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生长点”(讨论节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长点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生长点在于一个“通”字
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就研究而言，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也构成这样一种“对举”关系，就是说， 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互为背景。就我本人来说，过去研究现代文学时，古代文 学研究始终是潜在的背景，现在研究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则处于潜在的地位。就我 的内在精神而言，并没有绝对性的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之分，只有“显在”与 “潜在”之分，过去是现代文学研究显在，古代文学研究潜在；现在是古代文学研究显 在，现代文学研究潜在。对古代文学的思考始终构成我研究现代文学现象的知识背景和 价值参照。反过来，对现代文学的思考始终构成我研究古代文学现象的知识背景和价值 参照。如果说我的文学研究有什么特色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比 较意识和贯通意识，始终是我非常看重的，它既是作为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学术境界， 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思维方式贯穿于我的文学研究学术活动中。由于你有两个 学术领域，两个知识世界，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对之进行比较，进行贯通。这样你的每个 学术领域和知识世界，都是开放的，充满活力的，能够把“知识”转化为“智慧”。知 识和智慧的区别，在于知识就是脱离了生命过程的结果，智慧是能够结出果实的生命过 程。在这点上，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一句话深得吾心，他说：“智慧是知识的善于运 用，知识并不就是智慧。”因此，做学问，“通”字很重要，要下功夫做好“通”字的 文章，融通，汇通，贯通。小肠和大肠不通，人是要得病的，一气贯通，就百病俱除。 贯通就是智慧，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一体性，整个文学研 究都具有一体性。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分隔仅在学术分工上有意义，对于文学研究 来说，它们不可能分开，而是要相互贯通的。任何割裂两者关系的文学研究都不可能取 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
扩大研究视野与确立研究重心
钱理群(北京大学)
我完全赞同刘纳所提出的“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与“写慢点”的主张。我们正面临着 “学术体制化与商业化”的双重压力，“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就是坚持学术的独立性； “写慢点”就是克服浮躁心态，不写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扎扎实实地提高学术质量与 品味；这都是抓住了当下中国学术界的要害的。
关于现代文学研究，我想提三点零星的意见。
一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我想提一个“现代汉语文学”的概念。这里有两个 意思。一是要强调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变革首先是一个语言的变革，胡适曾用“国语 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概括变革的目标：即是要创造出适应现代中国人的思维 、情感表达、交流要求的，具有思想与艺术表现力的现代文学语言，从而创造现代汉语 文学，并进而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在我看来，这样的目标 ，正是规定了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的。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正是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 逐渐成熟的过程，而现代文学最伟大的成就也正表现在它对促使现代汉语成为现代中国 的共同语言、现代文化的载体所起到的历史作用，进而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思维、 言说方式与心灵世界。很显然，“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研究”本应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 的一个重心和基本课题，但这恰恰是我们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这种状况亟待改变，这 是一个很大的“生长点”。其次，我要强调的是，现代汉语文学从本土产生，以后逐渐 扩大到海外：开始还是一种“华侨文学”、“留学生文学”；以后，随着绝大多数华侨 加入侨居国国籍，一些土生华人加入汉语文学的写作，并开始有非华裔的外国作家尝试 汉语写作，现代汉语文学成了所在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显示了与本土现代汉语文 学的不同特色，同时又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 化的巨大变革，以及世界格局的重大变迁，现代汉语写作自然仍是以中国本土为基地， 但确实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一种世界文学现象，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籍华裔作家 高行健以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标志)，而且还有继续发 展的趋势。这样的事实对我们的研究是一个挑战：或许我们应该突破单一的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的格局，而从本土与海外现代汉语写作的互动中来考察20世纪现代汉语文学的发 展。这些年已经有不少朋友就“华文文学”作了大量拓荒性的工作，这里提出“现代汉 语文学”的概念，只是希望找到本土与国际现代汉语写作的共同点，形成一个更大的研 究格局。
我要说的第二点意见，是当我们谈到“生长点”时，很容易把重点放在对陌生的作家 作品的开发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炒冷门”。我不反对发掘边缘作家，这方面或 许还有一定的开拓余地。但我始终认为，研究的重心还是应该放在支撑现代文学大厦的 重要的作家作品上，而这些看起来研究得相当深入的作家作品研究领域，其实还是有许 多“生长点”，有待我们去开发的。就以鲁迅研究为例，现在的问题恐怕不是研究得过 深过广已经无话可说，而是研究得很不够，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探讨。人们很容易就注意 到，在这世纪之交，出现了一个“鲁迅热”，无论在公开的报刊上，还是在网络上，人 们围绕着对鲁迅的评价与认识，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且参与者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界 的范围。这一事实已经构成了重要的当代文化现象，本身就很值得研究；而且它还向鲁 迅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逼着我们作出学术的回应：当然不是情绪化的表 态(我因此反对“保卫鲁迅”这类提法)，而是由此产生我们的“问题意识”，进行充分 的学理的探讨。比如，在我看来，这次争论，有些是历史上的争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 继续，也与知识分子的现实选择上所发生的分化相关；因此，有必要对当年鲁迅与现代 评论派、新月派，与太阳社、创造社，与周作人、林语堂等“论语”派，与左联领导人 的论战，重新进行历史的清理，鲁迅在这些论争中所发表的许多意见是可以作为我们思 考当下知识分子选择问题的思想资源的。此外，世纪之交围绕鲁迅所展开的论争，实际 上涉及了许多重大的思想文化命题，例如，关于“宽容”，关于“复仇”、“以暴易暴 ”，关于“爱”与“憎”，关于“信仰”，等等，都是中国以及世界思想史上争论不休 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需要进行学理上的深入思考与 充分讨论的。我在这里以鲁迅研究为例，是想强调，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必须与当代现 实生活保持一种有机的联系，我们学术研究的“问题”，只能来自(或立足于)中国的本 土的现实，而对问题的学术性的解决，则是学理性的，更带根本性的思考与研究。这是 我们学科的生命力所在，绝不可掉以轻心。
最后要说的是，在学科建设上，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会上有些先生谈到了建立“ 现代史料学”的问题，我很赞同。这里要补充一点，曾经有人否认现代文学研究有版本 学的问题，这自然是一种隔膜之论。事实上，现代汉语在表达上的某些特点(如标点符 号的特殊功能)决定了“现代版本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如何建立现代版本学的 规范，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我们中文系有的年轻教师正在通过《废名集》的校勘进 行这方面的试验。在学风越来越浮躁的当下，能够这样实实在在地做一些基础性的学术 工作，是应该鼓励与提倡的。
在反思中促进学科的“生长”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
开这样一个会，我当然不会认为经过一天的讨论最后可以把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 点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来，今后我们就按照它去“生长”便万事皆休了。我的出发点是 想反省现代文学学术研究的问题，看现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生长点的思考应该从“检 讨”出发。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工作也快二十年了，过去一直看稿子(现在 我看的很少了)，本想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讨论。但是今天的会议开下来以后，我忽然 产生了一点新想法：在我们的会议主题里，讨论清楚到底有哪些“生长点”可能还是次 要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这个学科的性质特点，才是重要的。有趣的是，我们这个学科二 十年来一直在膨胀。现代文学学科原来和政治密切联系，在社会上成为显学，某一个作 品的批判或褒扬都会变成一个轰动性的社会视点，但现在没有了，边缘化了，好像萎缩 的样子。实际上，现代文学学科还是很有活力的。在新时期同其他学科相比，和理论学 科、古代文学相比，我们这个学科是有活力的。这二十年来我们“膨胀”得很厉害，初 步可以举出六七个方面来说明我们在不断生长。比如说我们对学科性质的认识就有很重 要的突破，重新提出学科范围、研究对象，包括分期，包括如何把对象拓宽、加深。二 十年来，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来看，从文学回到文学自身来看，不断在讨论应该怎样“ 重写”；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来看，加深认识现代文学和区域文化、都市文化、乡土文 化的关系，加强研究文学与出版、教育(普通教育和大学教育)、市场之间的关系等等。 从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方面看，我们还经过了一段方法热、理论热的时期。总之，中 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从外部到内部还真在生长，多方面的生长。
但为什么还要深入考虑“生长点”的问题呢?从学科性质入手，涉及到的是学科对象， 分期，文学与各方面的关系，文学理论、方法，等等，最后还要回到生长点的动力问题 上来：我们要以什么态度来对待生长点?问题也就出在这儿，如王富仁先生说的，我们 要充分具有自己对学科的承担意识。这是“生长点”的灵魂。这个学科是走进市场去研 究呢，还是走进社会，走进民众去研究?或者是走进书斋去研究?我们正处于很矛盾的心 情。在这样浮躁的时代里，先考虑这个现代文学学术研究还需不需要生长了，生长了做 什么，然后才考虑往哪里生长，生长了以后怎么办之类。
还有一个与“生长点”有关的背景，是我们的研究队伍问题，是“生长”过程中参与 扶苗、浇水、施肥、收获的人的数量、质量以及研究的目的、动机。我发现我们这个会 上大部分的人是四五十岁和六七十岁的。这个人群现在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自己的学术 生命可能很快就画句号了，但现代文学学科可能还是逗号，它还要生长。这里四五十岁 的人、六七十岁的人当然有交错，四五十岁的教授和你现在的研究生也有个交错。研究 者本身能不能使我们这个学科走下去?我觉得这里好像有很多困惑。我们《丛刊》中有 一些不好的稿子，充数的当然也有，不扎实的也有。但是从学术动力来看，如果人们完 全只为了职称而写论文(研究生是为了论文通过、为了学位而写论文)，最后学术研究变 成是敲门砖了。如果这种类型的动力越来越大的话，那我们学科存在的问题就严重了。 画句号的人画完以后有点不放心，画逗号的人不知往哪儿画。我们的研究者如果对“新 文学”本身能否成立，对我们学科的独立性和独立价值搞不清楚了，模糊了，只余下一 些世俗的学术动机，那么这个学科还会有什么生长势头呢?这是我的一个感想。
接下来我讲讲我原来想讲的几点，就罗列一下题目吧。一是这个学科的理论滞后，要 搞好一个课题，可能要自己去搞理论。理论界给我们准备的东西我们用不上，我们自己 又不是专门搞理论的，理论资源储备不够。二是我们从文学本身出发的研究文章很少， 比如语言、文体之类的问题是个弱点。三是我们应该交流，交流应该形成学派(这是理 想主义了)。我们全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很团结，很好，但要有学派，如果没有学派之间 的竞争，生长就不会旺盛。最后一点是我们一定要和社会结合，使我们的研究生、教员 扎根在中华文学的土壤之中。现在中小学教语文的教员很多不一定热爱语文，这样，我 们的大学从生源情况来看，就很可担忧了。中文系学生都是别的科目学不好，跑到中文 系里来学习，从这里面再选研究生，就不热爱文学，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在座的包括带 博士生、硕士生的老师，我们所带的研究生别的先不说，但起码要热爱文学，这很重要 。不要说把文学作为生命，只要热爱文学、热爱中国文学就很好了。我觉得这四个问题 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我们在今后的学术研究当中能做一些改进，那么，我们的生长点一 旦确定就可以真正生长了。
拓展空间与深层掘进
王嘉良(浙江师范大学)
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最可能的选择是两种：一是拓展研究空间，包括研究范围的拓 宽，积聚完备的史料，注意对被遗忘的作家作品的挖掘等等，使我们叙述的这部文学史 尽可能丰富、完善，也能充分展示视野开阔、积累深厚的现代文学现象；二是对以往研 究中已有所涉及的重大文学史命题，重要的、经典性的作家作品的深层研究与解读，使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趋深化，从中总结出更具规律性的东西和更有益于今后文学发展的 历史经验。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应有所重视，而尤应以后者为重。
对于研究空间的拓展，填补空白、发掘“边缘”作家，是有相当意义的。过去这方面 的努力，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使一大批长期沉埋地下或被历史遗忘的珍贵史料得以 “抢救”，为文学史增添了积累，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从史料学意义上讲 ，史料的完善对于学术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建构完备的学术史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对此现在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正如许多专家在会上指出的，为推动现代文学研究的 深入展开，眼下要做的一项迫切工作是对史料的汇集和整理，特别要在史料建设的完备 性和系统化方面多下工夫。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即就拓展研究空间而言，与拓展研究 内涵相比较，在文学史料的发掘、填补空白方面虽仍有题目可做，但这方面的“空间” 不会很大。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研究对象历史并不悠久的学问，在史料的发掘、辨伪、考 据方面，其回旋的余地远不及古代文学大，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和获取的效益毕竟是有 限的。挖掘过去被遗忘的作家，填补文学史空白，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有较大创获，但正 同史料范围的局限一样，现代文学不过三十来年历史，现在去研究它，基本上属近距离 观照，经多年的发掘、积累、筛选，也不一定会有很多的空白有待于我们去开挖。有一 种现象倒是颇值得注意：以为大作家已研究得差不多了，新的生长点恐怕就在“边缘” 作家身上，于是纷纷把目光转向过去很少注意的作家(此种现象在研究生论文选题中相 当普遍)。从完善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而言，研究这类作家并非没有意义，但如果这成为 一种时尚，毕竟并不可取。
拓展研究空间，我以为重要的是要拓展研究对象的“意义空间”。现代文学作为一种 异常丰富的文学现象存在，它所展示的意义是多层面的，它留给后世的宝贵经验也必然 是多重的。如果在这方面的研究范围有所拓展，揭示于中国文学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东西 ，这远比发掘几个文学史上影响并不大的作家有价值得多。但在我们的研究中，这种多 重意义的发掘工作实际上是做得很不够的。例如对文本的解读，由于习惯从“思想”层 面阐发，“形式意义”的研究始终是个薄弱点。文本“形式”在“文学”命题范围内其 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其作出科学研究，发掘其意义所在，不仅有利于文学本体研究 的深化，同时也有助于从更深入的层次上把握现代文学的历史经验。由于以往惯性思维 的影响，文学的形式研究反而非常生疏，变成了一个难题，这方面问津者不多，但唯其 重要，这个空间是必须拓展的。再比如对现代文学现象的文化意义的阐发，也有着较大 的研究空间。如果我们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丰富的精神文化现象看待，那么它呈示 的意义显然要大得多，而这样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样是不待论证的。这方面的研究，上 世纪80年代“文化热”时曾热过一阵子，但似乎“倡言”多于扎实的研究，而且也是当 代文学“热”于现代文学，直至90年代才有较厚重的著作问世。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与区域文化丛书》这样有影响的著作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证明文学研究从文化视角切 入揭示文学的多层意义的确是大有可为的。可惜这样的研究著作还不是很多，而文化作 为一个宽泛的命题和揭示文学多层意义的切入口，恰恰显示出在这个领域存在着很大的 研究空间。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寻求新的突破，另一种可取的选择是对重要研究命题的深层掘进， 以求得整体研究的深化。在“拓宽”与“深化”之间，“深化”的意义肯定是更突出的 。不管从何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都应放在重大文学史命题、重要文 学现象和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上。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厦的建构，主要依赖大作家和大 作品的支撑，现代文学为中国文学提供的宝贵历史经验，也主要有赖于此。随着时间的 流逝，当现代文学完全成为“历史”的时候，大家研究的价值将更会凸现。因为在整个 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现代文学仅仅只是一小段，它可以作为文学遗产长存于世的只 是极小的一部分，当其作为历史浓缩时，经过不断的选择和筛选，能够留在“史”上的 ，也就是那些为文学史奠定基石或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整体走向的作家作品。因此，今 天的近距离观照有可能对逝去不久的文学现象看得较为清晰的时候，就有责任对一些于 文学史建构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作出深层次研究，揭示其重要价值所在，同时致力于 重大文学史命题的探讨，以尽可能求得理论上的共识。自然，这很可能会出现老话重说 的问题，因为这些话题过去多多少少都已触及到了，有的还一度成为研究热点。但我以 为，从以往的研究状况看，从“老话题”中寻找生长点不唯可能，而且非常必要。这是 由于，第一，许多有意义的“老话题”并没有说深说透，它们反而因研究重心的转移在 研究视野中悄悄消失了。例如现实主义文学思潮问题。谁也无法否认对中国现代文学影 响最大、中国现代作家接受最多的，是现实主义思潮。这一话题曾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但后来随着现实主义的“过时”也跟着“过时”了。目下研究中最热门的是现代主义和 浪漫主义，研究这两种思潮而产生的论文和专著之多，远远超出对现实主义的研究。这 并不是说这两种思潮不该研究，问题是对一种重要思潮的冷落并不足取。研究现实主义 文学思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始终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同时也在于以往研究 的不足以至于失误，今天仍有较大的理论研究空间。如这股思潮在西方语境中的原初意 义以及它在中国被引进、吸收过程中出现的变异，中国现代作家对现实主义命题理解的 歧异产生文学创作中的多元现实主义形态等等，至今都是模糊不清的。对此作深层次研 究，当有利于文学史上重大问题的廓清，同时也可对一大批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殊大的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作出更切近实际的价值评估。第二，对以往研究中曾有所探讨或争议 的重要文学史问题，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引进新观念、 新思维、新方法，构成对陈旧研究模式的冲击，不断提出有意义的新鲜话题，的确令人 耳目一新。但今天回过头去看，许多话题仅仅只是“提出”，并没有充分展开，更谈不 上深入论证。例如，对文学史和名著名作的重写重评问题，便是当时人们感兴趣的话题 ，因为它同样关乎现代文学大厦的建构或重构；但对这一话题，似乎也是“提出”重于 论证，尤其是缺少学理性论证，倒是排名次、定座位、问卷调查等媒体炒作热闹过一阵 子，如此这般得出的“定评”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些重大文学史问题 的评价，如对一部现代文学史的整体否定，鲁迅被当作“一块大石头”随意搬掉，茅盾 被革出“文学大师”的席位等等，都显示出重评重估的极端性与尖锐性。对于像这样严 肃的学术问题，学界应该作出学理性回应，以“穷其究竟”的姿态求得文学史上重大问 题的基本共识。有意义的“老话题”是不怕重复做的，也许正是从这里可以发现新的学 术空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多样性
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问题，其实首先是一个文学史研究的理念问 题。这就是说，面对“中国现代文学”这么一个固定的研究对象，我们既然不可能人为 地将之扩大，那么所谓“生长点”也就只能是从我们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实践中去找寻。 研究对象是相对固定的，但研究者观照的角度却可以是多样的；研究对象是共同的，但 不同学者却可以有多样性的意义阐释；对同样的研究对象，可以由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不 同的研究方式来昭示其不同的价值侧面。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多样性中，正蕴 含了不尽的学术生长点。
一、关于文学史研究视角的多样性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研究对象，是相对固定的一种历史存在，但面对同样的研究对 象，对研究者来说，由于其研究视角的不同，其研究所得的结论和研究所产生的意义却 可以是不断变异的，这其中正蕴藏了层出不穷的学术生长点。看任何事物，事实上都可 以有多种角度，从任何角度都可能看到从其他角度所看不到的东西，每一种角度都有其 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文学史研究其实也是如此。研究者对文学历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有个 视角的选择问题，即研究者出于什么研究目的，想昭示文学历史的哪一方面，想由此揭 示什么样的意义，想告诉人们一些什么东西，他总会选取与之相对应的视角，因为从这 一独特的视角才会看出他所想要看到的东西，才能揭示出他所想揭示的问题和意义。这 样，不同的研究者虽然面对同一研究对象，但所得的研究成果却可以是丰富多样的。这 就是说，所谓的学术生长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包蕴在这种研究视角的变化中。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最佳或更佳的视角的问题。即，在观照任何事物时，都可能会 有一个最佳的视角，从这一个角度看对象，相对其它角度而言，可能会更接近事物的最 主要的特征，更能看清事物的真相。文学史研究中，应该有对这种最佳视角的追寻，文 学史研究的深化，常常也有赖于这种更佳的视角的不断被发现。文学历史的丰富性，文 学现象的丰富性先在地决定了对其研究的视角不可能是单一的。各种视角之间可以互补 ，从各个不同角度揭示的意义都可以共同地合理地被人们所接纳。正是对一个研究对象 的多角度的观照，才能够勾画出研究对象全景的或立体的面貌，而从拓展学术研究的空 间来看，多一个角度看研究对象，就多了一个学术的生长点。
二、关于文学史研究意义阐释的多样性问题
我认为，文学史研究的价值应该是多重的，意义阐释也可以是多样性的。任何一种以 过去的时代的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研究目的都起码是为了两种价值的揭示，即 学科价值的揭示和现实的社会价值的揭示。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忽略了学科价值的揭 示，其意义阐释将失去依据，容易导向“影射史学”，而忽略了对现实社会价值的关注 ，则容易使意义阐释因缺少融注其内的当代意识而失去现实感，使学科研究变成一种简 单的“剪刀”加“浆糊”式的研究。带着当代意识贯穿于研究之中，努力找寻到学科价 值与当代的现实社会价值之间的契合点，从而对文学历史现象作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意义 阐释，这无疑会给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空间。当然，这些丰富 多样的意义阐释是以不损伤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条件的。
这里，应该重新提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虽然，“当代性”问题并不是 一个新的理论话题。回顾这十多年来的研究状况，我们发现，许多重要的或突出的研究 成果，正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对当代的理论性问题比较关注，并带有较强的当代意识和现 实感的情况下产生的。不回避对最敏感的当代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见解，并努力 将这种当代意识贯穿到学科研究中去，势必会给已成为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的研究 带来新的生机。其实，在现代文学研究这个领域讲研究的当代性，还有着不同于其它历 史学科的独特的意义。这是因为广义的现代文学本身就包含“当代”，而即使是狭义的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当代文学中的许多现象，都可以在现 代文学中找到源头；许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乃至在稍后提出的命题，在当代直至 目前仍在继续完成中；现代文学的一些文学现象的演化过程，在当代直至新时期文学中 正重新一一演变着。因此，研究当代文学固然离不开现代文学这个源头；而从当代文学 现象引发的对源头的现代文学的反思，也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现代文学的重新理解和意 义的重新阐释。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现代文学的重要文学现象、重要作品作出的评价 ，事实上是受制于当代文学发展现状的。这只要回顾一下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评 价标准的不断重新确定、研究范围的不断重新界定的状况，就会看得非常清楚。由于新 时期初期一度兴起的“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引起了研究者们对现代文学中“乡土文 学”的重视；由于新时期一度对“现代主义”的青睐，现代文学史上的象征主义、现代 主义诗歌、新感觉派小说得到了重新评价；由于新时期通俗文学的一度兴盛，使现代文 学中的通俗文学流派，诸如鸳鸯蝴蝶派等被重新挖掘出来加以研究；由于新时期文艺理 论的发展，胡风的文艺思想等才得到重新的评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说，现代 文学研究在整体上与当代文学思潮本身就有一种必然的联系的话，那么，作为研究者， 若是能够自觉地追寻这种联系，自觉地不断以当代的眼光审视现代文学现象、作家作品 ，那么，他的研究视野和研究空间自然会广阔得多，新的学术生长点便会不断地滋生和 延伸。
三、关于文学史研究策略的多样性问题
所谓研究策略，包含研究者所选取的研究侧重面、研究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 式等等。所采用的研究策略的多样化中，也分明蕴藏着学术生长的机遇。
例如研究侧重面的选取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之初的一段学科重建时期， 研究者们提得最多的是使现代文学研究“返回自身”。当时认为，现代文学研究应重视 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摒弃过去的陈旧的纯社会学的研究格局和研究体系，使这种研究 真正成为“文学”性的研究。但几年后，研究界的热门话题却是“超越自身”，即呼吁 学科的专业研究者应从“专业限制”中“突出去”，一是不要局限在本学科这一小小的 范围内看问题，眼光应广阔一些，二是不要局限于“文学”范围内看问题，不要光在“ 文学”本身范围内考察文学，而要在更大的范围，甚至从非文学的方面来观照文学。由 此形成的所谓注重文学内部研究和注重外部研究的争执一直沿续到现在。这两种看似对 立的观念，其实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文学研究无疑应该以“文学”的历史为核心，以 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和阐释为指归。舍弃了对文学性的探讨，很难说还是文学史的研究。 但如果就文学谈文学，无视文学赖以产生的环境和背景，那么，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和阐 释也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局限。由于中国现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特征，决定了这个 时期的文学具有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特点。因此，要真正把握现代文学，事实上难以 在“文学”自身范围内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在必要时，超越文学，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 究。唯其如此，也才能“返回”到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特点上去。当然，注重文学 发展的所谓外部规律、外部关系的研究，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必须是文学创作。研 究结果所呈现的必须是文学作品的历史。也就是说，以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和阐释为指归 ，不脱离文学作品，是研究的前提，这是一个重要的学科底线。无论是侧重对文学本体 的研究，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探究，对文学性的揭示，还是侧重于对文学的生成环境的探 究，对文学外部关系的揭示，对文学的非文学意蕴的发掘，只要是以对文学创作的理解 和阐释为目的、为归宿的研究，都应该是加以鼓励的。各种研究侧重面构成互补的关系 ，对于展现文学历史的面貌，对于发掘文学史的意义均是有益的。各自不相互鄙薄，各 自不相互偏废，文学史研究的空间便不会显得狭窄了。
再如研究效果的选取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效果的追求当然 是在于纯学科价值的获得。纯学术性研究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标示了研究的能力和研究 的水平。但是研究如果单一地追求纯学科价值的实现，而忽略现实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以 及忽略现实的社会效果，也会构成对该学科研究的限制。学者们书斋研究的成果可以也 应该转化为推动现实的民族文化“重造”的重要资源。多年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 曾有过诸如“普及鲁迅”、“传承五四精神”等口号。可是如何普及，靠谁来传承却是 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由于研究界重纯学科的研究而轻视普及工作，故研究者们很少有 愿意来做这种普及工作的。作为精英文化范畴的东西，如果将自身过分封闭起来，孤立
起来，便有可能引起自我窒息。如果我们在重视纯学科研究的同时也关注一下普及性的 研究工作，这样不仅可以使学术研究的学科价值与现实的社会价值有机结合起来，事实 上也给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天地，带来学术上的生长因素。
此外，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也同样会带来文学创作意义阐释的多样性。这些都 是已被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只要扎扎实实做学问，以尊重基本的历史事 实为前提，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出新，有时的确会带来研究的深化，或者可以产生出 以其它方式方法所难以产生的成果。因此，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多样化，也 必然会给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学术生长点。
面对“非精英化”的知识境遇
范家进(浙江师范大学)
从表面上看，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困境、遇到了危机似乎是一种危言耸听。因 为只要目前的高校学科建制依旧，只要发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章的各式刊物继续存 在，那么，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就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存在下去，谈不上什么危机不危 机。但如果进一步往深里追究，看看大学课堂上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教学总体上是怎 样的陈陈相因、了无激情，看看每年发表的该专业领域的文章有多少是感觉敏锐、思想 新颖、富有独创的，进而看看目前这种教学与研究在当今大学生的文学观与价值观的形 成上起着怎样的作用，看看目前的学术状态在当今总体性的知识更新与社会转型中尽到 了怎样的职责，那么，说这门学科遇到了重大困难，因而急需焕发新的激情、亟待开拓 新的学术生长点，应该说是一种可贵的自觉与自警。
在这次会议上有不少学者专家谈到了现代文学研究队伍的年龄区分与代际构成问题， 并对“即将划句号的一代”与“正在划逗号的一代”之间的衔接继承问题深表担忧。尽 管“代”的具体划分标准不尽相同，但一般都能认同以下三代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即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王瑶先生等为代表的开创性一代，80年代带来学科重大转变的一代， 及90年代以来硕士博士毕业的更年轻的一代。各代人在自身的知识结构、学术追求及生 活、文化处境上都迥然有异，但前后代之间的继承性与延续性也很明显。我这里仅想谈 谈比起前一两代来最末这一代研究者在来源、分布及当今文学接受群体上的显著的“非 精英化”或平民化倾向，以及这其间可能隐藏的知识转换或学术生长生机。
新一代研究群体在来源上的普遍“非精英化”或平民化现象这里也不及展开分析(这自 然与90年代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转型密切相关)，仅从研究者的分布和文学受众方面看， 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接受境遇上的重大变迁也是相当显著的。因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的发展并在目前的职称评审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影响下，能够或必须阅读现当代文学作 品或写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章的人再也不限于大都市几所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而 是几乎遍布全国城乡各地。假如说新一代平民身份的研究者由于社会身份与具体生存境 遇的变迁已无法要求他们继续保持或仿效前几代研究者那种高高在上的济世救民、“我 启你蒙”的良好精英心态(文学与文学研究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救国救民、启蒙大众的 利器，还不如说是他们用以自我拯救、自我启蒙，并借此步出生存泥泞与精神重围的手 杖)，那么，文化和教育发展的新状态则进一步逼迫我们反省：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 的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心态及相应的一整套研究范式和价值预设，究竟在多大程 度上与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境遇中的普通人群有关，或者说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 在中国普通公众的知识、精神和价值生长与更新过程中究竟承担了怎样的功能。
自然，学院化的学术研究有它的专业性与特殊性，要真正拓宽它的对话空间与渠道并 不容易。但即使就学院范围内的文学受众而论，随着教育事业至少是量上的飞速发展， 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城乡平民子弟正以成倍的速度在增长，选择人文专业的虽然是 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人数在大幅度地增长也是事实(至少在许多地方性院校是这样)。因
此，我们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如果不加置疑地延续80年代的价值预设与研究心态， 首先将会在学院内部加深与受教育者之间的隔膜。无论是全日制的大学生还是业余性质 的成人教育，无论他们是出于怎样的动机选择了中文专业，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 是他们的必修课程，他们都被要求阅读一些现当代的文学作品及相应的研究文章，还有 义务写作这方面的课程作业以及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毕业以后都将 是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而不是专业的研究工作者，其中很大一部分将进入小城镇和乡村 的学校、企业与机关(各式成人教育的学员有很大一部分本身就生活在农村和小镇)。就 他们接受教育的过程而言，他们已经是现当代文学作品及相关研究的读者和接受者，但 事实上，我们专业性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只把目标放在对极少数的潜在研究者的 召唤上，而很少考虑过这更大一部分人群的真实需要，尤其是很少考虑过我们通过现当 代文学研究所传达的知识、观念、价值与他们真实的生活处境之间的关系，很少考虑过 我们的学科教育可以给他们感受、观察和分析周围的世界提供怎样的资源和支撑。因为 我们不能不承认，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与我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与“五四”时期诞 生的现代新文化之间都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当代中国普通公众所置身的体制与文化境 遇更有自己的特殊性。既然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这种境遇的回应相当乏力而迟钝， 那么，就无法阻止当今知识受众对文学的冷漠，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标榜“现当代” 的文学与学术在很多时候与他们仍然很隔，仿佛只是一些说起来美妙动听的东西而已， 对他们个体人生的知识生长和精神更新并无多大实际用处。
作为人文学科重要领域之一、又始终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不能 不正视这样的社会和精神现实。因此，在思考学科范畴、思路与研究方法的调整过程中 ，除了眼光向外向上、努力从全球化进程下的西方强势话语中汲取资源以外，也完全应 该强调眼光向内向下，正视已经发生重大变迁的当代现实，尤其是正视那些由于体制与 文化的双重宰割而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被阻隔在真正的现代文化之外的更广大的人群。 眼光向下关注到了这个人群的真实需要，现当代文学作品及其研究当中所体现的现代知 识、现代精神、现代人格及现代审美意识等等，就远不是需要急匆匆解构的对象，而是 需要努力追求与建构的目标。换句话说，以更为朴实而非精英化的姿态继续挖掘现当代 文学中蕴涵的现代启蒙内涵，并以新的视野与方法继续深化“五四”与20世纪80年代两 度兴起过的文化启蒙追求，让真正现代的知识、观念、精神、人格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 更加深入人心，在更广大的人群中扎下深根，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仅停留于都市的文化 圈文学圈，应该是这门学科自我更新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方向之一，也是“五四”新文 化留给后人的未尽的使命。毕竟，“精神的现代化”不能仅仅是个文化或文学神话，而 必须落实到中国人的日常处世行事的具体行为方式中来。在这方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研 究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是可以尽一份自己的力量的。只有这样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 鲁迅早在上世纪的20年代就呼唤过的革命时代以后应该出现的“平民文学”(《革命时 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才不至于成为永远的空谷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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