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美国学者关于中国大革命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前苏联论文,美国论文,大革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又称大革命，是中国继辛亥革命后又一次人民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其结局也颇受争议，但它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因而，关于大革命的研究也成了一个极富魅力的历史课题，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本文拟对前苏联和美国史学界有关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评述。
一
（一）关于国共合作
第一次大革命是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立开始，以其破裂告终。这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发展和破裂，同这次大革命的兴衰成败息息相关。因此，对这次国共合作的研究是这一段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关于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美、苏学者争论热烈，形成以下几种观点：苏联史学界对党内合作形式的看法是一贯的，早在1926年底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上的发言就指出，采取这一形式完全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后来的苏联学者依然同意这一论点。如前苏联远东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格鲁宁指出：“事实证明，共产国际所建议的统一战线的形式（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完全正确的，最适合20年代中国的具体条件。”[1]与此相左的观点则认为：共产国际坚持要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因而束缚了共产党的手脚，使它丧失了策略上的自由，被迫处于服从国民党的从属地位，并遭受1927年失败。美国学者格鲁伯说：“国共合作，实际上是把共产党拴在国民党身上，使中共处于名义上是自己的一个伙伴而实际上是比自己强大的阶级敌人的支持之下，最后成为牺牲品。因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是一根本性的错误。”[2]罗·诺斯在《罗易赴华使命》一书中也认为：自上而下的党内合作必然同自下而上的工农运动发生矛盾，必然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3]。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国共合作的形式，应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变化而变化，在整个中国大革命过程中，并非仅仅实行党内合作一种形式。在大革命初期实行的党内合作形式，到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就应有所改变。持这种观点的人指责共产国际无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出现的中国局势的变化，死抱住它首先选定的党内合作形式不放，制止中共（特别是1926年）及时用外部联盟形式代替内部形式的一切活动。最后，当共产国际意识到内部形式垮台时（1927年春），再想以某种形式来代替，为时已晚了。哈里森在《夺取政权的长征》一书中指出：早在1926年，即蒋介石3月20日在广州发动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应该彻底摆脱统一战线的形式。[4]
上述观点有些并不正确。如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党内合作形式必然导致共产党的失败，原因是：其一，共产党把自己置于看起来是伙伴而实际上是强大敌人的支配之下；其二，上面的合作同下层工农运动的兴起必然发生对抗矛盾，它终究要导致共产党的失败。这些看法是不对的。其一，国民党不是强大敌人而是革命的同盟者。孙中山在世时改组的国民党是一个反帝反封建要改造社会的革命党；孙中山逝世后新老右派才把国民党逐渐演变成反对孙中山、反对三民主义和反对三大政策的党，这时的国民党右派可称敌人。但在国民党改组时，它绝不是敌人，相反地却是一个很好的同盟者。孙中山、廖仲恺、宋庆龄等都是这个革命政党的代表。美国学者把后来的结果变成了以前的原因。不能因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叛变就否定当初合作的必要性。其二，上面的国共党内合作并不必然同下面工农运动兴起发生矛盾。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和中派都支持工农运动，像邓演达等左派人物当时坚决主张农村革命，极少数右派反对工农运动，这就看共产党如何做好工作了。如果我们把农村革命分步骤走，如果当时对右派斗争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就能把右派孤立起来。如果共产党再能抓住军队，那么，下面的革命就会逼迫国民党右派和地主阶级代表服从于这种革命大风暴。这都是可能的，而且应该这样做，只可惜共产党当时没有这个水平去这样做。所以，国共合作的破裂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绝不是采取党内合作形式的结果。
历史证明，采用党内合作形式是正确的，没有这种合作，就不会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力量和影响的迅速发展，就不会有东征和北伐的胜利。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应当坚决反击蒋介石的反共行为，但这种反击并不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等于自动退出当时的主要政治阵地，而这正是国民党新老右派所要求的。
（二）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
关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性质问题，苏、美学者大都认为，是工人阶级为争取切身利益的经济斗争同民族因素的结合。美国学者迈斯纳指出：“促使工人奋起反抗的原因主要在于早期资本主义的产业主义所造成的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生活在外国势力支配下的城市并在外资工厂或外国人管理的工厂中劳动的工人看到，剥削是与外国人密切联系的，正是这种社会经济的压迫与外来的压迫的结合，使得工人运动具有特殊战斗力。”[5]前苏联史学界则认为，中国工人运动中反帝倾向居主导地位，阶级斗争薄弱，有局限性。如阿卡托娃在《民族因素在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民族因素在革命时期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她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超过了实现经济要求的斗争”，大革命时期“民族因素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对阶级因素无疑占优势”，对工人运动“无疑有决定的意义”[6]。
如何评价工人运动对革命进程和结局的影响程度问题，大多数苏、美学者都承认工人阶级的斗争本身对革命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对革命的最后结局起了多大的作用，则有两种不同意见。最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采取的行动的声势和规模吓坏了民族资产阶级，这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进行勾结的原因之一，结果导致了统一战线的破裂和白色恐怖。迈斯纳说：“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直接威胁到构成国民党的社会基础的那些阶级如团体：即城市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军官队伍。这样城市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的联系和对国民党的依赖便随着这种社会革命的威胁的增长而加强。”[7]另一种观点承认工人运动对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对中共统一战线的盟友（国民党）的立场有影响，但总的来说，无产阶级的斗争对革命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决定了革命事件的最后结局。中国无产阶级未能在1925—1927年革命中确立自己的领导权，“未能率领基本农民群众和粉碎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阴谋，未能努力把民族革命进行到底，消灭封建残余，为中国的资产主义发展创造条件”。[8]
苏、美学者提出的工人阶级斗争的性质问题，实际上是考察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内在动因问题。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强调民族因素的主要作用，对于美国学者来说，其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仅仅是一种排外的斗争；对于苏联学者来说，目的在于论证中国无产阶级尚未成熟为具有独立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因此，他们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斗争对革命的结局有重大影响，相反地，他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直接威胁了城市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军官队伍。显然，这种观点失之偏颇。
（三）关于农民运动
如何评价农民运动，前苏联学者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20—60年代盛行的观点是根据一般的理论前提出发，认为中国农民是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为彻底消灭封建剥削而进行斗争的潜在盟友，因而，对农民运动的发展水平和历史作用作了过高估计。
从60年代末开始，苏联学者开始出现对农民运动的不同评价，强调农民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区性和全国性农民运动的缺乏。现在普遍认为当时的农民运动是有节制的：它提出的问题不是从根本上破除现有的社会经济关系，而只是按照“公正”和“传统”的原则对其进行整顿。有人还提出了农民运动复旧禉退的论点。也有的前苏联学者认为：尽管农民斗争是有节制的和“传统性”的，但农民运动对统一战线的破裂、政策的转变都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革命结束阶段，农民运动的高涨对统一战线的部分参加者（首先是国民革命军的指挥人员）的立场的转变有直接的影响。
美国史学界是从探讨农民运动的动力入手研究农民运动的。裴宜理和罗伯特·马克斯通过对淮北和华南海陆丰两地区农民运动的研究，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农村革命的动力是社会内在的斗争灰经济的因素，并非由外部作用决定的[9]。迈斯纳也认为：农民运动在农村迅速兴起，“这里面包含着民族主义和反帝的情绪，但是，其主要动力是来自对社会主义和经济生存的根本要求”[10]。但也有与此相左的观点。小霍夫海因茨和安格斯·麦克唐纳都强调农村的被动性，认为当时中国农民革命的动力不是社会内在的斗争或经济的因素，而是共产党的组织[11]。对于农民运动达到何种水平，美国学界认为，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有节制性，并不像当时中国共产党相信的那样形成了全国规模。乔·丹说：“中国广大的农民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的了解，还停留在一个很落后的阶段。要是湖南、江西和广东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真像共产党自己相信的那样，对社会革命已有清醒的认识，那么，长沙、南昌、汕头，最后还有广州的苏维埃怎么都失败了呢？”[12]
（四）关于大革命的结局
关于第一次大革命的结局，以前苏联史学界基本上是否定这次革命的结局，认为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统一战线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向帝国主义妥协，而最主要的是国民党对工农群众和中国共产党进行镇压。
但70年代以来，前苏联史学界在深入分析1925—1927年革命结局之后开始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次革命。1975年苏联学者格鲁宁和尤里耶夫发表《关于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问题》一文，对“失败”这一概念作了新的理解。他们认为“失败”不是指“广义上整个革命的失败”，而“只是民主力量的失败”。1977年格鲁宁又发表《中共“五大”与1925至1927年革命的教训》一文，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他认为，“从解决国家革命复兴的主要社会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方面来看，分析1925—1927年革命的结局似着眼于整个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总的联系更为合适。因为整个中国革命过程同其他国家一样，是由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1925年民族革命、30年代苏维埃运动等）组成，每一次革命都为解决客观的历史任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尽管哪一次革命都没有彻底解决这些任务。”[13]前苏联学者认为，中国民族革命的意义在于：使国家摆脱了半殖民地附属地位，初次成功地打击了在华帝国主义，推翻了反动军阀和老官僚的政权，使千百万工农大众参加了积极的历史性运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该党已发展成为一支战斗力量和政治先锋队）。
有的学者还认为：“建立一种新的更现代的国家体制，即争取民族独立的一种推动力量”，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革命成果[14]。格鲁宁还指出，“一般用来证明中共遭受明显‘失败’的主要论据是党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党员人数锐减。但如果把革命最高潮（1927年春）中共发展情况不与1927年12月相比，而与1925年6月（革命开始时）相比，结果就全然不同。”格鲁宁得出结论说：“至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在1927年蒙受的严重损失，与其说是因‘失败’而受到的‘惩罚’，不如说是为争取1925年至1927年革命的成功所付出的‘学费’。尽管学费很高，但历史证明没白付。”“从客观的、长远的和不可逆转的1925—1927年革命的结局来看，‘失败’一词用于国民党比用于中国共产党更为合适。”因为“国民党在1949年历史性失败的种子，早在1927年春夏之际，即国民党背叛孙逸仙民主主义传统，并把自己未来的命运同国内反动派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种下了。”[15]
格鲁宁提出的这些观点引起了苏联史学界的重视，现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前苏联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其观点失之偏颇。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上观察这一段历史，第一次大革命以轰轰烈烈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震撼了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苏联学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开始考察第一次大革命的社会历史作用，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中国的学者也开始了这方面研究，也在全面考察第一次革命的历史贡献。但是，考察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作用同这次大革命是否失败是两个问题，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苏联学者说南京政府的成立是“建立一种新的更现代的国家体制”，这实则为南京政府辩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所建立的南京政权，是一个比北洋军阀更为专制的军事独裁政权，它把民国初年留下的民主共和国的外壳（总统、总理、国会）全部打碎，借口训政时期实行国民党一党专制和领袖独裁。
大革命失败应该有个客观的标准，革命力量被摧残，原定的革命目标被中断，反动专制政权的建立等，这些都是失败的标志。把失败说成是所付出的“学费”等等，似乎是一种文字游戏。
（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及其失败的原因
自从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研究中国大革命失败成了西方学者的重要课题，其中以美国为最。几十年来，美国出版了许多研究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著作，如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布兰特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等。美国史学界如此热衷于研究中国大革命史，其主要兴趣在于研究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失败。
美国史学界普遍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造成的结果。美国学者罗·诺斯在《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指出：中国大革命之所以遭到未料到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没有解决好列宁与罗易之间的理论分歧。列宁强调的是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合作的策略，而罗易则强调阶级斗争，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找不到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为解决分歧，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两人的主张以通过《提纲》和《补充提纲》的方式加以采纳，但共产国际后来很少提到罗易的《补充提纲》，只把列宁的《提纲》作为自己活动的指导原则。罗易与列宁的分歧被同化，罗易所持的保留意见也被忽视，理论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并没有解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用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列宁的思想，这就使共产国际后来制定的民族与殖民地革命的策略路线含混不清。在支持民族资产阶级从上面进行革命和支持各国新生的共产党从下面进行革命这二者之间，既想推动中国农民和工人阶级起来造反，又要谋求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保持联盟，形成一条错误的策略路线，结果造成混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后必然被消灭[16]。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毛泽东后的中国》一书中，更明确地写道：“这一讽刺性的悲剧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归根到底是由于莫斯科制定的关键性决策和政策。”[17]在前苏联的研究中则出现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苏联学者均认为：“整个中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共产国际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的路线始终是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原则”；然而，“在贯彻共产国际制定的中国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遇到了中共党内一些左倾宗派分子的顽强反抗，其中包括陈独秀方面的反抗。”苏联学者认为：“由于陈独秀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党遭到了严重破坏。”[18]在苏联，为共产国际某些错误政策辩护的都是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中国学权威们，其中有研究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最高权威格鲁宁，专门从事国共合作研究的卡图诺娃，专门研究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的格里戈里耶夫。这些权威们在70年代连续发表文章，为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政策辩护。
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由格鲁宁和格里戈里耶夫所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一文，对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作了全面的分析。首先他们肯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指出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提出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理论，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提出并贯彻了适合全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的国共合作形式等；同时也指出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在工作上曾犯过许多严重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错误，指出这个时期斯大林的立场含有严重的“左”倾和公式化成分，以及对中国一系列发展进程评价的摇摆性。
关于中共的责任，在60年代以前，苏联史学界过分强调中共的错误。他们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后来，他们已放弃了对中共领导的单一含义的指责。他们认为中共缺乏政治经验，对形势的急剧变化缺乏准备属主观困难，共产党人在民族统一战线系统的处境属客观困难。共产党人试图在民族革命中捍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但遭到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顽强抵抗，并导致统一战线破裂。要在统一战线范围内把民族任务同阶级任务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力所不及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导都曾考虑过在保持阶级立场的情况下加快发展民族民主运动的问题。杰柳辛说：要寻求正确的答案，“需要有高超的政治艺术，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很好了解，然而无论当年在华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还是中共领导都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而经常产生忽左忽右的摇摆现象”[20]。从而道出了对于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多少应有责任。
关于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苏、美学者研究得很多，但总的看来是水平不高。美国学者至今所保持的依然是从20年代到50年代的结论：中国革命对共产国际是依附关系，中国大革命失败完全是斯大林错误指导的结果。虽然到80年代，许多美国学者主张全面研究中国社会，力图寻找中国革命发生的内在根据，有的学者也开始从分析淮北农村入手，考察中国农民投入革命的动力，但这种呼声和做法还没反射到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领域。
二
从两国研究成果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两国研究都受本国政治环境的影响。美国的大革命史研究，从它的兴起到发展，均受国策影响，适应政治需要。由于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给美国贸易和传教以很大打击，美国舆论哗然而起，促使美国进行有组织的研究。但那时，多数学者怀有阶级偏见，对大革命进行指责与歪曲。50至60年代，美、苏处于冷战状态，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对美国是一大威胁，加之侵朝战争的失败，美国把中国当作敌对国家的意识愈加强烈。出于研究敌对国家的需要，美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遂集中力量开展对中国的研究，大革命史研究因而发展起来，成果也不少。由于是麦卡锡主义猖狂的冷战时代的产物，它们常多附和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歪曲中国革命，对共产主义进行攻击。在前苏联史学界，这一特点更为明显。在中苏友好时期的20—60年代，苏联学者与中国学者观点大致相同，只是侧重点各异。60年代以后中苏交恶，中苏学术界观点开始有很大差异。出于明显的政治宣传目的，苏联还有计划地出版或重印一批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关于中国大革命的回忆录，突出夸大苏联顾问的作用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而对于他们所犯的错误则讳莫如深。有些回忆录的前言中，还加上反华的按语。显然，这种为政治服务的史学研究，有损于科学本身的价值。
第二、两国学者的研究领域均过分集中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由于两国学者所持立场决定的。美国史学界主要兴趣在于研究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失败，其目的在于论证孙中山的俄国方向并不是历史的需要。20年代统一战线的建立并没有客观的社会基础，它完全是共产国际纯粹的策略和权术。党内合作的形式解决不了“上面革命”和“下面革命”的矛盾，因此这个联盟便以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一场灾难而告终。苏联的研究结论却与此相反，为了证明共产国际指导的一贯正确，苏联学者也围绕着这一课题大作文章，全力为共产国际某些错误政策辩护。
第三、70年代以来，两国学者都开始客观地研究中国大革命史，因而，许多60年代前的观点受到了挑战。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摒弃以西方为主的立足点，开始注重以中国为本位的历史研究，从强调外部势力的冲击到着重中国内部因素的考察。在苏联学者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摒弃为反华政治宣传而研究，提出“学者不可以跟着党从政治主义的立场出发去改写中国革命史”[21]。80年代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苏联学者在大革命史的研究上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对大革命史的研究虽仍多集中于工人、农民运动，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与苏联有过密切关系的革命人物，但不同的是改变了过去单纯谴责中国为“民族主义”的做法，注意肯定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功绩，同时对过去许多关键性结论重新评价。
我们也可以看出，前苏联和美国对大革命史的研究，多是注重政治、军事及中外关系的研究，对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文化思想则研究较少，特别是大革命史的宏观研究方面，显得单薄。如大革命有什么历史特点，如何认识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对中国大革命的影响等，都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方面，特别是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是很激烈复杂的，但对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深入。不同国家的科学研究就其探讨真理的本质而言是相通的。科学研究需要不同的视角与方法，需要实事求是的讨论与争鸣，需要中外之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越是如此，我们越容易接近历史的真实，越容易得出共识的结论。当然，苏、美史学界也存在着歪曲历史事实之作，这就要求我们在介绍海外研究情况方面，既要重视进口和翻译外文书刊，又要注意分析其动向和倾向；在阅读海外党史著作时，既要重视吸收其有用成果，又要注意对错误观点进行批判；更重要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我们大革命史的研究。要把加强国内的大革命史研究工作和重视海外动向和倾向结合起来，做到扬长避短，推动大革命史的研究工作。
注释：
[1][4]《国外近代史研究》第4辑，第335页。
[2]〔美〕格鲁柏：《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译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3]〔美〕罗·诺斯：《罗易赴华使命——1927年的国共分裂》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5][7][9][17]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毛泽东后的中国》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4、32、39页。
[6]《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8]《古今中国史》第304—305页，莫斯科1974年，转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0]参见裴宜理：《从造反到革命：淮北地区1850至1949年》，华盛顿大学1979年版；马克斯的《华南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起义，海丰县社会变迁史1630—1930》，威斯康星州，1978年版。
[11]参见〔美〕小霍夫海因茨：《怒潮：中国共产主义的农民运动1921—1928》，哈佛大学1977年版；〔美〕安格斯·麦克唐纳的《乡村革命的都市来源：湖南农民运动》，加利福尼亚大学，1978年。
[12][15][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时期），1991年版，第66、37、74页。
[13]《党史通讯》，1987年第2期。
[14]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0年第3期。
[18]格鲁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形成》，载于《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一组译文》，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1980年版，第70页。
[19]载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期。
[20]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0年第3期。
[21]〔日〕林松右：《外国对中国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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