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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2-0035-06
一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辐射力并不及陈独秀、胡适等人。但到了二十年代中后期，在青年知识界的影响日深，已非陈独秀、胡适可以相提并论了。鲁迅的崛起与陈独秀的隐没，折射着现代中国的一种命运，其间的问题殊多，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以瞿秋白与陈独秀、鲁迅的交往为例，大概可以看到现代文化的一种流脉，鲁迅何以在一个时期成为知识阶级的偶像，这里多少有一种解释的线索的。
瞿秋白是鲁迅与陈独秀都喜欢过的人物。他们三人都有点旧文人的习性，但又憎恶自己身上的书卷气，后来走上了左翼文化的路。但他们够在多大程度上成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个未知数。在现代性的选择上，他们给人的刺激是剧烈的。
鲁迅的喜欢瞿秋白是世人皆知的。但瞿氏的人生之路，和陈独秀多少有些关系。如果1922年底陈独秀不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能否在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领袖还是个疑问。瞿秋白回忆道：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的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于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想望着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得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1]
应当说，瞿秋白可能不会对陈氏的为人产生什么恶感，两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书生。关于陈氏的风格与为人，我猜是瞿氏后来也与鲁迅提及过。至少在鲁迅家避难的日子，涉猎过自己的政治失意的原因。这一些和陈独秀的存在，不无关系的。
在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里，看不到多少议论共产国际的史料。以瞿秋白的身份，鲁迅不可能不知道一些苏联的信息。至于共产党内的斗争，也没有什么让鲁迅特别好奇的资料可以参考。鲁迅的左倾化中，瞿秋白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两人在对某些事物看法上有相似的一面，我猜想有互相切磋的因素的。瞿秋白自有江南文人的精致，又带理论家的气度。他给鲁迅的印象很深，亲切度大概超过了冯雪峰、胡风诸人。认识鲁迅的时候，正是瞿氏政治上不得志、失意的时候，那时1931年，瞿秋白避难于上海茅盾家，看到了冯雪峰带来的杂志《前哨》上刊登的鲁迅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驱的血》，颇为佩服，说了诸多感慨的话。此后因为冯雪峰的推荐，便与鲁迅有了翻译上的合作。他们尚未见面，便已在信中以“亲密”的字眼相称了。
瞿秋白出现在鲁迅的视野里，在晚年是一件大事。鲁迅后期对一些事物的判断，多少受到了这位友人的影响。许广平有一篇文章，描述了二人见面的场景，文字内外透出了诸多喜悦：“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人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的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他们本来就欢喜新生的一代的，又兼看到在旁才学会走路不久的婴儿，更加一时满空皆喜，生气活泼，平添了会见时的斗趣场面。……那天谈得很畅快。鲁迅和秋白同志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争之后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但鲁迅献出的却是他的著作、思想。两两不同，心情却是一样的。”“为了庆贺这一次的会见，虽然秋白同志身体欠佳，也破例小饮些酒，下午也彼此放弃了午睡。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话要倾心交谈哩，但是夜幕催人，没奈何只得分别了。”[2]许广平记录的场景，透露了诸多信息。两个匿名于上海的文人，各自从对方那里感到了一种惊奇与喜悦。在瞿氏眼里，是与一位巨人相逢。那里没有官场上的隐曲，他似乎读出了先生灵魂的深广。那些感受，日后都写到关于鲁迅杂感的序言中了。鲁迅呢，在这位青年身上，看到了冯雪峰、柔石等人没有的东西。无论在艺术修养还是理论水准上，瞿秋白都是高于同代人的。在鲁迅的论敌与朋友间，能够与其深切对谈相同的话题者不多。陈独秀往矣，像个远离自己的旧友，已无缘相聚，但这位陈独秀的继承者，无论在性情还是修养上，都带来了兴奋的气息。鲁夫子似乎许久没有与这类气息相逢了。
如果理解后期的鲁迅，不去解析与瞿秋白的交往之谜，大概会不得要领的。这其中包含的因素十分复杂。中国现代文化的左倾化思潮的发展，与两人的著述关系很大，这两个人对后来文艺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瞿秋白与鲁迅相逢时，已和陈独秀分道扬镳了。对五四那代人，胡适、陈独秀都已引不起瞿氏的兴趣。他对这两个先驱都有批判的文字。遥想当年，二人的文章怎样掀起了他的热情!自己还配合《新青年》的主将，在报刊上写过呼应式的文字。他后来在莫斯科与陈独秀相识，彼此的印象应当说良好的，相互间还是信任的。但大革命失败后，两人在诸多看法上颇不一致，陈氏对共产国际多有不满，以为斯大林路线问题多多。瞿氏基本上还是站在维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发言，多少有些党性的原则。他不及陈独秀那么刚烈，在革命受挫时，陈氏立即意识到莫斯科指令存有问题，于是把矛头对准了斯大林路线。他最终走向托洛茨基的道路，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年轻的瞿秋白却颇有文人的柔弱性，用他自己的观点，是喜欢调和，而不是用冲突的办法解决问题。但那调和，便走向妥协的路，对共产国际只能唯命是听，不得不写一些“听将令”的文章。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他写过两篇文章与之交锋，以为托派的选择是反动的。《陈独秀的“康庄大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等等，是批判陈独秀最严厉的文章之一。两篇文章都作于1931年底，那时已被王明排斥到领导岗位之外了。瞿氏并不喜欢王明，但却赞同王明的背后力量的观点，这就发人深思，或许他的矛盾性，就在这里的。不过读他的文章，我觉得分歧点在于，陈独秀缺乏阶级意识，瞿秋白看重的恰恰是这一点。他在《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一文中，认为陈独秀滑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道路。文章说：
托洛斯基、陈独秀的真面目，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冒充着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派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时代自己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实行机会主义，等到那次革命失败，却来说什么“共产国际断送了中国革命”。这叫做死不要脸。当初陈独秀派为什么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呢?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能够完成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所以他们认为共产党用不着去领导无产阶级实行联合农民夺取政权的斗争，也用不着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照他们的意思，共产党应当怎么办呢?他们说：应当让汪精卫实行分共政策，至后，中国可以有资产阶级式的民权自由，可以定定心心做些国会运动等等。这是要把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政党。陈独秀派的这种观念一直保存着，到一九二九年，陈独秀等就公开的出来说：“你看，从汪精卫直到张学良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的革命完成了，封建势力已经只剩得余孽的余孽，国民党政权可以稳定、统一，而且将有长足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托洛斯基派以前在苏联用些“左”倾的空谈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直到现在还自称“左派反对派”。他们的“左”，“左”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左”原来就在于断定现在全世界都没有革命运动的高涨，全世界都是反动统治的日益稳定。中国更因为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已经走进了两个革命之间的反动时期，中国国民党统治稳定而统一，应该做的不是团结无产阶级发展他们的经济日常斗争，领导他们的斗争到争取政权的斗争方面去，领导日益发展的农民战争，创造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而是国民会议运动。这样，事实上是自称“左派”的托洛斯基自然而然的暴露自己真相，和一九二七年的中国机会主义的最右派的陈独秀走到一块去。他们事实上始终只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丝毫没有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气息。他们只在梦想着世界的以及中国的统治阶级快些稳定，给他们一点当议员做社会改良“事业”的机会。[1]
与陈独秀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鲁迅却从进化论走向了阶级论。先前的时期，陈氏不也是阶级论者么?但现在却觉得人道的东西更为可贵。瞿秋白从两个前辈的对比里，感到了鲁迅的伟岸。这位作家深邃的目光和透彻的洞悉力，让人心灵一亮。瞿氏是赞佩鲁迅的。那里有着文人身上少有的迷人的气息。从政治上探讨中国的命运，那是党派与政客的事，自然不能观点齐一。鲁迅不谈政党政治，他与此是隔膜的。但他从文学家的视角打量生活，却以其直觉的鲜活性，捕捉到了生活的某些本然性。陈独秀大半生用于政治活动，却失败了。鲁迅恪守着文艺园地，以知识分子的角色进入社会，却成果累累。所以瞿秋白面对鲁迅，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出了与陈独秀评价完全相反的话：“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关于最近期间，‘九一八’以后的杂感，我们不用多说，他是站在战斗的前线，站在自己的哨位上。他在以前，就痛切的指出来：‘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坟》：《灯下漫笔》)而现在，这句话里的‘青年’两个字上面已经加上了新的形容词，甚至于完全换了几个字，——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动手瓜分，英美、国联进行着共管，而中国的绅商统治阶级耍着各种各样的戏法零趸发卖中国的时候，——忍不住要指着那些‘民族主义文学者’说：‘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命运’(《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上述的陈述不知被后来的学人引过多少遍，几乎带有经典的色泽了。不过在我看来，瞿秋白的远陈近鲁，大概是一种心理起了作用：憎恶自己旧的阶级，急欲摆脱士大夫的情调。他和鲁迅在反顾己身时，都有点自虐的特点，以为旧我是可疑的。惟有在新的文化的洗礼中，才有可能不再被历史的长影所纠缠。此时的陈独秀却表现出相反的特点，对自我向来是自信的，不愿意轻易成为别一文化的俘虏。一旦看准路向，就并不回头。瞿秋白在鲁迅的文章里，好似看不到过于自负的影子。鲁迅对自己是自嘲的，有一种自焚的倾向，那熊熊的精神之火，一直烤着生命的躯体。瞿秋白由此看到了知识群落自我更新的可能。在他眼里，陈独秀已经堕落，惟有鲁迅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以这样的目光打量自己的前辈，不消说在理论上自成一家，据说鲁迅听到后，也心以为然的。但他一直未对《新青年》的老友发表看法，也许不便说，或者不清楚。党内的风云对鲁迅而言，远没有现存社会的恶势力更需要注视。有了瞿秋白这样的友人，真可谓“得一知己足矣”。
三
是什么吸引了鲁迅的注意?瞿秋白究竟在哪些方面使鲁迅能如此的兴奋?已无数次对青年人失望的鲁迅突然在这位青年政治家身上好似找到了一些什么。许广平说二个人是意气相投，也许是对的。瞿秋白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外文又好，有过苏联生活的经验，重要的是理论视野高远，这些都引起过鲁迅的兴趣。他的思想有一部分与鲁迅有些相近的地方，都曾彷徨过，绝望过，且关注到己身的有限性。他自认年轻时候的旧体诗有点颓唐气，后来还受过托尔斯泰的影响，那么说他有着文人的柔弱和矛盾，也许是不错的。鲁迅后来在编这位友人的译稿时曾说：“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集外集拾遗·绍介<海上述林>上卷》)用如此敬佩的话，评价这位亡友，在鲁迅的一生中颇为少见。瞿秋白的见识与水准，在同代人中是罕见的。比之创造社、太阳社那些狂妄之人，这位柔弱的青年表现出高贵的气韵，决无别人的低俗。瞿秋白像一缕新风，毫无夹杂一丝的市俗味儿。他钟情于文学，又善于理论，在鲁迅看来是难得的。我对读两个人在同一时期写下的杂文，风格颇似，看法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伪自由书》中有多篇杂文就出自瞿秋白之手，《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决》、《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等，几乎可以和鲁迅之作乱真。这些文章在技巧上是娴熟的，很得鲁迅杂文真髓，看法与见识亦不俗，归谬与反诘之法透着政治家的胆略。他不仅古文运用自如，西洋的学说亦知一二，于是便显得洋洋洒洒，落落大方。那个时期，在洞悉世理方面，两个人可谓各有千秋。据说瞿氏在写这些杂文时，是与鲁迅商量的，完稿后鲁迅略作润色，用自己的笔名刊登出去。对时局的看法，对帮闲文人的认识，都有妙不可言之处。例如《透底》一文，就写得别具一格，文中嬉笑怒骂之笔，确有常人难及之处。中国单独搞文学的人，或职业革命家，都没有这样的笔法，可说是兼得思想与艺术之优长的。只要看一看左联作家一些口号式的作品，再瞧一瞧王明、李立三这些职业革命者的文章，就觉得各自均显单薄，要么感情过于浓烈，要么是政治八股，唯独少了鲜活的灵气与精神的深。瞿秋白有旧式文人的典雅之气，后经哲学训练与行政打磨，对时政、文化心得特别，常说一些人说不了的话。比如谈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阶级意识与人道主义，无论在共产党内还是党外，均无人与之相比。鲁迅在这位青年人身上，好似看到了自己久欲寻觅的东西。因为那些关于社会文化辩证的与逻辑化的陈述，在以往的知识青年中，何曾能够看到?中国的大谈革命的人，大多摆着一付可憎的面孔，仿佛革命一到，众人就将人头落地，唯独自己有了永世的灵光。瞿秋白与之恰恰相反，他内心有着常人少有的暖意，其诗人气质与温和的性情，大凡与其相识的人，都是喜欢的。丁玲在一篇文章中，就谈到了对他的印象，年轻瞿秋白的气质和为人，确是倾倒了周围的许多朋友的。
翻看鲁迅日记及书信中与瞿秋白交往的文字，你会觉得，如果这个青年仅仅是单纯的理论家和政治家，鲁迅也许不会那么欣赏他。瞿秋白的性格里带着一些复杂而又纯洁的东西。说其复杂，乃因为也背负着传统的重担，曾染有“名士”与“绅士”之风。他曾那么嗜好诗词，旧时的词章文赋都懂一点。《多余的话》中就坦言自己的思想曾很紊乱的，“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批评”。这种复杂，也导致了思想的波动。后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那些旧时的梦影，还时时侵扰着他。所以后来他说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也许是对的。鲁迅在这位友人的身上，不是没有感受到此点，他自己何尝不是一个常常徘徊在明暗间的过客?重要的不是人的是否纯粹，而是能否有勇气正视自己，并且大胆地告别旧我，走向新的路途。在那样一个白色恐怖的年月，两颗心的相遇，使他们终于感受到挑战旧我于这个世界的意义。真的，他们都知道一切刚刚开始，人毕竟要寻觅新的存在的。
收稿日期：2004-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