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洋”、“游学”到“留学”——晚清“留学”词源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源论文,晚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6-0104-08
实藤惠秀在其名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指出：“清季以来，中国的新名词，便‘大半从日本输入’，‘人人乐用’”①。但该书并没有提到“留学”为从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实际上，“留学”一词也是晚清从日本输入而人人乐用的新名词。近代中国人对“留学”的运用，经历了一个从“出洋”、“游学”到“留学”的复杂过程。
一
“留学”一词由来已久，据不完全检索《四库全书总目》电子版，“留学”二字连在一起使用的就有82条之多。不过，字面意思基本都是留下来继续学习之意，二字连用，其实还并非一个约定俗成的词汇。真正从留居域外集中学习这一层面来使用“留学”一词并将其视为专有名词的，源于公元七世纪开始的、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的“留唐热”。《旧唐书》卷199上载：“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日本）遣使来朝，留学生橘免势，学问僧空海。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日本国时判官高阶真人上言，前件学生艺业稍成，愿回本国，便请与臣同归，从之”。可见，当时日本派遣的学生与僧人就有“留学生”之称。日本派人往中国留学，始于公元607年，在日本推古天皇向隋朝派遣由小野妹子率领的第二次遣隋使团中，就有数十名留学僧，“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②。这是日本向文化先进的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开始③。公元608年，小野妹子奉命再次赴隋，同时派出“遣于唐国学生倭汉直富因……等并八人”④。上述被遣来中国学习者，一般在中国停留了较长一段时间，往往在唐朝初年才回国，他们后来在传播隋唐文化、推动“大化改新”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隋亡唐兴，唐王朝在统一全国后，励精图治，逐渐成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法制完备的强大帝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成为周边各国自然也包括日本迫切向往学习的理想圣地，因此，日本不断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来到唐朝，从而形成了日本全面吸收中国文化的热潮。据统计，从公元630年第一次派出遣唐使，到894年正式决定停派为止，纯粹意义上的遣唐使，共派出了12次，其中多次都偕有十几名到20名左右的学问僧、留学生一同来唐。唐朝廷当时对各国留学生优容善待，大部分日本留学生被安排到国子监的国学、太学等学府就学。在日本遣唐使的前期及中期，留学生在中国停留时间较久，多在十几年以上，故其对中国文化濡染较深。随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到后期，又出现了到中国短期留学访问的“请益生”、“请益僧”。总计日本来唐的留学生及学问僧，其总数大概在200-300之间。其中确知姓名的留学生约20余人，学问僧约百人上下。这些留学生与学问僧在唐广泛学习中国文化，遍及儒家经典、佛典、典章制度，诗赋文艺、美术工艺等方方面面，诸多学者造诣不凡，他们归国后，为中国文化的东传作出重要贡献。这些留学生中，著名的有归国后曾任日本右大臣的吉备真备(694～775)、终身仕唐的阿倍仲麻吕(701～770)等，学问僧中著名的有高僧空海(774～835)等⑤。“留学”一词的使用，即针对上述来唐学习者。在当时，遣唐使返日后，仍在唐土长期滞留者，称“留学生”、“留学僧”；随遣唐使返日，仅在唐土作短期考察者称“还学生”、“请益生”、“请益僧”⑥。在随后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随着域外来中国专门学习者甚少，但“留学生”一词在文人士子的知识视野中似乎基本消失。
“留学”与“留学生”一词的重新出现，在近代，恐怕还是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积极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以后。在黄遵宪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时（1877～1882年）所作的《日本杂事诗》中，其中一首注释云：“学校卒业者，则遣往各国，曰海外留学生。日本唐时遣使我国，每有留学生，官制礼数，皆亦趋亦步。今于泰西，亦如此也”⑦。显然，这是指当时在日本，对毕业于本国学校，然后派遣西洋各国进一步深造者，专门称之为“海外留学生”。
但在当时的晚清中国，尽管正值留学运动开创期的洋务运动时期，却还并没有使用“留学”一词。从19世纪70年代的首创的幼童留美到80年代开启的赴英、法的军事留学，无论政府与民间，均没有使用“出国留学”、“海外留学”、“留学生”等词。无论是在推动促成留学事业实施的地方大员曾国藩、李鸿章，还是驻外使节李圭、陈兰彬等人那里，或者在管理留学事务的最高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里；无论是上奏，还是制定章程；均将幼童的出国留学称为“赴美肄业”、“出洋肄业”，将留学的幼童生称为“出洋学生”或“出洋肄业学生”、“肄业幼童”。幼童留美时设于哈德福城的“留学事务所”，在当时实被称为“驻洋肄业局”、“出洋总局”。留学监督在当时称“肄业监督”⑧。按其原始，这些用词主要是由发起留学的李鸿章、曾国藩、沈葆桢等人最先提出而后被广泛认可的。对于19世纪80年代的留欧学生，除了用“出洋学生”一词外，对福州船政厂附设之船政学堂派出的留欧生还多称为“出洋生徒”。称学生为“生徒”，当系针对船厂学生的工艺、技艺性质而言。显然，后来所谓“留学”一词，当时的对应词汇为“出洋肄业”。所谓“肄业”，即“修习学业”之意。直到戊戌政变后的1899年，总理衙门在一项关于留学生章程的奏折中，将留学生还是一律称为“出洋学生”⑨。
不过，在20世纪以前也有极个别人使用“留学生”一词，据笔者所见，最早对晚清时期我国留学生使用“留学生”一词也可能是黄遵宪，除上述《日本杂事诗》提到对“海外留学生”一词的解释外，1881年，当黄遵宪闻知晚清留美幼童中途回撤的消息后，悲愤地写下一首长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⑩，谴责、感叹这一功亏一篑之举。诗题与本诗均有“留学生”一词，本诗中有云：“奏遣留学生，有诏命所司，第一选俊秀，其次择门楣”。在诗后“自注”中，作者又写道：“按美国留学生于辛巳年裁撤，奏请派往者曾文公，……”。据当时情形推测，黄遵宪用“留学”一词应该与其驻日经历不无关系。
二
随着甲午战后留日潮的逐渐兴起，在民间士林中，“留学生”一词逐渐重新出现，《清稗类钞》称：“世俗于游学生辄呼为留学生，笔之于纸亦然。盖留学二字，为日本之名词，输入最早，流传已久，口耳间固习之矣。游学二字，乃学部所奏定，普通社会中人，尚鲜有知之者”(11)。明确指出“留学”二字为日本词汇，但“流传已久”、“口耳间固习之矣”，似乎并不是指从唐朝以来的传统，而是指晚清在民间开始普遍流行，但从上节可知，20世纪初以前，至少在官方与社会上层，还并没有使用“留学”一词。“留学”与“留学生”二词在著述、报刊上的普遍出现，还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这更多恐怕还是来自近代中国留学日本的现实反映。
但20世纪初国人使用“留学”一词，正如上引《清稗类钞》所指出，主要限于“世俗”的民间；至于政府与社会上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出国留学所使用的词汇则为“游学”，对应的留学生为“游学生”。“游学”一词在官方的普遍出现，始作俑者大概是张之洞。1898年，张之洞著名的《劝学篇》问世，其中“外篇”之“游学第二”，专门论述“游学”国外尤其“游学”日本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游学”一词并非张之洞的创造发明，而是我国固有名词，指的是“周游讲学”或“外出求学”(12)，范围不出华夏本土。如商衍鎏言：“游学之事甚古，春秋之时已盛，及至战国，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如苏秦、张仪之徒，见于史传者难于详数，然不过自齐适楚、自楚适秦之类，仍不出于中夏也”(13)。著名史家吕思勉也曾就秦汉时期的游学现象做过考述，他指出：“游学二字，防见《史记·春申君列传》，曰‘游学博闻’，盖谓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也。学术初兴，散布未广，受业者不免拘墟，故虽极精深，而阙广大，言之似通，行之时窒，非有君人南面之学，无以用之。及杂家兴，‘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弊祛矣。故杂家之兴，实学术之一大变也，此惟游学可以致之，故游学实于学术大有裨益者也。然古之游学，所以求博闻，及汉世，学术既一于儒矣，离乡背井，所闻不过如此，而其好游反甚于古人。此则又使人惊叹于事势之迁流，有非拘于常理所能测度者也”。认为儒学定于一尊前国人游学以求博闻于学术意义重大；奇怪的是，汉代儒学一统后，游学意义不大，好游之风反甚于以前(14)。又如由留日生章宗祥所撰写的、最早的留学指南《日本游学指南》开篇就指出“游学”系晚清以前国内南方人前往位于北方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学习的举动：“游学之事，非始于今日，锁国时代，南人学于北者，即谓之游学。近世各国交通，乃有游学外国之事”(15)。通过光盘不完全检索《四库全书》内“游学”一词，共检得1489条。可见，古人已广泛使用“游学”一词。
将“游学”从传统意义上的各区域之间的往来学习引申为近代意义上的出国学习，可以说是张之洞的贡献。在《劝学篇》中，“游学”一词即从历史中国内游学引申为国外游学，原文称：“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尝见古之游历者矣。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丘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余策士杂家，不能悉举”(16)。与以往的“出洋肄业”、“出洋学生”相比，“游学”、“游学生”既有传统依据，又更为简便，且鉴于张之洞本人与《劝学篇》在当时士林间的广泛影响，从此“游学”、“游学生”开始得到朝廷与士子们的广泛认可。在戊戌维新中，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于1898年6月1日连上两折，即指出“非派才俊出洋游学，不足以供变政之用”，“采万国之良法，当自游学始”，“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要求总理衙门“速议游学日本章程”(17)。杨深秀的建议很快得到总理衙门的认可，总署即上“奏遵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18)。这大概为朝廷正式使用“游学”二字的开始。
1901年，在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封疆大吏上奏的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奖劝“游学”，“三折”为清末新政的施政纲领，“游学”一词也逐渐无形中成为官方对留学的通称。不过各部门初期在具体使用上也还有细微差别，如1902年底，外务部在“奏议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折”的奏折中，奏折名称虽冠以“出洋游学办法”，但折中将出国留学生分为三类：“一曰贵胄学生，凡王公大臣子弟皆是”；“一曰官派学生，如京师大学堂及各省督抚学政暨各大臣所送者皆是”；“一曰游学学生，如民间自备资斧出洋者皆是”(19)。也就是说，在外务部这里，“游学生”特指自费留学生。这一时期，在各类大臣奏折与往来信件中，也还部分用“出洋学生”、“出洋游学”等词，体现了新旧杂陈的特点，但官方的主流倾向无疑为“游学”二字。《清稗类钞》称“游学二字，乃学部所奏定”(20)。认为“游学”二字正式成为官方所确定的关于出国学习这一教育过程的专称，传统意义上的国内之间的流动学习的原意已被出国学习这一特定含义所取代。晚清学部成立于1905年，很明显，此前在官方已较普遍使用“游学”二字，也许正因如此，学部成立后即将“游学”一词制度化、规范化。过程是否如此，尚须作继续考察。但可以确定的是，从20世纪初开始，终晚清之世，清政府中央各部制定制定的各种有关留学的制度、政策、规范，均统一使用“游学”一词，“游学”确实成为官方对留学国外的专称(21)。举凡驻外使节、中央、地方官员上奏的有关留学事宜，也基本用“游学”一词。在后来出版清代典制书《清朝续文献通考》中，均使用“游学”二字，其卷114“学校考二十一·学堂”中，专设“游学”一节。
三
与官方使用“游学”一词不同，20世纪初，“留学”一词开始在民间社会流行开来，这可能与当时的留日热颇有关系，因为日本本国所用的就是“留学”一词。前已述及，日本将赴海外学习的学生称为海外留学生，相应地，他们将清朝赴日学习的学生称为“清国留学生”或“留学生”。早在中国于1896年首次派往日本13名留学生时，日本知识界较快地做出了反应，如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在1898年8月20号的《太阳》杂志上就发表了《关于清朝留学生》的长文。随着20世纪初留日高潮的出现，日本的各种报刊杂志讨论留日生的文章越来越多，日本政府关于清朝留学生的相关政策也相继出台，而他们将中国学生赴日学习这一受教育的形式一致地称为“留学”，相应地将学生称为“留学生”。
日本国内的这种统一的称呼很快对来日的中国留学生产生了影响，“留学”一词首先在留日学界逐渐传播并被广泛接受。留日学生早在1902年建成的留日学生的团体组织活动的场所即命名为“清国留学生会馆”(22)。湖南留日学生杂志《游学译篇》创办于1902年底，虽然杂志名区“游学”二字，但杂志创始之初，文章或混用“游学”、“留学”二字，或纯用“留学”字样，如杨度在创刊号的“叙”中，就提到“日本之留学西洋者”的情况；又如1903年出版的第6期所刊著名长文《劝同学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鼓励留学事业，文章题目用“游学”，文章前半部分也均用“游学”提法，但后半部分言及在日中国学生时，均写作“在日本留学生”。同年第7期所登另一篇鼓励留学的名文《与同志书》中，则通篇均用“留学”二字(23)。类似的情况见于浙江留日学生于1903年初创办的《浙江潮》，该刊发刊词一开始就称“浙江人之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人”，组织一同乡会，创办了该杂志。该刊同年第七期《敬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一文，文题用“游学”二字，但正文通篇均用“留学”、“留学生”。这一时期的其他留日生刊物如《江苏》等均主要使用“留学”一词。在各种留学指南中，也越来越倾向用“留学”取代“游学”。如留日第一部指南为1901年章宗祥所著之《日本游学指南》，随后于1905、1906年相继出版的指南则分别为崇文书局编辑之《日本留学指掌》、启智书社著译之《留学生鉴》。可见，在二十世纪初的最初几年，留日生用词逐渐从“游学”向“留学”过渡。这一留学界时风也影响到当时在日本的维新巨子梁启超。梁在戊戌时期所作“论科举”一文还将留学称作“出洋学习”，留学生称作“出洋学生”等早期用词(24)。但他于戊戌变法失败逃到日本后，很快受日本或留日学界用“留学”一词的影响，用词跟进时风，谈留学与留学生时，基本均用“留学”与“留学生”，仅偶尔用“游学”一词，而完全抛弃了以往的“出洋”或“出洋学生”等词(25)。
留日学界的用词也很快影响到同一时期的欧美留学界。如在留美学界中，1903年刊行的《美国游学指南》是第一部留美指南，著述者署名为“卜技利大学留学生某述”。第2年，留美生又撰写一部留美指南则题为《美洲留学报告》(26)。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留学界使用“留学”一词已成主流，如留法生创刊于1907年法国巴黎的《新世纪》，直到1910年停刊，在120多期中，基本上自始至终都使用“留学”一词。在欧美留学生团体中，也与留日生一样，都用“留学生会”而不是“游学生会”的名称。不过，到晚清最后数年，在留学界还有混用“留学”与“游学”二词的情况，如1909年商务印书馆的营业广告中有《美国游学须知》一书，广告称：“南海区君庆科留学美国大学有年，鉴于吾国学游学美国种种困难著为是书，以惠后之游美者，书中详述美国学制课程、风土人情、赁居寄膳、投考入校以及改装请咨、途次情形，纤细必备，诚留学界之指南车也”(27)。在1908年刊行的《苏格兰游学指南》中，作者林汝耀在开篇的“序”中就混用“游学”与“留学”。
在趋西崇新的晚清，留学界的用词倾向很快影响到国内舆论界，如创办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不少文章题目就用“留学”一词。不过作为保守性较明显的杂志，其报告留学情况的一专栏则命名为“各省游学汇志”。有意思是第四年第十一期(1907、11、29)突然改为“各省留学汇志”，到下一期又改回“各省游学汇志”。不过，舆论界倾向用“留学”一词的倾向是较为明显的，如当时有名的上海的《教育杂志》，从1909年2月创刊伊始，几乎均使用“留学”一词。当然，在相对封闭的内地，留学生这种用词倾向的辐射力可能还有限，乡绅大多还是使用官方所习用的“游学”一词。如山西太谷乡绅刘大鹏在日记中谈及留学及留学生时，始终用的是“出洋游学”、“游学”、“游学毕业生”等词(28)。
有意思的是，官方受留学界与国内民间风气的影响，也有不少官吏、使臣开始使用日本流行的“留学”一词。如1903年旧历11月，时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上“奏派学生赴东西洋各国留学折”，折名就用“留学”二字，奏折内容也简略介绍了日本“选优等学生留学外国”、“留学生毕业归国后多任为大学教员”等基本情况(29)。该折被认为是中央派遣留欧学生的开始。从新词汇的运用上看，恐怕也是大臣奏折中明确用“留学”一词的开始。出使日本大臣兼留日生监督杨枢在1904、1905年初上陈的学务奏折中，均用“游学”一词，对留学生也偶用“出洋学生”一词，但在其1906年初的“密陈学生在东情形折”中，均用“出洋留学”一词，在1907年7月的“游学计划书”中，则混用“游学”与“留学”二词(30)。1907年给事中李灼华在“学堂难恃拟请兼行科举折”的奏折中，提到留学生即用“留学生”一词(31)。这说明，即使在学部奏定使用“游学”一词后，在政府官员中，也有使用“留学”的偏好。在晚清新政期间积极倡导兴学堂、派留学的一些封疆大吏中也开始使用“留学”一词，如端方在奏稿中本一直使用“游学”一词，但从1907年到1908年，其关于留学的奏稿中已多用“留学”一词了，个别奏折交互使用“游学”与“留学”二词(32)。袁世凯在1905年以来的奏议中，也常在同一奏议中将“留学”、“游学”交替使用，不过他的常用词汇往往是“出洋游学”、“游学外洋”、“留学外洋”、“留学外国”等，特别突出留学地点——“外洋”(3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初提出用“游学”一词的张之洞，此人虽然素以开明著称，但也以力禁使用“日本新词”闻名。在留学词汇的使用上，尽管他始终主要用“游学”一词，但在“留学”一词在民间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也不得不随流从俗，在他的奏议尤其在电牍中，自1903年以来也常常使用“留学”一词。如1903年12月，张之洞在《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中就称：“其能亲入外国学堂留学者尤善”，这大概是张之洞首次使用“留学”一词，1905年以来至1907年，使用“留学”一词的频率明显增多(34)。这种官方也混用“游学”与“留学”的情况，在后来关于清代历史的官方史书《清史稿》也有较明显体现，统计该书“学校志”与“列传”用词，现代意义上的“游学”出现18次， “留学”出现19次。
综上所述，在20世纪初的最初10余年间，在留学词汇的运用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印象：
1、除继续偶用“出洋”一词外，更为常见的则是用“游学”与“留学”二词。在报刊、著述乃至奏折中，二词经常交替混用，不但当时报刊杂志上二词交替出现，就是在同一部著述或同一篇文章中，也出现二词交替使用的奇特现象。但词意并无区别，体现了一种用词不固定、随意性强的特点。
2、政府与民间在用词上有较明显的差异。相比较而言，政府与官方通过制度规定主要使用“游学”二字；而民间则主要受留日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倾向使用“留学”一词。
3、随时间的推移，外来的“留学”一词逐渐有取代官方规定的“游学”一词的趋向，不但民间用“留学”一词越来越普遍，官方也受民间流行用法的影响，在诸多场合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留学”一词。
从形式上看，近代的“留学”主要是指在国外特定一地居留一定的年限，系统学习各类专门知识的一种教育行为，这与古时含义较泛的“游学”确有不同，“游学”多指在学初有所成后，便外出游历各处，请益多师，还含有切磋问学之意，而且并不固定在一处问学。因此，从字面上看，同样是学，“留学”之“留”就可能要比“游学”之“游”更准确体现近代以来的这种新型的教育类型。
民国成立后，随着晚清政府使用“游学”一词的制度性规定不复存在，无论政府与民间，均采用“留学”一词，从此“留学”、“留学生”成为通用专有名词。
出国留学于晚清政府而言，是一项全新的现代性的教育事业，晚清的留学教育在摸索中曲折发展，在出国留学的词汇运用上，也经历了一个较有趣味的复杂过程，先是曾国藩等自创“出洋学习”、“出洋肄业”等新词，继之张之洞从传统中借鉴“游学”旧词以为新用，并将其制度化、规范化。但晚清由民间来主导的趋西崇新的潮流并非政府所能控制，从留日界到国内民间更乐于用先进的日本所惯用的词汇“留学”，受潮流影响，以至于官方也多少受其影响，最终由“留学”一词取代其它成为专有名词。“留学”一词确立的过程，正是晚清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跟进西方的一个侧面体现。
注释：
①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293页。
②《隋书·倭国传》，转见王晚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0页。
③⑥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28页。
④《日本书纪》，卷廿二，转见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第100页。
⑤详见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第102～111页。
⑦原诗为：“《化书》《奇器》问新编，航海遥寻鬼谷贤。学得黎鞬归善眩，逢人鼓掌快谈天”，见吴振清等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⑧详参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刘真主编：《留学教育》（第1册，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8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等留学史资料集中的洋务时期的留学教育部分。另“留学事务所”一词来源于容闳的《西学东渐记》译本，按容闳的这部英文自传直译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初于1909年在美国纽约出版。国内的第一部中译本由徐凤石、恽铁樵译述，书名译为《西学东渐记》，最早于191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留学” 已成通行名词，因此，在用词上，译者用当时流行词汇译历史专用词汇显然已湮灭了历史词汇的实相。
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折》（1899年8月），详见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⑩原诗见《黄遵宪集》（上），第141～143页。
(11)(20)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77页。
(12)如《辞源》释为二义：一、周游讲学。如《韩非子·五蠹》：“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二、外出求学。如《史记·陈丞相世家》：“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辞源》（修订本），1～4册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94页。
(13)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14)吕思勉：“游学”，《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81～682页。
(15)转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47页。
(16)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
(17)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48～249页
(18)《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3下。转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73～174页。
(19)《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2上。转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178～180页。
(21)翻阅各种留学教育史料集不难得出这一认识。细读《历史档案》中从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所公布的留学生史料，可以发现，在当时学部关于留学事务的各种公文及对留学毕业生履历的列表中，对留学均用“游学”一词，详见《清末选送考取留学生办法章程》（《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光绪三十三年留学生史料》（《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宣统二年归国留学生史料》 （《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宣统二年归国留学生史料续编》 （《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
(22)以上关于日方朝野在晚清以来统一使用“留学”、“留学生”一词的情况可详参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译本。按：中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将原书引用文献中或用“留学”或用“游学”的情况都做了准确回译。
(23)三文详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248、380～400页。
(24)见《时务报》第2册，1896、8、19。
(25)详参梁启超：《崇拜外国者流看者》，《新民丛报》第5号(1902、4)，此文尚使用“游学”二字。梁启超：《论学生公愤事》、《蔡钧蔑辱国权问题》，均见《新民丛报》第13号(1902、8)、《敬告留学生诸君》，《新民丛报》第15号(1902、9)、《忠告香港〈中国日报〉及其日本访事员》，《新民丛报》第53号(1904、9)、《比国留学界报告》，《新民丛报》第56号(1904、11)、《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新民丛报》第71号(1905、12)，以上谈及留学生的文章，梁启超均用“留学”或“留学生”词汇。在其1904年出版的游历美国的《新大陆游记》中谈及美国留学界的情形时，主要用“留学”一词，偶尔也用“游学”、“出洋学生”等词，还有一处混杂写为“出洋学生留学地”，见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何守真校点，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4～55、151～155页。可见，从主要用词看，可以说梁启超基本上抛弃了“出洋”、“游学”等词汇。
(26)美国留学生：《美洲留学报告》，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出版。该书由国内开明书店作新社发行。
(27)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352页。
(2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8、145、158、169页。
(29)详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33年，第277～278页。该折也出现了“游学”、“出洋学生”等词。
(30)详见陈学恂、田正平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77～387页。
(3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95页。
(32)如旧历1907年两折的折名就取“留学”一词，分别为《遴充留学生监督折》（光绪三十三年三月）、《选派学生留学折》（光绪三十三年12月），折中内容亦均用“留学”。在同年六、七月间的《保荐使才片》、宣统元年九月的《请赏游学生监督京堂折》中，则兼用“游学”与“留学”，如后折首句即：“奏为欧洲游学生监督办理留学事宜卓著劳勋恭折具陈”。以上内容分别详见《端忠敏公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版，第971～972、1216～1218、1064、1915～1917页。
(33)见袁世凯：《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1905、8、30)、《留学日本毕业生富士英请赏给主事片》(1905、9、19)、《出洋游学毕业回国供差各学生请照章咨送考验折》(1906、4、30)、《会奏变通调用留学毕业生章程折》(1907、5、15)等折，分别详见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87、1194～1195、1287～1289、1476～1477页。
(34)详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93、9360、9385、9417、9436、9442、9600、96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