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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化理论问题
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曾得到过积极的研究，这与认识非殖民化进程和战后时期很多传统社会的民族振兴的必要性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交之际，西方数度召开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学术会议。1965-1970年间推出了一系列相关著作：例如：Г.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Д.爱普杰尔的《政治发展观》，Л.帕伊的《政治发展概念》，С.爱森斯坦的《现代化：抗议和变化》，С.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等。所有这些著作中，尽管在术语上有些不同，但都着眼于政治发展理论和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概念问题。现代化理论反映了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阶段：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前者的特点是：社会结构稳定、不灵活，社会流动性低，生活方式奉行传统道德，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经济，政治体系坚持正统主义原则，实行世袭君主制形式。后者的特点是：社会经济进程的高度发展，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传统而是法律准则，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工业经济。
从政治制度角度而言，现代化意味着向民主制度及其特征过渡，如：权力机关的选举制，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制，人民权利的法律保障，地方自治，自治的公民社会等等。就欧洲文明而言，传统社会属于封建社会，而向现代社会过渡是迈向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将现代化分为两种类型：内源性的和外源性的（或者回应型的）。内源性现代化的本质是在内部发展的基础上向现代社会过渡。外源性的现代化是在利用先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而实施的赶超型的现代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反面教材。无疑，从现代化理论角度而言，最罕见的特殊现象当推俄罗斯的当代发展问题，这已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二、现代化理论语境中的俄罗斯历史
现代化理论反映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现代化被认为是世界范围的进程，在这一范围内，所有国家、所有社会不可避免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但这些过渡不是同时发生的，并且是以不同形式——进化方式和革命方式，在经济和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下，或者相反，在政治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下进行的。
人们划分出了几个所谓的现代化层次。[1]10-16首先是西欧和北美国家，这些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发生得最早，其渐进发展的结果形成了现代化的第一层次。第一层次国家发展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前提的成熟相对同步。经济和社会前提：封建关系率先分化，工业技术广泛传播，手工工场内部分工日益精细，发展势头良好，“第三等级”的队伍壮大；法律前提：罗马法及其主要原则构成了国家法律的基础，后来确立了法律至上原则；政治前提：王权与国会之间博弈已见分晓，分权制机制运行正常，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生命力逐渐显示出来；文化前提：从12-13世纪起，欧洲的识字水平很高，而兴办学校和大学，推广和完善印刷术，则加速了知识的普及，但最重要的是始自于文艺复兴、继而在宗教改革时期最终确立的个性解放原则。总之，上述诸因素产生连锁反应，经济和社会前提的积累促使16-17世纪文化的巨大进步，而文化进步则助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最终成为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
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第二层次国家如俄罗斯、日本、土耳其等国家，步入现代化进程。晚步入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面临着既要变革社会，又要在先进社会的环境中保持一体性的双重压力。第一层次的先进国家对他们而言，即是榜样又是外部威胁。第二层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更多地源于外部，自身发展的内部条件无法与第一层次国家相提并论。第二层次国家实施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倡导作用一再强化，由此经常产生改革速度过快的问题，从而诱发社会不均衡和社会冲突，也容易诱发政治强制。换言之，第二层次国家以赶超型现代化发展为突出特征。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第三层次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方步入现代化进程。第三层次国家与第二层次国家的外部条件确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区别甚大。第三层次国家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作为西方国家的原料供应者，其单一的经济结构制约了现代化进程。
根据学者的观点，如今东方国家形成了三种基本模式。[2]480-490第一种模式是日本模式，包括一些远东国家和地区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其特点是自由市场、私有制和民主制度完全居主导地位。第二种模式是印度模式，其特点是按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即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的基础上顺利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第三种模式是非洲模式，其特点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同落后的生产组织并存。如果说在第二种模式的国家中西方的经济模式与民族经济水乳交融，那么在非洲模式的国家中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令人担忧，尤其是人口和粮食问题严重地制约了社会发展。
现代化与西方化，即模仿西方、追求与西方类似之间的关系问题值得关注。С.亨廷顿分析了非西方社会受到西方影响时可能做出的三种回应方式：既拒绝现代化，又拒绝西方化；同时接受二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3]102显然，当言及政治现代化时，无不谈到西方文明所标榜的议会民主制度、标准和价值观。但是现代化过程不一定必然丧失原有的民族文化和文明一致性。日本是这种现代化的范例，它奉行西方自由民主的标准与价值观，同时保持了自己文明的独特性。
在全世界现代化进程语境中提到俄罗斯的历史时，可以首先确定迟滞俄罗斯现代化的若干因素。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是经济和政治自由：首先是自由雇佣工人和独立于国家以外的私有制与个性自由。在俄罗斯，私有制发育缓慢，特别是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比西方要晚得多。直到1861年农民改革，贵族土地垄断逐渐瓦解，土地才可以买卖。但村社取代地主行使对农民的管理，村社实行土地定期重分，倡导帮助和互助，努力实践平均主义机制，使村社制度富于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历经数百年而不衰。斯托雷平意在解散村社的农业改革未能如愿，村社集体主义传统的生命力不言而喻。与西方不同，在俄罗斯，资产阶级尚未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体，贵族知识分子以倡导欧洲先进国家的制度和秩序为己任，自觉致力于加快俄罗斯改革进程。在这些条件下，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主要不是取决于社会力量，而是取决于上层政治和社会精英的价值取向，取决于改革派或反改革派谁占上风。国家在全部社会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俄国历史进程的显著特征。俄罗斯现代化的不彻底性和对抗性引起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1917年革命的发生。苏联时期现代化的思路在于加快国家工业化，但不是以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为基础，而是以完全取缔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国家控制一切为基础。
后苏联时期的政治现代化仍然是外源性的现代化，它不是长时间进化发展的结果，而是以从极权政治制度向多元民主和现代市场经济过渡为目标、以利用西方国家经验为基础的渐进改革的结果。但是，如今俄罗斯政治现代化方案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在社会上正进行着无休止的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辩论，大致可概括为四种方案：
(1)自由西方派方案或大西洋派方案。该方案认为，俄罗斯是西方大西洋—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俄罗斯按这种文明规律发展到1917年时被强行中止，所以当代改革的任务是通过加速在国内推广西方文明的成就和价值让俄罗斯重返“欧洲大家庭”，重返西方文明。
(2)俄罗斯乡土主义方案。该方案以斯拉夫派关于俄罗斯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思想，或者以H.Я.达尼列夫斯基关于俄罗斯处于特殊的、按照独特的规律发展着的文化—历史阶段的思想为基础，认为对于俄罗斯而言利用西欧文明经验是致命的。[4]574
(3)欧亚方案。该方案认为俄罗斯属于特殊的欧亚文明，既区别于西欧（大西洋）方案，又不同于俄罗斯乡土主义方案。它力求避免单纯利用西方经验，避免孤立主义，避免俄罗斯卷入各种文明冲突。欧亚方案旨在使当代世界（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的各种价值和俄罗斯文化—文明的特色兼容并蓄。
(4)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方案。该方案赋予资本主义制度一定的选择性，保留大型的公有制（国家所有制），国家对社会经济进程具有重要调控作用，国家关注社会平等和公正问题。
不难看出，当代俄罗斯政治现代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必须在国家中确立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必须避免在文化领域全盘西方化。换言之，俄罗斯改革的任务就是建立民主社会和有效的市场经济，但同时必须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
三、21世纪俄罗斯的文明和地缘政治选择问题
21世纪初俄罗斯现代化的中心问题是其文明和地缘政治选择问题。归根结底，俄罗斯现代化的困难在于如何在学习西方制度的同时保持自身制度的延续性，保留自己的文化，在欧洲和亚洲发挥出自身的优势。俄罗斯一直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俄国发展独特性和启蒙运动各自的拥护者、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俄国整个思想界和知识分子围绕俄国发展道路之争，贯穿于1917年前的俄国历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发展道路之争再次凸显出来。苏联时期一直奉行共产主义学说，其地缘政治目的就是进行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这种社会主义革命始于俄国革命的胜利，受俄国革命胜利的鼓舞，布尔什维克坚信社会主义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从而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因此，两种社会政治体制（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斗争是20世纪的主要矛盾，而这种斗争应以社会主义胜利而告终。但这种政治学说也具有乌托邦色彩，因为两种体制对抗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和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堡垒的苏联的解体。
在俄罗斯移民中思想派别林立，其中欧亚主义值得注意。欧亚主义观念最初脱胎于1921年萨维茨基在索菲亚出版的文集《通向东方之路》。该文集大书特书俄罗斯特殊的发展道路，强调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取决于地缘政治位置，即国家处于东西方之间，俄罗斯的命运不取决于欧洲，而是取决于欧亚。欧亚主义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特征，无论如何，俄罗斯特色的发展道路受欧亚主义左右。在萨维茨基的著作中最为详尽且清晰地阐述了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方面的主张。萨维茨基的基本思想是：俄罗斯是特殊的大陆，有着独特的、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亚洲的欧亚文明结构。他认为在欧亚大陆上，俄罗斯作为“中部国家”，结合了斯拉夫和突厥的传统，既有定居特性也有草原特性。“地域发展”这一概念在萨维茨基的观念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极其类似于德国地缘政治的“空间”和“生活空间”范畴。萨维茨基把地缘发展定义为社会政治环境及其隶属区域的融合。俄罗斯—欧亚，作为小型地域发展的一体化存在形式，就属于这种“地域发展”。[5]432[6]464
欧亚学说刚开始时颇引人注目，但很快地就丧失了普世性和人们对它的热情。现在欧亚学说再次复兴，然而只有在进行非常严肃的现代化情况下它才有可能得到实际应用。因为它最主要、最本质的思想是反欧洲理论，在现代条件下，否定欧洲的自由—民主的价值是明显的时代错乱现象。欧亚学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领域中，体现在其有关独特的、吸收了东西方文化因子的欧亚文化的思想中。东西方文化不是斯拉夫文化，也不是欧洲文化，而是欧亚文化，形成多民族国家的欧亚各个民族（斯拉夫人、突厥人、芬兰—乌格尔人）是欧亚文化的创造者。欧亚学说确定的合理的地缘政治意义可以从欧亚的折衷思想中获取：由于本身所处的位置它注定要同时关注东方和西方，实施积极的东西方政策。
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十分活跃，他们的政治主张与官方政治思想分庭抗礼，其中А.Д.萨哈洛夫和А.И.索尔仁尼琴的声望最高。可以将萨哈洛夫归入自由—西方派。他在第一部政治著作《关于进步、世界共存和精神自由的思索》中发表了两个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的观点。他所有著作中都倡导应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遵守和保护人的权利。在他最后一部政治著作《苏联欧亚共和国联盟宪法草案》（1989年）中反映的恰恰是这些思想：人权的绝对价值，从国家方面保障人权，民族自决权、包括加入和退出联盟的权力；强调人类生存目的与任何区域的、国家的、民族的、阶级的、政党的、集团的和个人的目的相比至高无上；为了人类的长期利益，应努力寻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多方面趋同，其政治主张的目的是未来建立世界政府。[7]
索尔仁尼琴在自己的著作中持不同的见解，他的观点可称为俄罗斯乡土主义观点。他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即俄国从一个专制的体系向另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无害的、自然的体系的进化发展是可能的，而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国内自由、开启民智和不要谎言。他在《致苏联领袖的信》（1974年）一书中，论述了西方文明的各种绝境和俄罗斯寻求人类独特道路的可能性，其前提是放弃追求经济速度，稳步发展经济；对俄罗斯而言，只要不欺骗民众，就能认同专制制度的继承性。索尔仁尼琴在《我们该如何建设俄罗斯》（1990年）一书中断言，应该在危害人民的帝国和拯救民众之间做出选择。他认为，俄罗斯应该保留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统一，而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分手。索尔仁尼琴在《21世纪末俄罗斯的问题》一书中批判了俄罗斯数百年的对外政策，因为俄罗斯一直关心的是外部问题，而不是国家自身发展问题。他指出，我们既不应该充当世界仲裁人，也不应该竞争世界领先地位——我们应努力解决内部发展问题。俄罗斯政治中最重要的是保护人民。[8-10]
20世纪末俄罗斯政治思想界关注的中心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俄罗斯的文明选择。就像从前一样，关于这方面观点很多，择其要者可归纳如下：
著名的政治家、俄共领袖久加诺夫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选择角度分析俄罗斯与西方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在50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前景不容抹杀，在稳定发展的社会里社会主义将再现第二次春天。稳定发展战略的全人类性质非但不排除，反而必须以每个国家按自己的方式发展为前提。从历史渊源角度俄罗斯属于特殊文明；从地缘角度俄罗斯属于欧亚国家，与咄咄逼人的美国和北约视同水火；从意识形态角度，俄罗斯珍视传统，奉行集体主义、忍耐精神、追求善良和公正理想的价值观；从经济角度，俄罗斯与西方的“自由”市场有别。俄罗斯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再次复辟，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冲突。久加诺夫力主俄罗斯地缘战略方案是维护世界各种力量的动态平衡和抵抗单极世界。换言之，是为了抵抗美国和北约的势力独大。这一方针的组成部分是恢复俄罗斯本来的地缘政治地位的战略。该战略分为三部分：国家内部整合；俄罗斯重新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合并；恢复俄罗斯本来的地缘政治地位，即通过种种手段在独联体国家恢复俄罗斯的影响和号召力。从这种战略角度而言，世界大国谋求控制苏联解体后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地区对俄罗斯的民族安全威胁最大。[11]319
俄罗斯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A.久季诺维耶夫在苏联时期因批评苏联的制度被认为是叛国者，曾长期生活在西方，20世纪90年代中期返回俄罗斯。他在《西方和西方主义的特殊现象》一书中的观点与久加诺夫大同小异。[12]461季诺维耶夫也认为俄罗斯与西方模式势不两立，西方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所以俄罗斯永远不能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否则俄罗斯只能屈从西方的影响并被西方殖民化，充当西方的配角。季诺维耶夫把西方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战略称作西方化，该战略的真正目的不是简单地在社会体制、经济、政治等方面和自身做比较，而是使既定的受害者丧失独立发展的能力，将它们作为新型殖民地划归到西方影响范围内。由于西方化，殖民国家被迫建立起殖民地民主的社会政治制度，形式上保留殖民地的主权，经济上按西方模式运行，受西方银行和康采恩的控制。在殖民国家中少数人为了西方的利益盘剥多数同胞，靠为西方服务而得到丰厚的收入，殖民国家到了无法独立生存的境地。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季诺维耶夫将其看成是西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他认为，这两种社会组织形式必须以相同的人力资源为前提。西方主义赞赏自我组织能力和较少盲从，而共产主义则相反，不是人们自下而上的自愿组织为主，而是自上而下的强制组织为主。共产主义类型的社会组织完全是自然的，而且对于俄罗斯民族而言是适宜的。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已经没有任何可能通过“劳动人民”起义的革命方式加以破坏。根据季诺维耶夫的观点，在20世纪中期人们就已经清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归根结底，说到全球社会的前景问题，他认为很可能整个世界将成为西方性质的社会。
可以把政治学家А.С.帕纳林归入欧亚派。他的著作《历史的报复：21世纪俄罗斯的战略主张》[13]393和《全球化的诱惑》[14]382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于2002年被授予索尔仁尼琴奖。这些著述的基本观点是反对西方化，反对西方所鼓吹的现代化理论。他认为西方化的消极后果表现为：第一，它削弱了世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第二，由于非西方社会引用西方的社会结构模式，西方的颓废之风渗透到了非西方的文化当中：没有准备好像西方那样工作、但是期望像西方那样享受的消费心理。就像俄罗斯的经历告诉我们的那样，即便西方化扩展到工业及教育方面足够发达的国家，结果也是一样的：普遍的精神涣散，非国有化和极度社会分化。帕纳林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私有化的政治制度视为只给少数人谋福祉的寡头政治民主制。如今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都处于两难境地：或者克服随心所欲消费的倾向，或者最终滑向地缘政治混乱，沦为第三世界国家。有两种消除方法：后退到专制的原教旨主义时代，或者迷恋消费型文明。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国家或采用前者，或采用后者。帕纳林主张，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应该符合稳定和发展的准则。适用于俄罗斯的第一个准则是，它的地缘政治应该足够安全，而边界是不能肢解的。第二个准则是，国家的地缘政治状况不应该阻碍其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与世界的交流。俄罗斯的发展利益迫使其重新与独联体国家整合，真正立足于欧洲、出海口和重新整合是俄罗斯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帕纳林的方案要求俄罗斯必须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找到非传统的社会结构形式（既不是被恢复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被恢复的资本主义），换言之，是寻求俄罗斯发展的第三种道路。第二，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重新整合被视为地缘政治范畴的使命，否则的话就只能是退化、民族主义、非工业化和退回到“第三世界”。
著名政治家、学者А.А科科申提出的开明民族利己主义值得重视。[15]49-50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俄罗斯的基本利益是经济现代化、建立后工业经济、建立稳定的政治民主体系、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保留及增强俄罗斯优秀文化—文明的特色。它要求俄罗斯放弃其在可预见的将来（30-40年）的全球作用。除了白俄罗斯和其他两三个独联体国家（有望形成统一的联盟国家）外，必须拒绝跟任何国家过从甚密。如今俄罗斯与强国联盟——就是依附强国，与弱国联盟——就是无偿资助供养它们。科科申提出俄罗斯外交的目标如下：维持与美国平等互利的关系，首先是为了俄罗斯商品进入美国和世界市场，为了保证战略稳定性。与欧盟建立新关系，对欧盟实施能源、通讯、欧亚洲际运输系统方面的大型计划。巩固同中国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就俄—中—印三国相同或平行的国际安全问题进行合作；保持和加深同这些国家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同时扩大在国民经济领域的合作。实施远东地区的长期能源政策，首先是在俄—中—印三国之间（俄罗斯能源资源，日本投资，中国市场）。与近邻国家包括近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芬兰的关系占优先地位。
当代俄罗斯右翼自由派政治力量的领袖之一А.丘拜斯提出后苏联空间的“自由帝国”学说，认为这是俄罗斯未来30-50年的总体任务。自由帝国主义不打算拒绝边境不可破坏原则。它意味着俄罗斯国家有责任全力推动俄文化向邻国的传播，推动俄经济向这些国家的渗透，俄罗斯应直截了当地采取各种正当手段以维持俄国和邻国的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既不需要加入欧盟也不需要加入北约，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地理上它都不能置身其中。俄罗斯应该同欧共体、美国和日本平起平坐。根据丘拜斯的看法，这是与伙伴共同维护地球秩序和自由的唯一现实方法，“这个使命也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强大未来”[16]。
如上所述，现代政治思想界围绕俄罗斯文明选择分歧甚大，由此产生地缘政治的不同结果。这种概念化的多元论原则上是21世纪初俄罗斯对地缘环境及各种复杂挑战的回应。上述所有回应今天都有权存在，至于其中哪种回应成为主导，取决于俄罗斯社会和民众的选择。
当代俄罗斯现代化不属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古典模式，因为进行这种过渡的苏联社会不是传统社会。它曾经是某种类型的现代化社会，是所谓非传统的现代化结果，包括加速工业化、城市化、普及教育等过程，但这不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民主为基础的，而是以国有经济和国家全面控制为基础的。总之，苏联政治体系与西方自由民主体系是完全相反的。换言之，当代现代化是非古典模式的现代化，由现代化（工业化的、城市化的等）过渡为另一种西方现代化类型，其主要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显然，俄罗斯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上罕见的特殊现象，即使在最相似的情况下也不能与别国完全相同。譬如说，在二战后进行民主过渡的日本。当然，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从明治维新时期（19世纪60年代）步入现代化道路。日本在民主过渡过程中不需要利用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日本的现代化首先触及的是政治体系，主要是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民主过渡。当然，独联体国家的经验与俄罗斯最为接近，它们都从相同的苏联体系按相同原则以相似的方法开始过渡。但是其中一些国家，尤其中亚诸国在苏联时期尚未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工业化的、城市化的国家，所以在当代改革之初很多方面都保留了传统社会的体系和结构。这没有为民主过渡，而是为专制制度提供了前提。但主要差别还是在于其他方面。所有独联体国家都是苏联解体的结果，但解体之后只有俄罗斯在法律上仍然是民族共和国联邦，其中很多共和国像苏联解体时的加盟共和国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宣告其主权，所以俄罗斯本身就处于解体的边缘。通过建立独一无二的以两大原则——民族原则和领土原则——为基础的混合型联邦国家机构，才能化解危机。
俄罗斯现代化之所以成为独一无二的现代化，还有一方面原因，即俄罗斯现代化是指作为苏联国家机构和苏联基础的国家现代化，是苏联合法继承者的国家现代化。俄罗斯现代化始于苏联框架。苏联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曾代表着两种社会体系之一（社会主义），实施过世界革命的政治草案，努力地向外界推广自己的价值和制度。此外，这个强国，与战败后实现了民主过渡的德国和日本不同，它没遭受任何战争失利，尽管从经济效率的角度上输给了竞争对手，但仍然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放弃了自己的政治计划、自己的社会体系、自己的盟国和势力范围，并开始认同自己过去对手的体制和价值——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私有制等等。换言之，俄罗斯正努力成为西方社会——发达民主国家的一员。但是，俄罗斯与中欧国家不同。对于中欧国家来说，类似的政治选择也预先决定其认同西方的地缘政治选择——西欧和大西洋组织一体化。而俄罗斯地缘政治选择不可能有如此相同的意义，它是欧亚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状况注定了欧亚选择的必要性——积极参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过程，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太地区、中亚、近东、中东等世界其他地区的事情，尽可能地介入。此外，虽然俄罗斯倾向于西方经济政治制度，但其仍是具有独特文化的国家。即便俄罗斯多数民众信奉基督教，但这不是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而是东正教。在俄罗斯还生活着信仰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居民。显然，在实现政治现代化和民主过渡时，俄罗斯应避免西化，努力保留自己的独特文化。
总之，俄罗斯在21世纪遇到史无前例的挑战。对这种挑战的回应不可能是直线式的，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大西洋主义——欧亚主义，西方——东方。若俄罗斯接受以原汁原味的多元化民主价值为基础建构起来的西方政治制度，致力于成为欧洲国家，就应该实行“全方位”的、积极的对外政策和果断地根除国家内部分裂的苗头。
［收稿日期］2008-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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