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的文化解读：淄河语境中的孟姜女传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间传说论文,语境论文,文化论文,孟姜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语境（context）与文本（text）关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其最初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学方面，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第一次把语言和言语区别开来，对二者做了严格的界定[1]。此后，这种对语境与语义的区分性的研究，不仅在语言学范畴里得到了深入性的探讨[2]，而且迅速波及到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马林诺夫斯基分别于1923年和1935年提出了“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这一对概念，其最初目的虽然是为了帮助欧洲人正确理解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居民的谈话内容，但根本目的却还在于解释语言和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3]。这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语境与文本的关系，而且是在不偏废文本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语境。而以鲍曼为代表的美国表演理论学派则主要关注口头艺术文本在特定的语境中的动态形成过程和其形式的实际运用[4]。之后的一些现代学者已不再执著于功能主义的单一视角，在阐明仪式象征意义及其内在逻辑的同时，更为关注仪式行为、象征符号与政治权利的关系。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类学家格尔兹，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一个文本的集合体，而研究者的任务便是努力从当地人的生活中去解读这些文本，尤其是要理解他们对于自身文化文本的“理解”，因为每一种社会生活中都必定包含着对其自身的解释[5]。格尔兹研究的是更具广泛意义的社会生活“文本”与其更为深阔的地方历史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对于格尔兹的研究范式来说，因对地域有相对狭小的限定因而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关于孟姜女传说的研究，当首推对此有开拓性研究的顾颉刚先生，虽然他最初的本意是想用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但是从学科发展来看，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标志着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建立。此后，这种将文献材料与历史演化相结合的研究范式不断地被沿用于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依据这一研究范式，虽然有很多研究者在孟姜女故事的历史演进和地域传播方面的研究上，为我们补充了一定的新材料，但无人能与顾颉刚先生比肩。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多从追溯故事的起源、解析故事的演变、挖掘故事的含义、介绍故事的分布等方面进行探讨[6]。从内容来看，多是对旧材料的反复征引；从研究范式来看，一方面难脱顾颉刚先生孟姜女研究的窠臼，另一方面，体现了只注重文本分析而轻视与文本相关的语境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静态的文本出发对故事的原型、母题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流传等方面进行研究，但成果也很有限[7]。近些年来，有很多学者对顾颉刚的故事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指出了它的局限性[8]。同时，也有很多学者试图对孟姜女故事进行突破性的研究，目前取得较大进展的是孟姜女故事的“在地化”研究[9]。这一研究路径不仅在研究范式上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材料方面也为民间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就目前的一些“在地化”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多把孟姜女传说置于宏观的中华民族文化与社会背景之中进行分析，极少涉及孟姜女传说文本的微观区域语境研究，这样就很难注意到民间传说与民间生活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就很难将民间传说的内在特征与作为语境的乡土社会做结构性的互文阐释。
基于上述有关语境与文本的研究理论以及孟姜女传说的研究现状，本文将以在山东省淄博市淄河镇“幸福溜”8村搜集到的22则孟姜女传说文本为例，尝试着将其置于当地村落语境中，从当地人的生活出发对它们进行解读，进而在此基础上理解当地人对于自身文化文本的理解。
一、淄河：孟姜女传说语境
特殊的地理、历史及人文景观形成了得天独厚的孟姜女传说文化空间。淄河镇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东南部，迤逦齐长城依山势而筑，粼粼淄河纵贯全境。战国时期，淄河地区作为齐国南部边陲重镇，留下了众多的遗址和传说。其中，齐长城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生在梦泉、城子一带的孟姜女故事传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此可见，淄河地区的文化底蕴十分丰厚。在丰富的历史资料中，汉代刘向《列女传·贞顺篇·齐杞梁妻》格外引人瞩目：“杞梁之妻无子……既无所归，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遂投淄水而死。”这其中暗含了两个重要信息：一个是哭崩之城与所投淄水应该相隔不远，另一个是杞良妻哭崩城投淄水是之后孟姜女传承的重要情节。恰巧淄河镇的大部分村子都临近传说中的“齐长城”，其中城子村处于齐长城与淄河的唯一交汇之处，暗示了此地处于孟姜女传说的早期发源地以及重要传承地的位置。调查结果显示，以“孟姜女哭城赴水”为“标志性情节”的孟姜女传说至今仍生机勃勃地传承于淄河一带，尤其是在城子村、梦泉村更是异常丰富[10]。这些重要的历史、地理及人文信息构成了孟姜女传说的特定文化空间。
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趋于杂糅状态的村落语境构成了特定的孟姜女传说体系。淄河镇的大部分村落分布于山区，此次调查的8村都坐落在当地人所称的“幸福溜”[11]里。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保存了孟姜女传说的古朴风貌，同时，封闭的时空文化环境形成了他们相对封闭的心态，使得他们对本土文化圈以外的文化所知不多。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多数故事讲述人的讲述过程中，会不断提到“只有识文断字才会讲出来，不识字是不会讲的，特别是那些农村妇女是不知道什么的”[12]。而随机调查的一些妇女也多以“不识字”为由拒绝我们的访谈。这说明村民还是非常相信“白纸黑字”的权威性。在他们的观念里，掌握民间文化是一种身份的体现，在众人面前讲唱不仅显示了自己的地位和自豪感，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掌握民间话语权的一种手段和听众对其话语权行使的认可。在这种封闭自足的村落语境中构成了特定的孟姜女传说体系。
历史记忆的体验与现代文化的冲击影响了孟姜女传说的阐释机制。在我们搜集的孟姜女传说故事里，似乎依稀可辨距离现在不太久远的历史，而这些口传历史也正是通过孟姜女传说的反复传讲得以保存。现代文化的冲击自然会影响到这一地区孟姜女传说的传承，其中各种媒体的渗透至关重要，如很多讲述人在讲述的过程中坦言某个情节是从电视上看到的[13]。再如此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传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电视台或报社记者的涌入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他们重新审视传承悠久的孟姜女传说。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共同阐释着适合民间文化本土逻辑的孟姜女传说。
多种形式的重复展演形成了一个以孟姜女口头传承为文化圈的活动空间。在淄河除了反复传播粘附在一系列文化景观上的孟姜女传说之外，还有一批乡村民间艺人代代相传，以丰富的民间小调传颂着孟姜女的故事。更为鲜活的是一些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日子凭吊孟姜女[14]，游览孟姜女传说在当地的相关景物和遗迹。这些都构成了孟姜女传说活动空间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要素。
二、淄河语境中孟姜女传说的文本概况及关键情节
城子村的孟姜女传说[15]在女性讲述者口中，故事非常完整，且细节描述得特别细腻。其基本情节如下：孟姜女葫芦诞生——树林里巧遇范喜良被救——月下拜堂——范喜良被抓丁并与其离别——寻夫——路上与范喜良的妹妹历尽千辛万苦——路上与妹妹死别——到达修长城处，巧遇范喜良搭救的老汉，得知范喜良死去被埋在长城里——哭夫、城塌，认出丈夫尸骨——秦始皇强占——巧使计策厚葬丈夫，羞辱秦始皇——投河自尽。在几位男性讲述者的口述中，描述简洁，基本情节一致。而其中最突出的情节，则是孟姜女哭倒了附近山上的齐长城和投进山下距齐长城不远的淄河。
梦泉村的孟姜女传说的传承基本在男性之间盛行，采访到的9人中，只有一位女性，且讲述得不很完整，相反男性讲述者却能细致地描述故事中的一些细节。其基本情节如下：范喜良被抓修长城，孟姜女婚后不久与范喜良离别——范喜良还有个名字叫万居民，因厌胜被秦始皇填了长城——孟姜女来到劈山长城处哭夫烧纸——城崩露出丈夫的尸骨——用棉袄包上丈夫的尸骨投河而死。在讲述人的口述中个别情节不太一样，比如提到孟姜女是什么地方的人时，多数人说不知道，只有个别人认为是梦泉人。讲述万喜良的死法也不一，有人说是累死的，还有人说是饿死的，说当时一天送九顿饭还送不到万喜良那，最后饿死了。对于哭夫的情节描述与别处略有不同，讲到孟姜女一边哭一边在地上画圈烧纸，据说正是梦泉村为逝者画圈烧纸风俗的由来。最后在投河的问题上讲述者描述的都很模糊，不知投的是哪里的河。这里的孟姜女传说在哭夫情节上异常突出，这应该和本地《十哭长城》的盛行不无关系[16]。
西股村的孟姜女传说相较于上述两村淡漠很多，很多人都知之不多。采访到的两个故事基本情节如下：孟姜女葫芦诞生——范喜良修长城——孟姜女和范喜良妹妹去找范喜良——路上与妹妹死别——到了长城处，得知其夫已死——孟姜女哭夫——城崩，秦始皇强占孟姜女——孟姜女提条件——秦始皇办到之后，孟姜女投江。两个文本在讲述孟姜女葫芦诞生这一情节时，稍有差异。其中一个认为不是孟家姜家栽的葫芦，而是孟姜女已经在葫芦里，被扔到水里，恰巧范喜良把它抱了回去。讲述范喜良及其妹妹的死亡情节时，认为是患了痨病。另外一个讲述了秦始皇赶山鞭、与龙女结婚、生下一个“龙生虎奶雕搭棚”的楚霸王项羽的传说。城子村人认为西股村（孟姓居多）是孟姜女的娘家。但西股人却不这样认为，说与孟姜女没有任何关系，强调本族是从曲阜搬来，是孔孟之“孟”。这反映了村际之间的交流不畅，也与他们对传说中的孟姜女形象的认同差异有关。同时，本村没有像城子村、涌泉村那样有孟姜女传说能够依托的风物。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西股村虽然距离有着鲜活的孟姜女传承的城子村、梦泉村不远，但表现出对这一故事的漠然态度。从搜集到的两则孟姜女传说内容来看，除了哭城投水的情节以外，内容上呈现出杂糅状态。
池板村的孟姜女传说两则，整理如下：孟姜女丈夫范喜良修长城——一天送十二顿饭也吃不上，饿死——孟姜女每天到山顶上眺望丈夫——山为之倾斜而成望夫山。这里比较突出的是望夫山的情节。
涌泉村的孟姜女传说基本情节如下：孟姜女寻夫——又累又饿倒在孟姓夫妇家门口——孟姓夫妇搭救了孟姜女并悉心调养半年——孟姜女拜孟姓夫妇为义父义母——哭夫投淄河而死。此处最为突出的情节是孟姜女寻夫途中被孟姓夫妇搭救一节，这应该与目前修缮孟姜女故居有着一定的关系。
孟姜女名字的由来：葫芦诞生说只出现于个别讲述者口中，讲述人在讲述时不是说是看书听戏得来的，就是特别强调这只是迷信或神话的说法。这说明这一情节是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附会进来的，并不被这一地区民众所接受。另外，在讲述者强调这一情节迷信或神话说法的同时，暗示下面的情节是真实可靠的。
孟姜女来源：说孟姜女娘家或婆家是附近的只占一小部分，其余的都不知或未提到孟姜女是何方人氏，说明此地区传说故事的重心不在这一情节上。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讲述人口中均未提到孟姜女是千里寻夫。
范喜良死因：在这一地区的孟姜女传说中，范喜良饿死说几乎占了一半，其余为累死或病死，还有的说范喜良是搬石头失手而死，只有在梦泉村采集到的故事里提到范喜良因为又叫万居民，为厌胜需要而被秦始皇筑在长城里面。
孟姜女所哭之城：从上述表格统计的数字来看，在提到哭城的情节中，孟姜女哭倒齐长城之说占了一大部分，可以想见历史传承对这一地区孟姜女故事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当地风物与传说故事的结合。
城崩原因：在讲述到的传说故事里，因长城地基是土的，上面是石头，再加上打雷下雨，对地基的冲刷浸泡而倒塌的说法，占了绝大多数，讲到天人感应的较少。这一解释比较符合民众的生活经验。
孟姜女辨识丈夫尸骨：滴血认亲的说法在这里找不到，而代之以信物辨认或者直接就认出丈夫的尸骨。如城崩的原因一样，民众认同的是现实的合理解释。
孟姜女与秦始皇纠葛：秦始皇强占孟姜女的情节在这一地区的孟姜女传说中占有很大比例，让人费解的是，既然孟姜女哭的是齐长城，为什么和秦始皇又有了纠葛。原因大概如下，自古以来，齐长城沿线的民众一般把齐长城记在秦始皇的名下，也就是说人们把齐长城误作秦长城了[18]。问起当地长城的修建很多人都说是秦始皇。山区民众的这种想法，不足为怪，在交通阻塞、信息闭塞的过去，这种想法恐怕更为普遍和牢固。另外，中国人不喜欢悲剧结局，可孟姜女的情节发展又一定是悲剧结局，所以民众在悲剧的结尾处添加了一处嘲弄强权的情节，以减弱故事的悲情色彩。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情节在有些讲述人的口中提到是看电视或听戏而知道的，说明这一情节受到了现代传媒的渗透影响。
孟姜女投水：孟姜女投河而死是通常的说法，城子村的孟姜女传说中多半都提到是投了附近的淄河，这与淄河呈U字形流经该村的南、西、北三面有关。
三、淄河语境中孟姜女传说的理解
掌故式的片段讲述构成了此地孟姜女传说的一大特色。这种掌故式的讲述多是情节化的片段，“孟姜女哭崩城赴淄水”是每个讲述文本的必备情节，可以称之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情节”，而这一“标志性情节”完全保存了这一传说的古仆风貌——即汉刘向《列女传·贞顺篇·齐杞梁妻》中“杞良妻哭崩城赴淄水”的情节。又因其依托淄河的历史、地理及人文景观得以代代相传，再加上与孟姜女相关的其它风物，构成了这一地区以“孟姜女哭崩城赴淄水”这一“标志性情节”为中心的同中有异的故事特色。民间传说在传承过程中，其稳定性往往依赖于节点的稳定，而节点之外的随意则体现了变异[19]。城子村的齐长城遗址、环村的淄河，还有他们认为的孟姜女投水处；梦泉村的孟姜女哭夫石、劈山齐长城遗址，以及孟姜女哭夫时的长城崩塌处；涌泉村孟姜女寻夫途中被孟姓夫妇搭救而住过的故居等。这些都与孟姜女传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各个村落中的孟姜女传说，除了具备“标志性情节”等相同要素外，还有着不同于其它村落的特色情节。这些不同也是他们自我认知的界限，因为他们拥有各自的地方性知识和空间认知，而“历史常借着空间得以铭刻，地方之间的边界与区别、认同更是文化历史的产物，这在地域空间认同上是至为明显的”[20]。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传说在淄河8村有着均质化的认同表现，在西股、东坡等村，村民对孟姜女传说就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知，而在城子、梦泉等村孟姜女传说则广泛流传，不仅与当地的山川风物结合，甚至与民俗仪式相链接[21]，形成了互文关系。
淄河地区的孟姜女传说浪漫主义成分稀少，现实主义成分相当浓厚。千里寻夫、滴血认夫、天人感应而长城崩塌的浪漫主义演绎较少，范喜良因饥饿而死，孟姜女无奈投河、恰逢长城坍塌等情节的现实主义阐释较多。从搜集到的22个文本统计来看，现实主义讲述贯穿于每个情节链上。由此可见，在孟姜女传说的讲述中，民众更倾向于从自身生产生活实践中对故事加以附会、演绎。与此相对的是，地方文化名人、精英则更关注传说的“意义”及流传脉络[22]，努力以“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套路，为教化目的，以显示他们心通天下的卓越见识。尽管民众与文人有着不同的文化逻辑，但并非井河不犯，因为他们出于同一地域内，互相借鉴、磋商、改造成为常见的情形[23]。实际上，即使是“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封闭的宗法社会环境里，普通民众的思想意识虽然与统治阶层的话语体系有所差异，但民众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者思想观念的渗透与影响”[24]。民间传说在各个层次之间的互动就形成了符合当地文化逻辑的“在地化表现”。
在符合当地文化逻辑的“在地化表现”中，民俗传统的规约对民众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尽管多数讲述者认为孟姜女的遭遇值得同情，觉得她很可怜，对丈夫表现出了贤惠和忠贞。但是对她的“送寒衣——哭城赴水”率性而为、特立独行的行为，并不完全认同。很多讲述者都说孟姜女得知丈夫死后，因家中既无老人又无小孩，一到白天就去哭，哭着哭着神经就有毛病了。在城子村讲述者李宝琴的儿时记忆里，老人经常对不听话的孩子说“再不听话，就把你扔到淄河去，就像孟姜女那样把你冲走”。这一方面说明孟姜女故事传承之广、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说明民众对于孟姜女最后的选择并不认可。正是民俗传统的规约，使得孟姜女在这一地区既没有在人生仪礼中获得一席之位，也没有上升到信仰的层面，前面提到的此地民众对孟姜女的凭吊，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并且此地与孟姜女传说相关的地方风物虽然不少，但与其它孟姜女传承地相比[25]，供奉孟姜女的庙宇几乎见不到[26]。孟姜女传说情节惨烈，孟姜女婚礼简陋，属于未亡人，似乎与某种不幸的宿命有关，在乡土社会中总是不大受待见。对于未亡人的命运，最受民众称赞的并非贞节烈女，而是含辛茹苦抚育后代。孟姜女属于非正常死亡，享受不到乡土社会中常规性的葬礼，因此，虽然孟姜女传说展示了男性心中的贞女形象，但以家族家庭为本位、追求小农和乐平安的生活理想的当地民众，是不能完全认同孟姜女的这种人生仪礼的过程的[27]。另外，孟姜女传说以一个弱女子的悲鸣与无可奈何的“赴淄水”的抉择，表现了民间对上层王朝的抗议和声讨。而事实上，在乡土社会里，对王朝的抗议是有所避讳的。这是淄河地区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选择。
尽管民众对于传说文本有着自己的理解及传承逻辑，但国家意识形态或是主流文化影响也绝不容忽视。据七八十岁的讲述人说，解放前孟姜女故事在当地流传很是盛行，在他们小时候，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讲唱孟姜女的故事，说明孟姜女故事在这个地区流传已久；解放初期，大集体时代，男人们在地里干活也传唱孟姜女故事，回家也讲，听众有老人、小孩和妇女；文化大革命期间禁止这类故事的传唱，改唱样板戏，致使很多与孟姜女有关的故事及小调失传；文化大革命以后的70年代，故事再度流传，但人们很谨慎[28]；80年代土地下放到个人手里，集体劳动不多了，孟姜女故事也就没大有人讲了；现在的状况是，村里多剩下老人和小孩，年轻的不是在外地上学就是打工，偶尔回来，他们也多不愿听老人讲故事，更多的是看书或是看电视。另外，从近些年国家或政府支持的文化产业发展来看，此地旅游的开发对孟姜女传说的影响非同小可，可能会不断附会进新的内容[29]，影响着民众原有的理解和传承。
民间传说就是这样，历史的体验和记忆被反复传播，同时，又不得不接受现实文化的冲击与洗礼。孟姜女传说就在历史和现实的交织协调中，在淄河保持了一种自然传承于民间的态势。在孟姜女传说文本里，许多情节及细节隐含着民众对重修齐长城和山寨以及被日寇、国民党“抓佚”的体验和记忆。在晚清抵御捻军的战争中，齐长城尤其西段齐长城的许多重要地段都曾得以重修[30]，从故事的传承脉络来看孟姜女故事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流传广而盛，正是民众对于重修齐长城的真实体验和记忆。有些讲述人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提到抗日战争期间修筑“遮蛋线”时，汉奸当监工，不干就打的情形[31]。在西股村一位老人的孟姜女故事讲述中，反复出现国民党对他们不干活就打的情形。这些在当时来说是现实的内容，对于现在来说则是珍贵的口传历史，在孟姜女传说的反复讲述中得以交织、协调和保存，同时这些记忆和体验正是民众对孟姜女传说的真正合乎其现实生活的理解和阐释。他们对这种苦难的体验和记忆，常常会通过对孟姜女传说的讲唱宣泄出来，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自足。
四、结论
粘附在一系列文化景观上的孟姜女传说在淄河地区不断被传播，这种不断传播不是简单的重复、反复，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新的阐释与解读，这种阐释与解读充分地体现了区域微观语境与民间传说文本之间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民众对于民间传说的“理解”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自具一个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是由自身文化的内在认知结构交织而成。而这种文化的内在认知结构是由他们的讲述方式、民俗传统的规约、国家政策的影响等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在这种共同作用的村落语境中，民众按照自己的文化体系阐释和传承着自己的文化。
民间传说与地方风物的依托和再造展现了传说文本与风物语境的互动。齐长城与淄河是此地孟姜女传说最为典型的依托，也是构成孟姜女传说中“孟姜女哭城赴水”这一“标志性情节”的两大要素。相关风物的存在大大增加了传说的可信度，在我们访谈的过程中，城子村、涌泉村的故事讲述人还亲自带我们“确认”了他们认为的齐长城遗址、淄河孟姜女投水处以及齐长城劈山段哭夫处等地。与当地风物的结合，使得传说本身大大增强了“真实性”，从而也加强了当地民众的认同感，传说在当地民众生活中反复展演，“毕竟眼前的实物唤起人们的记忆，而记忆又联系着古代的信仰”[32]。当然，传说所依托的风物往往连接着民众的联想与再造，即与传说相关联的联想与再造。在涌泉村的访谈中，讲述人认为孟姜女哭倒的是齐长城劈山段，而实际上劈山段的巨石滚落与1950年代开始的工农业运动有关，当时人们随意在此取石修梯田或垒墙，因此长城上的石头大片散落，而劈山段塌落最为严重。山腰处的孟姜女“哭夫石”也是最近才写上的，就连“哭夫石”旁的孟姜女小庙的修筑年代也不是很长[33]。这类再造风物的动力无非是为了开发旅游的需要。据此我们可以感觉到传说与风物的互动，而促进传说文本与自然风物语境互动的则是当地民众。传说因依托风物而增添了真实感，因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不断地附会进新的风物，使得传说文本不断地被注入新的活力，获得更久远的传承与传播。
民间传说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与协调中获得更新与流播。“史料是被不断加以解读的，这些解读不仅在重构史料，而且体现了文本及其语境的互动”[34]。民众既然认为传说是真实可信的，也就常常把它当作了历史。尽管我们不能将民间传说等同于历史，但是民间传说中隐含的历史却是客观存在的。在孟姜女传说中隐含的历史记忆中，我们看到了传说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互动。明明是在讲述修长城，可是在传说文本中却反复出现不干活就被国民党痛打的记忆，这些被国民党抓侠等痛苦记忆作为修长城的翻版，被粘附在传说中获得认同与反复展演。同样，现实的冲击也影响着传说文本，很多讲述人坦言某些情节是看电视看来的，而这些情节不断地被填充到文本中而得以传承。当然，民间文学本身立足于民间，电视也不例外，所以，现实语境与文本的这种互动是显而易见的。总之，民间传说就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获得协调，从而不断被更新、传播。
民间传说在不断被展演和传承的过程中，体现了民众的选择及阐释机制。民间传说在某一地区的广泛流传和深刻影响，往往与该地域的社会语境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与此相关的是，民众会做出合理的选择和阐释，其边界往往不会超越或触犯民俗规约和国家政策。孟姜女虽然是民众心目中的贞女形象，但是其率真的性格和特立独行的行为，可以算得上是当时的“问题”妇女，其“反政府反国家”的行为并不为民众所认可。而淄河两岸复杂的地理环境和艰难的生存条件，使得民众对孟姜女传说有着太多的现实主义思考，所以淄河地区的孟姜女并没有像其他流传地那样走进民间信仰的领域。淄河地区的孟姜女在人生仪礼以及民间信仰中的缺失，意味着民众是在考虑到特殊的社会语境和文化传统之后的选择，这种选择与孟姜女在民众心目中的位置形成了互文阐释。
民众对传说尽管有着自己的理解与阐释机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与代表上层文化的文人[35]以及国家主流文化是互不相干、水火不容的，事实上这三者之间有着多维度的沟通与借鉴。孟梁台作为孟姜女和范喜良双双升天之所，在我们未展开调研之前就有耳闻[36]。访谈过程中，得知此地实际上自古流传的是孟良焦赞比武之所，但当地民众为适应旅游开发的需要，改为孟姜女范喜良升仙处了。撰写《故土情深》、认为孟姜女范喜良升仙的是翟海，淄河镇文化站站长，推动旅游事业开发的是各级政府部门，民众、文人与国家三者在不断地进行着相互吸收和改造等互动行为，从而共同形成内在的统一认知结构，而其内在的根本动力就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