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的辩证法”的忘却：阿多诺研究的历史性遮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历史性论文,阿多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多诺，一位不合时宜的“当代大师”。他生前被认为是一个杰出的悲观的文化批判主义者，生后则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现代主义美学家或原始形态的后现代理论家被反复探讨。可是，他的元批判理论，即作为《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批判和《美学理论》中的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型的“否定的辩证法”，长期以来却招致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和质疑。新左派批评它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向右转的哈贝马斯指责它否认有“为他（阿多诺——引者注）含蓄地求助的理性概念提供系统基础的可能性”，而学院派的学者则同样说：“阿多诺自觉地追随勋伯格的模式，企图在哲学内部发动一场革命，但实际上却屈从了同样的命运，他反体系的原则本身已变成一种体系。……当否定的辩证法成为总体的时候，哲学也将趋向静止，因而1960年代的新左派批评阿多诺把批判理论引向死胡同是公正的。”由此我们看到，在阿多诺作为一个思想史对象被研究的30年历史中，“否定的辩证法”始终以各种方式被遗忘了：前20年，批评者们把它作为一个“丑闻”而刻意遮蔽了起来：在近10年由杰姆逊发动的复兴运动中，它虽然被重新肯定，却被挪用、变成了理论斗争的新武器和通向美学政治的中转站，其自身依旧晦暗不明。理论政治曾经实用主义地拒绝了“否定的辩证法”，并因此经受了失忆的后遗症，然而，正确的疗治方案却不应是同样实用主义的挪用，可取的做法只能是回到被忘却的“否定的辩证法”本身。
一、理论政治中的集体失忆：对阿多诺研究前20年的一般诊断
阿多诺在1966年的《否定的辩证法》中预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之后，他以自己的死亡，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发布了正式讣告。这并不是说它们的理论影响和社会影响就此消失了，事实上，它们所提供的精神传统即使在70年代还被欧美新左派视为一个“未知的向度”，一个当代文化斗争中依旧有用的思想武器。这一年，《启蒙辩证法》出版了英文本，一年后《否定的辩证法》也被译成英文出版，而在更早一些时候，《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最终目的》(Telos)和《新德国批评》(New German Critique)等杂志已经开始刊载他的译文和相关评论文章了。阿多诺研究就此发端。70、80年代，阿多诺研究历经浮沉，先后相继地涌现出了3种影响深远、相互冲突的模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否定的辩证法”作为某种禁忌或者丑闻，从理论政治的集体记忆中被抹去了。
阿多诺研究一开始就充满了燃烧瓶的残余气味。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有左派学生指责阿多诺晚期作品“已经背叛革命事业”。为此，A·施密特着重强调阿多诺思想的唯物主义本质，以期捍卫自己导师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1972年，施密特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他的整个70年代基本上是在与自己的同学、哈贝马斯的争论中度过的。针对哈贝马斯关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存在分歧乃至对立的批评，施密特着力证明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与霍克海默设想的连续性；通过对“唯物主义”的思想史探索，他提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创立的批判理论是适用于资本主义当代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变体”。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后，阿多诺重提唯物主义其最重大的命意在于：在打破同一性的思想专制之后，为重建主客体之间的星丛关系确立一个支点。过于强烈的辩护意识妨碍了施密特对阿多诺意图的准确领会，因此，在对唯物主义的哲学史描述中，他更多地退到了费尔巴哈的立场上，辩证法却被遗忘了。
与此相对应，一批新左派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出发，抨击“否定的辩证法”具有太多的思辨唯心主义残余，只是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把改造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忘在了脑后。特别地，“在阿多诺这里，辩证法变得非历史化，以包含作为概念统治的起源的整个西方文明。因此，批判理论甚至不再企图通过详述未来得以发生的必要中介环节，以预想未来了，它变成为一种纯粹防御性的理论。最终，它退到一个无可退却之处，以保卫特殊性、自律性和非同一性不受据说已经被总体管理的社会的侵害。在这样的社会里，思维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消失了。”在1971年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杰姆逊批评“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这一失败归根结蒂是因为它“表现一种挽救自身和哲学化观念的意图，使它们摆脱时间上的盲目崇拜，摆脱停滞和持久的视力幻觉。”
与新左派的解读模式直接冲突的是哈贝马斯对阿多诺的解读。哈贝马斯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由于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传统中掺杂了韦伯合理性理论的内容，因此不可避免地偏离了马克思的逻辑；阿多诺最为彻底地贯彻了这一理论逻辑，从而走向了一种无为的寂静主义。也就是说，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即资本主义制度，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规划，它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可以走向一个更加合理性的状态；阿多诺在对启蒙理性的批判道路上走得太远，从实践退缩回理论，否认有“为他含蓄地求助的理性概念提供系统基础的可能性”，从而走向了一种虚无的美学乌托邦。他认为，阿多诺30年代就基本形成了自己“否定的辩证法”，这与霍克海默主张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的批判理论从起点上就不一样，以《启蒙辩证法》为标志，阿多诺最终背离了霍克海默的设想。因此，应当抛弃《否定的辩证法》回到批判理论的原初旨趣，在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基础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在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关于现代性的争论发生之后，一些英美学者突然在争论的中心发现了一个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阿多诺，在他们看来，“解构主义和阿多诺之间的相似之处特别引人注目。在当下的时尚风靡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多诺就一直坚持承认那些被概念之网滤去的异质碎片的力量，抛弃所有同一性哲学，拒绝把阶级意识看作是令人不愉快的‘肯定’，否定意义的意向性。真的，当代解构主义几乎没有一个主题不曾在他的著作中被充分地阐述过。——阿多诺或许是法国文化和德国文化的相互偏狭性的指示者，现在，具有讽刺性的是，它们只是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里才越来越多地走向融合。”正是在这种旨趣的引导下，这些学者对阿多诺以《启蒙的辩证法》为代表的文化批判和以《美学理论》为代表的美学艺术批判表示出了极大的敬意和兴趣，而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则作为对法西斯主义的过度反应，被撇在了一边。这一模式极力推崇阿多诺对宏大叙事、体系、同一性思维和理性的抗拒姿态，但刻意弱化了这一姿态与反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间的内在同一性，从而阉割了“否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取向，使之与后现代体制化的否定混同在了一起。确认“否定的辩证法”这个社会历史的元批判已经过时，这是哈贝马斯模式和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模式共同的基础，只不过，在前者把阿多诺连根拔起、抛在一边的地方，后者则在对他被截去根部的躯体进行无限制的“戏仿”。
虽然理论旨趣殊异，但是人们对于“否定的辩证法”的集体失忆，其口实却是一致的：基于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不正确估判，阿多诺放弃了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正确立场，一味揭露和否定，却不从事建构，回避政治实践，采取了一种退缩主义的“冬眠战略”。向右转的哈贝马斯非常看重马克思“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观点，强调哲学应当为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提供肯定性的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从来就没有用像科学那样的明确语言，把哲学传统算作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潜力，而这种生产潜力也应该出现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批判当然是需要的，因为正是通过批判理性，现代性才能达成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和自我肯定。但是，“否定的辩证法”将理性批判偏激化到自我指涉的程度，一开始就摧毁了自己的社会根基及与交往实践的联系，使自己蜷缩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因此，阿多诺不得不“试图使用由意识哲学衍生出的未受压迫的综合概念作为乌托邦观点移向对话理性(discursive reason)之界域：未受损害的主体间性，未经强迫的多样性的总和，使得近与远，同一性与个体之差异的同时并存成为可能，呈现出一种乌托邦之映象”。也就是说，“否定的辩证法”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不公正判断对形而上学发动的一次失败的攻击，因此，一方面，阿多诺在对理性进行一种西西弗式的绝对否定，另一方面，他却不得不不断地返回理性，“否定的辩证法也只能从黑格尔那里诉求非同一性的复归，因为非同一性已经包含在黑格尔的程序之中了”。
而在新左派看来，在现时代，哲学世界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共产主义者所需要做的就是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但是，“阿多诺所实际发生的是他失去了信念。他不再相信普遍历史的可能性，感到必须抛弃黑格尔的神学，回到康德那既不能解释自身也不能实现它的伦理理想的抽象的道德主义”。因此，“否定的辩证法”从集体主体的理论退却，只能是“那日益过时的、妨害有意义的实践结果的社会距离的避难所”。阿多诺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已经从企业家之间的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其中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社会主义因素，晚期胡塞尔“生活世界”学说深刻地标示出了这一转变。由于他既不直接投身革命实践，又没有能对晚期胡塞尔哲学做出正确的评价，所以，他的哲学自然与历史发展和实践脱了节，“否定的辩证法”的实际历史定位应当是20世纪30年代，“它的贡献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激进的社会理论的最高表现，虽然二战以后的思想发展已经超越了它，但它依旧是一个需要批判地继承的当代遗产。”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青年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它的理论纲领是由霍克海默在1937年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中确立的。在《启蒙辩证法》之后，阿多诺代替了霍克海默的位置成为学派的领导者和批判理论的旗手，也就是说，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是历史地成为后期批判理论的纲领的。在批判“否定的辩证法”的时候，上述三种研究模式更多地是出于自己的理论政治利益对它进行相当简单的价值评论，而没有去认真对待如下问题：首先，“否定的辩证法”对理性的批判无疑是颠覆性的，但它是否就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意识哲学？其次，它与30年代以后的社会历史关系怎样，它何以能够超越阿多诺的个人喜好，历史地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性纲领？
二、“后遗症”
很显然，左与右的攻击对象都是《否定的辩证法》正文最初那几句话：“一度似乎过时的哲学因为实现它的时机被错过了而得以继续生存。简要的判决是：它只是解释了世界，在现实面前的退缩使它弄残了自身。在改变世界的尝试流产之后，这一判决变成了理性的失败主义。”阿多诺的意思是说：较之于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已不再可能发生，哲学因此错失与实践的统一或者实现自己的世界化的历史机遇。因为，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到文化、社会心理，资本已经实现了对社会的唯一的抽象统治，即使是原先最具批判性的哲学，也“随着社会极其广大的扩张和由自然科学导致的进步，似乎成了晚期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简单的易货贸易的遗物”，换言之，它已经被市场机制同一化，失去了自身批判的功能，“重新成为一门具体科学”。虽然阿多诺在哲学无情的自我批判中寄托了自己对于人类命运无希望的希望，但归根结底，他对现代资本主义这个“全面管理的社会”的历史前景是悲观的。我们看到，迄今为止的现实历史发展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印证了阿多诺的预言，尽管这并不能证明“冬眠战略”是唯一正确的，不过却足以推翻了对它的责难了。左与右都为自己的失忆领受了随之而来的后遗症：对哈贝马斯来说是帝国主义本质的大曝光，对于新左派而言则是向着阿多诺的不得已的回归。
哈贝马斯认为“全面管理的社会”只是对现代性的片面总结，理性固然在自身的发展中走向自己的初衷的反面成为人的敌人，但它同样为自己的赎回提供了契机。因为，虽然理性在纯粹的理论层面上仍旧缺乏绝对客观的标准，但至少在实践层面上，通过适当的交往、对话和批判，依旧展现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达到某种和谐统一的潜力。哈贝马斯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康德的实践理性，在一种伪造的社会主义理念的支撑下，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主”奠定了基础。新左派同样是乐观。他们受6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70年代的能源危机的激励，坚信无产阶级革命新的高潮已经来临，只要组织一次暴动，资本主义就会土崩瓦解，在这种历史时刻，理论的功能应当就是为实践呐喊。新左派在事实上通过《历史与阶级意识》回到了黑格尔主义，在一种普遍规律的身上寄托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的今天，我们看到，1970年代资本主义深重的经济危机和全面的社会危机并没有使之崩溃，经过一次革命风暴，它反而走向了一个更加稳定的状态，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一次空前的低潮之中。同样，资本的全球扩张也没有为理性的自我修复提供任何契机，相反，阿多诺所忧虑的同一性的牢笼已经在“社会的麦当劳化”的形式下获得了更加广泛和深入人心的发展。
既然失忆是由于政治引起的，那么，它也将在其中显现出后果来。20年是一个足够长的时间了。前苏东的解体对左与右来说都是一个划时代的思想事件，不过，它对哈贝马斯似乎更有利些，因为这无疑证实了他对现代性的信仰。在1992年出版的《事实与规范》这一法哲学巨著中，他直接挑明了自己的康德思路，认为道德原则必须能普遍化。可是，在一个后形而上学的多元社会里，综合性世界观与有集体约束力的道德标准已经瓦解，在这样的社会中幸存的后传统的道德良心不再能替代一度以宗教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自然法。因此，民主生产法律的程序是法律合法性的唯一后形而上学根源。而这种合法性力量则来自问题和意见，信息和理性的自由交流，来自每一个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自由对话和讨论，来自社会每一个成员以平等的身份积极参与。如此美妙的未来实在让人向往，不过，这种过于理想化和形式化的“交往”、“对话”让人不免怀疑它的可行性。终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让我们看到了它的现实可操作性，即在人权高于主权旗帜下，对一独立主权国家的公然侵略和对平民的野蛮屠杀。哈贝马斯自觉充当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意识形态卫道士，这是其现代性理论必然的政治结局。
至于左派，如果他不顽固地坚持自己幼稚倾向，就会向杰姆逊那样承认“难以克服的困境”已经出现，但是，希望并没有消失，至少我们可以像阿多诺那样“从否定的角度去关注这一困境，关注可望出现新事物的那个地方”。杰姆逊向那些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很悲观的朋友”“温和地提建议”：“我们不需要把尼采留给敌人，我们可以在尼采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慰勉，即最深刻的悲观是真正力量的来源。我们必须对这个体系保持深刻和连续的悲观，就像我的东方朋友对另一个体系所持的态度一样。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三、复兴后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回到“否定的辩证法”本身
20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蕴藏的革命潜能已经消耗殆尽，现代性取代革命成为社会的理论主题。尽管现代性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难题，不过，它归根结底指的就是与危机相联系的现代社会的本质，因此，虽然它首先是在哈贝马斯和利奥塔这两个资产阶级思想家之间发生的，但它很快就迫使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进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这场论战中，杰姆逊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发言人。他反对所谓后现代，认为现时代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晚期资本主义”，那么，在这种“后革命”的“弹性生产时代”，革命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争论最终又折射到了阿多诺身上。
1990年，杰姆逊出版了一部争议很大的作品《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对辩证法的坚持》。在这里，他从70年代的反对立场走向拥护，开创了阿多诺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晚期马克思主义解读既反对哈贝马斯关于阿多诺走向理性的对立面的指控，又反对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关于阿多诺反对总体性和同一性的理解，认为阿多诺的作品是“90年代的辩证法模型”，“在他自己建构时代精神的旨趣中，完全过时的垄断资本的学说，在我们自己的表象缺席的情况下，也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表象，因为它激励他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最深入细致的探讨，少了些偏执，多了几分效率，仍然可以为那些因当前无中心的状况而萎靡不振的人们树立榜样。”晚期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一经出台就引起巨大反响：一方面它重新唤起人们对阿多诺的关注，客观上引起阿多诺的复兴；另一方面，它也招致巨大批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被两个主要特征所刻画：一是以美文学式的分析引起哲学的位移，二是把价值批判以联想的实用主义方式还原为若干可以干涉当代理论争论的重要的概念参数”。杰姆逊实际是在利用阿多诺阐发自己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情况确实如此。一方面如上所述，是因为现实政治的发展使杰姆逊切身地认识到了自己早期政治策略的幼稚及对阿多诺评价的失当，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哈贝马斯和后现代思潮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互为表里的双方面，通过对处于两者张力连接点上的阿多诺的重新解读，既可以说明尾随哈贝马斯康德式的现代性幻象而至的不过是同一性的“资本逻辑的复活”，又可以说明阿多诺已经通过对实证主义、“初级阶段的后现代主义”的严厉批判，先行拒绝了后现代主义，从而为第一世界处于“理论的缺席”中的知识分子预支一种马克思主义，因为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那样，“理论的缺席”是能够变成物质力量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出版19年之后，现实历史发展迫使杰姆逊重新回到阿多诺，回到“否定的辩证法”。透过在《政治无意识》中形成的三重解释系统，杰姆逊对“否定的辩证法”做了两点基本准确的判定：它是阿多诺无可替代的理论贡献，其本质在于用经济体系或生产方式的话语分析了哲学和意识形态；它是阿多诺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型，《启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和《美学理论》因此是同时性并立的。不过，问题在于，除了断章取义和借题发挥之外，杰姆逊非文本的美文学解读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否定的辩证法”就是90年代的辩证法模型，尽管我们认为真理或许就在他的手中。
我们注意到，在1989年其实就有学者提出应当“返回阿多诺”了，杰姆逊引发的争论是一个契机，它使得一批对阿多诺研究现状早就心怀不满的英美学者挺身而出，表达自己的不同见解。他们要求打破与阿多诺之间的政治（理论）距离，把阿多诺作为一个客观的思想史研究对象，认识论地“返回阿多诺”。“对这些学者而言，对阿多诺作品的回复在美国思想争论中标示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返回阿多诺’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辩证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曾在80年代杰姆逊、伊格尔顿和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失落了，如今，返回它的时代来临了。”近10年来，认识论主义解读模式应当说是取得了重大成果的，这特别体现在了对阿多诺音乐理论的研究上，可是，阿多诺被人忘却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并没有像原来预言的那样“返回”。究其原由，是因为这些人实际上和杰姆逊一样，只是意识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现实意义，而没有办法真正地“返回”，因此不得不像杰姆逊那样，借助美学来讽议现实。
复兴后产生的问题其实也就是阿多诺研究30年留下来的一个根本问题。对于“否定的辩证法”，人们其实知道它“说”了什么，却无法理解它为什么这么说：一是觉得它无中生有般地突然出现，然后又如幽灵一般在历史的表面上飘荡，缺乏应有的时代确定性；二是觉得阿多诺故弄玄虚，在自己的周围刻意设置不必要的障碍，拒绝释义。上述第一种批评或者说意见具有某种一般性，它表明了研究阿多诺特别是“否定的辩证法”的主要困境，事实上，即使是哈贝马斯，也不得不借助苏珊·巴克－摩尔斯和吉利安·罗斯的研究成果，才弄明白“否定的辩证法”早在30年代初就已经基本形成了。从1925年到维也纳学习作曲在无调音乐中获得“否定的辩证法”最初的理论灵感到1966年的《否定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的形成史长达40年。前《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论探索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史前史，它们毋宁说是理解《否定的辩证法》的一个“导论”，因为正是在这里，“否定的辩证法”不仅找到了自己的言说内容，而且确定了自己的言说方式。因此，不理解“否定的辩证法”在现实的政治发展和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历史嬗变，想正确理解、评价、发展《否定的辩证法》中的“否定的辩证法”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除了巴克－摩尔斯在1977年的《“否定的辩证法”的起源：阿多诺、本雅明和法兰克福研究所》中，对阿多诺早期思想进行过一次开创性的总体研究之外，“否定的辩证法”的形成史基本上还处于隐晦之中。这事实上给一般研究者和读者正确理解《否定的辩证法》造成了比较大的障碍。
也正是因为第一种批评，在后现代氛围中，第二种批评才不径而走，最终造出一个“《否定的辩证法》是不可理解的”新神话。在我们看来，阿多诺确实在自己的周围刻意设置了大量障碍，以拒斥任何想廉价购买他的思想的企图。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阿多诺学术传统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大大超出了绝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期待，人们难以在自己的思想图谱中对他进行有效的完全匹配，从而留下了超量的理解剩余。这些剩余与其说是阿多诺的，倒不如说是属于主体自身设定的，因为，拒绝承认“客体的辩证的首要性”的人们，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主体理性的需要”去“构成”客体，“这些剩余物就是他们主观地组织起来的操纵过程的产物”。阿多诺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客体的尊严而拒绝了企图冒充客体的自恋主体。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阿多诺确实是为那些能够理解“否定的辩证法”的读者而写《否定的辩证法》的，因此，为了能够理解它，人们就必须进入它的历史。
正像杰姆逊已经提示的那样，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阿多诺的核心意义或价值就在于“否定的辩证法”，然而，它如今依旧未向人们敞现。原因虽然有两个，但其实只是一个，即“否定的辩证法”需要用自己的历史来界说自己的合法性。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理解阿多诺的关键就在于理解“否定的辩证法”，而理解“否定的辩证法”的唯一选择就是回到“否定的辩证法”的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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