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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往全球化
随着经济交往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生产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相应地文化交往和文化多元化便成为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构成机制和条件，经济全球化的物质成果必然引出文化交往全球化的华彩乐章。21世纪，人类文化交往的空间将更进一步扩大，速度也将空前加快，文化交往全球化将成为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人类文化交往历史悠久，文化交往全球化则是人类文化交往的必然结果，因为人类文化交往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人类文化交往发生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是理解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华民族以更加理性自觉的态度建构现代文化形态的认识论前提。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交往全球化，而文化交往则是核心、灵魂和纽带。
一、人类早期的文化交往
在人类尚处于对大自然的初期探索阶段，人类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地球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周围的世界的具体情况，他们只能被大自然封闭在一块块相互隔绝的土地或海岛。风云变幻的天空、浩瀚无边的大海、不可逾越的高山、波涛汹涌的河流以及沙漠、原始森林等，这些曾经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条条封闭线。人类面对浩瀚无垠的山川大海和冥冥蛮荒之地显得极为渺小，人类的衣食住行和思维受到大自然的制约。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个民族都经历过“以我为中心”、“我即世界”这样封闭意识的阶段。
人类是大自然与周围环境开放交流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正是人类的交往使人的本质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脱离社会及其社会关系而存在，孤立的、完全不与他人交往的人在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人是在与他人的劳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交换中获得生存和发展。人类生活在普遍的联系之网中，交往是普遍联系之网上的纽结，构成人的社会属性、本质属性的必然环节。
人类是交往的产物，而文化交往便在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就已经产生。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扩散是通过文化交往实现的。这里所指的文化交往，是指世界各民族和各国精神产品的交流和交换，是各民族和各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以及矛盾和斗争。在人类历史上，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都有自己的精神产品和精神文明。最初，这种精神的产品和精神文明是在一个相对封闭范围内独自成长的。随着人类视野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交流工具的发展，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普遍。
在公元前后约1000年的时间中，随着人类社会交往的扩大，文化交往伴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也在不断发展。这一历史时期兴起的举世闻名的跨国商贸——“丝绸之路”，东起今中国陕西渭水流域，向西穿河西走廊，再经塔里木河、费尔干纳盆地、抵达里海之滨，沿幼发拉底河到达地中海东岸。中国的大量丝绸通过这些商旅大道输往西亚和欧州。在更早的时候，中国的商人已经到过古罗马和古希腊。到中国隋唐，另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也日渐兴盛，它从中国广州出发，经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最后抵达波斯湾。这些商贸活动不仅是产品和商品的交换，而且也是文化和政治的交往，商品就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日本学者曾指出：“丝绸之路是古代罕见的国际贸易通道，是联结欧亚大陆的动脉，是世界发展的主轴，现代文化的母胎，它为欧亚广大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P16）
这一历史时期，先后出现了一些对周围国家和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文化交往中心。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巴比伦、巴格达、罗马、长安等当时有名的国际都市，吸引着周围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艺术家进行文化交流。雅典以它高度发展的哲学、科学和文学以及它特有的奴隶制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而雅典人奉行的“我们的城邦对世界是开放的，我们从未驱逐一位外国人士”的政策更加强了这种吸引力。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就曾把伯利克里斯、普罗达哥拉斯、苏格拉底代表的雅典共和国作为开放社会的典型。而我国唐朝时的长安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最发达的国际大都市，也是当时国际经济、技术、文化交流的中心。据文字记载有几十个国家的数万侨民居住在城中，每年到达长安的外国人有1万多。
文化交往对原来比较落后的民族的发展起了较大作用。日耳曼族、蒙古族、奥斯曼突厥族等在占领罗马帝国、中国、阿拉伯帝国的地区后，很快为文明程度高的罗马文化、汉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所同化，大大加快了这些民族的社会进程。而世界三大宗教的形成和扩散造成了许多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形成，如佛教成为联系南亚和东亚各国各民族的重要的文化纽带；基督教的传播打破了欧州各国的政治和文化的封闭；伊斯兰教7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在随后的三次大扩张中把西亚、 中亚和北非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连为一体。这三大宗教在文化交往中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源泉，又超越民族和国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曾经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2]（P28）
人类社会的普遍联系是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交往始终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世界普遍联系之网上的纽结就是文化交往。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往来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尊重，促进了对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吸收和借鉴。文化交往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或国家、地区越能吸收外来文化，善于借鉴别国文明成果，其发展就越快。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P88）
二、人类近代的文化交往
人类进入16世纪后，由于地理大发现和交通大发展，人类社会的文化交往越来越密切，各种知识的发展已经到了任何一个民族也无法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程度，大大促进了思想文化交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交往运动。在欧洲形成并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是推动近代世界思想文化交往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推动了先进的思想文化在整个欧洲乃至更大范围的交流，它为欧洲彻底打破封建主义神学统治和封闭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正是文化广泛交流使科学最终得到了扩散，新兴资产阶级锻造的政治理想和人文主义精神得到传播，在整个欧洲确立起了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文化，即西方文化，促进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文艺复兴运动开始打破欧洲经院神学对古希腊文化的封闭，在整个欧洲掀起了重新认识古代文化的活动。早在1453年东罗马帝国之都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大批珍藏在东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古希腊经典以及阿拉伯哲学家对亚里士多得著作的研究成果流传到了欧洲，欧洲掀起了学习古希腊的热潮。古希腊人对科学、艺术的知识和见解及其人文主义精神，把欧洲人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封闭和禁锢中解放出来，这些地方与跨世纪的古希腊文化和文明的交往，很快成为资本主义在欧洲萌生和古希腊文化“再生”与“复兴”的条件。
文艺复兴之后的宗教改革则开启了欧洲历史上思想文化民族化和多元化的进程。马丁·路德等人倡导新教，主张人人可通过《圣经》直接与上帝交流，这实际上打破了教会对宗教的垄断，打破了主教对《圣经》的垄断，使天堂之门向世俗社会敞开。宗教改革不仅结束了罗马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使各个民族自省并纷纷要求国家自主。随着各种新的教派不断涌现，以及对《圣经》和教义不同解释的合法化，新教催生下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化意识开始成为滥觞，它的流传为各个近代型民族国家和最终的资本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8世纪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系统总结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文化，形成了倡导普遍的理性、自由和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确立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大化流行和普遍推崇的世界观。而自文艺复兴以来历时一个半世纪里，对理性和科学意识的倡导终于引发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科学革命。从1543年发表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到维萨留斯发表《人体结构》，从“天”和“人”的两极推翻了整个欧洲基督教神学的蒙昧统治。1590年伽利略作了自由落体运动实验，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培根与笛卡尔分别创立的科学方法论，为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工具。到了1687年，科学巨匠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所创立的古典力学理论体系成为第一次科学革命的重要标志。科学革命不仅为彻底战胜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立下汗马功劳，而且促进了人类文化交往更进一步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阻隔，自然界和封建主义都不能构成人类交往的障碍，增长了文化知识的人类以更加自觉的精神推动文化交往。
正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交往浪潮将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腐朽制度送进了坟墓。这些思想文化交往推动发现了在欧洲沉睡千年的人的力量，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欧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和西方文化的世界的诞生，使人类社会进入近代更大范围的交往社会。在这里，是文化交往为人类社会最终从封闭向开放过渡架起了桥梁，文化交往所起的重要作用，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P276）
三、当今时代文化交往
在现代，科学技术、经济贸易、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的发展，推动人类文化交往进入了文化全球化的新时代，文化交往不仅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文化多元化也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成为开启和连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和前驱。
1.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开创了人类社会文化交往的新时代。计算机网络、通信系统、电视和电话的广泛运用，使知识信息无国界流动，文化交往呈现鲜明的跨国界的性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或组织能垄断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人们拧开收音机的开关，就可收听到世界各地的消息；只要安装上卫星接收器，就能通过电视收看国际社会发生的各种事情的图象；通过直拨电话人们可以随时与在国外的人或外国朋友进行交流；四通八达的计算机网络在瞬间为人们提供世界各国最新的科技信息和研究成果。在中国通过互联网络进入外国图书馆的人越来越多，国外的工商管理硕士（MBA ）的远程教育也已在中国揭开序幕，甚至北京中关村一些计算机软件工程师及咨询人员也已经通过国际互联网络效力于国外的公司。在今天，一个新的科学发现的信息诞生旋即传遍全球，一种新的文化产品一出现便在全世界流传。各种知识信息依托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如托夫勒所说“要想将某一特定的信息限制在国界之内或将其拒之于外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了”，“讯息可以穿越严密防守的疆界”。[4]（P32）
2.文化开放、文化交流使世界文化发展呈现出高度融合和高度分化的趋势。现代文化交流如留学、出国进修、讲学、考察、访问、采访、参加国际会议等形式的高度发展，推动了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大融合的趋势。科学技术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成为共同关心互相合作最多的文化领域。反映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的价值观念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多，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对种族主义的痛恨，对和平的热爱等。但另一方面，各民族的文化特点以及在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也将越来越突出，精神文化受到人们生活所在地区的传统、风俗、民族习惯和宗教、历史、道德等观念的影响，一个民族的精神产品不能完全为另一个民族接受。文化的多元化首先是由文化的民族性决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是由具体民族所创造的，体现着民族的生命本质和特点。离开文化的民族性，也就没有文化的多元化。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随着愈来愈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复兴即将来临。简而言之，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5]（P75）
3.迎接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同步的文化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中总是存在着相关的物质、人员、资本、技术等的相互交换和相互影响。在这些交换和交往的内容中，有许多经济活动是与文化无法分开或有紧密联系。例如，任何一种社会化产品都反映一定时代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因而它同时是一种文化载体，是一种物化的文化。而任何从事国际经济交换活动的人员在外都代表一种文化类型，与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人员进行的经济接触同时也是一种不同文化的交流。还有一些看似与文化无关的矿产品交换和货币兑换，实际上也包含有文化的内涵。例如，一种钞票的印刷质量、图案设计以及流通中钞票票面的整洁，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色和文明程度。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中要广泛接触和熟悉外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宗教、科学、风俗习惯等，要与国际惯例接轨，而这些要引进和利用的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制度因素，都会成为文化全球化的载体和媒介。
4.文化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在当代发展的最重要的途径。在过去，文化知识在社会发展中只起辅助性的作用，从属于政治、军事与经济。而在今天，文化知识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已经变成为一种最重要的资源，改变和决定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说：“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这个工业向经济提供生产所需要的重要中心资源”[5]（P15）。知识经济的提出即基于这样的事实：当今世界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扩散和应用。知识的扩散和应用事实上就是文化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全球化成为获取文化知识信息的最重要的途径。在当今世界，哪个国家能把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文化交往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这个国家就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先吃多占”。文化交往已经成为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其重要性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