，大陆个别学者也持此观点。在1985年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学者就提出这一观点，理由是：“1、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当时唯一合法的政府， 国民党是当时唯一的执政党；2、我党我军当时一系列方针、作战计划、 命令等须交国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才能实施（如百团大战作战计划，八路军首先报告了白崇禧）；3、 从我党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中也可看出是国民党领导的。”
有人根据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和1944年6 月接见西北记者参观团的讲话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承认蒋介石为抗战的领导者，承认国民党居于领导地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廖承志以间接的方式也承认了蒋在抗战时期的领导地位。他在给蒋经国的信中说：“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持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
但是，大陆大部分学者都反对这一观点。如刘大年在《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一文中就尖锐地批评了这种观点。
三、国共两党共同领导说
持此观点的理由是：1、在政治上，两党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纲领， 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其内容有共同之处。在军事上，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重要国防会议，国民党指挥的重要战役也接受过中国共产党运动战的思想；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和政治部门有中共领导人在其中工作，中共代表也参加了国民参政会，战区司令长官也有我们的副职等等；2、抗日战争中，存在两个战场、 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防御阶段国民党战场起主要作用，相持阶段敌后战场起主要作用；3、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文章和党中央的文件，只是提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明确提过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有人认为，“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和内容就是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共同发展”。还有的学者认为，抗日战争从政治上说是共产党领导的，“从组织上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理由是：“国共两党在组织上各自保持了对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组织的领导作用，同时对那些与共同抗日有关的问题进行协商，以共同进行抗日战争。”
对以上观点，有些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如胡绳指出：“国共共同领导的说法也站不住。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要消灭共产党，它有一套方针；我们也有一套方针，与国民党根本不同。不可能也没有形成共同领导的局面”。张宪文也认为：把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划分为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两个方面，前者是国民党领导、后者是共产党领导；或“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抗战等观点，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四、国共两党分别领导或分别领导合作进行说
在1985年11月召开的中国现代史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学者提出了这种观点，理由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虽然实现了合作，但未建立统一的组织形式。各有各的辖区、政权和军队，各自支撑了不同的战场。政权建设和民众发动，经济建设和战争物资供应，军事力量的使用和发展都没有真正统一的领导，而是各自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分别进行。双方的力量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的阶段所起作用虽然有所不同，但并未达到其中一方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实际上并不存在统一的领导，它是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进行的。有人将此概括为“分别领导、合作进行”说。
五、领导权转移或消长说
不少学者认为，在抗战前期是国民党居于领导地位，但由于其阶级局限和政策错误，领导权逐渐向共产党方面转移，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但对于这种转移是否完成，又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转移已经完成，根据是抗战时期是一个各种矛盾犬牙交错的时期，对于抗战领导权的探讨应该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及其发展过程去分析。当时占据领导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对于全国抗战曾实施过领导。但由于国民党的阶级局限而注定要推动的错误国策，使它的领导地位和权力与其实际领导能力和作用日益脱节，而中国共产党以其审时度势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充分发挥了自己直接领导下的、日益发展壮大的抗日军民的威力，逐渐承担起推动和坚持全国抗战的主要责任，在最终把中国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道路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领导地位及权力的最终完全转移，原因在于国民党的腐败和自身政策的错误。
抗日战争领导权的转移是何时开始和完成的，学术界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这个转移是从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开始的。认为此时国民党的抗战是积极的，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到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逐渐取代国民党而跃居于主导地位，掌握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个取代过程是渐进性的、不平衡的和曲折发展的。其基本标志有三：第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奠定了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实施领导权的基础；第二，百团大战标志着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第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确定。
有的学者把抗战领导权的转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国民党权责一致地主理着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共产党居于“第二角色”的历史地位；第二阶段（1938年10月——1940年底‘皖南事变’前夕）：国共两党转承抗日民族战争领导责任；第三阶段（1941年皖南事变——1945年抗战结束）：共产党肩负着抗日民族战争的领导责任，国民党有权难司其责。因此，“从完整的意义上说，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真正的领导者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还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转移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完成的标志是不同的，军事上的标志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从此国民党“在全国抗战舞台上逐渐降为次要角色”；“政治上，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转移的标志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和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制止”。
也有人认为，当时在形式上，国民党居领导全国抗战的位置，对外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但从国共两党各自发挥的领导作用考察，两种趋向在抗日战争期间，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朝着从小到大的方向发展；国民党的领导作用沿着由大到小的方向发展。
另一种观点认为领导权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趋向，但抗战期间并未完成互相之间的转移。抗日战争名义上是国民党领导，实质上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作为执政的国民党掌握着大部抗日领导权，共产党只握有小部分抗日领导权，但前者有由大到小的趋势，后者则有由小到大的趋势，呈现为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发展过程。但由大到小和由小到大仅说明一种发展趋向，并不能由此判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从范围上、程度上已大于国民党的领导权，假若共产党的领导权已大于国民党的领导权，也就无需进行解放战争了。
六、不笼统提谁领导谁而具体分析各方作用说
有的学者指出，抗日战争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因而抗战的领导权用笼统、简单的字句表述不清楚，必须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最好不要笼统地简单地提抗日战争是谁领导，而是具体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情况和作用。具体意见是：“第一，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进行的”；“第二，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领导，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国民党的领导，他们都是独立地领导抗战”，“第三，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抗日战争领导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一句话不容易完整地表述清楚它的本质，因此不宜笼统地讲是谁领导的，认为这样的表述更恰当：“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这里虽没有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但是它却包含着领导权问题的深刻内容，高度概括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比较容易为海内外各方面人士所接受。但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表述，“没有说清其领导权问题”。
七、着重分析争夺领导权的过程说
这个观点是胡绳提出来的。他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实行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也就是在团结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的方针。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必须有全民族的团结，也就必须保持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在同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如果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不进行必要的斗争，共产党就没有立足之地，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抗日战争也不能进行下去。如不讲团结中的斗争，不能使人看到在团结抗日中存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大资产阶级要按照它的方针领导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实际上是消灭共产党，断送抗日战争。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抗日战争。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我们不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自己的一套方针，建立自己的军队和解放区，而且广泛地影响国民党地区的人民群众，广泛地团结中间阶级，包括国民党内部的主张抗日的一切力量和地方实力派，并限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孤立打击顽固派。我们在抗战中一贯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固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可能把抗日的领导权全部夺取过来，但是我们用适当方式进行必要的斗争，就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集团不能按照它的反动方针把抗日战争引导到绝路，促使它不能不抗战到底。要概括说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就不能不看到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谈不清楚领导权问题的。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观点外，还有其他一些观点。如有的学者提出应用计量等方法，从政治角度考察领导权归属的观点。认为确定谁是全民族抗战的领导者，主要是看其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否占主导地位。但这种判断不能单依据定性分析，而要运用计量方法，计算出国共两党各影响了多少人。谁影响的人多，谁就是当时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谁就是民族解放战争的主导人，这场战争的领导权就应归属于谁。
八、简评
上述观点，哪一种更科学呢？我认为，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少观点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相比之下，胡绳关于着重分析争夺领导权的过程说，及领导权转移和消长说，我认为比较全面和科学。
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是中共中央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必须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的策略思想提出来的，主要是指以正确主张和模范行动，影响和引导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自由资产阶级，使革命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到底。这也就是说主要是进行政治领导，和对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行政领导不是一回事。而这个领导权是要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进行争夺的，实际领导作用的发挥要取决于斗争的程度和结果，因此共产党在各个阶段所实际发挥的政治领导作用，与它所应承担的领导责任也是有区别的。只有弄清领导权问题的含意，将抗日战争领导权和对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行政领导加以区分，并深入研究和分析中国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才能科学地说明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