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国经济论文,走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一方面美国经济减速，石油价格上涨，巴以冲突升温；另一方面俄罗斯普京政权趋于稳定，欧洲联盟合作加强，中国加入WTO在即；谁也说不清楚新千年究竟还隐藏着什么新变化。 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企业家，还有政府官员，却迫切需要了解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走势。老百姓要据此做出个人择业、消费、储蓄等方面的决策；企业家要据此制定自己企业的生产、营销和投资计划；政府官员要据此选择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决定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
一、基于统计数字的一般判断
在国家统计数字按月公布的情况下，其实任何人都可以自行判断今后宏观经济的走势。这里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只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常识，并了解统计数字的含义。
老百姓最关心的统计指标是物价指数：物价指数越高花钱越大方，物价指数低的时候反而持币观望——“买涨不买落”。但是如果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近10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居民人均收入刚刚脱离温饱水平，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比重较高，可选择的消费领域有限。虽然城镇家庭收入增长较快，但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开支增加较快，其他方面的消费难以同比增长；农村家庭的消费，则受到收入增长缓慢的限制。从1996年5月起，尽管中央银行连续7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9年10月又开征利息税，但时至今日，消费品市场销售不旺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在居民消费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投资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急剧上升（1992年44.4%，1993年61.8%），存货大幅度下降，进口急剧增加，物价大幅度上涨。尽管从1993年6月开始， 中央采取了严格的“宏观调控”措施，1994年的投资增长速度依然高达30.4%，直到1995年才恢复到大致正常的水平（17.5%）。这是因为一般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较长，且投资高峰期不在起始年；即使勒令部分已开工的项目下马，投资速度也不可能一下子掉下来。这种“滞后效应”同样出现在1998年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场合。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中央财政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目前已下降到10%以下。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可能“立竿见影”，起码要持续两年以上，效果才能显现出来。
中国企业的存货水平大大高于西方工业国家，但改革开放以来存货与产出的比重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不管是在市场体制还是在计划体制下，存货都是判断宏观经济走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经济繁荣期结束时存货大量增加，经济衰退期结束前存货水平较低。不过中国在这方面的统计工作基础比较薄弱，需要我们自己在统计年鉴的基础上做一些数据整理工作。1998年底我国存货水平明显降低，尽管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经济学界很难准确预料出经济复苏的时间，但对经济运行已接近“谷底”的看法却比较一致。当时由于社会心理比较消极，财政投资刚刚起步，存货水平的降低还不足以刺激生产回升，国内经济的启动依然步履蹒跚。
决定性的转机来自1999年8月以后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终于带动整个经济走出了“低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出口依存度从1978年的4.6 %，提高到1999年的19.7%。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1997年，由于当年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掩盖了国内已经出现的需求不足迹象，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中央难以下决心调整宏观控制的力度。1998年外贸增长率迅速降为负值，使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一下子暴露出来。这时再来启动经济就十分困难了。同样道理，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位（百分）数的出口增长。如果今年这个因素发生较大变化，国民经济能否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当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有时和人们的感觉很不一样。这时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可靠的统计数据进行校验。例如发电量和铁路货运量，人为作假的可能性较小。发电量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之比，称为电力弹性系数。这个系数一般随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年度之间的波动幅度不可能很大。如果电力弹性系数在年度之间发生剧烈波动，该年份的经济增长数字就值得商榷。铁路货运量的情况也类似。1998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投资、出口都增加不多甚至下降的情况下，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8%。 根据发电量和铁路货运量的数据来校正，增长速度实际上不到6%， 这样才比较符合人们的切身感受。
总之，1993年6月实施“宏观调控”以后， 中国经济开始摆脱“过热”状态。1994年的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为增强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和中国争取加入WTO打下良好的基础。1997年初， 宏观经济开始出现“衰退”的先兆，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不得不搁置启动经济的措施，集中精力整顿金融秩序，以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人民币不贬值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付出了1998年外贸出口负增长的代价，加大了国内需求不足的压力。在经济困难加重，货币政策低效的情况下，1998年中央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出台了“两个确保”的措施来维持社会稳定。1999年8月份以后， 由于外贸恢复两位数增长的带动，经济开始复苏。去年以来，生产资料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先后止跌回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降幅逐月缩小，“通货紧缩”压力有所减轻。中国经济得以在一个状态回升的局面下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并没有过去
某些官方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去年净出口没有明显增长，经济回升的主要原因不是出口高速（26%）增长的带动，而是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按照这种逻辑，只要政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住进口，则不管今年世界市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可以保持预定的增长速度。令人费解的是，他们事实上却没有这样乐观，对今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7%）比去年的计划数（7.2%）还低。前两年，也正是这些人对通货紧缩讳莫如深，而且创造出一种“理论”，说什么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的新阶段，这是十分错误的。它不仅违背了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规律，而且混淆了短期经济问题和长期经济问题之间的区别；更糟糕的是回避了对当前政府改革措施和经济政策的审视讨论。对这些混乱的“理论”不进行批驳，就不可能正确认清中国经济的走势。
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他的主要任务不是给经济作“天气预报”，更不是“猜测”股市行情。在这两个问题上，经济学家可能没有统计局和股评家在行。但是，在经济发展阶段问题上，经常学界却不会容忍各种冒牌理论为所欲为。根据经济学界已形成的共识，“稳定增长”指的是二战以后成熟工业国家的经济特征，不可能为刚刚完成初级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所具有。任何熟悉经济史或者发展经济学的人，都不会把结构剧烈变化时期的增长速度放慢说成是什么经济“稳定增长”新阶段。因为这种“稳定增长”，很可能意味着结构转变遇到了某种难以克服的阻力。如果对阻力产生的原因不进行认真的分析并加以解决，任这种胶着状态继续拖下去，工业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就容易激化。世界上一些国家和民族，正是因此而没有顺利地完成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长期处于贫穷落后和社会动荡之中。
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内外市场的引导下，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上升，制造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但这只是对过去产业非均衡发展模式的一种调整，不能作为中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证据。1980年，世界银行第一份“中国经济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制造业比重高于一般的中等收入国家，第三产业比重低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特殊的工业化道路使然。虽然经过20年的调整，中国目前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依然没有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一般标准。 加之较低的人均GDP水平和过高的农村劳动力比例，表明中国依然处于典型的经济“起飞”阶段。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进出口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各种必要的法规、制度也处于建立、完善的过程之中。由于资源从低效益部门向高效益部门的转移，经济应当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又是缓解结构剧烈变化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的必要前提。
“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抚养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了负面影响”。作为对经济“稳定增长”新阶段的一种理论解释，这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人口模型推算，中国确实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但离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至少还有20年的时间。况且，社会抚养率的高低不仅仅取决于老龄人口的比例，而且还要考虑未成年人口的比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90年代以后我国出生率大幅度下降，近年来已经接近更替水平。而文化革命期间高出生率人口的后代，正在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每年新增劳动力1800多万。综合考虑这几方面因素，世纪之交的我国人口正处于社会抚养率较低、劳动力增长较快的阶段。现在如果不抓紧时间尽快把经济搞上去，等文化革命期间的高出生率人口进入老龄阶段，中国经济就会真正进入一种特殊的“稳定增长”阶段。即使从现在起， 我们能够一直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如8%），中国的工业化也不可能在人口老龄化之前完成。有鉴于此，现在应增强发展经济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从构成生产函数的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这三个因素来看，中国目前依然具备高速增长的潜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由于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国际资本流入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好态势。除前面分析过的社会抚养率因素外，未来中国的劳动力供应还取决于城市化的进度；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从目前的20%提高到2030年50%左右的水平，每年就有约2000万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市场。随着中国加入WTO步伐的加快， 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将进一步降低；国内企业和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大大增强了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综上所述，从宏观经济学的“供给”方面讲，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需求不足已经明显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阻力。不过这种需求不足，主要是一些短期因素造成的（我们后面还要进行讨论）。中长期来看， 中国需求方面潜力巨大。 首先是中国的人均GDP依然排名在世界的100位之外，远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人均收入和消费的增长迅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潜在市场。其次是城市化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人均铁路、公路里程、发电容量、通讯容量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中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交通、通讯、能源、城市公用设施等方面发展的空间十分广阔。第三是制造业装备水平低，劳均固定资产只相当于工业发达国家的一个零头；迫于今后加入WTO后国际竞争的压力，未来10年之内， 中国必须提高自己制造业的设备更新速度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最后是中国劳动力素质高，工业制成品竞争力强，国际市场的出口需求前景良好。人民币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没有贬值，对中国出口的消极影响也仅仅持续了两年，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三、实事求是地扫除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既然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阶段并没有过去，那么近几年来为什么老是“通货紧缩”呢？除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周期因素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通货紧缩决不仅仅是一个货币政策问题。如果不能找出实体经济的内在矛盾，只是在货币层面做文章，那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实体经济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结构”矛盾和“体制”矛盾，因为这些矛盾一直存在。如果有人想就结构问题做文章，他就应当找出目前结构调整的阻力所在，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不是把所谓结构问题，当作解释近期经济“过热”和“萧条”的不变法宝。体制确实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想对体制变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政府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和利益冲突。没有一定的胆识和认真的态度，空谈“体制”是没有用的。
近期内对宏观经济走势影响最大是“预期”问题。政府要想“启动”经济，首先需要“启动”社会（包括居民、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预期。从消费方面来看，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居民预期。只要预期的支出增长大于收入增长，居民的储蓄倾向就会进一步增加。1998年6月以前， 许多地方发生了离退休干部、职工的退休金、医药费长期拖欠的现象。中央政府“两个确保”的政策出台以后，恢复了居民对政府社会保障承诺的信心。但预期问题依然存在。长期滞后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急于求成的住房制度改革和迅速增加的高等教育收费，不断增加着居民的支出预期。与此同时，居民的收入预期却是下降的。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居民消费弹性十分有限。增加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消费，其他方面的消费就会减少。如果我们出台的改革措施给老百姓的感觉，总是说不清要从自己口袋里掏多少钱，那么无论在经济学上多么有道理，也难以避免近期内“预期紧缩”的后果。
改革以前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仅仅覆盖了城镇人口中的国有、集体经济部分。文化革命初期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瘫痪，1969年又将其肢解为自顾自的“单位”保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府财政能力的下降，国有、集体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离退休人员的比例却大幅度上升，养老金标准也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而不断提高，原有的保障体制出现了支付危机。80年代中期的改革，主要是将“单位”保障按地域（市、省）重新统筹起来，恢复养老保障的社会性质，提高保障水平。90年代以后，由于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养老保障体制开始从现收现付向多支柱方案过渡。这样就出现了所谓“转轨成本”问题，即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来源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即使全部由政府承担，一年也不过两三千亿元（现值人民币），高峰期也就是20年左右。但是由于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作怪，政府内部一直形不成共识，具体方案也就迟迟定不下来，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地“试点”。只要这个问题继续拖下去，老百姓就不会有踏实感。
住房改革的方向是商品化。但是，如果把这样一个长期政策目标简化为“按成本价”补贴住房，当作拉动需求的短期政策手段来使用，则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的后果，而且会带来其他方面的副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只有一般家庭的年收入达到或高于房价的1／8时，住房商品化才有可能普遍推行。我国目前多数城市的家庭年收入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住房商品化的本意是市场化，居民或买或租，应当有自己选择的自由。要做到这一点，住房商品化首先应当从高收入阶层开始。同时改革目前“自建自管”的住房管理体制，提高综合物业管理水平，使房租不低于实际营运成本。如果住房改革本身成为各“有权”、“有钱”单位按“级别”、低价格瓜分改革红利的一场闹剧，住房商品化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此外，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为城市低收入阶层盖一些带有福利性质的廉价住房，恐怕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否则，老百姓手里本来没有多少钱，卖房政策一出台就更不敢花了。
以高等教育不是普及义务教育为理由大幅度提高学费标准，从政府减少财政支出的角度观察是合理的，但不符合机会均等的市场竞争原则，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公平原则。如果在家庭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政府还没有能力普及同等教育，正确的做法是网开一面，允许政府以外的非赢利机构开办高收费的私立大学。政府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可以对它们进行业务上的指导和监督。公立大学还应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实行较低的收费标准。我国现在高等学校的收费标准，不仅超过了普通农民家庭的支付能力，而且连一般的城镇职工家庭也难以承受。在这样高的收费标准下，助学贷款和奖学金制度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反而成为家贫学生的耻辱柱。这种以金钱为本的高等教育体制，不可能培养出品学兼优、自强自立的栋梁之才。当一部分官员以“高教收费，扩大内需”为理由向政府请功的时候，更多的家庭实际上更紧地捂住了自己的钱袋。
只要对消费市场进行一下结构分析，就会发现需要不足的关键在于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农村居民缺乏购买力。县及县以下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53%下降到1999年的38%，10年里下降了15个百分点。其实政府已早认识到增加农民收入对宏观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重要性，但由于思想方法上的偏差，这种主观愿望却一直没有能够实现。在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时期，政府不可能通过垄断粮食市场来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在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阶段，由于国有粮食企业的双重目标和各级政府控制能力的下降，垄断粮食市场实际上很难做到。其结果必然是“敝开不收购，顺价不销售，封闭不运行”。不仅误导了农民，而且孳生出许多腐败。正确的做法是回到过去的“死一块，活一块”。即每年国家按一定价格确定一个粮食收购总量，比如1600亿斤，剩下的随行就市，让农民自行处置。现在讲调整种植结构和城市化来提高农民收入，长远来看都是对的；但首先要恢复农民选择生计和进入农产品市场的自由。靠行政手段解决不了8亿农民的民生问题。
除此之外，政府需要注意潜在的财政风险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粮食补贴挂账、债转股、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会增加潜在的财政风险。随着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市场本身出现了分层的特征。现在市场上所谓过剩的商品，不是没有人需要，而是需要的人没有购买能力。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限制了市场的扩展，而且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政府需要采取必要的收入再分配措施保障城乡低收入阶层的生活。问题在于，在最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时候，政府本身又成了改革的对象。依照宪法，我国设中央、省（含直辖市、自治区）、县三级政府。目前实际上存在中央、省（含直辖市、自治区）、市（地级）、县（含县级市）、乡镇五级政府，不仅降低了政府的效率，而且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关键的问题是：取消人民公社以后，我们的基层政权应当如何设置？这决不是靠裁减中央政府行政机构和人员所能解决的。根据历史上的经验，乡镇只能作为县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不应当搞成完备政府。否则，即使实现了“费改税”，农民的负担也不可能减下来。
从投资角度来看，本次修宪以后，保护民间投资的法律基础已经具备。但80年代中期以后，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急剧下降，政府为了保护国有“利税大户”，搞了多年的“计委挖抗，银行栽树”。其结果是银行的呆坏账比例大幅度上升。现在将银行的呆坏账划到四个资产经营公司中去，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许多三角债的源头实际上是各级政府，政府投资效益不理想，贷款难以偿还，导致了社会信用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承诺保护投资，民间投资也不会一下子活跃起来。在目前每年3万亿左右的投资规模中，政府控制的投资不到一半。 民间投资活跃不起来，整个经济回升的势头就难以继续。而社会信用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源，不会因为将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变为证券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就自动恢复。证券市场本身也有一个信用问题。现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性太强。市赢利率高的不是业绩好的公司，而是那些ST、PT的垃圾股。这样的证券市场不仅难以有效地分配资源，而且隐含着严重的危机。
2001年的经济能不能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还要取决于一些外部因素。首先是国际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能否保持一个稳定增长的势头。如果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危机，各国的经济增长都会受到影响。其次是国际石油价格变化的影响。去年中国进口石油（包括油品）可能超过5000万吨。过高的石油价格必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其他如中国加入WTO等，也会带来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长远来看， 中国经济前景如何，还要靠我们自己。体制变革时期，社会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作为博弈的一方，政府在推进改革和经济政策问题上必须采取更开明的态度。只要政府摆正自己的位置，正视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事实求是地纠正现行政策、措施中的不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就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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