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舍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对苏联地位和作用的认识_孟什维克论文

蒙舍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对苏联地位和作用的认识_孟什维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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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416(2006)02-0050-05

一、苏维埃是俄国革命的产物

苏维埃出现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过程中。

苏维埃,即“会议”、“委员会”,开始是工人在组织罢工斗争的过程中为协调行动而成立的,相当于“罢工委员会”或“罢工领导委员会”,最初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明确的机构名称,它们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被称为“代表大会”、“工人委员会”、“选举人委员会”、“工长苏维埃”、“授权代表苏维埃”、“罢工委员会”或简单地称作“代表”、“授权代表”,有些地方也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名称。[1] 但所有这些名称最初都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事实上,早在1905年1月,罢工工人的自发组织就已开始纷纷建立起来。当时彼得堡的同志在给列宁的信中就曾提到,“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的罢工有充分的自制力;工人们安排了一些人去保护机器和其他财产,以防觉悟不高的人可能进行某些破坏。然后他们又派代表团到其他工厂,把自己的要求告诉这些工厂的工人,并请求他们参加罢工。”[2] 另一封信中还提到“已经成立了11个被称为‘俄国工厂工人大会’的分会”[3]。1月5日,涅瓦造船厂工人举行的大会以多数票罢免了原来的主席,并选出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担任新主席。[4] 罢工工人的自发组织及其权力由此可见一斑。列宁在一篇文章中也号召“革命委员会”要在每个工厂、城市的每个区及每个较大的村子里建立起来。[5] 即使在“苏维埃”已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专有名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远在日内瓦的列宁在提到这个机构时仍使用的是“罢工委员会”[6] 的名称。苏维埃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而普遍建立起来并被赋予比较固定的特殊涵义的。

最早把苏维埃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机构建立起来并发挥领导作用的是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该市的纺织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北方委员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小组的领导下举行的总罢工,从1905年5月12(25)日起一直持续到7月22日(8月4日)。在市郊的塔尔克河畔,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性集会。为了便于领导罢工斗争,5月15日,集会工人选举产生了由151名代表组成的工人全权代表会议(COBET)。[7] 这个代表会议事实上是俄国最早的全市性工人代表苏维埃,起了革命政权机关的作用。因为它最初虽然是作为罢工委员会出现的,但就其所发挥的功能来看,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罢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例如,它成立了工人民警、工人战斗队、粮食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等机构;它维持着城市和工厂的秩序,禁止饭店、酒馆出售烈性酒,禁止商人哄抬物价;它自行决定在企业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厂方在罢工期间把厂内商店的粮食借给工人;它逮捕阻碍实行革命措施的警官,等等。苏维埃的出现及其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连市政权和省政权也不得不正视其存在了。[8]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罢工坚持72天后归于失败。但全国性的罢工浪潮却愈演愈烈,乃至有转化成武装起义之势。10月,罢工达到高潮。各地普遍产生了各种工厂工人代表会议——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罢工与武装起义的指挥部。10月26日,彼得堡市许多工厂的工人代表集会选举成立了全市统一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并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到11月,它已拥有562名代表,代表着147家工厂、34家作坊、10个职工会的工人。11月中,莫斯科一些区成立了苏维埃。12月3日,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不久便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50名代表的机构,代表着来自184个工厂的工人。在莫斯科除工人代表苏维埃外,还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此外,在特维尔、科斯特罗马、萨马拉、萨拉托夫、叶卡特琳堡、顿河罗斯托夫、诺沃罗西斯特、巴库、尼古拉耶夫、基辅、叶卡特琳诺斯拉夫等城市都建立了苏维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赤塔成立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联合苏维埃,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塞瓦斯托波尔水兵起义时建立了水兵、士兵、工人代表苏维埃,特维尔省建立了农民代表苏维埃。据统计,1905年10-12月间,有55个城市和工人区建立了苏维埃。[9] 苏维埃成了工人阶级公认的代言人,“几乎所有彼得堡人都严格遵守苏维埃的决定”[10]。苏维埃在某些方面发挥着类似政府的功能。用当时彼得堡警察局长的话说,它们就像是“第二政府”一样。[11]

为什么俄国会出现苏维埃这种独特的组织?或者说为什么俄国工人不是在政党或工会的领导下进行罢工斗争,而是自发地组织了苏维埃?这与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直接相关。在西方,与资本家的斗争常常是在工会有组织地、自觉地领导下进行的,行业性、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工会力量相当强大。政党也是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力量。西方国家议会民主的发展使得政党斗争也议会化了,工人阶级政党也参与议会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合法的政党。在俄国,工会与政党都很不发展。当时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组织西方国家那样的工会的程度,事实上工会也是在1905年革命中和革命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本上还是秘密组织,其成员有限,对工人的影响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同资本家斗争基本上属于纯粹自发的性质,具有突发性、偶然性、狭隘性,持续时间短等特点。1905年革命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这时唯一可以算得上工人群众的“组织”的,都是按各个独立企业的范围形成的。工人“组织”借以活动的这种条件,不是由工人自己而是由资本家创造的。企业决定着工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这里,阶级的冲突成了工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工会组织的限制与政党活动的非法,工人的阶级斗争只能成立临时性的领导机构,而最初企业本身就是工人组织的范围,因而企业便成了工人改进自身地位的斗争舞台,工人在这里完成了最初的组织化和政治化。当革命运动到来时,每个企业都由物质生产的场所变成了政治宣传和行动的场地。各个企业的工人举行集会,选举代表,于是便产生了最基层的工人代表会议——基层的厂苏维埃、矿苏维埃乃至车间苏维埃;这些组织的代表们又联合成更大的代表会议,于是便有了区或市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便是俄国苏维埃往往以生产单位为基地的原因。[12] 这种组织形式可以包括一切工资劳动者,没有资格限制;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表随时可以被召回。工人们不是通过议会民主规则而是通过苏维埃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亲身体验民主参与的,因而工人很容易接受和认同苏维埃这种民主形式,而议会民主的规则对俄国工人来说则是隔膜的和陌生的。这也是苏维埃在1917年革命中又迅速复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1905年的苏维埃存在的时间都很短,而且这时的苏维埃都是地方性的组织,基本上限于各城市内。当苏维埃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再次出现时,情况就明显不同了。这时的苏维埃不仅数量上多得多,而且相互之间的联系也紧密得多了。单个的苏维埃结成联合组织,联合的组织又集合成全国性的机构,出现了定期举行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时的苏维埃已形成独立于政权之外的一个相当完整的准政权体系了。通过从2月到10月的演变,苏维埃最终完成了它向国家权力机关的转化过程。苏维埃成了新政权的政治基础,它宣布新政权为苏维埃共和国。

二、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对苏维埃的基本态度

苏维埃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各派政治势力争相表明自己的态度。

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都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和一定意义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一样积极参与了组织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活动。并在苏维埃里进行了合作。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对苏维埃的态度是消极的。[13] 据统计,在当时的55个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有44个,孟什维克占优势的10个,社会革命党占优势的1个。由于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进行了合作,在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苏维埃中也有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而且彼得堡苏维埃的两任主席(格·斯·赫鲁斯塔廖夫,列·托洛茨基)当时都不是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革命高潮过去之后的1906年6月仍然发动了为在彼得堡市恢复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宣传鼓动活动,孟什维克则支持了这一活动。[14] 这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当时已不具备恢复苏维埃的条件。[15] 列宁在谈到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合作时说,“两派社会民主党人都在革命政权的萌芽机关——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独特的机关中工作,都在吸引士兵、农民参加苏维埃,都同各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一起印发了革命宣言。实际问题上的协调一致,代替了以往的革命前的争执”[16]。

但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看来,苏维埃首先是一个自治机关,至多是一个革命的自治机关。[17] 早在1905年革命中苏维埃刚刚出现时,孟什维克就把它视为一种类似工会那样的自治性组织,并认为它相当于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时的自治公社,而且认为这是他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公社思想引申出来的观念。[18] 他们认为,苏维埃主要关心的应当是无产阶级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的改善,它将起到工会组织者、调查工作的倡导者和调查机构的作用。[19] 因此,苏维埃可以领导工人阶级进行罢工斗争、行使自治权、向政府施加压力以迫其实行宪政,但也仅此而已,它终究不能成为政权机关。国家政体问题及政治领域的变革是政治组织、政党通过议会斗争、召开立宪会议等等来完成的,苏维埃则不应当问津。在1905年革命中,由孟什维克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热衷于与政府妥协和合作,在斗争中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而不像布尔什维克所主张和希望的那样果断地举行武装起义、争取政权,个中原因史家已作过不少探讨,但对苏维埃的地位与功能的认知对其行动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同样,我们或许能够从这个角度更合理地解释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已经事实上夺取了政权由孟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为什么竟至于自愿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临时政府。很明显,其引申的含义是:苏维埃并不试图参与“政事”,革命中由苏维埃来监督政府也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旦立宪会议召开,合法政府诞生,苏维埃将“功成身退”。十月革命前夕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报《消息报》所流露出来的观点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态。它说,“我们想以永久性的、完备而全面的、能代表国家和地方生活制度的组织来代替临时性的苏维埃组织。当专制制度及其全部官僚制度垮台的时候,我们建立了代表苏维埃作为整个民主派借以栖身的临时性的木棚。而现在正在建造新制度的永久性的砖石大厦来代替木棚,自然,人们会随着大厦一层一层的建成而陆续走出木棚、搬到更舒适的房子里去”[20]。这种看法在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相当流行。如齐赫泽认为,苏维埃只是在社会混乱与破坏旧秩序时具有组织与规范群众的功能,它可以被用来平息整个民族为摆脱几个世纪的枷锁而迸发出来的原创力。[21] 策烈铁里也说,苏维埃将会在新的民主机构正常运转之前“守护已获得的自由”,但这些“临时的宿舍”很快将会因为无用而被拆除,它们的职能将交给由普选产生的地方自治团体和国家杜马。[22] 社会革命党的克伦斯基则更明确地指出,苏维埃的领袖们相信,“苏维埃不是也不可能是管理机构,它们仅仅是走向新的民主秩序的工具”,此后它将会“自然死亡”。[23] 直到1918年,孟什维克仍然不能正视苏维埃政权这个现实,仍然幻想“一切国家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否认苏维埃拥有统治的权力和能力。[24]

反对苏维埃具有政权功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即苏维埃被视为纯粹阶级的组织。因此,退一步说,假如有苏维埃政权,那么苏维埃专政必然是阶级的专政。由此便出现了两种倾向,其一是狭隘的阶级意识,排斥其它阶级的成分进入工人代表苏维埃。1905年革命中的《开端报》、《思想报》都曾表露出这种倾向。[25] 列宁曾对此专门评论说,《思想报》抱怨我们用“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字眼,该报写道:“《回声报》甚至认为在‘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纯粹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中也有‘资产阶级民主派’……这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26]。由此推论便是,其二,苏维埃政权必然是一个阶级的政权,至多不过是下层劳动者阶级的联合专政。它排斥了社会的其它部分,因而不符合民主原则,而民主政府应吸收各民主派别参加,至少也应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像1917年十月革命后他们曾经希望的那样。《人民事业报》写道,“一个革命民主的政权必须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乡村自治机构和军队这些民主的最重要的派别为基础,只有一个平等地依靠这些民主组织的国家才能够保证和平、土地改革和召集立宪会议。”[27]“与布尔什维克的‘为苏维埃政权而起义’的口号相对,我们高呼‘立宪会议万岁’。”[28] 切尔诺夫认为,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冲突是布尔什维克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实际上二者是可以并存的。苏维埃、工会、合作社与政党都是工人阶级为着某种特殊的目的而建立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组织,如联合劳动群众、保卫革命果实、展现革命的创造力。而立宪会议则是规范社会的立法机构。所有政党都应在立宪会议里拥有自己的代表,真正的民主不应当追求一党的垄断权。他认为,应该把民主的会议而不是阶级的、临时性的苏维埃放在首位,苏维埃无力进行公共管理。[29] 这种观点不仅在国内很流行,而且国际上一些颇有声望的社会党的领袖人物也持相同或类似的看法。例如,考茨基在其《无产阶级专政》这本小册中写道:“苏维埃组织是当代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在迎接的这场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但是,我们能不能向苏维埃要求更多的东西呢?1917年11月革命后,在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一起占了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解散后,竟把向来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的苏维埃变成了国家组织。他们废除了俄国人民在三月革命中争到的民主。因此,布尔什维克不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了”[30]。英国独立工党领袖拉赛姆·麦克唐纳也曾说过,“当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时,谁也没有料到苏维埃会在政府中占有现在这样的地位”[31]。

三、客观地、历史地看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应该承认,绝大多数持上述观点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机都是真诚的,政客和投机家毕竟是少数。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在历次革命中与布尔什维克一样地积极战斗,一样地被捕入狱,一样地遭到流放,乃至一样地流血牺牲。一个人,一个从事某种政治事业的人,尤其是一个政党,它的行为往往有着一定的理论指导。我们对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在1905年和1917年革命中在苏维埃问题上的言与行,首先应当从它们所信奉的理论,从他们赖以行动的信仰中去分析。而简单地归之于背叛、欺骗、卑鄙等等,并不总是合适的。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在分析1905年革命中孟什维克的行为时所作的评价是有指导意义的。他说,“我们绝不是想说,孟什维克就是想把工人政党变为自由派的附庸。工人政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不同于工人政党外的自由派的地方在于,前者真诚地继续为自己的党服务,但是采取了不正确的、不坚定的策略立场,其结果是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从属于自由派。”“这种不正确立场的‘可悲’之处在于,孟什维克本想攻击布尔什维克,却攻击了整个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革命的态度。”[32] 结果往往是,“为了支持革命,孟什维克支持了整个‘杜马’。而为了支持整个杜马,他们准备即使没有协议也要投一心想中止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列宁还以米勒兰等法国社会党人入阁而成为政府镇压工人阶级的帮凶为例说,“为了支持社会主义,他们号召支持共和制,支持他们那样的共和制。为了支持共和制,他们不管有没有协议都投票拥护庸俗的资产阶级政客,拥护机会主义者。于是他们就这样逐步地、不断地连自己也完全变成同样庸俗的拥护资产阶级压迫的人了。”[33] 分析一下许多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在1905年与1917年革命中的尴尬处境及其行为表现,我们不能不叹服列宁这一分析的深刻与犀利。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把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放在一起,是就其对苏维埃的整体观念而言的。就具体看法上,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并不完全一致,即便是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内部也是存在分歧的。孟什维克内部实际上明显存在着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左派、以策烈铁里为代表的中派和阿克雪里罗得领导的右派。例如,马尔托夫在1917年7月曾敦促苏维埃夺取政权,以便俄国能成立立宪会议。[34] 社会革命党的左翼更接近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并在1917年分裂出曾一度与布维什维克党合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例如,七月事件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卡姆柯夫在工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要求解除资产阶级部长的职务,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这一转变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肯定和赞赏。[35]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托洛茨基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出发,认为对阵将主要发生在无产阶级与沙皇制度之间。通过苏维埃,无产阶级已经创造了一种能够建立起革命政权的组织,苏维埃将成为革命政权的中心,希望苏维埃与旧制度并存将是一种幻想。他强调,圣彼得堡苏维埃创造了一种直接的、真正的民主形式。在苏维埃的形式下,在现代俄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民主的、由群众自己组成的政权,这是一种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民主,它不要两院制,没有职业官僚,选民有权随时召回他们的代表。[36] 当然,托洛茨基这时也还没有得出苏维埃共和国的结论来。而到1917年革命过程中,托洛茨基已经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杰出领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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